評論｜COP26氣候大會閉幕，還有哪些爭議問題有待解決？

第26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延期一年後，於日前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拜登上台，美國重返巴黎協議後，也加入此次氣候大會，拜登親自出席。在越來越多國家承認「全球氣候危機」以及美中「最激烈的競爭」的背景下，氣候大會既關係到人類如何應對全球變暖，也關係到國際政治中的大國競爭和合作，意義重大。事實上，在COP26之前的聯合國大會以及G20大會上，氣候問題就已經是重點議題，各大國也紛紛「加碼」承諾。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討論，在延遲一天之後，13日晚上，各國代表達成《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會議和最後協議字面上有幾個重要成果。第一，繼續認為追求1.5攝氏度的目標是可行的，即把氣温上升控制在比19世紀後期的氣温高1.5攝氏度之內。第二，在最受人關注，也是碳排放的最大來源化石能源使用問題上，第一次確定了結束煤炭使用的目標。在會議期間，40多個國家承諾逐步淘汰煤炭。中國日本等國承諾不在海外繼續投資煤電項目。在最後協議中，雖然在印度和伊朗的堅持下，不得不把逐步取淘汰煤炭（phase out）改為了逐步減少煤炭（phase down），有點令人失望，但大方向在那裏。減少煤炭第一次寫在協議文本上成為確定目標，可預見煤炭時代真的將走向終結。第三，把碳排放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土地利用變更」（land use change）放到了重要位置，多國承諾在2030年之前停止砍伐森林，減少因用地而導致的温室氣體排放，這包括巴西、印尼、加拿大、俄羅斯等森林大國。第四，「零碳淨排放」（net zero）成為普遍共識，美加澳英歐日韓等發達國家承諾2050年實現零淨排放，中國、尼日利亞、沙特、俄羅斯等承諾2060年，印度承諾2070年實現。第五，在二氧化碳之外，甲烷開始成為下一個關注點。總的說來，最終文本雖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足以成為2016年巴黎協議之後最有誠意的協議，算得上「歷史性的協定」。

此外，在會議結束前，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的碳排國發表了一份《中美關於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聲明》 ，這當是整個會議最令人振奮的進展之一。聯合聲明承諾加速行動通過多變進程開展氣候合作，承認現在雙方努力及其總體效果與巴黎條約目標還有顯著差距，必須攜手努力，推進巴黎協議。中美在五大領域展開合作，包括制定法規和標準、清潔能源轉型、推動脫碳和電氣化、循環經濟、碳捕捉等技術。雙方也承諾在二氧化碳排放上面的目標，包括中國承諾在十五五中逐步減少煤炭消費。雙方首次專門提到在甲烷方面的合作。中美也同意建立一個聯合行動工作組，聚焦強化具體行動。

此前，由於中國總書記習近平沒有出席會議，甚至連視頻現身都欠奉，大部分國家都表示失望，拜登更在發言中指責中俄 。此前，多國都認為中國的氣候承諾不夠有抱負；中國外長王毅曾經把中美氣候合作和中美之間其他問題掛鈎，暗示「美國在求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合作」，讓人覺得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不積極，待價而沽；加上中國最近重新加大煤礦生產，被質疑走了回頭路。一時間，在美中氣候問題的大國競爭中，美國搶回「領導權」，中國再次處於下風。這個雙方協議無疑是會議一大驚喜，中國多少挽回了氣候外交上的劣勢。

1.5度目標能否實現

然而，協議是一回事，能否實現又是另一回事，更何況即使以上承諾都能實現，距離「1.5度目標」依然有很大差距。

今年年初，「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表了一份全長近四千頁名為《氣候變化2021——物理科學基礎》（Climate Change 2021，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的報告就指出，在2020年，全球變暖的幅度的實測值已比19世紀後期（1850-1900）上升了1.2度，而趨勢還在上升中。因此，如果在未來幾十年不「大幅度減少」温室氣體排放，全球變暖幅度在21世紀末超過1.5度甚至2度都不可避免。如報告中第13頁所示，在報告評估的五種減排的情景下，到本世紀末，只有第一種情景（SSP1-1.9）將會升温低於1.5度（1.4度），第二種（SSP1-2.6）升温低於2度（1.8度），此外三種情景分別會升高2.7度到4.4度不等。

然而，第一種情景根本不可能出現。它要求從今開始，全球碳排放就急速下降，在2050年降到零（這就是為何2050年零淨排放成為一個目標），但目前排放第一大國中國和第三大國印度，都只肯承諾2060或2070年零淨排放。第二種情景也很難實現。雖然它的零淨排放的目標在2075年中期，但它要求從今開始碳排放就開始下降（儘管沒有情景一下降得這麼快）。其實，如果不是2020年的COVID19影響，全球碳排放還在快速增長 ，其增長的趨勢與報告評估的情景五（SSP-8.5）相接近。可想而知，隨著各國經濟重開，碳排放增長可能回覆此前趨勢，甚至可能「補償性反彈」。因此，實際情況如果能做到情景三（SSP3-7.0），即從今天開始碳排放進入平台期，在2050年之後緩慢下降，就相當難得了。而這種情景下，到世紀末增温將會是2.7度。當然，COVID19的到來可能是一個不期然的轉機。

各國在減排問題上的取向不同

氣候問題之所以難解決有很多原因，各國在減排問題上的取向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在減排的國際角力中本來就大致上存在六個陣營。（1）對一些國家而言，全球變暖對自己國家有利。（2）化石能源生產國家則在減排中利益受損。（3）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印等排放大國）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認為減排「剝奪自己的發展權」。（4）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對「發展權」沒有這麼重視，卻受氣候災害影響，也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資金，於是支持減排。（5）最受氣候影響的小島國出於生死存亡，是減排的最積極支持者。（6）歐洲向來是減排的積極推動者，美國則視哪一派上台而定。當然，也有國家是多種情況並存。這裏主要討論前三類在利益上有理由抗拒減排的國家。

全球變暖最有利的當屬大批國土處於北極圈的三個國家，俄羅斯、加拿大和格陵蘭（丹麥）。俄羅斯是國土位於北極圈中面積最大的國家。加拿大在北極圈不但有大批國土，還有大量水域（如哈德遜灣和各群島之間的水道）。格陵蘭目前75%以上的土地被永久冰層覆蓋。全球變暖下，它們的土地都會變得可用，從而獲得大批耕地和適宜人居，水域可供開發航道。它們毫無疑問都是全球變暖的大贏家。儘管有人指出，變暖會令凍土融化，讓這些土地上的建築受損，但這些國家在這種土地上本來就沒有多少建築，損失遠遠比不上帶來的利益。它們和美國不同，美國在北極圈中也有阿拉斯加，但美國本土靠南，變暖對本土造成衝擊，全球變暖只能說有利有弊，它們則完全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俄羅斯對減排的冷淡可想而知。作為世界排名第四的碳排大國 ，總統普京就沒有出席COP26而受到抨擊。雖然俄國也做出2060零淨排放的承諾，但只是一句空言，尚無任何路綫圖和措施。對比之下，目前碳排全球第七的加拿大承諾2050年將零淨排放，也有了實際減排措施，在全球「零淨排放準備指數」 高居第八，算是有誠意。當然考慮到加拿大的人均碳排比美國還高，位居前列，這個表態也「剛好而已」。

其他幾個北極國家（挪威瑞典冰島）等倒都是減排先鋒。它們支持減排固然有「高風亮節」的因素，但也有客觀原因：它們的北方領土面積都不大，經濟獲益有限，而且它們也足夠富裕，更願意把保護生態放在經濟發展之上。

另一組可能受惠於全球變暖的國家是乾旱地區的國家，特別是非洲、西亞和中亞等沙漠地區。有一種說法是，全球變暖導致冰層融化，大氣水分增加，有助於把乾旱地區變得濕潤。但這個問題並不像北極國家受惠那樣顯而易見，科學界對利弊沒有起碼的共識。一方面，變暖可能給這些本來就高温的地區帶來更高温，更不適合人居。另一方面，新增降雨是否能「分配」到這些地區也有待論證。從目前的研究看，反而有可能本來不缺水的地方會「分配」到更多雨水導致洪水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中國和美國都也有大片沙漠，同樣也有人認為變暖後沙漠變綠洲是大好事。但同樣道理，這遠非定論。

能源產業重置的輸家與贏家

減排實質地改變國際能源結構，意味著大規模的能源產業重置，必然有輸家和贏家。贏家固然高興，輸家當然就不起勁了。可想而知，化石能源的生產和出口大國都不太熱心減排。原因顯而易見，如果不能用化石能源了，自己能源產業、能源安全乃至經濟支柱都沒有了。

目前世界化石能源以煤礦、石油、天然氣三種為主，按「排碳骯髒程度」也是這個次序。終止用煤在這次COP26就被重點討論。

煤的主要功用是發電。2019年，世界最大煤生產國是中國，產量為37億噸，是第二名印度的將近5倍，也相當於第二到第十一各國的總和（依次是印度、美國、澳洲、印尼、俄國、南非、德國、波蘭、哈薩克斯坦、哥倫比亞）。中國也要從外國進口，2019年就共進口0.3億噸，但同時也向外國出口，數量和進口大致相當。煤礦對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約一半發電都是煤炭火電，可以說，煤炭不但關乎一大批行業的經濟活動，還是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其他產煤大國中，澳洲、印尼、俄國位居全球出口前三位，分別佔出口市場39.5%，17.6%和15%。煤礦生產對這些國家同樣非常重要。

在煤礦之後，石油將是下一個被針對的化石能源。石油的主要功用不是發電，而是交通、燃料和化工。在美國光是汽車用的汽油就佔石油消耗的四成多。現在美國計劃推動電動車就「動了石油公司的奶酪」。當然，電動車需要電，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在電廠用油發電的量不大（不到10%），除了「綠色能源」和核電外，天然氣發電將會補充汽油（和煤）的這個缺口。石油生產長期以來也是全球經濟的命脈之一。對很多石油輸出國家而言，石油是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產業。目前美國、沙特、俄國、中國、加拿大的產量位居前五 ，一眾海灣國家跟在後面。以出口而言，則是沙特、俄國、伊拉克、美國、阿聯酋等位居前五 。

目前唯一受惠的化石能源就是「乾淨」的天然氣。目前天然氣產量排名 ，美國高居第一，俄國位列第二，伊朗、加拿大、阿爾及利亞等分列三到五。以出口排名，俄國、美國、卡塔爾、挪威、澳洲分居前五。

從以上對比可知，當化石能源從煤、石油再轉向天然氣，像美國和俄羅斯這樣，三種能源都多的國家，無非就是從一種能源生產轉到另一種能源生產的內部轉換，總體利益沒有太受損。澳洲和加拿大，一個煤礦多，一個石油多，但它們的天然氣也不少，同樣可以拆東牆補西牆。最受損的就是以煤礦和石油為主但又缺乏天然氣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印尼、沙特、阿聯酋等。可以說，「減排革命」是能源界的「大洗牌」。難怪這些「能源輸家」都不太樂意支持。

能源界大洗牌還牽涉到「綠色能源」分布上。目前所謂綠色能源一般指五種：風能、太陽能、水能、地熱、生物能（核能有時也被歸入綠色能源中，但由於安全和處理核廢料等困難，近年來積極發展核能的國家不多。）在五大能源中，水能目前佔最重要地位，但受到的批評也最多，因為建造大壩影響生態，所以已建成的大概率會繼續直至報廢，新建的就越來越難過環保評估關。風能和太陽能是後期之秀。尤其是風能，不但本身「乾淨」，還沒有生產太陽能板這個污染過程。在美國，風能即將取代水能成為第一大綠色能源。

然而，風能也是一種自然資源，和化石能源一樣，它不是全球均衡分布的，有的地方就特別適合建設風能農場（wind farm）。風能分為陸上（onshore）和離岸（offshore）兩種，後者風力強勁，風速和強度都穩定和可預測，機件和發電量都更大，因此是好得多的選擇。可是，離岸風能農場有位置限制，長年大風的地方才符合經濟原則。全球適合地方其實不太多，主要有格陵蘭東岸到冰島、北海沿岸至不列顛島和愛爾蘭西案、法國地中海沿岸、加拿大東岸、美國西岸、墨西哥西南端、美國阿留申島鏈和俄羅斯勘察加半島和千島群島（即白令海峽以南沿岸）、台灣海峽、新西蘭南端到澳洲南端的馬斯塔尼亞一帶、東非之角、納米比亞、英國南大西洋屬地南佐治亞及南三文治群島、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島（智利和阿根廷）一帶等幾個。從地圖可知，其中北海沿岸、格陵蘭東岸、加拿大東岸、白令海峽以南、馬斯塔尼亞、火地島等六處風力既大，海岸綫又長，更是黃金地帶。於是，美國、俄羅斯、加拿大、澳洲等也可望繼續成為能源市場的贏家。

也可以看到，雖然中國近年來風能裝機容量瘋長，接近全球五成，然而中國適合風能的地點並非最好。至於像沙特、印尼、印度等煤礦或石油大國，沒有多少適合適合風能農場的地方，更會是大輸家。

中國到底在減排目標上有沒有吃虧

第三類抗拒減排的國家就是以「發展權」為理由的國家，諸如中國和印度。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以「丁仲禮邏輯」為代表。丁仲禮院士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前後，接受央視主持人柴靜《面對面》 訪問時一句「中國人是不是人？」多次被熱捧。從訪問看，丁仲禮對國際科學界（IPCC為代表）通過計算機模擬的結論非常不以為然，認為計算機模擬沒有做實驗，不可信，繼而強烈指責IPCC提出的推薦方案。他認為，IPCC規定了一個2050年的全球排放總量（降低80%），各西方國家又主動承諾在2050年減排80%，這個意味著（按照現在的碳排放分布）西方「把蛋糕割走了一大半」，把一小塊蛋糕留給發展中國家。他提出，排碳權相當於發展權，應該「按人均分配」，否則就是限制了每個國家的發展。

其實，當時協議根本沒有把「2050年排放總量」寫入（所有歷次協議都只寫入温度控制目標，從來沒有排放總量），也沒有寫入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承諾。至於IPCC當時的報告是純科學性地描述，為達到防止變暖的目標要把排放總量控制在多少，和哥本哈根協議無關。丁仲禮當時大為光火，其實對協議本身並不太了解。其實，即使在科學方面，儘管他是院士，但作為一個並非氣候學的專家，他不但質疑氣候專家的結論，還沒有理由地質疑他們所用的方法「不夠科學」，這相當不得體。

當然，他那句「中國人是不是人」深入民心，也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無論哪種減排方案，都不可能公平，社會的一部分或整體，也必然有犧牲。但關鍵是怎麼看待。過了十年，可以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並非每個發展中國家都這麼堅持「發展權」，事實上，大批發展中國家都承諾在2050年達到零淨排放 。比如越南比中國和印度都落後，但越南就承諾在2050年達到零淨排放。其他已做出承諾的代表性「發展中國家」，東南亞還有馬來西亞、老撾等，南美有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中美洲有巴拿馬、哥斯達黎加等，非洲有南非、摩洛哥等，就連土耳其也給出了2053年的時間表。還有大批國家正在考慮做出2050年的承諾。當然，說到不一定做得到，但有這個表態還是好的。由此觀之，中國2060年的承諾在「發展中國家」中都是「後進生」，印度2070年的指標更是全球「倒數第一」。

這樣問題就來了，中國原先一再強調「人均排放量」低，但現在（2016年數據，下同） 人均排放量（7.4噸每人每年）已超過歐盟平均值（6.6噸）。而越南目前人均排放量更只有1.9噸。越南人口將近一億，如果說這也算「小國」與中國不好比的話，那麼同樣把目標定在2050年的巴西，人口2.2億居世界第六總能和中國一比，它的人均排放也只有2.25噸。當然，中國也要算「歷史排放」，最近外交部發言人還終於把「歷史人均排放」也搬上台面。然而，中國說自己「歷史排放低」甚至「歷史人均排放低」，都和美國比，如果和巴西越南等相比，中國的數值顯而易見要高得不是一點點。

印尼承諾是2060年，印度承諾是2070年。但這兩個國家，無論現在的排放總值還是人均排放值也都遠遠低於中國。2016年，中國排放總值是印度的4倍，是印尼19倍；人均值是印度的4倍，印尼的3.7倍。歷史排放值乃至人均歷史排放值就當然更不用說了。如果按照中國那種發展中國家必須有「發展權」，應該與發達國家「人均排放」甚至「歷史人均排放」看齊的話，那麼印尼承諾年份與中國一樣，顯然沒有遵從中國這個標準，在減排上比中國更有誠意。印度雖然比中國晚十年，但中國目前人均是美國的一半左右，尚且要比美國晚十年，那麼印度人均是中國的四分一，比中國再晚十年，還是比中國的承諾要有誠意。可見，即便是橫向比較，中國的減排目標也是相當「後進」的。

在中國式的「歷史排放」的邏輯中，還有一個邏輯漏洞，那就是現在的「歷史數據」的計算方式是有缺陷的。它基本依照能源消耗來計算，沒有把其他方式的排放計算在內。這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那就是用能源消耗才能容易回溯估算歷史數據，其他方式的排放沒有足夠資料，無法回推。然而，無法計算意味著不得不接受的不足，而不等於這種處理是合理的。

温室氣體排放主要有碳排放、甲烷排放和氮氧化物排放三種。以美國的情況為例，農業、森林業和土地用途大約佔温室氣體排放的四分之一 ，全球的糧食體系的排放更超過總排放的三分之一 。可見，農業、森林和更改土地用途，是導致温室氣體的重要因素。這種途徑同時排放三種氣體，但對甲烷這種温室效應最強的氣體影響最大。這也是為什麼這種途徑在温室氣體排放中的所佔比例，要比碳排放中的比例高的緣故。（這次大會協議有對甲烷的討論，而不光說碳排放是個進步。）

更改土地用途的突出例子就是砍伐森林，用來開闢農田，飼養家畜和建設城市用地。砍伐森林減少了森林，首先就減少了碳回收（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碳），變相增加碳增量。種植農業會增加温室氣體，特別是甲烷的排放。而不同農作物的温室氣體排放量是不同的，水稻的排放量是小麥的兩倍左右。飼養家畜也會增加温室氣體排放，特別是牛羊等反芻動物。燒秸稈柴火等農家日常操作，以及建設城市用地也會增加排放量。於是經過這種減少碳回收和增加碳排放的雙重作用，這些沒有反映在以能源消耗計算中的「歷史排放」，絕對不是一個小數字。

如果我們不考慮完全自然過程的排放，只考慮「人類活動造成的温室氣體排放」，那麼在歷史排放方面，歷史約長久的國家，越早砍伐大片森林，開發成農業（特別是水稻為主的）的國家，「風吹草低現牛羊」的畜牧業國家，因「土地用途更改」而排放出來的温室氣體就越多。我們當然很難準確地評估具體的數值。但可想而知，「五千年歷史」當然比區區200多年歷史所釋放的這部分温室氣體要多。所以，真實的「歷史排放」誰多誰少，不是毫無爭議的。

當然，這麼討論不是要斤斤計較誰的排放更多，而是要說明，這麼斤斤計較下去沒有一個盡頭。比如還有人提出不應該以人均作為比較的單位，而應該用「地均」作為單位（即每平方公里排放多少）。如果這麼算，中國的地均排放量就是美國的兩倍。人均合理些，還是「地均」合理些，或可再爭議，但也不能說這種「地均」對比就完全沒有道理。

中國還有一種論點，就是區分「生產的排碳」與「消費的排碳」。這種理論認為，西方正是把生產都轉移到中國，才能讓境內的排放降低，他們消費了中國生產的商品，卻不必承擔這部分的排碳，等於佔了中國的便宜。因此，應該用「消費排碳」的概念，把這部分加入西方國家的排碳中。這種說法不能說完全無理，但也有很明顯的缺陷。首先，西方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環境（包括碳排放）的考慮確實是一大因素，但中國正是受益於此才變成世界製造業大國。假如，在當初就有所謂「消費碳排」一說的話，那麼西方轉移製造業的動力就小很多。正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國大大得益於西方的碳排放政策，吃了西方的「碳排放政策紅利」，現在卻來指責西方「消費碳排」，豈非可笑？其次，西方購買中國的產品，也是用自己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換回來的，那部分也有碳排，無非是他們發展了低碳排產業，而中國發展了高碳排產業罷了。其包括碳排放在內的「當時」價值都體現在正常商品交換中了。最後，如果中國堅持要分清「消費碳排」，後果可能就是打亂現在的國際製造供應鏈，對中國也不利。

此外，中國、印度（還有印尼）的要求「發展權」來看，從前面的討論可知，它們都是在能源結構改變方面的「輸家」，中國印尼印度本身多煤，反而非常缺乏天然氣。正如中國一半能源都是自產的煤，不用煤不但能源跟不上，還帶來很大的就業問題。所以所謂「發展權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能源問題」。假如，中國剛好不是一個煤炭大國，而是天然氣大國，那麼中國的態度或許有不同。

可見，「丁仲禮邏輯」不能簡單地說對還是錯，轉型必然有犧牲，它關鍵還是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同時也要看到，這種邏輯並不是被各國普遍完全接受的，沒有多少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堅持一定要「向西方看齊」的「發展權」。可想而知，如果各國真的都斤斤計較一定要「看齊」，那麼現在所有方案都無法滿足這個「平等的發展權」。如果要滿足，那麼就根本沒有可行的方案。過分糾結於此，就等於不合理地製造解決氣候問題的障礙。作為泱泱大國，「丁仲禮邏輯」能在中國這麼流行，頗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幸好，中國總書記習近平並不是用「丁仲禮邏輯」去看待氣候問題。他多次論述到「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推進「生態文明」，「促進低碳和綠色發展的有機統一」，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提倡全社會向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轉型，促進低碳不但不和「發展權」相對立，還有助在新經濟中取得先手，有利對西方國家的「彎道超車」。習近平的視野比起憤憤不平的丁仲禮高了很多籌。

2015年，中國在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承諾了四項主要內容：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在2030年之前達到峰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單位GDP排放的碳，不是碳排放總量）將比2005年下降65%；確保可再生能源佔能源消費比重的四分之一；增加森林覆蓋率。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協議的時候，中國高舉「應對氣候問題」的大旗，獲得西方喝彩。2020年，習近平再次提出2060年的零淨排放目標。

然而，正如此前指出，即便是習近平力推低碳經濟，也在國內切實地支持電車和風力發電等項目，但其目標偏保守，被西方認為努力不夠，作為最大的排放國家，如果不提出更有抱負的目標，全球就無法達到1.5度目標。

中國如此，就更不提印度2070年的「劃大餅」了。至少在「零淨排放準備係數」 中，中國排20位，印度只能「尚待觀察」，也就是根本沒到拿出計劃的階段，無法評價。

以上這些因素都決定了，很多重要國家特別是高排碳國，對減排多少都有利益上的不情願。這也使得減排說的多，做的不夠。減排如果大幅度影響經濟，那麼減排就很難堅持，畢竟減排的成效不但遠期，還頗受質疑，而影響經濟民生又是實實在在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廣義的丁仲禮邏輯」。

在民主國家要向選民交代，不總是能形成共識。正如美國，至少一小半人認為減排根本不重要。中國指責美國的一點說得不錯，如果美國三年後又上了一個共和黨總統，又退出巴黎協議，那麼一切都是白費。然而，即便在中國這樣「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國家，一旦生活出現不便，擁有全部強力的政府也不得不妥協。正如前兩個月，由於「能耗雙控」導致一些地區電力不足，於是中國又重新加大煤礦生產。這些都是實際問題，不易解決。如何說服人民做出必要的犧牲，破除「丁仲禮邏輯」的迷思，看來真是一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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