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COP26气候大会闭幕，还有哪些争议问题有待解决？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延期一年后，于日前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拜登上台，美国重返巴黎协议后，也加入此次气候大会，拜登亲自出席。在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全球气候危机”以及美中“最激烈的竞争”的背景下，气候大会既关系到人类如何应对全球变暖，也关系到国际政治中的大国竞争和合作，意义重大。事实上，在COP26之前的联合国大会以及G20大会上，气候问题就已经是重点议题，各大国也纷纷“加码”承诺。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讨论，在延迟一天之后，13日晚上，各国代表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会议和最后协议字面上有几个重要成果。第一，继续认为追求1.5摄氏度的目标是可行的，即把气温上升控制在比19世纪后期的气温高1.5摄氏度之内。第二，在最受人关注，也是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化石能源使用问题上，第一次确定了结束煤炭使用的目标。在会议期间，40多个国家承诺逐步淘汰煤炭。中国日本等国承诺不在海外继续投资煤电项目。在最后协议中，虽然在印度和伊朗的坚持下，不得不把逐步取淘汰煤炭（phase out）改为了逐步减少煤炭（phase down），有点令人失望，但大方向在那里。减少煤炭第一次写在协议文本上成为确定目标，可预见煤炭时代真的将走向终结。第三，把碳排放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土地利用变更”（land use change）放到了重要位置，多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停止砍伐森林，减少因用地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包括巴西、印尼、加拿大、俄罗斯等森林大国。第四，“零碳净排放”（net zero）成为普遍共识，美加澳英欧日韩等发达国家承诺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中国、尼日利亚、沙特、俄罗斯等承诺2060年，印度承诺2070年实现。第五，在二氧化碳之外，甲烷开始成为下一个关注点。总的说来，最终文本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足以成为2016年巴黎协议之后最有诚意的协议，算得上“历史性的协定”。

此外，在会议结束前，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的碳排国发表了一份《中美关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声明》 ，这当是整个会议最令人振奋的进展之一。联合声明承诺加速行动通过多变进程开展气候合作，承认现在双方努力及其总体效果与巴黎条约目标还有显著差距，必须携手努力，推进巴黎协议。中美在五大领域展开合作，包括制定法规和标准、清洁能源转型、推动脱碳和电气化、循环经济、碳捕捉等技术。双方也承诺在二氧化碳排放上面的目标，包括中国承诺在十五五中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双方首次专门提到在甲烷方面的合作。中美也同意建立一个联合行动工作组，聚焦强化具体行动。

此前，由于中国总书记习近平没有出席会议，甚至连视频现身都欠奉，大部分国家都表示失望，拜登更在发言中指责中俄 。此前，多国都认为中国的气候承诺不够有抱负；中国外长王毅曾经把中美气候合作和中美之间其他问题挂钩，暗示“美国在求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让人觉得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不积极，待价而沽；加上中国最近重新加大煤矿生产，被质疑走了回头路。一时间，在美中气候问题的大国竞争中，美国抢回“领导权”，中国再次处于下风。这个双方协议无疑是会议一大惊喜，中国多少挽回了气候外交上的劣势。

1.5度目标能否实现

然而，协议是一回事，能否实现又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即使以上承诺都能实现，距离“1.5度目标”依然有很大差距。

今年年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了一份全长近四千页名为《气候变化2021——物理科学基础》（Climate Change 2021，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的报告就指出，在2020年，全球变暖的幅度的实测值已比19世纪后期（1850-1900）上升了1.2度，而趋势还在上升中。因此，如果在未来几十年不“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幅度在21世纪末超过1.5度甚至2度都不可避免。如报告中第13页所示，在报告评估的五种减排的情景下，到本世纪末，只有第一种情景（SSP1-1.9）将会升温低于1.5度（1.4度），第二种（SSP1-2.6）升温低于2度（1.8度），此外三种情景分别会升高2.7度到4.4度不等。

然而，第一种情景根本不可能出现。它要求从今开始，全球碳排放就急速下降，在2050年降到零（这就是为何2050年零净排放成为一个目标），但目前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和第三大国印度，都只肯承诺2060或2070年零净排放。第二种情景也很难实现。虽然它的零净排放的目标在2075年中期，但它要求从今开始碳排放就开始下降（尽管没有情景一下降得这么快）。其实，如果不是2020年的COVID19影响，全球碳排放还在快速增长 ，其增长的趋势与报告评估的情景五（SSP-8.5）相接近。可想而知，随着各国经济重开，碳排放增长可能回复此前趋势，甚至可能“补偿性反弹”。因此，实际情况如果能做到情景三（SSP3-7.0），即从今天开始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在2050年之后缓慢下降，就相当难得了。而这种情景下，到世纪末增温将会是2.7度。当然，COVID19的到来可能是一个不期然的转机。

各国在减排问题上的取向不同

气候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有很多原因，各国在减排问题上的取向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减排的国际角力中本来就大致上存在六个阵营。（1）对一些国家而言，全球变暖对自己国家有利。（2）化石能源生产国家则在减排中利益受损。（3）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等排放大国）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减排“剥夺自己的发展权”。（4）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对“发展权”没有这么重视，却受气候灾害影响，也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资金，于是支持减排。（5）最受气候影响的小岛国出于生死存亡，是减排的最积极支持者。（6）欧洲向来是减排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则视哪一派上台而定。当然，也有国家是多种情况并存。这里主要讨论前三类在利益上有理由抗拒减排的国家。

全球变暖最有利的当属大批国土处于北极圈的三个国家，俄罗斯、加拿大和格陵兰（丹麦）。俄罗斯是国土位于北极圈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加拿大在北极圈不但有大批国土，还有大量水域（如哈德逊湾和各群岛之间的水道）。格陵兰目前75%以上的土地被永久冰层覆盖。全球变暖下，它们的土地都会变得可用，从而获得大批耕地和适宜人居，水域可供开发航道。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全球变暖的大赢家。尽管有人指出，变暖会令冻土融化，让这些土地上的建筑受损，但这些国家在这种土地上本来就没有多少建筑，损失远远比不上带来的利益。它们和美国不同，美国在北极圈中也有阿拉斯加，但美国本土靠南，变暖对本土造成冲击，全球变暖只能说有利有弊，它们则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俄罗斯对减排的冷淡可想而知。作为世界排名第四的碳排大国 ，总统普京就没有出席COP26而受到抨击。虽然俄国也做出2060零净排放的承诺，但只是一句空言，尚无任何路线图和措施。对比之下，目前碳排全球第七的加拿大承诺2050年将零净排放，也有了实际减排措施，在全球“零净排放准备指数” 高居第八，算是有诚意。当然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均碳排比美国还高，位居前列，这个表态也“刚好而已”。

其他几个北极国家（挪威瑞典冰岛）等倒都是减排先锋。它们支持减排固然有“高风亮节”的因素，但也有客观原因：它们的北方领土面积都不大，经济获益有限，而且它们也足够富裕，更愿意把保护生态放在经济发展之上。

另一组可能受惠于全球变暖的国家是干旱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非洲、西亚和中亚等沙漠地区。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变暖导致冰层融化，大气水分增加，有助于把干旱地区变得湿润。但这个问题并不像北极国家受惠那样显而易见，科学界对利弊没有起码的共识。一方面，变暖可能给这些本来就高温的地区带来更高温，更不适合人居。另一方面，新增降雨是否能“分配”到这些地区也有待论证。从目前的研究看，反而有可能本来不缺水的地方会“分配”到更多雨水导致洪水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和美国都也有大片沙漠，同样也有人认为变暖后沙漠变绿洲是大好事。但同样道理，这远非定论。

能源产业重置的输家与赢家

减排实质地改变国际能源结构，意味着大规模的能源产业重置，必然有输家和赢家。赢家固然高兴，输家当然就不起劲了。可想而知，化石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大国都不太热心减排。原因显而易见，如果不能用化石能源了，自己能源产业、能源安全乃至经济支柱都没有了。

目前世界化石能源以煤矿、石油、天然气三种为主，按“排碳肮脏程度”也是这个次序。终止用煤在这次COP26就被重点讨论。

煤的主要功用是发电。2019年，世界最大煤生产国是中国，产量为37亿吨，是第二名印度的将近5倍，也相当于第二到第十一各国的总和（依次是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印尼、俄国、南非、德国、波兰、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中国也要从外国进口，2019年就共进口0.3亿吨，但同时也向外国出口，数量和进口大致相当。煤矿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约一半发电都是煤炭火电，可以说，煤炭不但关乎一大批行业的经济活动，还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其他产煤大国中，澳大利亚、印尼、俄国位居全球出口前三位，分别占出口市场39.5%，17.6%和15%。煤矿生产对这些国家同样非常重要。

在煤矿之后，石油将是下一个被针对的化石能源。石油的主要功用不是发电，而是交通、燃料和化工。在美国光是汽车用的汽油就占石油消耗的四成多。现在美国计划推动电动车就“动了石油公司的奶酪”。当然，电动车需要电，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电厂用油发电的量不大（不到10%），除了“绿色能源”和核电外，天然气发电将会补充汽油（和煤）的这个缺口。石油生产长期以来也是全球经济的命脉之一。对很多石油输出国家而言，石油是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产业。目前美国、沙特、俄国、中国、加拿大的产量位居前五 ，一众海湾国家跟在后面。以出口而言，则是沙特、俄国、伊拉克、美国、阿联酋等位居前五 。

目前唯一受惠的化石能源就是“干净”的天然气。目前天然气产量排名 ，美国高居第一，俄国位列第二，伊朗、加拿大、阿尔及利亚等分列三到五。以出口排名，俄国、美国、卡塔尔、挪威、澳大利亚分居前五。

从以上对比可知，当化石能源从煤、石油再转向天然气，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三种能源都多的国家，无非就是从一种能源生产转到另一种能源生产的内部转换，总体利益没有太受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个煤矿多，一个石油多，但它们的天然气也不少，同样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最受损的就是以煤矿和石油为主但又缺乏天然气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尼、沙特、阿联酋等。可以说，“减排革命”是能源界的“大洗牌”。难怪这些“能源输家”都不太乐意支持。

能源界大洗牌还牵涉到“绿色能源”分布上。目前所谓绿色能源一般指五种：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生物能（核能有时也被归入绿色能源中，但由于安全和处理核废料等困难，近年来积极发展核能的国家不多。）在五大能源中，水能目前占最重要地位，但受到的批评也最多，因为建造大坝影响生态，所以已建成的大概率会继续直至报废，新建的就越来越难过环保评估关。风能和太阳能是后期之秀。尤其是风能，不但本身“干净”，还没有生产太阳能板这个污染过程。在美国，风能即将取代水能成为第一大绿色能源。

然而，风能也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化石能源一样，它不是全球均衡分布的，有的地方就特别适合建设风能农场（wind farm）。风能分为陆上（onshore）和离岸（offshore）两种，后者风力强劲，风速和强度都稳定和可预测，机件和发电量都更大，因此是好得多的选择。可是，离岸风能农场有位置限制，长年大风的地方才符合经济原则。全球适合地方其实不太多，主要有格陵兰东岸到冰岛、北海沿岸至不列颠岛和爱尔兰西案、法国地中海沿岸、加拿大东岸、美国西岸、墨西哥西南端、美国阿留申岛链和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即白令海峡以南沿岸）、台湾海峡、新西兰南端到澳大利亚南端的马斯塔尼亚一带、东非之角、纳米比亚、英国南大西洋属地南佐治亚及南三文治群岛、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智利和阿根廷）一带等几个。从地图可知，其中北海沿岸、格陵兰东岸、加拿大东岸、白令海峡以南、马斯塔尼亚、火地岛等六处风力既大，海岸线又长，更是黄金地带。于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可望继续成为能源市场的赢家。

也可以看到，虽然中国近年来风能装机容量疯长，接近全球五成，然而中国适合风能的地点并非最好。至于像沙特、印尼、印度等煤矿或石油大国，没有多少适合适合风能农场的地方，更会是大输家。

中国到底在减排目标上有没有吃亏

第三类抗拒减排的国家就是以“发展权”为理由的国家，诸如中国和印度。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以“丁仲礼逻辑”为代表。丁仲礼院士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后，接受央视主持人柴静《面对面》 访问时一句“中国人是不是人？”多次被热捧。从访问看，丁仲礼对国际科学界（IPCC为代表）通过计算机模拟的结论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计算机模拟没有做实验，不可信，继而强烈指责IPCC提出的推荐方案。他认为，IPCC规定了一个2050年的全球排放总量（降低80%），各西方国家又主动承诺在2050年减排80%，这个意味着（按照现在的碳排放分布）西方“把蛋糕割走了一大半”，把一小块蛋糕留给发展中国家。他提出，排碳权相当于发展权，应该“按人均分配”，否则就是限制了每个国家的发展。

其实，当时协议根本没有把“2050年排放总量”写入（所有历次协议都只写入温度控制目标，从来没有排放总量），也没有写入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承诺。至于IPCC当时的报告是纯科学性地描述，为达到防止变暖的目标要把排放总量控制在多少，和哥本哈根协议无关。丁仲礼当时大为光火，其实对协议本身并不太了解。其实，即使在科学方面，尽管他是院士，但作为一个并非气候学的专家，他不但质疑气候专家的结论，还没有理由地质疑他们所用的方法“不够科学”，这相当不得体。

当然，他那句“中国人是不是人”深入民心，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无论哪种减排方案，都不可能公平，社会的一部分或整体，也必然有牺牲。但关键是怎么看待。过了十年，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这么坚持“发展权”，事实上，大批发展中国家都承诺在2050年达到零净排放 。比如越南比中国和印度都落后，但越南就承诺在2050年达到零净排放。其他已做出承诺的代表性“发展中国家”，东南亚还有马来西亚、老挝等，南美有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中美洲有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非洲有南非、摩洛哥等，就连土耳其也给出了2053年的时间表。还有大批国家正在考虑做出2050年的承诺。当然，说到不一定做得到，但有这个表态还是好的。由此观之，中国2060年的承诺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后进生”，印度2070年的指标更是全球“倒数第一”。

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国原先一再强调“人均排放量”低，但现在（2016年数据，下同） 人均排放量（7.4吨每人每年）已超过欧盟平均值（6.6吨）。而越南目前人均排放量更只有1.9吨。越南人口将近一亿，如果说这也算“小国”与中国不好比的话，那么同样把目标定在2050年的巴西，人口2.2亿居世界第六总能和中国一比，它的人均排放也只有2.25吨。当然，中国也要算“历史排放”，最近外交部发言人还终于把“历史人均排放”也搬上台面。然而，中国说自己“历史排放低”甚至“历史人均排放低”，都和美国比，如果和巴西越南等相比，中国的数值显而易见要高得不是一点点。

印尼承诺是2060年，印度承诺是2070年。但这两个国家，无论现在的排放总值还是人均排放值也都远远低于中国。2016年，中国排放总值是印度的4倍，是印尼19倍；人均值是印度的4倍，印尼的3.7倍。历史排放值乃至人均历史排放值就当然更不用说了。如果按照中国那种发展中国家必须有“发展权”，应该与发达国家“人均排放”甚至“历史人均排放”看齐的话，那么印尼承诺年份与中国一样，显然没有遵从中国这个标准，在减排上比中国更有诚意。印度虽然比中国晚十年，但中国目前人均是美国的一半左右，尚且要比美国晚十年，那么印度人均是中国的四分一，比中国再晚十年，还是比中国的承诺要有诚意。可见，即便是横向比较，中国的减排目标也是相当“后进”的。

在中国式的“历史排放”的逻辑中，还有一个逻辑漏洞，那就是现在的“历史数据”的计算方式是有缺陷的。它基本依照能源消耗来计算，没有把其他方式的排放计算在内。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那就是用能源消耗才能容易回溯估算历史数据，其他方式的排放没有足够资料，无法回推。然而，无法计算意味着不得不接受的不足，而不等于这种处理是合理的。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有碳排放、甲烷排放和氮氧化物排放三种。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农业、森林业和土地用途大约占温室气体排放的四分之一 ，全球的粮食体系的排放更超过总排放的三分之一 。可见，农业、森林和更改土地用途，是导致温室气体的重要因素。这种途径同时排放三种气体，但对甲烷这种温室效应最强的气体影响最大。这也是为什么这种途径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所占比例，要比碳排放中的比例高的缘故。（这次大会协议有对甲烷的讨论，而不光说碳排放是个进步。）

更改土地用途的突出例子就是砍伐森林，用来开辟农田，饲养家畜和建设城市用地。砍伐森林减少了森林，首先就减少了碳回收（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碳），变相增加碳增量。种植农业会增加温室气体，特别是甲烷的排放。而不同农作物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不同的，水稻的排放量是小麦的两倍左右。饲养家畜也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牛羊等反刍动物。烧秸秆柴火等农家日常操作，以及建设城市用地也会增加排放量。于是经过这种减少碳回收和增加碳排放的双重作用，这些没有反映在以能源消耗计算中的“历史排放”，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如果我们不考虑完全自然过程的排放，只考虑“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在历史排放方面，历史约长久的国家，越早砍伐大片森林，开发成农业（特别是水稻为主的）的国家，“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畜牧业国家，因“土地用途更改”而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就越多。我们当然很难准确地评估具体的数值。但可想而知，“五千年历史”当然比区区200多年历史所释放的这部分温室气体要多。所以，真实的“历史排放”谁多谁少，不是毫无争议的。

当然，这么讨论不是要斤斤计较谁的排放更多，而是要说明，这么斤斤计较下去没有一个尽头。比如还有人提出不应该以人均作为比较的单位，而应该用“地均”作为单位（即每平方公里排放多少）。如果这么算，中国的地均排放量就是美国的两倍。人均合理些，还是“地均”合理些，或可再争议，但也不能说这种“地均”对比就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还有一种论点，就是区分“生产的排碳”与“消费的排碳”。这种理论认为，西方正是把生产都转移到中国，才能让境内的排放降低，他们消费了中国生产的商品，却不必承担这部分的排碳，等于占了中国的便宜。因此，应该用“消费排碳”的概念，把这部分加入西方国家的排碳中。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无理，但也有很明显的缺陷。首先，西方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环境（包括碳排放）的考虑确实是一大因素，但中国正是受益于此才变成世界制造业大国。假如，在当初就有所谓“消费碳排”一说的话，那么西方转移制造业的动力就小很多。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国大大得益于西方的碳排放政策，吃了西方的“碳排放政策红利”，现在却来指责西方“消费碳排”，岂非可笑？其次，西方购买中国的产品，也是用自己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换回来的，那部分也有碳排，无非是他们发展了低碳排产业，而中国发展了高碳排产业罢了。其包括碳排放在内的“当时”价值都体现在正常商品交换中了。最后，如果中国坚持要分清“消费碳排”，后果可能就是打乱现在的国际制造供应链，对中国也不利。

此外，中国、印度（还有印尼）的要求“发展权”来看，从前面的讨论可知，它们都是在能源结构改变方面的“输家”，中国印尼印度本身多煤，反而非常缺乏天然气。正如中国一半能源都是自产的煤，不用煤不但能源跟不上，还带来很大的就业问题。所以所谓“发展权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能源问题”。假如，中国刚好不是一个煤炭大国，而是天然气大国，那么中国的态度或许有不同。

可见，“丁仲礼逻辑”不能简单地说对还是错，转型必然有牺牲，它关键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这种逻辑并不是被各国普遍完全接受的，没有多少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坚持一定要“向西方看齐”的“发展权”。可想而知，如果各国真的都斤斤计较一定要“看齐”，那么现在所有方案都无法满足这个“平等的发展权”。如果要满足，那么就根本没有可行的方案。过分纠结于此，就等于不合理地制造解决气候问题的障碍。作为泱泱大国，“丁仲礼逻辑”能在中国这么流行，颇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幸好，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并不是用“丁仲礼逻辑”去看待气候问题。他多次论述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推进“生态文明”，“促进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提倡全社会向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转型，促进低碳不但不和“发展权”相对立，还有助在新经济中取得先手，有利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习近平的视野比起愤愤不平的丁仲礼高了很多筹。

2015年，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承诺了四项主要内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的碳，不是碳排放总量）将比2005年下降65%；确保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的四分之一；增加森林覆盖率。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议的时候，中国高举“应对气候问题”的大旗，获得西方喝彩。2020年，习近平再次提出2060年的零净排放目标。

然而，正如此前指出，即便是习近平力推低碳经济，也在国内切实地支持电车和风力发电等项目，但其目标偏保守，被西方认为努力不够，作为最大的排放国家，如果不提出更有抱负的目标，全球就无法达到1.5度目标。

中国如此，就更不提印度2070年的“划大饼”了。至少在“零净排放准备系数” 中，中国排20位，印度只能“尚待观察”，也就是根本没到拿出计划的阶段，无法评价。

以上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很多重要国家特别是高排碳国，对减排多少都有利益上的不情愿。这也使得减排说的多，做的不够。减排如果大幅度影响经济，那么减排就很难坚持，毕竟减排的成效不但远期，还颇受质疑，而影响经济民生又是实实在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广义的丁仲礼逻辑”。

在民主国家要向选民交代，不总是能形成共识。正如美国，至少一小半人认为减排根本不重要。中国指责美国的一点说得不错，如果美国三年后又上了一个共和党总统，又退出巴黎协议，那么一切都是白费。然而，即便在中国这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家，一旦生活出现不便，拥有全部强力的政府也不得不妥协。正如前两个月，由于“能耗双控”导致一些地区电力不足，于是中国又重新加大煤矿生产。这些都是实际问题，不易解决。如何说服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破除“丁仲礼逻辑”的迷思，看来真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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