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峻嶸：港隊奧運成績史上最佳，精英、職業與普及運動現狀如何？

完稿之時，香港運動員還未完成在東京奧運的所有比賽。但中國香港代表團已創下了香港隊參加奧運史上的最佳成績。作為運動迷的我，對港隊的成績感到喜出望外。其實在過去二十多年，香港運動員在大型運動會的成績已經比以往大有進步。九七前香港唯一的奧運獎牌，是李麗珊在一九九六年贏到的滑浪風帆金牌。

在亞運場上，九七前香港只得一面金牌。該塊金牌是由車菊紅在八六年在保齡球項目贏回來的。到九七後，香港選手在亞運的戰績已改善不少。由一九九八年曼谷亞運到三年前的雅加達/巨港亞運，香港的金牌數目在這六屆賽事中都不少於四面。在近三屆，香港的獎牌數目更維持不少於四十面的水平。

一個代表團在大型運動會能拿到怎樣的成績，有諸多因素影響。例如當屆賽事有設立哪些項目，肯定會影響到成績。但香港政府對精英運動的支持，實是香港運動員成績有所進步的主因之一。要詳細剖析香港的體育政策，絕非易事，筆者在本文將會簡要地介紹部分特點，不過有關對殘疾運動員的支援，本文暫不會詳談。

精英運動與奧運

體院的支持對於運動員在奧運場上的登場機會和表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香港有系統地推動精英體育運動，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九八二年，銀禧體育中心在沙田落成啟用，成為了培訓香港精英運動員的大本營。銀禧體育中心後來易名為香港體育學院（體院），至今仍是落實精英運動政策的最重要機構。體院的營運經費，絕大部分靠公帑資助。

以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為例，體院錄得近七億四千萬港元的收入之中，就有逾六億六千萬來自政府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在同一財政年度，體院的總支出逾七億三千萬港元，當中的79%是用在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及對精英運動員的直接財政資助。在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的財政年度，體院的整體收入還不到二億二千萬元。政府近年對精英運動的財政支持，確是有顯著增加。

體院有五個支持精英運動員的資助計劃，其中兩個計劃的受惠者是傷殘人士運動員。待遇最佳的運動員所屬的資助計劃叫「精英訓練資助」。根據政府的統計數據，香港的最新的就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傭工）為二萬元。而受惠於「精英訓練資助」計劃的全職運動員中，最高可得的每月現金資助是$48,240港元，也有可能低至僅高於每月七千元的水平。

但或者體院提供的支援，最重要的不是現金資助。體院的全職運動員（按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有五百二十五名）基本上都可獲體育的訓練安排、負擔裝備和到海外參賽訓練的開支，以至是運動科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各方面的支援。因此，當個別西方運動員要以眾籌形式來圓其奧運夢時，香港有奧運級數的運動員由於有體院的全面支持，是不會靠眾籌這方法的。

受惠於「精英資助訓練計劃」的運動員，他們所參加的項目大多是體院的A級精英體育項目。體院將其支援的精英項目分為A級（含A*級）和B級兩種。現時體院A級精英體育項目有二十項，B級則有十三項。A級項目當然比B級項目得到更多的支援。

今屆獲得參加奧運資格的香港運動員，除了陳芷澄所玩高爾夫球是B級精英項目外，全部都來自A級精英項目。而身為A級項目但沒有人能參加東京奧運的，除了那些不屬夏季奧運的項目之外，就只有網球和男子隊在外圍賽爆冷敗予韓國的七人欖球。由此可見，體院的支持對於運動員在奧運場上的登場機會和表現，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缺乏職業運動土壤?

如果連香港的男子職業足球也是苟延殘喘，期望香港可以在其它項目出現本地的職業賽實是不太現實。因此，近年有少量香港運動員就選擇自行往外闖，以一嘗職業運動員的滋味。

當然我也不能斬釘截鐵地，說沒有政府的支持，香港運動員在大型運動會不會有這樣的佳績。但既然政府的公帑確實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為何政府沒有充分支持香港運動員又或者政府不重視體育運動的聲音，總在大型運動會前後成為香港輿論的共識呢？

第一個原因，與如何成為體院精英項目有關。簡單來說，要成為體院內的項目，以得到體院的資源支援，先決條件就是運動員能在大型的國際賽和全國賽中取得好成績。成績是獲得更多支援的前提。

但不少人反過來會問，沒有相應的支援，運動員又能否那麼容易在亞洲以至世界大賽中闖出名堂？這是一個典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議。而且不論是甚麼項目，精英運動的評分機制基本上是用同一個評分表的。那些在亞洲區內普及程度較低或者強敵不多的運動（如劍擊、壁球）就會有優勢。但當一種運動在亞洲內就已經強手林立，要在現行機制下成為精英運動就幾無可能。

這種質疑絕對是有道理的。例如評核精英運動的機制對隊際項目不利。政府在2018年就因此推出了「隊際運動五年發展計劃」，對八個隊際項目備戰亞運會或亞冬運提供額外支援。當然，這八個項目所得的體院資源和重視，跟精英項目相差甚遠。但難以否認的是，在決定哪些項目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援時，總需要一些準則。而大賽成績確是一個較客觀且有公信力的標準。

在社會有共識可用另一種標準取而代之前，無法成為精英項目的運動參加者，自然覺得不公道。即使是那些已是體院精英運動項目，這套機制也帶來問題。因為成為了精英項目不是一勞永逸。運動員的成績每隔兩年會被檢視一次。成績不能持續達標的話，項目是可以被剔除出精英項目以外的。在這套機制下，不但運動員的即時成績可能比起運動員的長遠培養更加重要，也有機會令運動員在競技時面對額外的身心壓力。

第二個原因，與上一個原因也是有關連的。政府的精英運動政策以體院的支援為基礎，但不是所有項目的精英都適合於體院模式。例如一些運動的商業化潛力較高，那麼對從事該項目的運動員來說，最理想的路徑可能是成為職業運動員，而不是體院內的全職運動員。

但在香港，基本上只有賽馬和男子足球這兩個項目，可以讓選手不靠體院的財政支持而全身投入該項競賽之中（近年東方試過組織職業男子籃球隊，但球隊所參加的ABL和甲一組賽事在這兩年都因疫情而停擺）。而且在香港坊間的認知下，賽馬的賭博色彩遠大於其作為競技運動的性質。而香港雖然號稱「亞洲職業足球先鋒」，但香港的男子職業足球向來都是體制不健全的。執筆之時，香港的男子職業足球聯賽「港超聯」就面對只剩下六支球隊的困境。

如果連香港的男子職業足球也是苟延殘喘，期望香港可以在其它項目出現本地的職業賽實是不太現實。因此，近年有少量香港運動員（包括女子足球員、籃球員和手球員）就選擇自行往外闖，以一嘗職業運動員的滋味。運動員的故事，往往都是「戰勝逆境」的故事。這些運動員的歷練和辛酸，不難讓人覺得他們要戰勝的逆境，就是香港缺乏職業運動土壤的事實。而他們不放棄追夢，所反襯著的就是政府對體育運動不重視、不作為的形象。

過去十年左右，政府在撥款上向足球傾斜，但相關的額外撥款是不會直接支持職業足球的。這做法當然令關心香港職業足球發展的人覺得政府的政策不到位。筆者認同政府可以提供稅務優惠的方法鼓勵企業支持香港職業運動。但平心而論，如果香港市民本身對於觀賞本地的職業運動沒有多大需求，那麼政府有多大責任去讓職業賽事在港持續運作，也是疑問。

而運動員能否代表香港出賽，以至能否進任體院受訓，權力還是歸體育總會所有，政府其實無權直接介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體育界不會例外。體院是政府旗下的公營機構。而港協暨香港奧委會和管轄各項目的體育總會，性質上都是以公司註冊或社團註冊的民間組織。再加上「體育界自主」的原則，即使絕大部分體育總會高度依賴公帑資助以營運，政府始終不能公開干預其人事和日常運作。而運動員能否代表香港出賽，以至能否進任體院受訓，權力還是歸體育總會所有（如果參加是奧運、亞運、全運等賽事，港協暨香港奧委會也有權過問）。因此，每當參賽人選出現爭議，成為見報的新聞時，政府其實無權直接介入。有趣的是，近年游泳、劍擊和空手道都曾出現過遴選爭議，而這三個項目都在東京奧運拿了獎牌。

政府資助體育總會的同時，是會要求體育總會簽訂資助協議，協議內容包括設立合理的運動員選拔機制。這套監管制度是否有效，港協既香港奧委會及各大小體育總會的遴選選手機制又是否有足夠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是值得再討論的。但沒有制度能保證不出現爭議，而政府實在是沒有責任、也沒有能力去在運動員投訴選拔不公時來判斷誰是誰非。

但香港的政治文化其實很有趣。主流的想法傾向要限制政府權力。但當社會出現問題時，「無王管」三字又經常在輿論出現，將責任放在政府沒有妥善規範市場或者民間組織之上。因此，當公眾同情投訴選拔過程有瑕疵的落選運動員時，政府會跟體育總會的當權者一樣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

普及體育文化未能建立

競技運動不能不講勝利，但它也可以同時提倡和實踐一些進步價值。不幸的是，由於香港的政治制度已更接近澳門的體制，特區政府大概沒有多少動力，去推動可能會動搖愛國者領導體育界的政策。

讀者應該可以留意到，筆者不認為現時政府的精英運動政策像主流輿論所理解那樣是一文不值，缺陷極大。由於公眾通常只在大型運動會和醜聞出現時才較為關心精英運動政策，輿論對於政府有能力做甚麼，或者應基於哪些原則價值去調整相關政策，其實鮮有深入討論。

例如除了「為港爭光」外，運用公共資源去推動精英運動有何意義？是政府有其責任為市民提供追逐體育夢的條件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是怎樣的「體育夢」才應得到額外的支援？精英競技也只是體育運動的其中一環，而非全部。政府投放資源在體育運動發展，應以怎樣的價值為依歸，應該有怎樣的具體目標？以上的問題是需要社會各界參與討論以尋找答案的。

這裏我也想提出兩個坊間較少討論到的方向。

競技運動不能不講勝利，但它也可以同時提倡和實踐一些進步價值。例如性別平等、種族平等其實都可以在體育運動政策中體現出來。政府可以做的，是透過撥款制度驅使各體育總會在其體制和運實施一些保障女性和少數族群權利的措施。

筆者在四年前曾統計過，在香港主要的79個體育總會中，只有七位會長/主席為女性。因此，即使香港歷來的奧運獎牌得主者是女多於男，女性在領導體育總會的角色上仍然是不合理地低。香港的體育組織，理論上也應該進一步體現民主參與的原則。台灣的《國民體育法》就要求特定體育團體（即香港所稱的體育總會）的理事中，不少於五分之一要是「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確保重要持份者能參與在體育總會的管治架構，也是政府可以藉撥款機制可推動的事情。

不幸的是，由於香港的政治制度已更接近澳門的體制，即是民間社團中的「愛國者」力量愈來愈重要，香港特區政府大概沒有多少動力，去推動可能會動搖愛國者領導體育界的政策。

無論如何理解精英運動及普及體育之間的關係，普及體育的價值應該比起精英運動更重要。

近日，香港輿論對精英運動員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關心，卻對於普及運動的政策不算太關注。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兩者可能在競逐資源。但一個龐大的體育人口，自然會令精英運動有更多選材選擇，所以普及體育也可以是精英運動的基礎。無論如何理解精英運動及普及體育之間的關係，普及體育的價值應該比起精英運動更重要。因為普及體育與市民的身心健康是息息相關的。

「普及化」和「精英化」一樣，都是政府體育政策的方向。近年政府的工作重點除了繼續撥款予不同組織籌辦活動外，就是提供更多場地設施。例如在四年前起，政府就推出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鼓勵管理運動設施的學校將場地開放予公眾使用。預期兩年後竣工的啟德體育園，主要設施中的室內體育館和公眾運動場，也不會只是供精英使用。政府亦在二零一七年委託了一個題為「關於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的研究報告，目的就是要檢討現時政府有關規劃的指標中，就體育設施的不足之處。然而，以十一人足球場為例，其實現時政府提供的場地，也追不上自己訂下的指標。即使將來政府真的有打算提供更多體育設施，在各方都想取得土地使用權的香港，又是否真的能讓更多空間予普及運動之用？

據我了解，最近期一份有關香港市民參與體育運動的研究，是二零零八年由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為政府做的「普及體育顧問研究」。該研究的發現是，不足一半香港市民的運動量能達到研究內訂下基礎指標的體能活動標準。而根據該研究參者的回應，不主動參與體能活動的原因之一，最多人選擇的是「因工作或學業而無時間」。似乎青年人的學業壓力和香港僱員面對的長工時，才是香港無法建立普及體育文化的關鍵所在。而如果要認真去面對這問題癥結，顯然已不是單純體育政策可以處理的了。

（李峻嶸，社會學博士，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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