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國」到「黨」：一國兩制被重塑，「黨在香港」意味着什麼？

【編者按】中共建黨百年，端傳媒將推出重磅專題，歡迎點擊訂閲。我們將在系列文章中解讀中國年輕人為何熱衷於入黨、建黨百年紀念將如何奠定習近平的政治命運，以及，中共如何論述自己的百年歷史，這其中突出了什麼、又抹去了什麼。
今天的文章，關注中共在香港的重新敘事：當黨強調自己與一國兩制不可分割，黨和香港的關係，會有怎樣的走向？

剛剛過去的2021年6月12日，2019年反修例運動開始的兩週年當日，北京中央政府的四個駐港機構——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聯合港府，主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論壇。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在港的系列慶祝活動之一。

在論壇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了一篇題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的演講。在這篇較為少有的、全篇論述中共與香港關係的演講中，駱惠寧強調中國共產黨對一國兩制的開創和對香港特區的領導與支持。而一段「亮劍」的文字更加吸引眼球。駱惠寧說：「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許多人猜測這番話針對的是有超過三十年歷史的泛民主派政治組織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不過稍有意外的是，這段話隨後遭遇了低調處理。尤其是許多內地媒體轉載講稿時刪去了「結束一黨專政」這句話，中聯辦網站上的發言稿中也一度不見這句，其後又被加上。這些細節使得一些人猜測，是否北京對如何打擊支聯會尚無定論？——但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恐怕沒有明白北京的行事邏輯，並且對當下本港的政治形勢亦有不切實際的理解。

這篇文章想延伸討論三方面問題：第一，中聯辦講話值得注意的趨勢是什麼？尤其是如何理解對「結束一黨專政」的言論「亮劍」的這番說辭？第二，泛民主派，包括政黨和類似支聯會這樣的社會組織，還可能遭遇北京的何種打擊？第三，隨着中共建黨100週年即將到來，「黨」和香港的關係，又會有怎樣的走向？

「一國兩制」也姓黨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這些表述雖不算是第一次出現，但密度和濃度之高，以往是少見的。

綜觀駱惠寧的全篇講話，都圍繞着一個問題展開：黨和一國兩制之間的關係。甫一開頭，駱就要用三大段排比，強調中國共產黨「開創」、「發展」和「捍衞」了「一國兩制事業」。接下來再三大段，則是強調為了「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就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共領導，完善憲法和基本法機制，融入國家大局。在最後則是期待港人「進一步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進一步增強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理論上，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名義上代表的是中央政府，而非中共中央。習慣上，討論到一國兩制的時候，高級官員也往往會迴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位置，比如稱呼一國兩制設計時的最高領導人為「鄧小平先生」，而不用「鄧小平同志」的稱呼。

而此番中聯辦的講話中，黨和國實現了更一致、更明顯的結合。駱惠寧稱是「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並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黨中央依法治港，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這些表述雖不算是第一次出現，但密度和濃度之高，以往是少見的。

此外，還可以觀察到的是，在駱惠寧講話之後，香港擁有人大與政協頭銜的各界政商人物也紛紛跟進表態，讚揚中共對一國兩制的貢獻。這種排隊表態的模式，頗為類似內地各級黨政機關對某些問題的重要講話和思想先進行集中學習，進而再「發聲亮劍」的做法。

駱惠寧講話的重點，並非旨在打擊一個或兩個機構，一個或兩個組織，而是要求香港特區實行「政治制度調整」，把黨的領導和《基本法》、《港區國安法》以及其他法規下的各種制度結合起來。

如果說，從前的治港論述，一直是重點強調香港和國家的關係的話，那麼現在的這番講話，就是事實上公開對港人喊話併發出強烈的政治信號：「一國兩制」不僅僅處理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根本上也是香港和黨的關係。而另一邊，黨和國是不能分割的，因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一國兩制」。

這番定調，要比講話本身是否針對支聯會重要的多。因為其重點在於系統地拋出對香港特區的要求：如何把各種制度、人事、發展目標，都放在「黨和香港的關係」的視角下予以檢驗。某種程度上，「叫囂結束一黨專政」那句話被低調處理，大概率不是因為北京對支聯會的態度，而是因為這句話在「幫敵人做宣傳」，又或是「一黨專政」其實絕不是中共自我理解的執政模式。中共強調的是對國家的「領導」和「治理」，並且在制度上說，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仍然是存在的。「一黨專政」反而是「政治不正確」的言論。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駱惠寧講話的重點，並非旨在打擊一個或兩個機構，一個或兩個組織，而是要求香港特區實行「政治制度調整」，把黨的領導和《基本法》、《港區國安法》以及其他法規下的各種制度結合起來——「香港與憲制秩序相關的制度機制，有效的要堅持，缺失的要修補，跑偏的要糾正，過時的要更新」，這也就是為什麼林鄭在接受採訪時，要強調自己每天都在檢視既有立法。

耐人尋味且還沒有答案的是，講話中有一句對1980年代一國兩制提出背景的介紹——「在當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尖鋭對立的背景下，作出一國兩制的政治決斷，需要何等的胸懷和勇氣？」然而，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同一年代的改革開放的推進，也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對世界局勢的政治判斷上的。如今，為何在論述一國兩制時，要強調1980年代「兩大陣營尖鋭對立」呢？

重整香港論述

這些年，北京的決策者們越來越相信，只要說話夠大聲，說得夠多，人們就更可能真的相信你所說的話。這裏面隱藏的邏輯是，意識形態說法不僅僅是語言的工作，也是社會資源、制度和人力鋪陳的結果。

雖然駱惠寧的講話事實上的重心在於制度調整，但對支聯會或是泛民主派，也確實隱隱露出打擊意向。只不過，北京近年來的行事模式和要求，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破」，還要求要「立」。北京做不到或是很難做到的，恰恰是在「黨與香港」的主題下「立」出自己的東西。

誠然，支聯會非常重要，以至於北京完全有足夠理由調動各方面力量對其展開打擊。作為誕生於「六四」中的組織，支聯會在前些年已經陷入不少危機。諸如2014年之後本土派杯葛維園的六四集會，李卓人在西九龍補選中亦落敗於建制派。

但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證明了支聯會具有兩個重要角色。一是在香港延續「民主中國」的論述和行動，將改變北京政治的理想刻在民主派港人的意識形態中；二是通過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凝聚港人的政治論述和共同體身份。這使得支聯會在香港政治中顯得舉足輕重——哪怕其組織日益老邁，符號作用仍不會退場。甚至在2019年之後，「六四紀念」已經變成了一件非常香港本土主義的活動，最大意義是凝聚「香港人」這個身份和政治意識形態立場。

從這個角度來說，只要國際形勢仍然是北京和西方關係緊張，只要社會運動在建構的「香港人」身份是為了和「中國人」身份區隔，那麼支聯會這樣的組織和六四晚會這樣的活動，就一定會成為北京必然要出手壓制的對象。說到底，政治場上攻擊、廝殺和消滅的不是某個詞彙，而是背後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資源和建構論述的宣傳能力。而驅使北京考量和動用不同手段的，則是現實的政治需要。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北京很快地打壓支聯會和其他組織，是絲毫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但北京也同樣會看重如何重整屬於「黨」的香港論述。因為這些年，北京的決策者們越來越相信，只要說話夠大聲，說得夠多，人們就更可能真的相信你所說的話。這裏面隱藏的邏輯是，意識形態說法不僅僅是語言的工作，也是社會資源、制度和人力鋪陳的結果。可以想見，在中聯辦要求港人理解黨和國家不可分割的關係，視黨為一國兩制的設計者與執行者的今天，黨史教育在香港必然會提上議程。理解黨、熟悉黨，也就很可能要變成未來港人和香港教育、文化制度中的「必修」科目。

這就意味着「黨和香港」的歷史，只能從一國兩制談起，而本地參與文革、暴動的左派組織，乃至在港為北京採辦物資拓展國際空間的駐港國企，都只能在這種新的歷史論述中靠邊。

時逢中共建黨百年，習時代對黨史的改造或重新組織，有一大特點，即迴避中共歷史上較為複雜的內部派系和鬥爭。這裏面既包括了地方組織和黨中央之間的張力，也包括了歷史上黨內不同路線——如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和陳雲等等——之間的矛盾。習時代的黨史論述試圖把黨史描述得更為平滑，一切都為了今天的「偉大」。但具體在香港的語境中，這就意味着「黨和香港」的歷史，只能從一國兩制談起，而本地參與文革、暴動的左派組織，乃至在港為北京採辦物資拓展國際空間的駐港國企，都只能在這種新的歷史論述中靠邊。

某種程度上，黨在香港要清算的歷史中，也包括了自己的許多過往。換句話說，中聯辦講話提出的要求，意味着香港要在政治上向着黨中央「看齊」，但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國兩制」的空間嗎？換句話說，黨和「一國兩制」兼容嗎？

「黨在香港」並不容易

對於黨，香港至今仍是一個「白區」——類似當年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

在過去，有不少人曾經討論過「黨和香港」的話題。其中很多人都提到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實際上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但在香港社會中，中共事實上是不可見的。香港人無法「入黨」，管制團隊只和中央政府對接，而沒有黨組織的存在。當然有人認為香港存在着「地下黨組織」，又或者認為某些政治人物是「地下黨員」。但沒有組織生活的個體黨員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廣泛黨組織的地下黨，也是沒有意義的。對於黨，香港至今仍是一個「白區」——類似當年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

而目前看來，雖然中聯辦代表着北京的意志，已經拋出港人要理解黨，擁護黨的未來路線，但這裏的黨，仍是一個遙遠的統治者形象，而非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身邊人千絲萬縷關聯的狀態。換句話說，目前看來，北京暫時沒有將黨機器部署、深入香港社會，發動本地統治精英加入黨組織，過黨組織生活的意思。本地公務員相比黨的幹部，仍然更像殖民年代的英式公務員。有黨指揮，卻無黨執行，仍然會是未來香港政治上很明顯的特徵。

如果「黨在香港」僅僅是意識形態和指揮角色，那麼「黨」就仍然和香港保持着距離。如果「黨在香港」意味着黨真的紮根香港，那麼北京也會發現「一國兩制」有些無法對自己說圓了。

那麼北京是否有鋪開黨機器的意思呢？恐怕也不強烈。畢竟，北京仍然試圖保持一國兩制。當然，北京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民主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民主派認為只要香港政府在政治上服從北京的命令，一國兩制就已然死亡了。但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公務員並不是黨員，不需要參加學習生活會，不需要按黨的紀律行事，加上經濟和社會的區別，一國兩制就仍然成立，兩地之間的政治制度就仍然是有區隔的。

因此，在未來，黨是不是要在香港落地？港人能不能入黨？這才是北京眼中棘手的政治問題。如果「黨在香港」僅僅是意識形態和指揮角色，那麼「黨」就仍然和香港保持着距離。如果「黨在香港」意味着黨真的紮根香港，那麼北京也會發現「一國兩制」有些無法對自己說圓了。目前看來，黨在香港最容易，也最可能整頓的，仍舊是那些依靠司法和港府行政能夠處理的領域——教育、媒體、政黨和社會組織。

（杜和，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