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国”到“党”：一国两制被重塑，“党在香港”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中共建党百年，端传媒将推出重磅专题，欢迎点击订阅。我们将在系列文章中解读中国年轻人为何热衷于入党、建党百年纪念将如何奠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共如何论述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其中突出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
今天的文章，关注中共在香港的重新叙事：当党强调自己与一国两制不可分割，党和香港的关系，会有怎样的走向？

刚刚过去的2021年6月12日，2019年反修例运动开始的两周年当日，北京中央政府的四个驻港机构——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和解放军驻港部队联合港府，主办了一场“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论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港的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在论坛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发表了一篇题为《百年伟业的“香江篇章”》的演讲。在这篇较为少有的、全篇论述中共与香港关系的演讲中，骆惠宁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一国两制的开创和对香港特区的领导与支持。而一段“亮剑”的文字更加吸引眼球。骆惠宁说：“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那些企图把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国的工具、渗透内地桥头堡的人，是在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许多人猜测这番话针对的是有超过三十年历史的泛民主派政治组织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不过稍有意外的是，这段话随后遭遇了低调处理。尤其是许多内地媒体转载讲稿时删去了“结束一党专政”这句话，中联办网站上的发言稿中也一度不见这句，其后又被加上。这些细节使得一些人猜测，是否北京对如何打击支联会尚无定论？——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恐怕没有明白北京的行事逻辑，并且对当下本港的政治形势亦有不切实际的理解。

这篇文章想延伸讨论三方面问题：第一，中联办讲话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什么？尤其是如何理解对“结束一党专政”的言论“亮剑”的这番说辞？第二，泛民主派，包括政党和类似支联会这样的社会组织，还可能遭遇北京的何种打击？第三，随着中共建党100周年即将到来，“党”和香港的关系，又会有怎样的走向？

“一国两制”也姓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些表述虽不算是第一次出现，但密度和浓度之高，以往是少见的。

综观骆惠宁的全篇讲话，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党和一国两制之间的关系。甫一开头，骆就要用三大段排比，强调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和“捍卫”了“一国两制事业”。接下来再三大段，则是强调为了“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就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共领导，完善宪法和基本法机制，融入国家大局。在最后则是期待港人“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理论上，中联办是中央人民政府驻港机构，名义上代表的是中央政府，而非中共中央。习惯上，讨论到一国两制的时候，高级官员也往往会回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位置，比如称呼一国两制设计时的最高领导人为“邓小平先生”，而不用“邓小平同志”的称呼。

而此番中联办的讲话中，党和国实现了更一致、更明显的结合。骆惠宁称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一国两制事业”。“党中央依法治港，筑牢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线”。这些表述虽不算是第一次出现，但密度和浓度之高，以往是少见的。

此外，还可以观察到的是，在骆惠宁讲话之后，香港拥有人大与政协头衔的各界政商人物也纷纷跟进表态，赞扬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贡献。这种排队表态的模式，颇为类似内地各级党政机关对某些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思想先进行集中学习，进而再“发声亮剑”的做法。

骆惠宁讲话的重点，并非旨在打击一个或两个机构，一个或两个组织，而是要求香港特区实行“政治制度调整”，把党的领导和《基本法》、《港区国安法》以及其他法规下的各种制度结合起来。

如果说，从前的治港论述，一直是重点强调香港和国家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这番讲话，就是事实上公开对港人喊话并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一国两制”不仅仅处理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根本上也是香港和党的关系。而另一边，党和国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一国两制”。

这番定调，要比讲话本身是否针对支联会重要的多。因为其重点在于系统地抛出对香港特区的要求：如何把各种制度、人事、发展目标，都放在“党和香港的关系”的视角下予以检验。某种程度上，“叫嚣结束一党专政”那句话被低调处理，大概率不是因为北京对支联会的态度，而是因为这句话在“帮敌人做宣传”，又或是“一党专政”其实绝不是中共自我理解的执政模式。中共强调的是对国家的“领导”和“治理”，并且在制度上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仍然是存在的。“一党专政”反而是“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骆惠宁讲话的重点，并非旨在打击一个或两个机构，一个或两个组织，而是要求香港特区实行“政治制度调整”，把党的领导和《基本法》、《港区国安法》以及其他法规下的各种制度结合起来——“香港与宪制秩序相关的制度机制，有效的要坚持，缺失的要修补，跑偏的要纠正，过时的要更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林郑在接受采访时，要强调自己每天都在检视既有立法。

耐人寻味且还没有答案的是，讲话中有一句对1980年代一国两制提出背景的介绍——“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作出一国两制的政治决断，需要何等的胸怀和勇气？”然而，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同一年代的改革开放的推进，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对世界局势的政治判断上的。如今，为何在论述一国两制时，要强调1980年代“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呢？

重整香港论述

这些年，北京的决策者们越来越相信，只要说话够大声，说得够多，人们就更可能真的相信你所说的话。这里面隐藏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说法不仅仅是语言的工作，也是社会资源、制度和人力铺陈的结果。

虽然骆惠宁的讲话事实上的重心在于制度调整，但对支联会或是泛民主派，也确实隐隐露出打击意向。只不过，北京近年来的行事模式和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破”，还要求要“立”。北京做不到或是很难做到的，恰恰是在“党与香港”的主题下“立”出自己的东西。

诚然，支联会非常重要，以至于北京完全有足够理由调动各方面力量对其展开打击。作为诞生于“六四”中的组织，支联会在前些年已经陷入不少危机。诸如2014年之后本土派杯葛维园的六四集会，李卓人在西九龙补选中亦落败于建制派。

但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证明了支联会具有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在香港延续“民主中国”的论述和行动，将改变北京政治的理想刻在民主派港人的意识形态中；二是通过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凝聚港人的政治论述和共同体身份。这使得支联会在香港政治中显得举足轻重——哪怕其组织日益老迈，符号作用仍不会退场。甚至在2019年之后，“六四纪念”已经变成了一件非常香港本土主义的活动，最大意义是凝聚“香港人”这个身份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国际形势仍然是北京和西方关系紧张，只要社会运动在建构的“香港人”身份是为了和“中国人”身份区隔，那么支联会这样的组织和六四晚会这样的活动，就一定会成为北京必然要出手压制的对象。说到底，政治场上攻击、厮杀和消灭的不是某个词汇，而是背后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资源和建构论述的宣传能力。而驱使北京考量和动用不同手段的，则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北京很快地打压支联会和其他组织，是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但北京也同样会看重如何重整属于“党”的香港论述。因为这些年，北京的决策者们越来越相信，只要说话够大声，说得够多，人们就更可能真的相信你所说的话。这里面隐藏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说法不仅仅是语言的工作，也是社会资源、制度和人力铺陈的结果。可以想见，在中联办要求港人理解党和国家不可分割的关系，视党为一国两制的设计者与执行者的今天，党史教育在香港必然会提上议程。理解党、熟悉党，也就很可能要变成未来港人和香港教育、文化制度中的“必修”科目。

这就意味着“党和香港”的历史，只能从一国两制谈起，而本地参与文革、暴动的左派组织，乃至在港为北京采办物资拓展国际空间的驻港国企，都只能在这种新的历史论述中靠边。

时逢中共建党百年，习时代对党史的改造或重新组织，有一大特点，即回避中共历史上较为复杂的内部派系和斗争。这里面既包括了地方组织和党中央之间的张力，也包括了历史上党内不同路线——如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等——之间的矛盾。习时代的党史论述试图把党史描述得更为平滑，一切都为了今天的“伟大”。但具体在香港的语境中，这就意味着“党和香港”的历史，只能从一国两制谈起，而本地参与文革、暴动的左派组织，乃至在港为北京采办物资拓展国际空间的驻港国企，都只能在这种新的历史论述中靠边。

某种程度上，党在香港要清算的历史中，也包括了自己的许多过往。换句话说，中联办讲话提出的要求，意味着香港要在政治上向着党中央“看齐”，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国两制”的空间吗？换句话说，党和“一国两制”兼容吗？

“党在香港”并不容易

对于党，香港至今仍是一个“白区”——类似当年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

在过去，有不少人曾经讨论过“党和香港”的话题。其中很多人都提到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实际上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但在香港社会中，中共事实上是不可见的。香港人无法“入党”，管制团队只和中央政府对接，而没有党组织的存在。当然有人认为香港存在着“地下党组织”，又或者认为某些政治人物是“地下党员”。但没有组织生活的个体党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广泛党组织的地下党，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党，香港至今仍是一个“白区”——类似当年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

而目前看来，虽然中联办代表着北京的意志，已经抛出港人要理解党，拥护党的未来路线，但这里的党，仍是一个遥远的统治者形象，而非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身边人千丝万缕关联的状态。换句话说，目前看来，北京暂时没有将党机器部署、深入香港社会，发动本地统治精英加入党组织，过党组织生活的意思。本地公务员相比党的干部，仍然更像殖民年代的英式公务员。有党指挥，却无党执行，仍然会是未来香港政治上很明显的特征。

如果“党在香港”仅仅是意识形态和指挥角色，那么“党”就仍然和香港保持着距离。如果“党在香港”意味着党真的扎根香港，那么北京也会发现“一国两制”有些无法对自己说圆了。

那么北京是否有铺开党机器的意思呢？恐怕也不强烈。毕竟，北京仍然试图保持一国两制。当然，北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民主派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民主派认为只要香港政府在政治上服从北京的命令，一国两制就已然死亡了。但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公务员并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学习生活会，不需要按党的纪律行事，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区别，一国两制就仍然成立，两地之间的政治制度就仍然是有区隔的。

因此，在未来，党是不是要在香港落地？港人能不能入党？这才是北京眼中棘手的政治问题。如果“党在香港”仅仅是意识形态和指挥角色，那么“党”就仍然和香港保持着距离。如果“党在香港”意味着党真的扎根香港，那么北京也会发现“一国两制”有些无法对自己说圆了。目前看来，党在香港最容易，也最可能整顿的，仍旧是那些依靠司法和港府行政能够处理的领域——教育、媒体、政党和社会组织。

（杜和，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