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原教旨」與「世俗化」的結合：習近平版本的黨史，如何揭示今日中共的特質？

【編者按】中共建黨百年，端傳媒將推出重磅專題，歡迎點擊訂閱。我們將在系列文章中解讀中國年輕人為何熱衷於入黨、建黨百年紀念將如何奠定習近平的政治命運，以及，中共如何論述自己的百年歷史，這其中突出了什麼、又抹去了什麼。

今天的文章，我們走進中共的意識形態語境，來看看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事有何特別？他如何繼承和修正原有的黨史敘述？這些黨史敘述又怎樣幫助我們理解習近平時代的中共？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註重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明確方向。」2021年2月，習近平在北京召開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以此揭開中共「建黨百年」活動的大幕。

這是習近平掌權不到十年的第五次黨內思想政治學習活動，也是中共執政後第二次以黨史為主題的全黨學習活動（第一次是1951年）。中共黨史的研究、傳播和敘述牽涉執政黨的形象和政權合法性根基，不但關於過去，更指向現在和未來，歷來都受到當局的高度重視，在「建黨百年」之際尤為明顯。

在今年的黨史學習活動中，中共兩大意識形態部門——中共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和中宣部更特意出版《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習近平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和《中國共產黨簡史》四本指定教材，以此動員全黨、全國學習黨史。這些教材一方面重新官修正史，另一方面收集習近平等領導核心的黨史論述，還以通俗的問答體形式闡述習近平的政治論述。他們當然不是客觀的歷史研究，而是習近平時代的最新黨史敘述範本，即是一種以論帶史的黨史版政治宣傳。

那麼，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事有何特別？他如何繼承和修正原有的黨史敘述？這些黨史敘述又怎樣幫助我們理解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本文走進中共的意識形態語境，嘗試回答這三個認識當代中國不能繞開的問題。

一、第三份「歷史決議」的缺席

習近平不頒布第三份「歷史決議」，就很難將其黨史敘述提高到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位政治強人的份量，開創專屬於習近平個人的黨史體系。

從歷史來看，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基本還是繼承和發展過去黨史敘述的「道統」，並非是對黨史敘述做重大改動的開創者和顛覆者。而他的黨史論述還沒上升到毛時代和鄧時代黨史敘述的歷史高度，這表現在習近平沒有推出中共歷史上的第三份「歷史決議」。

在中共的各種文件中，國家憲法、中共黨章、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等文件都涉及中共「從何而來」的歷史敘述，當中專門針對歷史問題的《歷史決議》可說是中共黨史論述的最高權威。《歷史決議》是中共高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黨史問題結論，以此總結歷史成就，統一黨內思想和政治方向，並樹立領導人權威。至今《歷史決議》只有兩份：在1945年的中共戰時首府延安，毛澤東就修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批判1927年國共分裂後的中共三次「左傾」錯誤，肯定原本不容於莫斯科和原中共中央的毛澤東「異端」思想為「正確路線」。在1981年，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危機，鄧小平急需清理黨史，尋找最低限度的共識，於是同樣修訂《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鄧小平現代化的新政開闢道路。

直至今日，這兩個歷史決議仍是中共黨史敘述的「聖經」。習近平就強調，黨史學習「要堅持以我們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而並沒有試圖以第三份「歷史決議」樹立自身對黨史敘述的權威。在習近平時代，中共當然還有權力鬥爭（如十八大前夕薄熙來等人「陰謀篡黨奪權」），不過習近平的權力已逐漸鞏固強化，只需以常態性的政治文件樹立正確路線就可，不需上升到「歷史決議」的高度。加上修訂黨史決議需提供經得起黨內外檢閱的歷史結論，這恐怕會挑起重大黨史問題的討論。

不過，這裏的重點並非習近平需不需要和如何修訂「歷史決議」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習近平不頒布第三份「歷史決議」，就很難將其黨史敘述提高到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位政治強人的份量，開創專屬於習近平個人的黨史體系。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只能大致延續原有的黨史敘述框架，再根據現實的需要添磚加瓦和修正。

二、續寫「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重敘事

當習近平在這樣的黨史基礎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習近平就續寫了一個苦盡甘來、從弱變強的民族主義式黨史故事。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習近平要承繼的框架。因此，在習近平黨史敘述中，他一再表明中共在中華民族的「救世」和「復興」的角色，並強調中共在不斷發展馬克思的理論。當中，習近平亦拔高自己在黨史中的地位和成就。

具體來說，習近平繼續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並強調中共的初心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近現代眾多的救亡圖存方案中脫穎而出，拯救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

這樣的故事從鴉片戰爭說起，講述中華民族原本是一個有悠長燦爛文明的民族，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使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儘管不斷有仁人志士努力救國，但歷經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都無疾而終，只有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登上政治舞台才改變國運，促使「中華民族開始艱難地但不可逆轉地走向偉大復興」。

這樣的黨史敘述是整齊的、一連串成就的線性進化故事，集中讚揚中共實現三件大事，顯著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創造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蹟」。這三件大事是：一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進行了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我們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當習近平在這樣的黨史基礎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習近平就續寫了一個苦盡甘來、從弱變強的民族主義式黨史故事。

這樣的民族主義敘事也被敘述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以此凸顯中共的成就背後是由「思想建黨、理論建黨」支撐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根據這樣的敘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當中，習近平思想更被稱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第三個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因此，新版本《中國共產黨簡史》就有四分之一的內容涉及習近平執政後的內容，重點突出習近平結合理論和實踐，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這裏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批判貧富懸殊、啟動階級鬥爭、改變社會現狀的思想利器，而是一種支持、肯定現狀的國家意識形態，當中的重點不是中共實際上有多遵循馬克思的教義，而是在修辭的層面上強調中共仍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正如習近平在2018年5月隆重舉辦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大會稱，「我們要繼續高揚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讓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人類社會美好前景不斷在中國大地上生動展現出來！」

三、「 世俗化」共產黨的革命目標

習近平時代的中共窄化和祛魅化這些革命目標，在黨史敘述中將中共的理想收窄成「中國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史敘述實際上是一種將共產黨革命目標「世俗化」的表述，進而希望動員民眾的情感，獲得他們的認同。儘管我們在習時代的黨史敘述中仍然見到「革命」的語言，但「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象成一種精神氣質（如艱苦奮鬥、無私奉獻），其內容已被「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話語替換。而這種民族主義敘述，實際上也是改革開放後的「告別革命」的黨史敘述傳統。

正如習近平在馬克思紀念大會發言稱，「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所謂共產黨的初心，本來是包括更加面向世界、更加富有理想主義的「解放人類」、「平等主義」、「消除剝削」這些目標。不過，習近平時代的中共窄化和祛魅化這些革命目標，在黨史敘述中將中共的理想收窄成「中國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儘管「共產主義理想」還會被不時提及，但是已被高高掛起成「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

對習近平來說，這種黨史敘述是有依據的，源於中共對中國歷史階段的判斷。習近平堅持，儘管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但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是說，中國仍然是不發達階段，需要堅持經濟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式的大同社會。因此，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一直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要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些論述都指向共產黨在經濟物質層面的提升，亦從情感的層面修正中共合法性的來源——是物質生活提升、小康社會式的「獲得感」、「幸福感」，而不是共產社會式的「解放感」、「平等感」，才是今日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情感政治。而這種情感動員，也正是革命政黨繼續「世俗化」轉型的表現。

除此，這種黨史敘述還召喚另一種「世俗化」的情感認同，那就是國民的民族自信。這個特點在習近平今年2月的黨史學習講話充分展現。他指出，黨的百年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正是增強「四個自信」最堅實的基礎，「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四、激活紅色傳統，重塑中共形象和幹部作風

自言「在紅旗下長大，對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和優良作風印象很深」的習近平，試圖以毛時代的黨史道德資源回應「後毛澤東時代」黨內腐化和執政黨失去理想這兩大道德問題。

弔詭的是，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不僅是世俗化的，也是原教旨化的。這種原教旨，如上所述並不是將黨的理想目標回到「革命」，而是指今日的中共激活黨史中的紅色資源，試圖恢復和形塑中國共產黨成為有理想、有信念的政黨。這樣的黨史敘述是一個道德塑造和形象重建的工程，不但借助黨史資源來闡述和傳播共產黨的信仰和價值，還輔以由上而下、層層把關的思想教育活動，意圖改造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的同時，還恢復中國共產黨的形象。

在《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習近平著），就收錄習近平在多個革命老區和革命歷史紀念場所（如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延安、古田等等）的講話，還重點回溯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政治人物的事蹟和精神，這些都是習近平所言的「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革命精神是黨和國際的寶貴財富」。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人物在今日看來似乎是不合時宜的舊政治宣傳人物，但卻被重新發掘和激活，恍如一場官方推行的毛時代懷舊運動。自言「在紅旗下長大，對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和優良作風印象很深」的習近平，試圖以毛時代的黨史道德資源回應「後毛澤東時代」黨內腐化和執政黨失去理想這兩大道德問題，推動共產黨「把紅色基因傳承好，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

根據習時代的論述，「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機無處不在」，造就一段時間以來中共的黨員幹部出現眾多問題，包括理想信念不坚定、脫離群眾、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當中，最大的問題是黨員幹部理想渺茫、信仰動搖，如習近平所言「我們查處的那些腐敗份子，之所以跌入違法違紀的陷阱，從根本上將就是把初心和使命拋到九霄雲外去。」因此，習近平反覆藉黨史敘述希望他們「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質追求轉化為具體行動」。舉例而言，回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歷史，習近平希望黨員繼承他「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回望「革命老區」井岡山的歷史，習近平希望黨員「堅定理想」、「永葆艱苦奮鬥本色，不丟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等。

這種回溯黨史、重建道德的作法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亦已存在，但在習近平時代這些黨史故事並不停留在話語和形式的層面，而是配合黨內政治規條建立（如重新修訂《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密集的思想教育運動，引領黨員幹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道德改造工程。在這次的黨史學習運動前，就先後有四場大型的黨內政治學習運動，包括2013-14年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2016年的「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活動以及2017年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到了「建黨百年」的2021年，這場聲勢浩大的黨史學習教育運動使習時代的道德工程推向另一個高潮。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意圖改造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的活動都恍如毛時代「塑造新人」實驗的弱化版本。所謂弱化，指的是目前這種改造侷限於黨員幹部這群「關鍵少數」，而不是毛時代的廣大人民群眾；其強度亦只是要求黨員幹部考核和學習，做「堅持人民立場」、「忠誠乾淨擔當」的「高質素幹部」，而並非像毛時代那般要「脫胎換骨」，在強制的自我剖白和互相批評中做到「靈魂深處鬧革命」。相同的是，兩者都要求「新人」在道德和人格中受到限制，不但要求他們讓渡個人、服務集體，還要他們絕對遵從執政黨的指示，從而配合政治強人建構的「新世界」。

簡言之，習近平清楚認識到，當代很多中共黨員幹部已經背棄「人民公僕」的本色，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嚴重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嚴重損害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因此，習時代的黨史敘述意圖改造黨員的道德和精神氣質，重塑共產黨的形象——今日的中國共產黨不是權貴的利益集團，而是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始終「牢記初心和使命」的執政黨，背後有帶領全社會向前走的深厚道德和信仰基礎。

五、設立黨史禁區：「兩個不能互相否定」和「歷史虛無主義」

習近平認為歷史問題（主要是毛時代的歷史）的異議，意味著人心和思想混亂，將動搖黨的團結和執政根基。

伴隨著對毛時代黨史道德資源的激活，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還小心翼翼地在既有的框架內調整對毛時代的評價，壓縮文革的負面敘述。這種敘述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回應八九十年代始輿論環境寬鬆，引致民間對官方正史（尤其是毛時代歷史）的動搖和異議。對習近平來說，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大問題，足以動搖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所謂「歷史虛無主義」，指的是一切懷疑和否定中共正史的歷史觀。

從官方的角度來看，中共其實從未全面推行「非毛化」。鄧小平在1981年的《歷史決議》力排眾議，儘管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指出毛澤東個人「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還高舉「毛澤東思想」為絕對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由此，《歷史決議》在承認毛澤東個人錯誤的同時，維護中共整體的合法性，避免蘇共二十大後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震盪。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後的輿論環境相對寬鬆，黨史的研究和民間討論日益蓬勃，或明或暗地挑戰了包括毛澤東時代在內的黨史正統論述。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經濟紅利予人覺得，1978年前後的中國像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前一個歷史時期是「差中國」，是一連串錯誤的歷史，而後一個時期「撥亂反正」，才是真正的「好中國」。

正是這種有限度的解放思想和民間的「非毛化」，觸動了習近平的神經。在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他就在中央黨校舉辦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嚴正地表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更進一步，習近平將這種歷史觀視為「重大政治問題」，聯繫到蘇共的倒台：「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醜化、污衊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後，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

從上述引文可見，習近平認為歷史問題（主要是毛時代的歷史）的異議，意味著人心和思想混亂，將動搖黨的團結和執政根基。因此，習近平要收緊黨史敘述的邊界，不但要將其牢牢固定在「歷史決議」的框架上，還進一步壓縮「前三十年」負面影響的內容，並肯定「前三十年」為「後三十年」的中國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在這種新的黨史敘述策略下，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錯誤，自然就受到淡化。

六、文革敘述：從「內亂」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

在新版本《簡史》，這種「如果沒有文革，將取得更大成就」的論調已不再存在。

在2001出版的上一版本《中國共產黨簡史》，文化大革命是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的標題獨立成章，較為詳細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源起、經過和影響。但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文化大革命所佔的篇幅被大大縮減，定性亦被調整。在編排上，文化大革命不再獨立成章，而是被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一章，當中一些重要的文革歷史事件不是缺席，就是被大幅刪減，比如劉少奇含冤病逝、紅衞兵「破四舊」抄家打人砸物、造反派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上山下鄉運動（這是習近平在文革的親身經歷）、林彪事件等。

另外，舊版《簡史》中就中共體制弊病（對個人崇拜缺乏制約）和毛澤東品格（個人專斷）的負面描述亦被刪除，而這些描述原是解釋文革發動的因素之一：「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與此相對，新版《簡史》從文革「發掘」到中共的糾錯能力，指「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中遭到的嚴重挫折。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自己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新版《簡史》首次提出要區分「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即1966-1976年）」，進而闡述文革期間「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取得了重要進展」，以此扭轉舊版文革「十年浩劫」的形象。

在舊版的《簡史》，文革主要集中描述破壞的面向，包括拉大與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造成「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等。而在新版《簡史》，這些負面影響的篇幅減少，改為增加文革期間成就的內容，包括經濟上在1969年開始好轉，推動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交通運輸線和輸油管線設施相繼建成，獨立研製出「兩彈一星」，對外工作打開新局面等。儘管舊版的《簡史》亦提及文革期間「兩彈一星」等成就，但當中同時強調「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在新版本《簡史》，這種「如果沒有文革，將取得更大成就」的論調已不再存在。

要言之，習近平有感於對毛時代政治的批判動搖中共的意識形態，因此在黨史敘述著力修復毛時代的中共形象，包括祭出「兩個不能互相否定」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搶奪歷史話語權，令黨史異議之音滅聲。這並不是說習近平要為文革翻案，而是著力淡化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破壞性的面向。在這種黨史敘述中，習近平重新強調中共「前三十年」的成就，將黨史的故事講述成「今天的好是延續昨天的好」，而不是「今天的好是因為否定昨天的差」。儘管當中仍會提及毛澤東的錯誤，但批評的範圍和力度是官方高度壟斷，任何不容於官方主旋律的批評可能被打成「歷史虛無主義」，落入「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的罪名。

七、搶奪抗戰話語權：「十四年抗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因為抗戰同時具備「受害」和「勝利」兩大元素——受害喚起民族屈辱感，而勝利則能「洗刷恥辱」，強化民族自尊。

習近平時代黨史敘述如何處理抗戰的問題同樣值得注意，事實上習近平高度重視這段歷史的敘述。自1980年代開始，抗戰就成為「被選中的歷史」獲得中共的高度重視，他比「社會主義建設」（如土地改革、公私合營歷史）貼合改革開放後的政治氣氛，又比鴉片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內戰便於動員情感，因為抗戰同時具備「受害」和「勝利」兩大元素——受害喚起民族屈辱感，而勝利則能「洗刷恥辱」，強化民族自尊，兩者結合正正貼合中共以民族主義重塑合法性的需求。

問題是，中共怎樣在國民黨才是抗戰主力的歷史現實上，突出自身的角色？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始國民黨成為中共兩岸統一的拉攏對象，抗戰敘述要兼顧國民黨形象，甚至敘述成兩黨共同的歷史，而不能完全剔除國民黨的角色。這兩大因素互相拉扯，制約著當代中共的抗戰敘述。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來，雖然中共仍堅持「中流砥柱」論，但總體來說在日常宣傳中，已相對淡化對中共主體地位的強調；另外在2005年胡錦濤的定調下，官方首次以「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重新詮釋抗日戰爭歷史，儘管仍貶損國民黨的抗日功績，但不再全盤否定國軍的抗戰功績，而是彰顯兩黨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輝映。

在習近平時代，抗戰的歷史獲得高度重視，2014年中共首次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15年更在北京隆重舉行閱兵儀式，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2020年習近平亦舉行座談會紀念抗日戰爭80年。在最近的講話中，習近平重申抗日戰爭的民族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

而在國共抗戰問題上，儘管習近平的講話仍留有國民黨的位置，在談到一連串犧牲的中共抗日將士後提及「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稱其為「千千萬萬抗日將士的傑出代表」，又稱「中國共產黨領導開闢的敵後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但整體來說，國民黨的角色並未獲得重視，相反習近平重新凸顯共產黨的主體角色，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並從戰略到戰術，從國內建設到國際合作，都指出中共是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先鋒。

這個意圖亦表現在習近平在黨史抗戰論述引入「十四年抗戰」的提法，這是習近平對過往抗戰敘述的重大改變。過去，中共官方一直沿用的是「八年抗戰」的概念，將抗戰的起點定為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而習近平時代則將起點回溯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凸顯中共最早提出抗日主張並率先開展抗日鬥爭。在2015年習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他提出「我們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八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十四年抗戰的歷史，十四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在同年舉行的紀念抗戰閱兵，習近平亦在開篇演講和閱兵期間提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兩年過後，這個提法正式在新版的教科書落實：在沒有提及具體原因的情況下，中國教育部要求中小學教材的「八年抗戰」表述一律改成「十四年抗戰」。

這個改動頗具爭議，被外界認為是中共要爭奪對日抗戰歷史的話語權，因為中共將1933成立的東北抗日聯軍、1934年長征北上抗日、1936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所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三個獨立事件，裁縫剪輯成為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歷史論述，為自身在在抗戰史上爭得更大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時代的抗戰黨史敘述亦扣連他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藉此形塑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在論及抗戰的意義時，習近平曾在政治局提出，學習抗戰是「展現我們維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的堅定決心」。根據紀念抗戰75週年和80週年講話，習近平亦強調「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由此可見，習近平對抗戰論述的意圖，也指向中共反戰、反霸權的國際形象的塑造，回應「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八、連結「中華」，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

習時代的黨史論述意圖指出，中共的建黨和執政歷程是建基於輝煌的中華文化基礎上，是「優秀繼承優秀」的故事。

在習時代的黨史論述中，除了要編寫建黨以來的歷史，還要處理中華文明和古老中國的關係——這從來都是黨史敘述要回答的問題。儘管上文提到習近平懷舊、復興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傳統，但這種復興是高度選擇性的，毛澤東歷史敘述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批判就沒有跨代承傳。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大抵承襲後毛澤東時代那種「弘揚傳統文化」的論述，只是被更新和吸納到其「中國夢」的話語當中。

在中共建黨的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文化對這個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來說是落後、封建、反動的，需要剷除才能建造「新中國」。正因如此，中共在不同時期都批判和破壞傳統文化，比如20年代的「紅色恐怖」時期、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和1970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然而，後毛澤東時代的「告別革命」轉向，促使中共重新調和與「中華文化/文明」的關係。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中華文化/文明」已不再腐朽、落後，而是優秀和輝煌的存在，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復興、繼承和發揚。胡錦濤更首次將「弘揚中華文化」寫入中共官方文件，稱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與弘揚者。

到了習近平時代，他的黨史敘述同樣標榜中國共產黨「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在習近平不斷強調的「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更被稱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國有堅定的道德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簡言之，習時代的黨史論述意圖指出，中共的建黨和執政歷程是建基於輝煌的中華文化基礎上，是「優秀繼承優秀」的故事。

這樣的敘述不提中共歷史中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破壞，而是強調中華文化光明的一面，召喚民眾對「古老中國」的自豪感和認同感。繼而，中共再宣告中共是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的正統，將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由此，中共以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方式鞏固自身的合法性。

結語

綜合上文的討論，可見中共的黨史敘述，不止是關於歷史，也是關於情感動員、道德理念和政治選擇。在很大程度上，習近平並非是對黨史敘述做重大改動的開創者和顛覆者，而是大致在原有的框架下發揮，繼續延續「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史敘事。

這樣的黨史敘述服務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重塑中共的自我形象。一方面，習近平要繼續推動革命目標的「世俗化」，將執政的目標鎖定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另一方面，習近平則重新激活黨史道德資源，啟動政治思想教育，意圖為黨員幹部注入原教旨式的革命黨精神和信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種世俗化和原教旨化的對立統一，互相加強，形塑著今日中共的政黨屬性。

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時代共產黨的政黨屬性已不滿足於成為創造業績的「公司」，還希望向宣揚和主導道德價值的「教會」靠攏。

綜觀這些精雕细琢的宏大黨史敘述，中共意圖塑造其統治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不但繼承自中華民族優良文化，背後還有道德的基礎和理論思想的支撐。然而，真實的政治是中共統治很大一部分依靠國家暴力的運用、社會的控制和意識形態的高度壟斷，這些在黨史中真實存在、但在黨史敘述中缺席的「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大概才是中共統治的真實來源。

參考資料：

1.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2. 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北京︰學習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21年）

3. 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

4.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

6. Brown,Kerry,​ China’s Dream: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Secret Sources of its Power​（Cambridge: Polity, 2018）

7. Shaoying, Zhang, and Derek McGhee, China’s Ethical Revolution and Regaining Legitimacy: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Its Public Servan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17)

8.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ohn Lagerwey,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 – 2015 (Brill:Leiden,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