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原教旨”与“世俗化”的结合：习近平版本的党史，如何揭示今日中共的特质？

【编者按】中共建党百年，端传媒将推出重磅专题，欢迎点击[订阅][1]。我们将在系列文章中解读中国年轻人为何热衷于入党、建党百年纪念将如何奠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共如何论述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其中突出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

今天的文章，我们走进中共的意识形态语境，来看看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事有何特别？他如何继承和修正原有的党史叙述？这些党史叙述又怎样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时代的中共？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2021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以此揭开中共“建党百年”活动的大幕。

这是习近平掌权不到十年的第五次党内思想政治学习活动，也是中共执政后第二次以党史为主题的全党学习活动（第一次是1951年）。中共党史的研究、传播和叙述牵涉执政党的形象和政权合法性根基，不但关于过去，更指向现在和未来，历来都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在“建党百年”之际尤为明显。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活动中，中共两大意识形态部门——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中宣部更特意出版《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中国共产党简史》四本指定教材，以此动员全党、全国学习党史。这些教材一方面重新官修正史，另一方面收集习近平等领导核心的党史论述，还以通俗的问答体形式阐述习近平的政治论述。他们当然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而是习近平时代的最新党史叙述范本，即是一种以论带史的党史版政治宣传。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事有何特别？他如何继承和修正原有的党史叙述？这些党史叙述又怎样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本文走进中共的意识形态语境，尝试回答这三个认识当代中国不能绕开的问题。

一、第三份“历史决议”的缺席

习近平不颁布第三份“历史决议”，就很难将其党史叙述提高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政治强人的份量，开创专属于习近平个人的党史体系。

从历史来看，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述基本还是继承和发展过去党史叙述的“道统”，并非是对党史叙述做重大改动的开创者和颠覆者。而他的党史论述还没上升到毛时代和邓时代党史叙述的历史高度，这表现在习近平没有推出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在中共的各种文件中，国家宪法、中共党章、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等文件都涉及中共“从何而来”的历史叙述，当中专门针对历史问题的《历史决议》可说是中共党史论述的最高权威。《历史决议》是中共高层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党史问题结论，以此总结历史成就，统一党内思想和政治方向，并树立领导人权威。至今《历史决议》只有两份：在1945年的中共战时首府延安，毛泽东就修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批判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中共三次“左倾”错误，肯定原本不容于莫斯科和原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异端”思想为“正确路线”。在1981年，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危机，邓小平急需清理党史，寻找最低限度的共识，于是同样修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邓小平现代化的新政开辟道路。

直至今日，这两个历史决议仍是中共党史叙述的“圣经”。习近平就强调，党史学习“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而并没有试图以第三份“历史决议”树立自身对党史叙述的权威。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当然还有权力斗争（如十八大前夕薄熙来等人“阴谋篡党夺权”），不过习近平的权力已逐渐巩固强化，只需以常态性的政治文件树立正确路线就可，不需上升到“历史决议”的高度。加上修订党史决议需提供经得起党内外检阅的历史结论，这恐怕会挑起重大党史问题的讨论。

不过，这里的重点并非习近平需不需要和如何修订“历史决议”的问题，而是想指出习近平不颁布第三份“历史决议”，就很难将其党史叙述提高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政治强人的份量，开创专属于习近平个人的党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只能大致延续原有的党史叙述框架，再根据现实的需要添砖加瓦和修正。

二、续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叙事

当习近平在这样的党史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习近平就续写了一个苦尽甘来、从弱变强的民族主义式党史故事。

“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习近平要承继的框架。因此，在习近平党史叙述中，他一再表明中共在中华民族的“救世”和“复兴”的角色，并强调中共在不断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当中，习近平亦拔高自己在党史中的地位和成就。

具体来说，习近平继续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并强调中共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近现代众多的救亡图存方案中脱颖而出，拯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这样的故事从鸦片战争说起，讲述中华民族原本是一个有悠长灿烂文明的民族，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使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尽管不断有仁人志士努力救国，但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无疾而终，只有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登上政治舞台才改变国运，促使“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这样的党史叙述是整齐的、一连串成就的线性进化故事，集中赞扬中共实现三件大事，显著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这三件大事是：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们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当习近平在这样的党史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习近平就续写了一个苦尽甘来、从弱变强的民族主义式党史故事。

这样的民族主义叙事也被叙述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以此凸显中共的成就背后是由“思想建党、理论建党”支撑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这样的叙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当中，习近平思想更被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此，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就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涉及习近平执政后的内容，重点突出习近平结合理论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批判贫富悬殊、启动阶级斗争、改变社会现状的思想利器，而是一种支持、肯定现状的国家意识形态，当中的重点不是中共实际上有多遵循马克思的教义，而是在修辞的层面上强调中共仍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5月隆重举办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大会称，“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三、“ 世俗化”共产党的革命目标

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窄化和祛魅化这些革命目标，在党史叙述中将中共的理想收窄成“中国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史叙述实际上是一种将共产党革命目标“世俗化”的表述，进而希望动员民众的情感，获得他们的认同。尽管我们在习时代的党史叙述中仍然见到“革命”的语言，但“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象成一种精神气质（如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其内容已被“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话语替换。而这种民族主义叙述，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后的“告别革命”的党史叙述传统。

正如习近平在马克思纪念大会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所谓共产党的初心，本来是包括更加面向世界、更加富有理想主义的“解放人类”、“平等主义”、“消除剥削”这些目标。不过，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窄化和祛魅化这些革命目标，在党史叙述中将中共的理想收窄成“中国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尽管“共产主义理想”还会被不时提及，但是已被高高挂起成“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党史叙述是有依据的，源于中共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判断。习近平坚持，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中国仍然是不发达阶段，需要坚持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式的大同社会。因此，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述一直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论述都指向共产党在经济质层面的提升，亦从情感的层面修正中共合法性的来源——是物质生活提升、小康社会式的“获得感”、“幸福感”，而不是共产社会式的“解放感”、“平等感”，才是今日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政治。而这种情感动员，也正是革命政党继续“世俗化”转型的表现。

除此，这种党史叙述还召唤另一种“世俗化”的情感认同，那就是国民的民族自信。这个特点在习近平今年2月的党史学习讲话充分展现。他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正是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四、激活红色传统，重塑中共形象和干部作风

自言“在红旗下长大，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的习近平，试图以毛时代的党史道德资源回应“后毛泽东时代”党内腐化和执政党失去理想这两大道德问题。

吊诡的是，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述不仅是世俗化的，也是原教旨化的。这种原教旨，如上所述并不是将党的理想目标回到“革命”，而是指今日的中共激活党史中的红色资源，试图恢复和形塑中国共产党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政党。这样的党史叙述是一个道德塑造和形象重建的工程，不但借助党史资源来阐述和传播共产党的信仰和价值，还辅以由上而下、层层把关的思想教育活动，意图改造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的同时，还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著），就收录习近平在多个革命老区和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延安、古田等等）的讲话，还重点回溯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政治人物的事迹和精神，这些都是习近平所言的“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革命精神是党和国际的宝贵财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物在今日看来似乎是不合时宜的旧政治宣传人物，但却被重新发掘和激活，恍如一场官方推行的毛时代怀旧运动。自言“在红旗下长大，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的习近平，试图以毛时代的党史道德资源回应“后毛泽东时代”党内腐化和执政党失去理想这两大道德问题，推动共产党“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根据习时代的论述，“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机无处不在”，造就一段时间以来中共的党员干部出现众多问题，包括理想信念不坚定、脱离群众、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党员干部理想渺茫、信仰动摇，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查处的那些腐败份子，之所以跌入违法违纪的陷阱，从根本上将就是把初心和使命抛到九霄云外去。”因此，习近平反复藉党史叙述希望他们“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举例而言，回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历史，习近平希望党员继承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回望“革命老区”井冈山的历史，习近平希望党员“坚定理想”、“永葆艰苦奋斗本色，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等。

这种回溯党史、重建道德的作法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亦已存在，但在习近平时代这些党史故事并不停留在话语和形式的层面，而是配合党内政治规条建立（如重新修订《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密集的思想教育运动，引领党员干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道德改造工程。在这次的党史学习运动前，就先后有四场大型的党内政治学习运动，包括2013-14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活动以及2017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到了“建党百年”的2021年，这场声势浩大的党史学习教育运动使习时代的道德工程推向另一个高潮。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意图改造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的活动都恍如毛时代“塑造新人”实验的弱化版本。所谓弱化，指的是目前这种改造局限于党员干部这群“关键少数”，而不是毛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其强度亦只是要求党员干部考核和学习，做“坚持人民立场”、“忠诚干净担当”的“高质素干部”，而并非像毛时代那般要“脱胎换骨”，在强制的自我剖白和互相批评中做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相同的是，两者都要求“新人”在道德和人格中受到限制，不但要求他们让渡个人、服务集体，还要他们绝对遵从执政党的指示，从而配合政治强人建构的“新世界”。

简言之，习近平清楚认识到，当代很多中共党员干部已经背弃“人民公仆”的本色，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因此，习时代的党史叙述意图改造党员的道德和精神气质，重塑共产党的形象——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不是权贵的利益集团，而是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的执政党，背后有带领全社会向前走的深厚道德和信仰基础。

五、设立党史禁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和“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认为历史问题（主要是毛时代的历史）的异议，意味着人心和思想混乱，将动摇党的团结和执政根基。

伴随着对毛时代党史道德资源的激活，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述还小心翼翼地在既有的框架内调整对毛时代的评价，压缩文革的负面叙述。这种叙述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八九十年代始舆论环境宽松，引致民间对官方正史（尤其是毛时代历史）的动摇和异议。对习近平来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问题，足以动摇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一切怀疑和否定中共正史的历史观。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中共其实从未全面推行“非毛化”。邓小平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力排众议，尽管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指出毛泽东个人“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还高举“毛泽东思想”为绝对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此，《历史决议》在承认毛泽东个人错误的同时，维护中共整体的合法性，避免苏共二十大后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震荡。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党史的研究和民间讨论日益蓬勃，或明或暗地挑战了包括毛泽东时代在内的党史正统论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予人觉得，1978年前后的中国像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前一个历史时期是“差中国”，是一连串错误的历史，而后一个时期“拨乱反正”，才是真正的“好中国”。

正是这种有限度的解放思想和民间的“非毛化”，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在习近平刚上任不久，他就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严正地表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更进一步，习近平将这种历史观视为“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到苏共的倒台：“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从上述引文可见，习近平认为历史问题（主要是毛时代的历史）的异议，意味着人心和思想混乱，将动摇党的团结和执政根基。因此，习近平要收紧党史叙述的边界，不但要将其牢牢固定在“历史决议”的框架上，还进一步压缩“前三十年”负面影响的内容，并肯定“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中国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在这种新的党史叙述策略下，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共执政以来最大的错误，自然就受到淡化。

六、文革叙述：从“内乱”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

在新版本《简史》，这种“如果没有文革，将取得更大成就”的论调已不再存在。

在2001出版的上一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文化大革命是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的标题独立成章，较为详细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源起、经过和影响。但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文化大革命所占的篇幅被大大缩减，定性亦被调整。在编排上，文化大革命不再独立成章，而是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一章，当中一些重要的文革历史事件不是缺席，就是被大幅删减，比如刘少奇含冤病逝、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砸物、造反派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习近平在文革的亲身经历）、林彪事件等。

另外，旧版《简史》中就中共体制弊病（对个人崇拜缺乏制约）和毛泽东品格（个人专断）的负面描述亦被删除，而这些描述原是解释文革发动的因素之一：“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与此相对，新版《简史》从文革“发掘”到中共的纠错能力，指“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新版《简史》首次提出要区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即1966-1976年）”，进而阐述文革期间“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取得了重要进展”，以此扭转旧版文革“十年浩劫”的形象。

在旧版的《简史》，文革主要集中描述破坏的面向，包括拉大与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造成“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等。而在新版《简史》，这些负面影响的篇幅减少，改为增加文革期间成就的内容，包括经济上在1969年开始好转，推动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交通运输线和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等。尽管旧版的《简史》亦提及文革期间“两弹一星”等成就，但当中同时强调“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在新版本《简史》，这种“如果没有文革，将取得更大成就”的论调已不再存在。

要言之，习近平有感于对毛时代政治的批判动摇中共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党史叙述著力修复毛时代的中共形象，包括祭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抢夺历史话语权，令党史异议之音灭声。这并不是说习近平要为文革翻案，而是着力淡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破坏性的面向。在这种党史叙述中，习近平重新强调中共“前三十年”的成就，将党史的故事讲述成“今天的好是延续昨天的好”，而不是“今天的好是因为否定昨天的差”。尽管当中仍会提及毛泽东的错误，但批评的范围和力度是官方高度垄断，任何不容于官方主旋律的批评可能被打成“历史虚无主义”，落入“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

七、抢夺抗战话语权：“十四年抗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抗战同时具备“受害”和“胜利”两大元素——受害唤起民族屈辱感，而胜利则能“洗刷耻辱”，强化民族自尊。

习近平时代党史叙述如何处理抗战的问题同样值得注意，事实上习近平高度重视这段历史的叙述。自1980年代开始，抗战就成为“被选中的历史”获得中共的高度重视，他比“社会主义建设”（如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历史）贴合改革开放后的政治气氛，又比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内战便于动员情感，因为抗战同时具备“受害”和“胜利”两大元素——受害唤起民族屈辱感，而胜利则能“洗刷耻辱”，强化民族自尊，两者结合正正贴合中共以民族主义重塑合法性的需求。

问题是，中共怎样在国民党才是抗战主力的历史现实上，突出自身的角色？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始国民党成为中共两岸统一的拉拢对象，抗战叙述要兼顾国民党形象，甚至叙述成两党共同的历史，而不能完全剔除国民党的角色。这两大因素互相拉扯，制约着当代中共的抗战叙述。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来，虽然中共仍坚持“中流砥柱”论，但总体来说在日常宣传中，已相对淡化对中共主体地位的强调；另外在2005年胡锦涛的定调下，官方首次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重新诠释抗日战争历史，尽管仍贬损国民党的抗日功绩，但不再全盘否定国军的抗战功绩，而是彰显两党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辉映。

在习近平时代，抗战的历史获得高度重视，2014年中共首次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更在北京隆重举行阅兵仪式，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2020年习近平亦举行座谈会纪念抗日战争80年。在最近的讲话中，习近平重申抗日战争的民族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而在国共抗战问题上，尽管习近平的讲话仍留有国民党的位置，在谈到一连串牺牲的中共抗日将士后提及“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称其为“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又称“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但整体来说，国民党的角色并未获得重视，相反习近平重新凸显共产党的主体角色，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并从战略到战术，从国内建设到国际合作，都指出中共是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

这个意图亦表现在习近平在党史抗战论述引入“十四年抗战”的提法，这是习近平对过往抗战叙述的重大改变。过去，中共官方一直沿用的是“八年抗战”的概念，将抗战的起点定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而习近平时代则将起点回溯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凸显中共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在2015年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他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在同年举行的纪念抗战阅兵，习近平亦在开篇演讲和阅兵期间提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两年过后，这个提法正式在新版的教科书落实：在没有提及具体原因的情况下，中国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的“八年抗战”表述一律改成“十四年抗战”。

这个改动颇具争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共要争夺对日抗战历史的话语权，因为中共将1933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1934年长征北上抗日、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所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三个独立事件，裁缝剪辑成为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论述，为自身在在抗战史上争得更大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时代的抗战党史叙述亦扣连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借此形塑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在论及抗战的意义时，习近平曾在政治局提出，学习抗战是“展现我们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根据纪念抗战75周年和80周年讲话，习近平亦强调“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此可见，习近平对抗战论述的意图，也指向中共反战、反霸权的国际形象的塑造，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兴起。

八、连结“中华”，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

习时代的党史论述意图指出，中共的建党和执政历程是建基于辉煌的中华文化基础上，是“优秀继承优秀”的故事。

在习时代的党史论述中，除了要编写建党以来的历史，还要处理中华文明和古老中国的关系——这从来都是党史叙述要回答的问题。尽管上文提到习近平怀旧、复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传统，但这种复兴是高度选择性的，毛泽东历史叙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就没有跨代承传。习近平时代的党史叙述，大抵承袭后毛泽东时代那种“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述，只是被更新和吸纳到其“中国梦”的话语当中。

在中共建党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文化对这个信奉马列主义的政党来说是落后、封建、反动的，需要铲除才能建造“新中国”。正因如此，中共在不同时期都批判和破坏传统文化，比如20年代的“红色恐怖”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19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后毛泽东时代的“告别革命”转向，促使中共重新调和与“中华文化/文明”的关系。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年代，“中华文化/文明”已不再腐朽、落后，而是优秀和辉煌的存在，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复兴、继承和发扬。胡锦涛更首次将“弘扬中华文化”写入中共官方文件，称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的党史叙述同样标榜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在习近平不断强调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更被称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有坚定的道德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简言之，习时代的党史论述意图指出，中共的建党和执政历程是建基于辉煌的中华文化基础上，是“优秀继承优秀”的故事。

这样的叙述不提中共历史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破坏，而是强调中华文化光明的一面，召唤民众对“古老中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继而，中共再宣告中共是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正统，将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中共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巩固自身的合法性。

结语

综合上文的讨论，可见中共的党史叙述，不止是关于历史，也是关于情感动员、道德理念和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习近平并非是对党史叙述做重大改动的开创者和颠覆者，而是大致在原有的框架下发挥，继续延续“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史叙事。

这样的党史叙述服务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重塑中共的自我形象。一方面，习近平要继续推动革命目标的“世俗化”，将执政的目标锁定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另一方面，习近平则重新激活党史道德资源，启动政治思想教育，意图为党员干部注入原教旨式的革命党精神和信仰，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种世俗化和原教旨化的对立统一，互相加强，形塑着今日中共的政党属性。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已不满足于成为创造业绩的“公司”，还希望向宣扬和主导道德价值的“教会”靠拢。

综观这些精雕细琢的宏大党史叙述，中共意图塑造其统治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但继承自中华民族优良文化，背后还有道德的基础和理论思想的支撑。然而，真实的政治是中共统治很大一部分依靠国家暴力的运用、社会的控制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这些在党史中真实存在、但在党史叙述中缺席的“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大概才是中共统治的真实来源。

参考资料：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21年）

3.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6. Brown,Kerry,​ China’s Dream: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Secret Sources of its Power​（Cambridge: Polity, 2018）

7. Shaoying, Zhang, and Derek McGhee, China’s Ethical Revolution and Regaining Legitimacy: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Its Public Servan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17)

8.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ohn Lagerwey,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 – 2015 (Brill:Leiden,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