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延續了政治學界近年來的研究議程，着眼於民主衰落的根源和政治主體——尤其是保守黨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1919年本應是一個美好時代的開始。在歐洲絞殺了上千萬條生命的大戰終於停火；肆虐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也暫告一段落。巴黎和會上，巨頭們確定了新的國際秩序，創建了國際聯盟來預防干戈再起。威爾遜主義風靡一時，民族自決和自由民主成為了當時人們的普遍信念。羅曼諾夫、哈布斯堡、霍亨索倫……一個又一個古老的皇室在歐洲覆滅，而新興的民主政權則遍地開花。威廉二世戰敗退位，遠避荷蘭，德國人在歷史上頭一次成為了共和國的公民。儘管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鮮血給魏瑪的未來投下了不詳的陰影，但當時執政的社民黨人堅信，跟自由軍團的合作不過是必要之惡，他們有能力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一個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他們幾乎真的做到了這點。美國記者夏伊勒在提及1920年代的魏瑪時，不無深情地回憶到：
「那裏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佔上風。」——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國的興亡》
儘管帝國的餘孽一直在暗中蠢蠢欲動，儘管報章上時不時刊出某個政治狂人試圖政變的新聞，但看起來沒有什麼能撼動新政權的根基。人們厭倦了戰爭，對民主制度充滿了真誠的信仰。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的執政聯盟似乎牢不可破，足以應對來自各方的挑戰。更何況，在遙遠的南部，由一個滿腦子妄想的波西米亞下士（編註：希特勒）所策劃的陰謀，能掀起多大的波瀾？
如今的人們在提起二十世紀黑暗的上半葉時，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兩次大戰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創傷，卻忽視了在二戰之前，政治自由就已經逐漸離我們遠去。
但沒有人預料到大蕭條的到來。美國資本的貪婪，將全世界拖入了衰退、失業和貧困的泥淖。一夜間，德國人發現，他們的民主政府似乎解決不了任何迫在眉睫的問題。從布呂寧到帕彭再到施萊歇爾，每一個建制派政客提出的藥方都無法讓現狀有絲毫起色。而那個曾為楚囚的政治狂人，卻不知何時已然捲土重來，並在底層民眾和舊政權的擁護者中間獲得了大批擁躉。在絕望之中，總統寶座上那位萬人敬仰的沙場耆宿，不得不親自將首相之位置予他手，同時在共和國的棺木上敲下了第一顆鉚釘。
早在德國未來的元首執政之前，他在意大利的偶像，「領袖」墨索里尼就已經帶領着他的黑衫軍，讓羅馬臣服於腳下。不到十年的時間裏，歐洲的民主政府如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傾覆。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從比利牛斯山到高加索山，威權主義的復辟勢不可擋——直至1939年，整個世界墮入黑暗。
如今的人們在提起二十世紀黑暗的上半葉時，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兩次大戰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創傷，卻忽視了在二戰之前，政治自由就已經逐漸離我們遠去。民主制度在應對經濟危機和民族矛盾時，顯得左支右絀，步履維艱，這才讓體制外的野心家們有了可乘之機。
《Assault on Democracy—— Communism, Fasc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作者: Kurt Weyland
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6月
心理學框架下的新視角
人們大多數時候都偏好維持現狀，而不是去冒險求得額外的好處；對於政治立場上的保守派來說尤其如此。
然而，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政治學家Kurt Weyland（柯特韋蘭）看來，真實的歷史還要比這來得更加複雜。在今年的新書《Assault on Democracy》中，他基於心理學理論，對兩次大戰之間的威權化浪潮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在他看來，結構性因素固然重要，卻無法對歷史動態給出完整的解釋。比如說，為什麼直至戰爭結束，真正的法西斯政權也只有納粹德國和意大利兩家？再比如，為什麼在受大蕭條影響甚小，也沒有民族問題的法國，極右勢力也一時間甚囂塵上？法國民主又是怎麼在極右翼的衝擊下得以倖存？
他認為，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更多地考慮個體層面的能動性（agency）。身處動盪年代（或霍布斯鮑姆所云「極端的年代」）的人們，因為面對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常常難以進行理性的收益-成本分析，而是會按照直覺行事。結果是，他們的決策會更加瘋狂，更容易受到心理學偏誤的影響。對於當時的各方政治勢力而言，後果最嚴重的偏誤有兩種，一是代表性推斷（representative heuristic），二是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
所謂代表性推斷，是指人們在評估某一選項是否可行時，會不自覺地援引最近的成功範例，高估背景條件的相似程度和選項有效的概率——顯然，這是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一種特殊情況。比如歐洲各國的激進左翼，在看到俄國革命的勝利之後，就想當然地以為武裝奪權在本國也輕而易舉，最終卻大多以失敗收場。而損失厭惡，是指對比同等程度的損失和收益，前者給人們帶來的反感要遠大過後者帶來的快樂。
因此，人們大多數時候都偏好維持現狀，而不是去冒險求得額外的好處；對於政治立場上的保守派來說尤其如此。一方面，受代表性推斷影響，他們也會高估共產革命爆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出於損失厭惡，他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去阻止激進左翼的嘗試，保持政局的穩定。
從俄國革命到法西斯興起
阿西莫格魯等人的定量研究顯示，一戰中士兵傷亡人數越高的意大利城市，戰後越傾向於投票給反戰的左翼政黨，但之後當地法西斯組織也更為活躍，暴力更加盛行。可是，效仿墨索里尼並不容易。
在Weyland的故事中，一切的起點是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驚人壯舉。列寧並未受限於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框架，在歐洲最為落後的沙俄率先實現了共產革命，並在跟保守勢力的血腥內戰中站穩了腳跟，這無疑對歐洲各國的激進左翼都是極大的鼓舞。雖然一些有識之士，如德國的羅莎·盧森堡，依然保持了冷靜，認為奪權時機在本國尚不成熟，但大部分人顯然已經被革命激情衝昏了頭腦。德皇甫一退位，德國的斯巴達克團們就開始謀劃起義，試圖在第一次選舉之前就控制國家。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的革命者，也都投身於武裝鬥爭之中。
相比之下，温和左翼，比如德國社民黨人，對此並不歡迎，因為革命的誘惑讓他們長期以來堅持的議會路線吸引力大幅下降。右翼政客則更為恐慌，擔心自己的特權和財產都將在革命之後蕩然無存。這種恐慌情緒進一步被新生蘇維埃政權輸出革命的嘗試所放大，並促使德國社民黨人跟保皇派軍人結成了同盟。作為交換，社民黨政府停止了對帝國殘餘勢力的清算，並給予軍隊更加獨立的地位。最終，斯巴達克團的十一月起義被無情鎮壓，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成為了魏瑪民主祭壇上的第一雙羔羊。其後，魏瑪政府還派兵支援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的保守勢力，一舉粉碎了蘇聯支持的革命者在這幾個國家的奪權企圖。
但激進左翼的嘗試並未因此而停止。十一月起義之後，德國工人又先後在不萊梅和巴伐利亞發起了武裝反抗。雖然這兩次反抗仍以失敗告終，德國乃至歐洲其他各國的保守勢力還是深受震動。在匈牙利，激進左翼甚至成功地建立了革命政權。只不過，他們推行的強制國有化、徵收糧食和打擊教會等政策不得人心，以至於很快被海軍上將霍爾蒂領導的政變推翻。
因此，當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組織發動罷工，並號召轉向蘇聯模式的時候，南部的地主階級有理由感到心急如焚。然而，他們既沒有強力的政治組織可以依賴，也不想跟教皇代表的天主教勢力結盟。最後，他們選擇了墨索里尼和他領導的退役軍人組織黑衫軍，作為自己的保護人。地主們以為，墨索里尼只是自己手心的傀儡。但當他帶領手下進軍羅馬之後，一切都失控了。國王被迫任命墨索里尼為首相，而意大利北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為法西斯的茁壯成長提供了豐沃的土壤。
墨索里尼為歐洲的保守派貢獻了一種新的思路：也許唯一能夠跟蘇聯模式相抗衡的，就是同樣依賴於大眾動員和高度集權的法西斯主義。阿西莫格魯等人的定量研究顯示，一戰中士兵傷亡人數越高的意大利城市，戰後越傾向於投票給反戰的左翼政黨，但之後當地法西斯組織也更為活躍，暴力更加盛行。
可是，效仿墨索里尼並不容易。法西斯主義是從現代化產生的怪胎，是對傳統社會的徹底背離。跟共產主義一樣，既存的社會結構，比如血緣、宗族、土地租佃，都要被統統打破，才能使權力集中於領袖一人，才能讓他動員群眾如臂使指。此外，領袖還必須得到建制派精英，特別是高級軍官的支持，方可有效實行統治。但這些既得利益者未必甘心將自己的部分權力出讓給權力集團的外來者。
因此，雖然法西斯思潮來勢洶洶，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擴散卻並不成功。西班牙的德·里維拉將軍曾依靠軍隊，實現了短暫的法西斯統治。但當他試圖進一步修改憲法，集中權力時，卻遭到了建制派的集體反對，只得黯然下台。
希特勒：一個噩夢般的例外
保守黨人很快意識到了自己釋放出的是一隻多麼可怕的怪獸。
唯一的例外發生在德國。作為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國家之一，德國擁有數量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隨着革命的一次次失敗，共產主義的前景顯得愈發晦暗。此時，聲稱要為全體德國人代言的希特勒，似乎成了帶領國家走出泥潭的不二之選。
更何況，希特勒的右翼理念，隱隱契合了一戰後德國民眾內心深處的憤懣。當時風行一時的陰謀論宣揚，猶太人連同社會主義者在國內的破壞，是德國輸掉一戰的根本原因。而戰勝方通過凡爾賽條約套在德國脖子上的重軛，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給民族主義火上澆油。希特勒本人的領袖魅力，他從蘇聯借鑑的動員技巧，跟民眾對現狀的不滿結合在一起，讓納粹煽動起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政治運動。
當然，即使聲勢最盛之時，納粹在德國國內也遠未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但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之死，讓德國共產黨和社民黨之間結下了血海深仇。在社民黨因大蕭條的衝擊而深陷危機之時，共產黨人選擇跟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極端派別的興起迅速擠壓了中間派的活動空間。為了生存，先天不足的德國保守黨也將靈魂出賣給了納粹（Ziblatt, 2018）。
依靠媒體大亨Hugenberg的資助，保守黨內的激進分子成功奪取了黨的領導權，並推選Hugenberg為新任黨魁。上台之後，Hugenberg積極向希特勒靠攏，利用手中的宣傳工具為納粹的擴張保駕護航，幫助他們在1932年大選中成為了國會第一大黨。左翼的分裂使得國會內部再無人能阻止希特勒組閣的野望。社民黨政府一開始賦予軍隊的獨立地位，則讓納粹迅速實現了國家武裝力量的籠絡。
保守黨人很快意識到了自己釋放出的是一隻多麼可怕的怪獸。希特勒在就職典禮當天即宣布，要重新舉行國會選舉，讓納粹黨獲得更多的執政自由。Hugenberg隨後向一位保守黨同事承認：「我做了一輩子最蠢的一件事，我跟歷史上最大的民粹主義者結成了同盟」 （Ziblatt, 2018）。緊接着，希特勒利用國會縱火案取締了共產黨，藉由《授權法》完全馴服了國會，又在一年後策劃了長刀之夜，清洗了包括衝鋒隊領導人羅姆和前首相施萊歇爾在內的大批政敵。夏伊勒熟悉的那個魏瑪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唱意志與勝利的第三帝國。
保守派的艱難選擇
為什麼保守派不選擇跟法西斯主義開展長期合作？在Weyland看來，雖然都屬於非民主體制，法西斯追求的極權主義和傳統的威權主義，實則格格不入，水火不容。
歐洲其他各國的保守派被希特勒的瘋狂嚇破了膽。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邊是激進左翼咄咄逼人的革命嘗試，另一邊是法西斯主義者進行的恐怖政治實驗。這種Weyland所謂的「雙重威懾效應（double deterrence effect）」，促使保守派決定採取行動，來確保自身地位的穩固。最終，他們選擇的道路是傳統的威權主義，即將權力完全收歸精英群體，依靠武力鎮壓消除來自極左和極右的威脅。
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分野，保守派在打擊極左翼時更加堅決，對於極右翼則經常是採取先安撫利用再分化拋棄的策略。比如西班牙的弗朗哥將軍，在內戰期間熱烈擁抱法西斯主義，積極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援，還就任了法西斯組織長槍黨的領袖。然而在取勝之後，他將新政權的核心職位都授予了建制派人士，並且有意識地跟納粹拉開距離，甚至沒有響應希特勒的要求，派軍隊支援德國對蘇聯的入侵。葡萄牙的獨裁者薩拉查，玩弄高超的政治手腕，令温和保守派和極右翼互相攻訐。待到雙方都疲憊不堪時，他漁翁取利，輕易放逐了葡萄牙法西斯主義的領袖，瓦解了整場運動。
倘若保守派的力量不足以吸納極右翼，他們也會採取更為嚴厲的手段。蘇聯干涉留下的陰影，讓法西斯主義在波羅的海三國獲得了廣泛的支持，愛沙尼亞的法西斯社團退伍軍人協會，在修憲公投中獲得了超過七成選票。為了將法西斯掌權的可能性扼殺於萌芽，愛沙尼亞的民選總統夥同社民黨人發動了預防性政變，隨後解散了所有政治組織，將國家轉變為威權政體。接下來，拉脱維亞、羅馬尼亞和奧地利的保守派紛紛步其後塵。威權政府讓保守派有能力清除國內的極端勢力，但也意味着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的壽終正寢。
為什麼保守派不選擇跟法西斯主義開展長期合作？在Weyland看來，雖然都屬於非民主體制，法西斯追求的極權主義和傳統的威權主義，實則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前者要求廣泛的社會動員和群眾參與，以及卡里斯馬式的領袖指點大局，可以讓國家爆發出驚人的能量，但也會造成更加毀滅性的後果。後者植根於庇護網絡（patronage network）和權力交易之中，不希望民眾在政治中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對法西斯主義尋求的社會運動和激進變革有着本能的畏懼。
在工業尚不發達的傳統農業地區，庇護網絡可以更為有效地運作，剝奪了法西斯主義生長所需的養分。只有當現代化粉碎了傳統的社會規範，而新的交疊共識還未建立起來之時，法西斯的毒瘤，才會從這民意及其代言人之間的真空中出現，再沿着各個毛孔滲入社會的肌理。這也正是法西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成氣候，卻在意大利和德國野火燎原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疾入骨髓，傳統精英僅剩的權力基礎也會被一掃而空。
兩次大戰之間的威權領導人們，從法西斯主義者那裏學習了不少新伎倆，但一俟危機解除，他們會立即扔掉這些燙手的山芋，回到死氣沉沉的舊體制之中。
兩次大戰之間的威權領導人們，為了處理眼下的危機，從法西斯主義者那裏學習了不少新伎倆，比如啟用國家資助的宣傳機器，成立青年團以招兵買馬等等。但一俟危機解除，他們會立即扔掉這些燙手的山芋，回到死氣沉沉的舊體制之中。事實上，羅馬尼亞成立於1940年的威權政府的確嘗試過跟法西斯組織鐵衞團共同執政，但二者的矛盾很快變得不可調和。鐵衞團抱怨建制派阻撓他們發動群眾的努力，建制派則嫌棄鐵衞團的骨幹志大才疏，一意孤行。1941年，忍無可忍的鐵衞團發動了叛亂。希特勒為了維持衞星國的穩定，授意建制派政府對其加以鎮壓。結果，羅馬尼亞政府在納粹的幫助下，清除了本國的法西斯勢力。
由此可見，俄國革命也許是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終結的導火索，卻遠非其直接原因。Weyland指出，在心理學偏誤的驅動下，左翼和右翼都做出了一系列過度反應（比如斯巴達克團的倉促起義和當政者對起義的血腥鎮壓），進而動搖了民主制度建立在商討和妥協之上的根基。這一機制跟結構性因素互相作用，塑造了「民主滑坡（democratic backsliding）」在不同國家的發展路徑。
Weyland指出，在心理學偏誤的驅動下，左翼和右翼都做出了一系列過度反應（比如斯巴達克團的倉促起義和當政者對起義的血腥鎮壓），進而動搖了民主制度建立在商討和妥協之上的根基。
但是，民主的覆滅遠非不可避免。同樣在極端思潮的衝擊下風雨飄搖，芬蘭、法國和捷克的民主政府，都堅持到了最後一刻。Weyland認為，首先，這些政府有效地駕馭了本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民族建構（nation building），讓社會矛盾始終圍繞着經濟議題展開，而不是難以調和的族群衝突（排猶、反俄或反西方）。其次，主流政黨在這些國家有更強的組織性和更深厚的社會根基；當民意發生變化時，政黨的綱領能隨之而動，不至於給極端派別留下太多發揮餘地，對激進勢力的抑制和打擊也更得人心。只可惜，大勢已去。三國的民主火種，到頭來還是為戰爭的狂潮撲滅。
評價、不足與展望
「保守黨困境」是政治文明史上的永恆主題之一。保守派既要代表精英集團的利益，又要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中贏得大部分人的支持，這本身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挑戰。
Weyland的這本著作，對兩次大戰之間那段塵封多年的歷史做出了令人擊節讚歎的剖析。他巧妙地以心理學入史，將其中的每一段微妙展開都解釋得鬥榫合縫，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也提供了不少洞見。本書延續了政治學界近年來的研究議程，着眼於民主衰落的根源和政治主體——尤其是保守黨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誠如Ziblatt (2017)，以及Hacker和Person去年的著作《推特治國》所言，「保守黨困境」是政治文明史上的永恆主題之一。保守派既要代表精英集團的利益，又要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中贏得大部分人的支持，這本身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挑戰。英國保守黨選擇的方案是，適度出讓經濟利益，加強地方分支的建設，用傳統價值觀吸引道德上保守的選民。魏瑪時期的德國保守黨，由於組織孱弱，選擇了煽動族群對立，迎合民粹主義，結果為納粹所吞噬。如今的美國共和黨，也有朝這個方向靠攏的趨勢。
但Weyland的框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他所引述的心理學理論，比如代表性推斷和損失厭惡，都是存在於個體層面的概念。
但Weyland的框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他所引述的心理學理論，比如代表性推斷和損失厭惡，都是存在於個體層面的概念。個體決策中的偏見，如何加總到群體和組織層面，學界對此尚無定論。Weyland斷言，歷史悠久，架構複雜的組織，更能夠避免心理學偏誤的影響，做出理性的判斷；相比之下，新興社團則更容易鋌而走險。雖然這一論斷跟直覺相符，但也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事實上，關於制度如何調節（moderate）和傳導（mediate）個體的選擇，我們所知甚少。或許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今後的發展，能夠填補上述空白。
本書中，Weyland把俄國革命當作外生事件，由此展開了隨後的分析。可是革命本身，也是一系列結構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共產革命最先在俄國勝利，也許是偶然。但左翼政權的出現，卻幾乎是歷史的必然。正如皮凱蒂發現的那樣，一戰前是自由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是一個財富高度集中，貧富差距驚人的時代。魏瑪的精英們，在享受令人興奮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時，可曾覺察到國家的底層早已暗流湧動？他們飲下的每一杯美酒，是否都讓盛筵向終焉更靠近了一步？
也許，我們不該對當年的人們過度苛責——他們尚不清楚不平等會帶來多麼可怕的後果。但是，今天的我們不再有疏忽大意的理由，否則就只有「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如果共產革命帶來的鏈式反應無法被遏制，那麼，從源頭上降低激進革命的吸引力，就是避免威權主義捲土重來的唯一方法。
不是說我們都要去成為政治活動家，只是在追尋個人幸福的同時，我們應該對社會現實，對種種結構化的不平等，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認識。
但這談何容易。正如政治學家Adam Przeworski所說的那樣：「每當共和黨掌權，不平等就會增加；然後，民主黨上台時，它僅僅是保持穩定」。迫於保證增長和就業的壓力，政府在減少不平等方面能做的，着實有限。皮凱蒂和歷史學家Walter Sheidel也都指出，歷史上唯一能夠降低不平等的，就是饑荒、瘟疫、戰爭和死亡這「天啟四騎士」。但目前，我們身處一個暴力日益減少的時代（Pinker, 2011）。更何況，從Covid-19疫情中我們學到，與以往不同，今天的災難只會讓現存的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或許有一天，隨着醫療科技的進步，連死亡都會變成窮人的專屬。
但暴力的減少還有另一層含義：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都越來越不願意採用激進的手段來解決紛爭。隨着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參與的成本也不斷降低。或許，不需要激進革命，我們也能夠給精英階層施加足夠的壓力，讓他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讓整個社會以和平的方式走向變革。公民參與的增加，會讓政府有更強的回應性，也更有韌性去應對極端思潮的挑戰——就像書中的芬蘭、法國和捷克政府所經歷的那樣。
這意味着，在我們每個人的未來生活中，政治都將成為愈發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說我們都要去成為政治活動家，只是在追尋個人幸福的同時，我們應該對社會現實，對種種結構化的不平等，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認識，有意識地去建立更多跨階層的聯繫，去盡到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可惜的是，不平等創造的階層鴻溝，正在不斷蠶食這種未來出現的可能性。而那最悲觀的未來，就是喪鐘被我們親手敲響。
參考文獻：
Acemoglu, Daron, et al. War, Socialism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No. w2785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0.
Hacker, Jacob S., and Paul Pierson. 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 Liveright Publishing, 2020.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A: President and Fellows, Harvard College (2013).
Pinker, S. (2012).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penguin Group USA.
Scheidel, Walter.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Random House, 1991.
Weyland, Kurt. Assault o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Ziblatt, Danie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democracy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唉
謝謝也叔
写得太好了！
好文章，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