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誰是蔣經國：中華民國在台灣，意外的國度如何有了意外的民主？

1987年，日暮西山的蔣經國做了影響台灣深遠的兩個決定。7月16日的「解嚴」和11月2日的「開放探親」，同時開啟了台灣民主轉型和兩岸交流的時代。34年後，蔣經國兩個當時看來是「平衡」的決策，儼然成了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兩股張力，形塑今日台灣的新冷戰處境。

當大中華的黨國史觀隨著台灣民主化走下神壇，台灣史觀逐漸為主流接受，林孝庭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歷史視角，能帶來什麼啟示？

2020年12月中，國史館舉行了一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主題名為「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 國際學術討論會」，以1977年中壢事件為起點，1987年解嚴為終點，從各個面向探討這十年來，張力最激烈的台灣民主過渡時期。其中邀集美國、日本、台灣學者的「1977-1987年的蔣經國因素」，是火花最多的一場，無論台上或台下，對蔣經國的評價分歧。

「威權鬆動」研討會上的火花，映照了蔣經國的複雜面貌和他對台灣的功過。以台灣史的角度，從中國敗逃來的蔣氏政權，是外來的壓迫者和人權侵害者，台灣民主是由一代代前仆後繼的台灣人血淚鋪就而成的果實；以中國史的角度，中華民國政權來到台灣，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截然不同的民主政體，是「華人社會可以實現民主」的證明，也是中國民主的最佳示範，晚年讓台灣解嚴的蔣經國才是關鍵。

中壢事件

後者將台灣民主看成「開明專制者主動改革」的分析方式，也是2012年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主流自由派殷殷企盼的中國民主化模式——共產黨內部開明派能因應世界潮流自己走向政治改革，完成社會成本最低的民主轉型。

然而，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的研究，清楚指出中華民國在台灣能走向民主的條件，遠比以上兩種觀點都複雜得多。

林孝庭正是那場「威權鬆動」研討會的發表人之一。他以〈蔣經國主政後本土化與兩條路線的難題〉，探討蔣經國如何因內外因素擺盪在反動和開明路線之間，四個月後，他的新書《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冷戰下的中華民國》出版，歷時六年的檔案爬梳及史料研究，這個觀點在書中有更完整的論證。

1971年出生台北，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台灣，林孝庭自身就經歷「蔣經國時代」從威權鬆動逐步走向民主化的過程，在意識尚還模糊的高中時期，見證時代的劇烈轉折：

他曾在高中的國慶日遊行，在總統府廣場看過晚年的蔣經國在輪椅上和民眾揮手，幾個月後即離世；隔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接著就是野百合學運，讀成功高中（編按：台北一間公立男子高中，位於今善導寺捷運站旁、近立法院）的他，每天上學經過立法院看到街道被示威抗議的人們佔領。這段台灣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陣痛期，成了林孝庭重要的生命經驗。

在大學時，林孝庭唸公共行政，碩士在政大外交研究所念國際關係，對外交史產生濃厚興趣，決定從事學術工作。他的研究從中華民國的外交史、近代中國的政治軍事及邊疆政策，再因緣際會到胡佛檔案館工作，接觸兩蔣日記，而走上探索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之途。

一路以來，林孝庭的研究從台英美日各國檔案，以及各類日記自傳的對照和爬梳，去理解當年自己所處時代，如何來回擺盪於進步和反動浪潮之間，是複雜的國際局勢、強人人格特質、敵營的變化、台灣內部族群矛盾、各種張力交織成的結果。

2017年，林孝庭將英文著述翻譯出版，成為《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一書，他以紮實的檔案研究佐以史家筆觸，生動描繪出中華民國落地台灣的意外與巧合；四年後，林孝庭的研究主題從老蔣轉移到小蔣，也揭示了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痛苦過程，功過都和蔣經國密切相關。

「一切依然離不開歷史的意外與巧合，」林孝庭認為，蔣經國在台灣政治生涯的起點，是以督導國安、情報工作協助父親穩固在台統治。到了晚年的1980年代，卻也是國安與情報部門引發的諸多重大政治案件爭議，讓台灣國際形象重創，鬆動了國民黨威權統治格局，從而打開台灣民主化的契機，都是歷史事件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結果。

誰是蔣經國？神祕的強人

2020年公開的蔣經國日記，是林孝庭長達六年蔣經國研究的「最後一塊拼圖」，然而蔣經國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無論是推動「十大建設」（編按：台灣於70年代推動的高速公路、核能電廠等重大建設工程）、台灣經濟起飛的神話，或作為「白色恐怖幫兇」的情報頭子，他的複雜和神秘，若從他的生命經驗來看，並不難理解。

30歲的青壯時代，蔣經國有長達12年在蘇聯，30年代以蘇聯共產黨員身份回到中國，面對的是艱困的局面：父親蔣介石深陷國共鬥爭泥沼，對他並不信任，國民黨內派系鬥爭，也給他留下重大巨大陰影。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小蔣一路從父親指示下接手情治、外交、國防、退撫、經濟等任務，努力求表現逐步接班。

而在蔣經國接班的70年代，他眼看地緣政治的現實下，台北從華盛頓的冷戰盟友到被邊緣化，從全世界多數國家承認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到1971年失去「中國」代表權後被國際孤立。1979年，中美建交，蔣經國決意讓台灣自立自強，堅拒北京的密使統戰及和談呼喚。

中華民國逐漸與中國脫鉤的國際現實、美國和台灣社會壓力，讓小蔣不得不謹慎的政治改革，而後成了中華民國和台灣逐步合一、成為福禍共依的命運共同體基礎。他當年任用的財經官僚，所做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決策，也讓今日台積電成為新冷戰局勢下台灣的「護國神山」。

如今看來，在當年內外交迫下小蔣的艱難選擇，偶然卻也必然地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無法忽視的獨立政治經濟實體。

層層逼近歷史：方法論的辯證

但要認識這段歷史，研究方法不只一種。從日記、檔案、個體經歷、文獻、口述史等…歷史方法本身也是複雜的辯證。政治人物的日記是以「日後治史」的意識書寫，是否能反映真實？日記研究的參照性可以有多少？而抗爭運動或行動者的資料無法文獻化，檔案研究難免是統治者視角去理解事件，會不會失之偏頗？

「日記是非常主觀的材料，只是歷史研究的參考材料之一，一定要進行佐證和對比，才能拼湊歷史原貌。」林孝庭認為，日記的優點，是對於研究一個人對某件事情的想法很有幫助，但要研究一件事情怎麼回事，就不能依賴日記，必須要參照更多資料。

歷史研究是一種「抵達真實」的過程，只可能接近，卻永遠到不了彼岸。歷史書寫是真實的其一切面，不等同於完整的真實本身，一種史觀代表一種觀看角度，都是視野上的拓展，開闊我們對世界、對人性、對生命的理解。反之我們也可看到，將意識型態化的一元史觀視為絕對真理，便是今日東亞地緣政治的矛盾根源。

也因此，台灣民主化及本土化三十年後，因為政治和社會的開放，讓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三種不同史觀共存，異中求同的交集都是「台灣」。1987年解嚴後至今34年，如何看待我們的國族歷史？島上歧異的生命經驗和歷史記憶，經過時間的沈澱，是否有對話的可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歷史價值的投射，要如何在兩端中取得平衡，異中求同很重要，如此才能形成台灣內部最大共識。」

林孝庭認為，盡量客觀來看政治人物的好壞面向，讓故事和史實去呈現他們自己，由讀者自己思考和評價，這是治史者的關懷。而過去台灣的史學界，台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史觀和架構完全不同，要進行學術對話不容易，對於林孝庭來說，無論什麼意識型態，都不能不理解「台灣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嚴肅而關鍵的問題。

台灣經驗，普世而獨特

「蔣經國是否是改革者？」一直是兩岸的重要公案，每個詮釋者都有自己心中的投射。若以史鑑今，台灣民主的來時路，是否在今日香港或中國具有實質參照性？

林孝庭認為，蔣經國主政台灣時面對的內外挑戰與困境，和今日北京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本質上有所分別。小蔣的治理經驗是否能作為今日中國的參考，需要相關專家學者更深入的研究與探索。

但書中的啟示，可以讓我們確定，要讓強人政治的黨國體制走向民主，其中所需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必須有許多複雜的歷史條件配合。

林孝庭強調，蔣經國的生命經驗，讓他缺少西方民主的DNA和觀念，八十年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江南案等，一連串的重大政治案件使得台灣國際形象大壞，再加上冷戰末期美國對華政策轉變，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又展現改革開放和相對開明的政治氣氛，國際宣傳空前成功，讓國民黨政府有極大壓力。

另一個當年的特殊條件是，當年作為「少數族群」的國民黨政府，無法綁架台灣主流的民族主義情緒，相反的，還必須在族群矛盾的強大張力下，保守謹慎的和本省人分享權力，是務實的選擇；另一方面，台灣人有足夠強大的自主渴望，持續在海內外組織動員，無論從國內的黨外運動或海外的台獨運動，積極在美國政界遊說，利用國際政治的外部壓力，迫使蔣經國改革，而非將希望建構在「專制者會主動分享權力」的幻想。

於是，我們看到台灣的「寧靜革命」，一路以來其實充滿張力，是權力者和人民在特殊的時代結構下交互作用，以極大代價換來。台灣的民主經驗既具有人類漫漫文明史中的普世意涵，但或許也如林孝庭所言：「大歷史的脈絡告訴我們，『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將是獨特且難以被複製的。」

以下是端傳媒與林孝庭的專訪。

端=端傳媒
林=林孝庭

我經歷過幾十年歌功頌德的黨國史觀，但台灣一民主化就反彈，這二、三十年台灣史研究成為主流，但另一個反作用力也可能出來。

端：您三本中文著作，從1949年前後中華民國如何從中國到台灣落地，最後結束於1987年解嚴的台灣民主化開端，基本上把蔣氏政權在台40年前因後果做了完整的研究。您怎麼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視角，您認為了解這段歷史，對今日台灣的意義何在？

林：我認為評價歷史人物不可能只有好壞和善惡的觀點，談轉型正義是必要的，我們不能迴避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對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所應擔起的政治責任，但也不能忘記，他們主政之下為台灣帶來的貢獻，這樣評價歷史人物比較客觀。

現在年輕人肯定離我們的時代越來越遠，中華民國的元素也會在他們的歷史認識裡越來越淡薄，但他們或許可以不知道誰是葉公超、嚴家淦、沈劍虹、孫運璿，卻不可不知台灣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也不能不理解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塊土地經歷過的白色恐怖、民主化、本土化、經濟起飛與外交衝擊，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來新的訊息與不同的歷史視野。

我相信無論採取什麼史觀或政治價值觀，生活在台灣土地上，都需要知道過去幾十年發生的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沒有民進黨，當時我們是聯合國安理會，全世界一半國家承認台灣，然而台灣為何挫敗？為何走向民主化？如果因為意識型態刻意忽略這三十年的歷史，那麼台灣歷史就會出現很大的空白。

很多事情同時都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歷史研究也是。我經歷過幾十年歌功頌德的黨國史觀，但台灣一民主化就反彈，這二、三十年台灣史研究成為主流，但另一個反作用力也可能出來。下一代年輕人也許會想填補知識上的空缺，去尋找教科書沒有談的歷史。這點在中國學術界特別清楚，過去中華民國和蔣介石是禁忌，但政治越壓制，人們就越渴望挖掘，等到社會氛圍開放後就會雨後春筍冒出來。

端：現在看來，晚年的蔣經國在1987年解嚴和開放探親，對台灣社會似乎產生截然不同的張力。解嚴加速台灣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步伐，增強了台灣主體性，35年後，台灣和中國自然更遠；而開放探親開啟了兩岸交流，也讓北京統戰工作得以從國民黨高層直接對接到台灣民間，但也因此台灣公民社會出現反作用力，最終發生2014太陽花運動。這兩個張力同時存在，您認為會把台灣帶往哪裡？


林：我相信蔣經國87年的重大決策，包括解嚴和兩岸探親，都是在當時特定時空背景下，他認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定。他也沒辦法預見，這樣的政策會給未來的兩岸關係帶來什麼衝擊。現在兩岸有不同張力在拉扯，未來會往哪走？漸行漸遠或日趨緊密，也不大可能短短幾年看得明白。歷史研究不是預測未來，而是透過距離去檢視事情為何發生。這是歷史研究和政治學家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我想，當時小蔣準備讓台灣走向民主化，打兩岸牌可以化解北京的疑慮，打兩岸牌，也可以平衡國民黨保守開明勢力。他開放探親也是釋放一個訊息：台灣民主化不是要搞獨立，不是要失去一個中國立場，不要讓對岸以為有分離意識。所以這是平衡中共反應和國民黨內部派系考量。

端：您書中可以看到，北京一波波不同時期的統戰攻勢下，蔣經國堅持「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甚至美國壓力下會搬出「台灣主體性」，來說服美國維持台灣獨立性的重要。您認為蔣經國為何會在離世前（編按：蔣經國於1988年過世）突然開放兩岸探親，又送密使私信到北京表示兩岸應該要和平統一，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轉折？您認為小蔣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想像和藍圖又是什麼？

林：蔣經國日記從1937年5月從俄國回來，寫到1979年12月，而且最後一篇日記看不出來要中斷的跡象，我個人推測應該和小蔣健康狀況有關的臨時決定。也因此他在之後的決策，包含美麗島大審、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到江南案，一直到1987年的決策，都因為資料不夠充分，在書中很難琢磨這段曲折。

不過我想1979年台美斷交之時，台灣處境艱難，再加上尚未走向民主化，小蔣將北京的和平統戰攻勢視為洪水猛獸，擔心國內民心動搖而瓦解，因此在態度上強硬可以理解。至於晚年的改變，我認為是經過十年，台灣社會已度過台美斷交的巨大衝擊，經濟成就也有耀眼發展，或許蔣經國認為較有自信，面對中國大陸進行一場體制之爭。

至於蔣經國晚年的和平統一心願，我認為小蔣是個中國民族主義者，日記中也一直有濃厚的思鄉情懷，若不是無法接受對岸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他大可在美國放棄台灣時就統一了。80年代北京的政治氣氛也相對開放，所以我想小蔣晚年的心願，不是會為了統一而統一，全盤接受共產主義體制，我相信他會堅持父親留下來的三民主義模式，做為日後統一的基本依據。

端：您的研究主題從蔣介石逐漸轉移到蔣經國，是否可以比較下蔣介石和蔣經國的不同政治風格，以及對台灣的功過及影響？

林：蔣介石一生不同階段，在中國大陸時期領導北伐完成中國統一，又進行艱苦的對日抗戰，耶魯大學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觀點是，蔣必須不斷說服自己「我就是中國」，不然沒辦法撐下去。也因此，他從中國沙場縱橫幾十年敗退到台灣彈丸之地，很難改變家父長心態，不可能容忍任何挑戰他的權威，所以要蔣介石實踐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但蔣經國在中國大陸時期沒有顯赫資歷，也不像陳誠推動土地改革得台灣民心，雖然有父親庇蔭卻無法完全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能量，太子身份反而是累贅。面對至高無上的父親，黨內黨外的挑戰，必須在教條主義、意識型態、務實主義中取得平衡。

日記看到小蔣在蘇聯12年經歷，讓他接觸過俄國工人農人，也曾窮到沒錢做衣服，必須把自己襯衫剪了替大兒子蔣孝文做尿布，或和同學站在莫斯科街頭變賣家中僅有東西來貼補家用，這些都讓他對窮苦百姓多一份同理心…我相信親民形象不完全是政治宣傳可以塑造的，蘇聯經歷絕對為他帶來深遠影響。

端：您怎麼看小蔣和父親的關係，以及小蔣的人格特質？

林：小蔣1937年從蘇聯回到中國，受過馬列主義洗禮、又是蘇聯共產黨員，他的父親確實不信任他。從小蔣日記可以看到，30年代回中國到台灣不同的歷史階段，他都很渴盼父親的肯定和接納。所以無論是情治、軍隊政工、退輔會、外交等父親交辦的任務，他都希望以實際成績獲得認可。小蔣在父親的巨大陰影下確實又敬又畏，即使1949年後他對老蔣一些重大政策也有自己想法，但要到70年代準備接班了，父子分歧才比較明顯。譬如和蘇聯的關係，是否反攻大陸還建設台灣？或退出聯合國，老蔣認為漢賊不兩立，但小蔣認為多留一兩年可以為台灣爭取同步的建設和改革。

蔣經國的日記是從三十年代的贛南時期，一直寫到1979年底。當然日記只能參考，但一個人要長達三、四十年寫與自己內心不相符的東西，應該也不大可能。日記看到小蔣在蘇聯12年經歷，讓他接觸過俄國工人農人，也曾窮到沒錢做衣服，必須把自己襯衫剪了替大兒子蔣孝文做尿布，或和同學站在莫斯科街頭變賣家中僅有東西來貼補家用，這些都讓他對窮苦百姓多一份同理心。再加上他個性就是喜歡和基層互動，和國民黨內權貴政治的風格不一樣。我相信親民形象不完全是政治宣傳可以塑造的，蘇聯經歷絕對為他帶來深遠影響。

端：您的書中關於莫斯科和台北接觸的這段歷史很有趣。當時是1965年文革開始，中蘇關係惡化，莫斯科想要以鼓勵台北反攻大陸來反毛。從史料中也可看出，1971退出聯合國前，蔣介石都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夢想，但蔣經國卻謹慎得多。而幾次和蘇聯的接觸和談判小蔣似乎不是很有自信，您認為為何小蔣在蘇聯多年，卻和克里姆林宮關係沒有很緊密？

林：我認為蔣經國在俄國求學和生活12年後，回到中國和台灣堅定反共，是冷戰結構使然，但他早年思想養成，深受社會主義影響，明顯體現在他處理經濟問題的思維。他加入蘇共、參與共青團的過往，讓他在反共抗俄的環境顯得尷尬，很不政治正確，美國也極度不信任他，所以七十年代和莫斯科交往時，他顯得礙手礙腳。如果太積極會被說親共，太消極又會忤逆父親的期待，其實是處於很難堪的位置，這也是為何他很謹慎的緣故。

蔣孝勇回憶錄提到，他父親吐血離世前還會問：我為台灣人做這麼多事，為何他們還要這樣反對我、讓我難堪？

端：共產陣營一向很重視將意識型態作為統治工具，但蔣經國的務實風格一向為人稱道，老蔣在台灣很重視中華民族的意識型態建構，小蔣似乎沒有這麼意識型態先行？刺蔣案後，小蔣問「台灣人為何要殺我？」，書中也有不少他對本省人的怨恨和猜疑，但您覺得為何他還是願意推動政治本土化，納入台籍精英？

林：小蔣和父親一樣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日記中他對大陸故土的思想情結還很濃郁，特別是家鄉奉化母親和祖母的墳墓，但蘇聯經歷也讓他看清楚很多共產主義的缺陷，當時兩岸政治意識型態和制度競爭的對立分歧，他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國族意識建構的工作，老蔣那輩的人都做完了，小蔣比較務實，處理情報、政工，比較少碰抽象的意識型態工作。

老蔣一定要對台灣人做中國國族意識改造，因為這是他五六十年代在台灣的權力正當性來源，當時他還在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全中國，只是暫時敗退，他每天都在想要如何動員、反攻大陸，所以他要把台灣打造成小中國。蔣經國主政時，環境很不一樣，台灣丟掉了中國代表權，他必須要推動本土化和民主化。小蔣不可能把台灣打造成中國，這也不可能，而且國際也不會因此承認，沒有全中國的政治符號，只能運用更多台灣元素，所以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他就會比較容忍。他也自知「如果你不改變，人家就會革你的命」。

但即使小蔣比較務實，心裡當然還是會不高興。譬如1988年他過世前，國民黨全代會上，有人拿著民進黨旗子坐在最後一排抗議，他耿耿於懷。蔣孝勇回憶錄提到，他父親吐血離世前還會問：我為台灣人做這麼多事，為何他們還要這樣反對我、讓我難堪？日記中看得出來他最討厭高玉樹，但他當行政院長時，延攬高當交通部長，那是因為他很清楚必須改變，不然國民黨在台灣代表性不夠，政權沒辦法生存。

端：1980年代北京提出一國兩制，對台、港、國際社會、海外華人統戰都達到巨大成功，而這個論述是七十年代北京和台北試著接觸過程中，逐漸演變而來的。現在我們看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和台灣有很緊密的關係，不知您在檔案研究中是否看到當年國民黨政府對中英談判和香港主權移交的態度？國民黨政府又如何用香港來判斷台灣情勢？

林：蔣經國日記只寫到1979年，因此我們不得而知中英談判之時，他內心究竟如何想，不過根據其他人的歷史回憶與英美檔案，可以想見北京在香港回歸談判成功，帶給國府高層極大的壓力，加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來都成為迫使蔣經國必須著手進行台灣政治改革的一大因素。

從日記中，小蔣提到香港大概都是五、六十年代，有關滲透據點、敵後游擊工作、僑務工作、鬥爭這類。兩蔣對香港態度，主要是反統戰和情報滲透據點，倒是看不出國府認為香港主權是他們的，我想也是因為香港連著廣東，地緣考量下，自然不會把香港和台灣連結。

端：中共對台灣統戰有很多時期和層次，您的書透過檔案爬梳很細緻的呈現，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和黨外人士的接觸，這是北京一貫「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兩面手法。1979年王昇負責的劉少康辦公室，是為了反制中共對台和平統戰成立，操作上也是將「共匪與台獨冶為一爐」，但在您書裡看來，北京當年統戰工作觸及不到台灣民間，反而兩蔣和國民黨高層才是真正的統戰對象，而非台獨和黨外。您怎麼看這個蠻有意思的對比？

林：台美斷交後不久發生美麗島事件，北京確實曾聲援被國民黨鎮壓的黨外人士，然而後來眼見蔣經國依然能主持大局，再加上北京擔心支持黨外運動恐被外界視為支持台獨，所以才又改為以國民黨高層為對象的統戰政策。

從CIA檔案可以看到，當年在美國的海外台籍人士，知名的如郭雨新（編按：台灣知名黨外政治人物，現任監察院長陳菊年輕時曾任其秘書）、許信良這類體制內自決派，北京確實有接觸，但沒有證據這些人接受北京援助來推翻國民黨，而且我認為可能性低。

中共對於台籍人士的接觸，我相信是七十年代才慢慢開始。五六十年代，台灣被國民黨威權統治得很嚴密，以國共淵源的思維，北京自然認為搞定兩蔣就能收回台灣。但七十年代政治氣氛不同了，台灣人的聲音開始成為影響國民黨決策的因素，美國人是這樣看台灣，北京自然也會調整。

端：書裡似乎比較沒有著墨太多蔣經國當年處理黨外重大案件的心態和決策理由（美麗島大審、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這些台灣社會至今很爭議的的轉型正義重大案件？

林：蔣經國1979年12月後就沒有寫日記，確實侷限了我在這方面議題的處理，很難直接知道他的想法。但我在第三章、第八章分別引用其他人的回憶錄，和美國的檔案來呈現。我的論點沒有改變，我還是認為1979年政治氛圍保守緊縮，是造成重大政治案件的關係。小蔣痛恨黨外的郭雨新、高玉樹這些人，日記裡罵得很難聽，但他未必希望看到政敵流血喪命，很多時候可能是下面的人揣摩上意。

我要強調，若非美國壓力，以蔣經國早年蘇聯經驗，沒有讓他真正理解何謂「民主政治」的環境與機會，他的政治細胞裡從來沒有「民主」DNA，不懂西方民主的遊戲規則，為何一定要有兩黨政治。

端：您認為美國對台灣民主有積極影響力嗎？美國在六十年代開始很注意台灣省籍矛盾，內部也認為未來台灣政治勢必是本省菁英主導。但從彭明敏流亡到美國的冷暖，或美國對廖文毅（編按：生於1910年的台獨運動者，曾任總部位於日本東京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的冷淡，您認為如何理解美國的態度呢？ 美國事實上是支持國民黨內部改革，反而不是真的支持黨外和台獨，但為何小蔣對美國的理解有這麼大落差呢？

林：美國因素當然是小蔣主政的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很大關鍵。任何國家都一樣，美國永遠優先考慮自身國家利益，也因此在冷戰高峰年代，為了圍堵共產勢力，華府可以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1980年代，民主化逐漸被美國看成是重要核心價值時，就要求國民黨開放。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美國境內的台美人團體，譬如FAPA（編按：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總部位於洛杉磯，促進國際關注台灣、推動台灣獨立的組織）等遊說國會立法，向台北施壓。

我要強調，若非美國壓力，以蔣經國早年蘇聯經驗，沒有讓他真正理解何謂「民主政治」的環境與機會，他的政治細胞裡從來沒有「民主」DNA，不懂西方民主的遊戲規則，為何一定要有兩黨政治。我想如果八十年代他有選擇，應該不會開放黨禁，而是會一黨獨大，用國民黨帶領菁英來推動改革。

另一方面，當時亞太地區民主化造成的政變，也讓他心生警惕。小蔣在內外交迫之下的困難選擇，不是真正認可也不知如何處理，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之後國民黨的政治路線，擺盪在「開明」與「保守」之間，在台美斷交危機時，反而政治緊縮引發諸多重大案件。

一個國家民主化的結果，有很多原因，絕對不可能是單方面意志。面對壓力小蔣也可以選擇頑強抵抗流更多血，但他沒有這麼做。所以我認為台灣民主化沒有誰的絕對功勞，而是很多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端：您的書中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作用力，就是當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出現左傾，武統台灣的聲浪就會高，反之亦然，而美國作為關鍵第三方，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平衡角色。就您的研究來看，除了維持現狀的平衡外，美國對台灣的政治定位有過不同的想像嗎？

林：把時空拉長來看很清楚，不論台獨或「台灣地位未定論」，當美國需要時就拿出來用，不符合其現實利益時就避而不談，或採取模糊政策，這個特徵從蔣經國一生與老美多次交手充分展現出來。

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冷戰高峰期，任何有關兩岸接觸的傳聞，都會引起華府高度關切，因為當時美國的大戰略是圍堵中共，不可能接受兩岸有破口。到了1970年代，美國準備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季辛吉很清楚台灣是最大絆腳石，因此鼓勵兩岸交流談判。因為在他的大戰略思考下，把中共拉到美國陣營牽制蘇聯，只要解決台灣地位問題，中美建交就水到渠成。

由此可見，美國的台海政策並非一成不變，是隨著時空環境而調整，台灣的執政者不論哪一個政黨，都應清楚認識大局演變，做出最有利台灣的正確判斷。

端：可否談談您在從蔣介石日記到蔣經國日記，以及各國（英美日）的解密檔案研究過程中，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歷史秘辛的意外發現？這段歷史你覺得處理起來最難的是哪個部分？

林：歷史研究的樂處之一，就是從故紙堆中重新發掘過去我們不知道的歷史事件，或是藉由新史料修正我們過往認知。冷戰時期兩岸之間的祕密往來、台灣與蘇聯的地下外交、蔣經國對美國乃至亞洲各國政要的私人觀感等，都是讓我印象深刻的新發現。最難處理的還是小蔣處理對中國大陸的敵後與情報工作，譬如很多在港澳的破壞行動，或是到大陸的空投計畫，因為敏感，也受限於台灣和中國大陸官方機密史料仍未完全解禁，只能靠蔣經國自己的記載，所以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作者介紹：林怡廷為獨立記者，以「無聲之戰（The Silent War）」報導計畫獲選為普立茲中心普賽芬妮．米爾獎學金 （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2020年度獎助記者。主跑台灣地方政治、兩岸、東南亞，長期關注中國因素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政經局勢及地緣政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