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是蒋经国：中华民国在台湾，意外的国度如何有了意外的民主？

1987年，日暮西山的蒋经国做了影响台湾深远的两个决定。7月16日的“解严”和11月2日的“开放探亲”，同时开启了台湾民主转型和两岸交流的时代。34年后，蒋经国两个当时看来是“平衡”的决策，俨然成了台湾和中国之间的两股张力，形塑今日台湾的新冷战处境。

当大中华的党国史观随着台湾民主化走下神坛，台湾史观逐渐为主流接受，林孝庭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历史视角，能带来什么启示？

2020年12月中，国史馆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主题名为“威权松动：解严前台湾重大政治案件与政治变迁（1977-1987） 国际学术讨论会”，以1977年中坜事件为起点，1987年解严为终点，从各个面向探讨这十年来，张力最激烈的台湾民主过渡时期。其中邀集美国、日本、台湾学者的“1977-1987年的蒋经国因素”，是火花最多的一场，无论台上或台下，对蒋经国的评价分歧。

“威权松动”研讨会上的火花，映照了蒋经国的复杂面貌和他对台湾的功过。以台湾史的角度，从中国败逃来的蒋氏政权，是外来的压迫者和人权侵害者，台湾民主是由一代代前仆后继的台湾人血泪铺就而成的果实；以中国史的角度，中华民国政权来到台湾，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截然不同的民主政体，是“华人社会可以实现民主”的证明，也是中国民主的最佳示范，晚年让台湾解严的蒋经国才是关键。

中坜事件

后者将台湾民主看成“开明专制者主动改革”的分析方式，也是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主流自由派殷殷企盼的中国民主化模式——共产党内部开明派能因应世界潮流自己走向政治改革，完成社会成本最低的民主转型。

然而，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的研究，清楚指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能走向民主的条件，远比以上两种观点都复杂得多。

林孝庭正是那场“威权松动”研讨会的发表人之一。他以〈蒋经国主政后本土化与两条路线的难题〉，探讨蒋经国如何因内外因素摆荡在反动和开明路线之间，四个月后，他的新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冷战下的中华民国》出版，历时六年的档案爬梳及史料研究，这个观点在书中有更完整的论证。

1971年出生台北，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林孝庭自身就经历“蒋经国时代”从威权松动逐步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在意识尚还模糊的高中时期，见证时代的剧烈转折：

他曾在高中的国庆日游行，在总统府广场看过晚年的蒋经国在轮椅上和民众挥手，几个月后即离世；隔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接着就是野百合学运，读成功高中（编按：台北一间公立男子高中，位于今善导寺捷运站旁、近立法院）的他，每天上学经过立法院看到街道被示威抗议的人们占领。这段台湾从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的阵痛期，成了林孝庭重要的生命经验。

在大学时，林孝庭念公共行政，硕士在政大外交研究所念国际关系，对外交史产生浓厚兴趣，决定从事学术工作。他的研究从中华民国的外交史、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及边疆政策，再因缘际会到胡佛档案馆工作，接触两蒋日记，而走上探索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之途。

一路以来，林孝庭的研究从台英美日各国档案，以及各类日记自传的对照和爬梳，去理解当年自己所处时代，如何来回摆荡于进步和反动浪潮之间，是复杂的国际局势、强人人格特质、敌营的变化、台湾内部族群矛盾、各种张力交织成的结果。

2017年，林孝庭将英文著述翻译出版，成为《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的形塑》一书，他以扎实的档案研究佐以史家笔触，生动描绘出中华民国落地台湾的意外与巧合；四年后，林孝庭的研究主题从老蒋转移到小蒋，也揭示了中华民国政权在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痛苦过程，功过都和蒋经国密切相关。

“一切依然离不开历史的意外与巧合，”林孝庭认为，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生涯的起点，是以督导国安、情报工作协助父亲稳固在台统治。到了晚年的1980年代，却也是国安与情报部门引发的诸多重大政治案件争议，让台湾国际形象重创，松动了国民党威权统治格局，从而打开台湾民主化的契机，都是历史事件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结果。

谁是蒋经国？神秘的强人

2020年公开的蒋经国日记，是林孝庭长达六年蒋经国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蒋经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无论是推动“十大建设”（编按：台湾于70年代推动的高速公路、核能电厂等重大建设工程）、台湾经济起飞的神话，或作为“白色恐怖帮凶”的情报头子，他的复杂和神秘，若从他的生命经验来看，并不难理解。

30岁的青壮时代，蒋经国有长达12年在苏联，30年代以苏联共产党员身份回到中国，面对的是艰困的局面：父亲蒋介石深陷国共斗争泥沼，对他并不信任，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也给他留下重大巨大阴影。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小蒋一路从父亲指示下接手情治、外交、国防、退抚、经济等任务，努力求表现逐步接班。

而在蒋经国接班的70年代，他眼看地缘政治的现实下，台北从华盛顿的冷战盟友到被边缘化，从全世界多数国家承认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到1971年失去“中国”代表权后被国际孤立。1979年，中美建交，蒋经国决意让台湾自立自强，坚拒北京的密使统战及和谈呼唤。

中华民国逐渐与中国脱钩的国际现实、美国和台湾社会压力，让小蒋不得不谨慎的政治改革，而后成了中华民国和台湾逐步合一、成为福祸共依的命运共同体基础。他当年任用的财经官僚，所做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决策，也让今日台积电成为新冷战局势下台湾的“护国神山”。

如今看来，在当年内外交迫下小蒋的艰难选择，偶然却也必然地使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忽视的独立政治经济实体。

层层逼近历史：方法论的辩证

但要认识这段历史，研究方法不只一种。从日记、档案、个体经历、文献、口述史等…历史方法本身也是复杂的辩证。政治人物的日记是以“日后治史”的意识书写，是否能反映真实？日记研究的参照性可以有多少？而抗争运动或行动者的资料无法文献化，档案研究难免是统治者视角去理解事件，会不会失之偏颇？

“日记是非常主观的材料，只是历史研究的参考材料之一，一定要进行佐证和对比，才能拼凑历史原貌。”林孝庭认为，日记的优点，是对于研究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想法很有帮助，但要研究一件事情怎么回事，就不能依赖日记，必须要参照更多资料。

历史研究是一种“抵达真实”的过程，只可能接近，却永远到不了彼岸。历史书写是真实的其一切面，不等同于完整的真实本身，一种史观代表一种观看角度，都是视野上的拓展，开阔我们对世界、对人性、对生命的理解。反之我们也可看到，将意识型态化的一元史观视为绝对真理，便是今日东亚地缘政治的矛盾根源。

也因此，台湾民主化及本土化三十年后，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开放，让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三种不同史观共存，异中求同的交集都是“台湾”。1987年解严后至今34年，如何看待我们的国族历史？岛上歧异的生命经验和历史记忆，经过时间的沉淀，是否有对话的可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价值的投射，要如何在两端中取得平衡，异中求同很重要，如此才能形成台湾内部最大共识。”

林孝庭认为，尽量客观来看政治人物的好坏面向，让故事和史实去呈现他们自己，由读者自己思考和评价，这是治史者的关怀。而过去台湾的史学界，台湾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史观和架构完全不同，要进行学术对话不容易，对于林孝庭来说，无论什么意识型态，都不能不理解“台湾如何走到今天”这个严肃而关键的问题。

台湾经验，普世而独特

“蒋经国是否是改革者？”一直是两岸的重要公案，每个诠释者都有自己心中的投射。若以史鉴今，台湾民主的来时路，是否在今日香港或中国具有实质参照性？

林孝庭认为，蒋经国主政台湾时面对的内外挑战与困境，和今日北京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本质上有所分别。小蒋的治理经验是否能作为今日中国的参考，需要相关专家学者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但书中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确定，要让强人政治的党国体制走向民主，其中所需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必须有许多复杂的历史条件配合。

林孝庭强调，蒋经国的生命经验，让他缺少西方民主的DNA和观念，八十年代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案、江南案等，一连串的重大政治案件使得台湾国际形象大坏，再加上冷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转变，邓小平主政下的中国，又展现改革开放和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国际宣传空前成功，让国民党政府有极大压力。

另一个当年的特殊条件是，当年作为“少数族群”的国民党政府，无法绑架台湾主流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的，还必须在族群矛盾的强大张力下，保守谨慎的和本省人分享权力，是务实的选择；另一方面，台湾人有足够强大的自主渴望，持续在海内外组织动员，无论从国内的党外运动或海外的台独运动，积极在美国政界游说，利用国际政治的外部压力，迫使蒋经国改革，而非将希望建构在“专制者会主动分享权力”的幻想。

于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宁静革命”，一路以来其实充满张力，是权力者和人民在特殊的时代结构下交互作用，以极大代价换来。台湾的民主经验既具有人类漫漫文明史中的普世意涵，但或许也如林孝庭所言：“大历史的脉络告诉我们，『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将是独特且难以被复制的。”

以下是端传媒与林孝庭的专访。

端=端传媒
林=林孝庭

我经历过几十年歌功颂德的党国史观，但台湾一民主化就反弹，这二、三十年台湾史研究成为主流，但另一个反作用力也可能出来。

端：您三本中文著作，从1949年前后中华民国如何从中国到台湾落地，最后结束于1987年解严的台湾民主化开端，基本上把蒋氏政权在台40年前因后果做了完整的研究。您怎么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视角，您认为了解这段历史，对今日台湾的意义何在？

林：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只有好坏和善恶的观点，谈转型正义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回避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对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所应担起的政治责任，但也不能忘记，他们主政之下为台湾带来的贡献，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比较客观。

现在年轻人肯定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远，中华民国的元素也会在他们的历史认识里越来越淡薄，但他们或许可以不知道谁是叶公超、严家淦、沈剑虹、孙运璿，却不可不知台湾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能不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块土地经历过的白色恐怖、民主化、本土化、经济起飞与外交冲击，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来新的讯息与不同的历史视野。

我相信无论采取什么史观或政治价值观，生活在台湾土地上，都需要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没有民进党，当时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全世界一半国家承认台湾，然而台湾为何挫败？为何走向民主化？如果因为意识型态刻意忽略这三十年的历史，那么台湾历史就会出现很大的空白。

很多事情同时都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历史研究也是。我经历过几十年歌功颂德的党国史观，但台湾一民主化就反弹，这二、三十年台湾史研究成为主流，但另一个反作用力也可能出来。下一代年轻人也许会想填补知识上的空缺，去寻找教科书没有谈的历史。这点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清楚，过去中华民国和蒋介石是禁忌，但政治越压制，人们就越渴望挖掘，等到社会氛围开放后就会雨后春笋冒出来。

端：现在看来，晚年的蒋经国在1987年解严和开放探亲，对台湾社会似乎产生截然不同的张力。解严加速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步伐，增强了台湾主体性，35年后，台湾和中国自然更远；而开放探亲开启了两岸交流，也让北京统战工作得以从国民党高层直接对接到台湾民间，但也因此台湾公民社会出现反作用力，最终发生2014太阳花运动。这两个张力同时存在，您认为会把台湾带往哪里？


林：我相信蒋经国87年的重大决策，包括解严和两岸探亲，都是在当时特定时空背景下，他认为对台湾最有利的决定。他也没办法预见，这样的政策会给未来的两岸关系带来什么冲击。现在两岸有不同张力在拉扯，未来会往哪走？渐行渐远或日趋紧密，也不大可能短短几年看得明白。历史研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透过距离去检视事情为何发生。这是历史研究和政治学家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我想，当时小蒋准备让台湾走向民主化，打两岸牌可以化解北京的疑虑，打两岸牌，也可以平衡国民党保守开明势力。他开放探亲也是释放一个讯息：台湾民主化不是要搞独立，不是要失去一个中国立场，不要让对岸以为有分离意识。所以这是平衡中共反应和国民党内部派系考量。

端：您书中可以看到，北京一波波不同时期的统战攻势下，蒋经国坚持“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甚至美国压力下会搬出“台湾主体性”，来说服美国维持台湾独立性的重要。您认为蒋经国为何会在离世前（编按：蒋经国于1988年过世）突然开放两岸探亲，又送密使私信到北京表示两岸应该要和平统一，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转折？您认为小蒋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想像和蓝图又是什么？

林：蒋经国日记从1937年5月从俄国回来，写到1979年12月，而且最后一篇日记看不出来要中断的迹象，我个人推测应该和小蒋健康状况有关的临时决定。也因此他在之后的决策，包含美丽岛大审、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到江南案，一直到1987年的决策，都因为资料不够充分，在书中很难琢磨这段曲折。

不过我想1979年台美断交之时，台湾处境艰难，再加上尚未走向民主化，小蒋将北京的和平统战攻势视为洪水猛兽，担心国内民心动摇而瓦解，因此在态度上强硬可以理解。至于晚年的改变，我认为是经过十年，台湾社会已度过台美断交的巨大冲击，经济成就也有耀眼发展，或许蒋经国认为较有自信，面对中国大陆进行一场体制之争。

至于蒋经国晚年的和平统一心愿，我认为小蒋是个中国民族主义者，日记中也一直有浓厚的思乡情怀，若不是无法接受对岸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型态，他大可在美国放弃台湾时就统一了。80年代北京的政治气氛也相对开放，所以我想小蒋晚年的心愿，不是会为了统一而统一，全盘接受共产主义体制，我相信他会坚持父亲留下来的三民主义模式，做为日后统一的基本依据。

端：您的研究主题从蒋介石逐渐转移到蒋经国，是否可以比较下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不同政治风格，以及对台湾的功过及影响？

林：蒋介石一生不同阶段，在中国大陆时期领导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又进行艰苦的对日抗战，耶鲁大学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观点是，蒋必须不断说服自己“我就是中国”，不然没办法撑下去。也因此，他从中国沙场纵横几十年败退到台湾弹丸之地，很难改变家父长心态，不可能容忍任何挑战他的权威，所以要蒋介石实践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但蒋经国在中国大陆时期没有显赫资历，也不像陈诚推动土地改革得台湾民心，虽然有父亲庇荫却无法完全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能量，太子身份反而是累赘。面对至高无上的父亲，党内党外的挑战，必须在教条主义、意识型态、务实主义中取得平衡。

日记看到小蒋在苏联12年经历，让他接触过俄国工人农人，也曾穷到没钱做衣服，必须把自己衬衫剪了替大儿子蒋孝文做尿布，或和同学站在莫斯科街头变卖家中仅有东西来贴补家用，这些都让他对穷苦百姓多一份同理心…我相信亲民形象不完全是政治宣传可以塑造的，苏联经历绝对为他带来深远影响。

端：您怎么看小蒋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小蒋的人格特质？

林：小蒋1937年从苏联回到中国，受过马列主义洗礼、又是苏联共产党员，他的父亲确实不信任他。从小蒋日记可以看到，30年代回中国到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他都很渴盼父亲的肯定和接纳。所以无论是情治、军队政工、退辅会、外交等父亲交办的任务，他都希望以实际成绩获得认可。小蒋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下确实又敬又畏，即使1949年后他对老蒋一些重大政策也有自己想法，但要到70年代准备接班了，父子分歧才比较明显。譬如和苏联的关系，是否反攻大陆还建设台湾？或退出联合国，老蒋认为汉贼不两立，但小蒋认为多留一两年可以为台湾争取同步的建设和改革。

蒋经国的日记是从三十年代的赣南时期，一直写到1979年底。当然日记只能参考，但一个人要长达三、四十年写与自己内心不相符的东西，应该也不大可能。日记看到小蒋在苏联12年经历，让他接触过俄国工人农人，也曾穷到没钱做衣服，必须把自己衬衫剪了替大儿子蒋孝文做尿布，或和同学站在莫斯科街头变卖家中仅有东西来贴补家用，这些都让他对穷苦百姓多一份同理心。再加上他个性就是喜欢和基层互动，和国民党内权贵政治的风格不一样。我相信亲民形象不完全是政治宣传可以塑造的，苏联经历绝对为他带来深远影响。

端：您的书中关于莫斯科和台北接触的这段历史很有趣。当时是1965年文革开始，中苏关系恶化，莫斯科想要以鼓励台北反攻大陆来反毛。从史料中也可看出，1971退出联合国前，蒋介石都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但蒋经国却谨慎得多。而几次和苏联的接触和谈判小蒋似乎不是很有自信，您认为为何小蒋在苏联多年，却和克里姆林宫关系没有很紧密？

林：我认为蒋经国在俄国求学和生活12年后，回到中国和台湾坚定反共，是冷战结构使然，但他早年思想养成，深受社会主义影响，明显体现在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思维。他加入苏共、参与共青团的过往，让他在反共抗俄的环境显得尴尬，很不政治正确，美国也极度不信任他，所以七十年代和莫斯科交往时，他显得碍手碍脚。如果太积极会被说亲共，太消极又会忤逆父亲的期待，其实是处于很难堪的位置，这也是为何他很谨慎的缘故。

蒋孝勇回忆录提到，他父亲吐血离世前还会问：我为台湾人做这么多事，为何他们还要这样反对我、让我难堪？

端：共产阵营一向很重视将意识型态作为统治工具，但蒋经国的务实风格一向为人称道，老蒋在台湾很重视中华民族的意识型态建构，小蒋似乎没有这么意识型态先行？刺蒋案后，小蒋问“台湾人为何要杀我？”，书中也有不少他对本省人的怨恨和猜疑，但您觉得为何他还是愿意推动政治本土化，纳入台籍精英？

林：小蒋和父亲一样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日记中他对大陆故土的思想情结还很浓郁，特别是家乡奉化母亲和祖母的坟墓，但苏联经历也让他看清楚很多共产主义的缺陷，当时两岸政治意识型态和制度竞争的对立分歧，他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国族意识建构的工作，老蒋那辈的人都做完了，小蒋比较务实，处理情报、政工，比较少碰抽象的意识型态工作。

老蒋一定要对台湾人做中国国族意识改造，因为这是他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的权力正当性来源，当时他还在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全中国，只是暂时败退，他每天都在想要如何动员、反攻大陆，所以他要把台湾打造成小中国。蒋经国主政时，环境很不一样，台湾丢掉了中国代表权，他必须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小蒋不可能把台湾打造成中国，这也不可能，而且国际也不会因此承认，没有全中国的政治符号，只能运用更多台湾元素，所以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他就会比较容忍。他也自知“如果你不改变，人家就会革你的命”。

但即使小蒋比较务实，心里当然还是会不高兴。譬如1988年他过世前，国民党全代会上，有人拿着民进党旗子坐在最后一排抗议，他耿耿于怀。蒋孝勇回忆录提到，他父亲吐血离世前还会问：我为台湾人做这么多事，为何他们还要这样反对我、让我难堪？日记中看得出来他最讨厌高玉树，但他当行政院长时，延揽高当交通部长，那是因为他很清楚必须改变，不然国民党在台湾代表性不够，政权没办法生存。

端：1980年代北京提出一国两制，对台、港、国际社会、海外华人统战都达到巨大成功，而这个论述是七十年代北京和台北试着接触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现在我们看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和台湾有很紧密的关系，不知您在档案研究中是否看到当年国民党政府对中英谈判和香港主权移交的态度？国民党政府又如何用香港来判断台湾情势？

林：蒋经国日记只写到1979年，因此我们不得而知中英谈判之时，他内心究竟如何想，不过根据其他人的历史回忆与英美档案，可以想见北京在香港回归谈判成功，带给国府高层极大的压力，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后来都成为迫使蒋经国必须着手进行台湾政治改革的一大因素。

从日记中，小蒋提到香港大概都是五、六十年代，有关渗透据点、敌后游击工作、侨务工作、斗争这类。两蒋对香港态度，主要是反统战和情报渗透据点，倒是看不出国府认为香港主权是他们的，我想也是因为香港连着广东，地缘考量下，自然不会把香港和台湾连结。

端：中共对台湾统战有很多时期和层次，您的书透过档案爬梳很细致的呈现，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和党外人士的接触，这是北京一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两面手法。1979年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是为了反制中共对台和平统战成立，操作上也是将“共匪与台独冶为一炉”，但在您书里看来，北京当年统战工作触及不到台湾民间，反而两蒋和国民党高层才是真正的统战对象，而非台独和党外。您怎么看这个蛮有意思的对比？

林：台美断交后不久发生美丽岛事件，北京确实曾声援被国民党镇压的党外人士，然而后来眼见蒋经国依然能主持大局，再加上北京担心支持党外运动恐被外界视为支持台独，所以才又改为以国民党高层为对象的统战政策。

从CIA档案可以看到，当年在美国的海外台籍人士，知名的如郭雨新（编按：台湾知名党外政治人物，现任监察院长陈菊年轻时曾任其秘书）、许信良这类体制内自决派，北京确实有接触，但没有证据这些人接受北京援助来推翻国民党，而且我认为可能性低。

中共对于台籍人士的接触，我相信是七十年代才慢慢开始。五六十年代，台湾被国民党威权统治得很严密，以国共渊源的思维，北京自然认为搞定两蒋就能收回台湾。但七十年代政治气氛不同了，台湾人的声音开始成为影响国民党决策的因素，美国人是这样看台湾，北京自然也会调整。

端：书里似乎比较没有着墨太多蒋经国当年处理党外重大案件的心态和决策理由（美丽岛大审、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江南案），这些台湾社会至今很争议的的转型正义重大案件？

林：蒋经国1979年12月后就没有写日记，确实局限了我在这方面议题的处理，很难直接知道他的想法。但我在第三章、第八章分别引用其他人的回忆录，和美国的档案来呈现。我的论点没有改变，我还是认为1979年政治氛围保守紧缩，是造成重大政治案件的关系。小蒋痛恨党外的郭雨新、高玉树这些人，日记里骂得很难听，但他未必希望看到政敌流血丧命，很多时候可能是下面的人揣摩上意。

我要强调，若非美国压力，以蒋经国早年苏联经验，没有让他真正理解何谓“民主政治”的环境与机会，他的政治细胞里从来没有“民主”DNA，不懂西方民主的游戏规则，为何一定要有两党政治。

端：您认为美国对台湾民主有积极影响力吗？美国在六十年代开始很注意台湾省籍矛盾，内部也认为未来台湾政治势必是本省菁英主导。但从彭明敏流亡到美国的冷暖，或美国对廖文毅（编按：生于1910年的台独运动者，曾任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的冷淡，您认为如何理解美国的态度呢？ 美国事实上是支持国民党内部改革，反而不是真的支持党外和台独，但为何小蒋对美国的理解有这么大落差呢？

林：美国因素当然是小蒋主政的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很大关键。任何国家都一样，美国永远优先考虑自身国家利益，也因此在冷战高峰年代，为了围堵共产势力，华府可以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白色恐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1980年代，民主化逐渐被美国看成是重要核心价值时，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境内的台美人团体，譬如FAPA（编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总部位于洛杉矶，促进国际关注台湾、推动台湾独立的组织）等游说国会立法，向台北施压。

我要强调，若非美国压力，以蒋经国早年苏联经验，没有让他真正理解何谓“民主政治”的环境与机会，他的政治细胞里从来没有“民主”DNA，不懂西方民主的游戏规则，为何一定要有两党政治。我想如果八十年代他有选择，应该不会开放党禁，而是会一党独大，用国民党带领菁英来推动改革。

另一方面，当时亚太地区民主化造成的政变，也让他心生警惕。小蒋在内外交迫之下的困难选择，不是真正认可也不知如何处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之后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摆荡在“开明”与“保守”之间，在台美断交危机时，反而政治紧缩引发诸多重大案件。

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结果，有很多原因，绝对不可能是单方面意志。面对压力小蒋也可以选择顽强抵抗流更多血，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台湾民主化没有谁的绝对功劳，而是很多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端：您的书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作用力，就是当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出现左倾，武统台湾的声浪就会高，反之亦然，而美国作为关键第三方，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平衡角色。就您的研究来看，除了维持现状的平衡外，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定位有过不同的想像吗？

林：把时空拉长来看很清楚，不论台独或“台湾地位未定论”，当美国需要时就拿出来用，不符合其现实利益时就避而不谈，或采取模糊政策，这个特征从蒋经国一生与老美多次交手充分展现出来。

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冷战高峰期，任何有关两岸接触的传闻，都会引起华府高度关切，因为当时美国的大战略是围堵中共，不可能接受两岸有破口。到了1970年代，美国准备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季辛吉很清楚台湾是最大绊脚石，因此鼓励两岸交流谈判。因为在他的大战略思考下，把中共拉到美国阵营牵制苏联，只要解决台湾地位问题，中美建交就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美国的台海政策并非一成不变，是随着时空环境而调整，台湾的执政者不论哪一个政党，都应清楚认识大局演变，做出最有利台湾的正确判断。

端：可否谈谈您在从蒋介石日记到蒋经国日记，以及各国（英美日）的解密档案研究过程中，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历史秘辛的意外发现？这段历史你觉得处理起来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林：历史研究的乐处之一，就是从故纸堆中重新发掘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历史事件，或是借由新史料修正我们过往认知。冷战时期两岸之间的秘密往来、台湾与苏联的地下外交、蒋经国对美国乃至亚洲各国政要的私人观感等，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新发现。最难处理的还是小蒋处理对中国大陆的敌后与情报工作，譬如很多在港澳的破坏行动，或是到大陆的空投计划，因为敏感，也受限于台湾和中国大陆官方机密史料仍未完全解禁，只能靠蒋经国自己的记载，所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作者介绍：林怡廷为独立记者，以“无声之战（The Silent War）”报导计划获选为普立兹中心普赛芬妮．米尔奖学金 （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2020年度奖助记者。主跑台湾地方政治、两岸、东南亚，长期关注中国因素下，台湾香港与东南亚的政经局势及地缘政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