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病毒溯源報告爭議，各國疫苗孰優孰劣：疫情的兩個關鍵問題，有何最新解答？

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正當整個國際局勢從合作轉向對抗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傷亡慘重的全球疫情徹底加速了形勢。疊加在美中對抗大局上的後疫情時代，美中間乃至兩個陣營間，如何在疫情相關問題鬥爭令人矚目。雙方鬥爭分三個焦點：疫情責任、疫苗外交與有效性、社會模式比拼的論述。本文主要嘗試盡量客觀地分析前兩個問題。

一、反覆爭議的疫情責任，現在還有什麼謎團？

1. 病毒源頭問題為何仍炒作一團？

疫情在中國武漢首先爆發，根據傳染病學上的傳播鏈追溯研究，幾乎所有國家發現的首例病人都與中國有關。國際上對中國在疫情責任上的指責集中在疫情爆發初期，主要有六個問題。第一、病毒起源；第二、政府初期「隱瞞疫情」，處理失當；第三、初期不立即「封國」，讓疫情擴散；第四、世界衞生組織（WHO）淡化疫情，長期反對各國限制國際旅行，到全球大爆發才宣布「全球大流行」，中國一直支持WHO；第五、初期公布數據中不包括「無症狀感染者」，降低了國際對這種情況的警覺；第六、先在各國「哄搶」個人防護物資，後又一度使出「口罩外交」。

這些問題大多有一定事實根據，不能說完全無理，但它們是情有可原地「做得不夠好」，還是「做錯」，有本質分別。如果是前者，不免有「強人所難」之嫌。比如在「不肯封國」的問題，畢竟封國傷筋動骨，不肯封國或許不這麼難理解；易位而處，換其他國家在這樣沒有先例的事件中是否也能立即封國，也令人懷疑。另外，這些指控是否誇大了後果，推卸自己國家的責任，也都值得討論。比如即便認為中國「哄搶」個人防護物資損害了所在國後來應對疫情的能力，但各國衞生部門是否盡責去避免呢？即便它妨礙了各國初期抗疫，但是否足以導致這麼大規模的傷害？

對美國而言，在除病毒起源問題外的其他問題上追究中國更顯尷尬。在美國黨爭下，民主黨一直攻擊特朗普應對不當才是美國疫情擴散的主因，過分追責中國則淡化了特朗普的責任。民主黨既然「重返國際」，也不願過分追責世衞。何況共和黨強調特朗普最先與中國斷航，最先封鎖美歐航班，當時倒是民主黨以「反歧視」和「不尊重盟友」之名反對，也不能說毫無責任。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專業機構和人士，如疾控中心（CDC）乃至在疫情中聲名鵲起的福奇也有無法推卸的責任。CDC最初規定樣本一定要送到CDC檢測，結果費時失事，到確認疫情來臨之際已一發不可收拾，明顯應對不當。福奇在疫情初期也說過「公眾如沒有病就不需帶口罩」，儘管他後來辯解當時是口罩供應不足所以不得不這樣呼籲，但肯定也誤導不少相信專家的公眾。民主黨的「尊重專業」，也禁不住細究。

總而言之，由於疫情史無前例，也由於大多數國家疫情規模之大已很難僅歸咎「中國處理不當」，其他指責聲音漸漸減少。唯獨病毒起源問題依舊是揮之不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成為中美在疫情責任上角力的重點。病毒起源問題之所以「脱穎而出」，除了在科學上研究病毒如何起源確實重要外，還有兩個原因。

首先，一直以來對病毒起源的兩種主要猜測都和中國特異地相關。一個猜測是病毒從中國某個研究所（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或武漢疾控中心）通過某種途徑泄漏出去的。若屬實就是涉及人為失誤的「事故」。更有人認為，病毒是中國研究人員專門「製造」出來（儘管普遍認為出於研究目的），更有理由責備中國政府。另一種猜測是病毒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由動物傳給人，這雖不涉「人為事故」，但也會被打上「中國人特有」的烙印。有香港微生物學教授曾認為這是「中國人愛吃野生動物的陋習劣根」導致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也曾說過「疫情之下，少數國人濫食野味的陋習，對公共衞生安全構成了重大隱患」 。

其次，中國為反駁有關病毒起源的質疑，長期「甩鍋」給外國。在中國各種「疫情敘事」的宣傳中，起源問題上甩鍋可能是惹眾怒的。中國人不喜歡別人說病毒是「中國產」，外國人當然同樣不喜歡被說是自己國家產的。對美國而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沒有根據地在推特上散布「美國軍人把病毒帶到武漢」的陰謀論，在美國引起不分朝野的普遍反感。在美國人看來，美國人被「從中國傳過來的病毒害得這麼慘」，中國還說病毒是美國人帶過去的，這太傷害美國人民感情。更何況美國軍人在美國受普遍尊重，「甩鍋」到美國軍人頭上更令美國朝野無法釋懷。美國如此，其他被「甩鍋」的國家的人民的感受也差不多。

2. 世衞最新病毒起源報告說了什麼？為何不被信任？

在疫情起源問題上，中國和西方國家已進行多輪交鋒。為懲罰一直主張病毒溯源的澳洲，中國還不惜使出「經濟大棒」。今年一月到二月，在國際反復呼籲下，中國終於同意世衞專家組到武漢實地「聯合研究」。千呼萬喚後，世衞在3月30日發表了由34人組成的聯合團隊（17個中國專家，17個外國專家和工作人員）寫成的120頁報告（還帶有198頁附件）。

最令人關心的部分：報告列舉了病毒產生的四個「可能情景」，分別判斷可能性多大。主要結論是：直接從動物原生宿主傳人「可能到較可能」（possible to likely）；通過動物中間宿主傳人「較可能到非常可能」（likely to very likely）；通過冷藏食品鏈傳入「可能」（possible）；從實驗室泄漏「極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注：在英文中，possible表示較低的可能性，這裏按中國通稿翻譯為「可能」；likely表示較高的可能性，這裏按照中國通稿翻譯為「較可能」）。

報告贊揚了中國政府和專家配合工作，還指出下一階段的任務：1）把病毒源頭向更遠的地方探究，特別是東南亞和更遠地區（尋找中間宿主）；2）繼續調查菊頭蝠（Rhinolophus bat）分布的區域，包括中國西南省份、東亞國家、東南亞國家和其他區域（尋找原生宿主）；3）在其他國家2019年底前的樣本中調查是否有陽性病例（是否早於中國發生）。

報告直接反駁了前文列舉的兩個猜測。第一，直接排除了實驗室事故起源說。第二，排除華南海鮮市場是爆發起點（證明疫情爆發不是「中國人的陋習劣根」）。從「下一階段任務」也可知，相當大程度上附和了中國政府那種「外國起源」的主張。

然而，報告並未為病毒溯源畫上句號。美英日韓等14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對於溯源專家團隊的研究「被嚴重拖延」且「無法獲得完整、原始的數據和樣本」表示關切，呼籲中國給予專家「完全的訪問權」。美國強調會根據自己的情報，獨立評估報告。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被外界視為「親中」的世衞總幹事譚德塞也稱：「我認為這一評估還不夠全面。需要更多的數據和研究來得出更有力的結論」，「需進一步調查」實驗室泄漏論。

為什麼報告備受質疑呢？撇開有人認為的「故意針對中國」，大致還有一些原因。

首先，定位不同。外間普遍認為這次行動是「實地調查」，但中國強調是「聯合研究」。定位不同意味著標準不同。定位為科學研究交流，那些指責並不合理。在通常情況下，科學家整理出來的數據會被科學社群普遍接受，沒有人會要求提供「最原始的數據」甚至「原始樣本」。因為科學社群相信科學家有基本的操守。但如果定位為「調查」，那麼似乎獨立檢驗原始數據和樣本又是理所當然的。

其次，對中國不信任。病毒溯源問題除了是科學問題，現已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中國以前有隱瞞疫情的歷史；2020年1月世衞專家到中國考察只被安排在武漢呆了一天；事隔一年才允許世衞專家實地訪問；長期宣傳「病毒最早發現於中國並不等於起源於中國」；官方和輿論多次明指或暗示其他國家才是源頭。顯而易見，中國政府十分反感「源頭在中國」的理論。中國政府既有強烈的預設立場，也必然導致外國的不信任。

第三，質疑外國專家「偏見」。報告由17個中國專家和17個外國專家和工作人員聯合撰寫，最終文本必然大量反映中國專家立場。外國團隊中的10個專家是在很多候選人中經過挑選產生的（報告第12頁），部分人與中國有長期合作關係。如唯一的「美國科學家」達薩克（Peter Daszak，他其實是英國科學家，但在美國工作並擁有雙重國籍），就和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長期合作，聯合申請科研經費，而且很早就積極反駁「實驗室起源論」。外國團隊帶隊的是WHO項目經理丹麥科學家安巴雷克（Peter Embarek），他曾在世衞駐中國辦公室長期工作。當然，沒有人去質疑這些有一定名望的科學家「故意造假」，但不少人質疑他們已有預設立場，可能導致判斷偏差，應找「不帶預設立場的中立科學家」。

第四，從科學而言。這份報告內容豐富，披露了很多以前從未公開的數據。然而，報告尚未找到「元兇」，無法讓質疑消失。如果說「華南海鮮市場起源說」被否定，給出的證據相對確鑿的話（在市場出售的動物樣本中找不到病毒，2019年確診的總共174名病人中相當多人——包括12月8日發病的第一個病人——與該市場沒有接觸等），那麼「實驗室製造論」還有市場，並非沒有科學上的原因。

第五， 病毒是不是從中國實驗室泄漏出來，很難通過科學重組「溯源」的方法得到結論。報告中的主要理由證據是，武漢的三個實驗室都只有蝙蝠病毒，沒有SARS‑COV‑2。實驗室生物安全標準非常高，在12月前幾個月都沒有事故發生的報告。在一個邀請到武漢考察的WHO專家參加的Webinar中 ，當被問到如何認定「實驗室泄漏說」非常不可能的時候，Marion Koopmans教授（荷蘭人）回答的主要根據是，到過三個研究所訪問，被告知沒有出現過工作人員傳染事件，看到管理非常嚴格云云（約32分到35分鈡處）。很多人質疑這種「證據」是否有足夠說服力。但公正地說，外國專家能做到的也很有限。如果採用「無罪推定」思路的話，要證明「中國實驗室泄漏說」，基本上是一個「情報」或「偵探」問題，只憑科學本身沒法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結果。這也註定，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3. 病毒是否有可能源於實驗室？

一份支持「實驗室起源說」的報告（由Dr. Steven C. Quay 撰寫，3月29日出到第三版，簡稱Quey報告）堪稱該主張的集大全者。它通過貝葉斯分析，列舉了25個「證據」，論證「實驗室起源」的機會高達99.8%。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三個，WHO報告並未能完全解答這三個疑團。

1）2019冠狀病毒病毒（SARS‑COV‑2）屬於冠狀病毒，但和其他冠狀病毒相比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蛋白結構差異。SARS‑COV‑2病毒表面的S蛋白（Spike Protein）上有一個Furin蛋白酶的切點，能極大提高病毒的傳染力。很多其他病毒的相應蛋白（如流感病毒的HA蛋白）中有這個切點，也能增強傳染力。然而，SARS‑COV‑2所屬的第二類冠狀病毒（Sarbecovirus，lineage B）的S蛋白中都沒有這個切點。Furin蛋白酶的辨識序列為RxxRx（R是精氨酸Arginine，x代表任何氨基酸，切點在該序列最後一個x之前）。在SARS‑COV‑2中這段序列為PRRARS。與SARS‑COV‑2相近的人類SARS-COV-1病毒（79%相似性）及最接近的蝙蝠病毒RaTRG3（96.2%相似性）不但都沒有該Furin切點，而且沒有上述序列中的「PRRA」這四個氨基酸 ，等於是SARS‑COV‑2「多了四個氨基酸」。第三類冠狀病毒中的MERS-CoV（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雖有Furin切點，但序列不一樣。

上述序列那兩個連續的R氨基酸更令人不解。在SARS‑COV‑2的S蛋白中共有42個R氨基酸，但只在這裏是兩個R連在一起。更奇怪的是，這兩個R採用的基因編碼子（codon）是CGG—CGG。R氨基酸共有六種編碼子。Quey報告（83頁）中統計，在天然情況下，在冠狀病毒乃至冠狀病毒所屬的網巢病毒目（Nidovirales）中，以CGG為編碼子的情況很稀少：在共61種編碼子中，它的使用率是0.09%，遠低於平均水平（100/61=1.64%）；在六種R氨基酸編碼子內統計，使用率只佔1.5%，排在最後。在SARS‑COV‑2的S蛋白的42個R氨基酸中，只有這兩個「多出來的連續R」用這個編碼。正如另一篇論文中形容這個Furin切點的出現是一個迷 。

相反，以CGG作為R氨基酸的編碼子在實驗室人工優化（codon optimization）的病毒蛋白DNA序列中被經常使用，因為產量更高。同時，有不少人做過把furin切點人工插入病毒的S蛋白（或對應的蛋白）中，以考察「病毒獲得這種切點後是否更容易入侵人體」的功能獲得性研究（gain of function study）的實驗。

世衞報告中（82-87頁）沒有令人信服地解釋這個Furin切點如何出現，只是說，在另一個從柬埔寨和泰國發現的蝙蝠病毒RmYN02中，對應位置也有幾個「插入的」氨基酸（但不是這幾個，也不是furin切點），所以通過「自然的方式插入該序列」是可能的。然而，查RmYN02病毒與SARS‑COV‑2的DNA對比，可看到這種說法有點勉強。如另一篇文章中的圖片所示，把SARS‑COV‑2、RmYN02、RaTG13三者該部分排列對比（alignment）（Wuhan-Hu-1是SARS‑COV‑2的標準株），A圖和B圖是根據不同算法得出的兩種結果。大部分算法得出A圖，RmYN02中並沒有這四個「多出來的氨基酸」；少部分算法得出B圖（大約就是報告所指的情況），勉強把P和A對應的DNA給補上了，但這是以「損失之前幾個氨基酸」為代價，而且勉強翻譯P和A後還產生「DNA密碼移位」（codon shifting）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那兩個「謎之R氨基酸」依然沒法找到解釋。報告中形容，RmYN02「分享SARS‑COV‑2獨特Furin切點的一部分」（RmYN02 share part of the futin-cleavage site unique to SARS-CoV-2），頗言過其實。

2）同樣在Spike蛋白中有一個受體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用於找到要攻擊的細胞表面上的受體（receptor）。SARS-COV-1和SARS‑COV‑2的RBD都與人體細胞表面的ACE2受體結合，但SARS‑COV‑2的結合力強得多。原因是在RBD的六個關鍵氨基酸中，SARS‑COV‑2有五個與SARS-COV-1的不同。同樣，在與SARS‑COV‑2最接近的蝙蝠病毒RaTRG3中，六個關鍵氨基酸也僅有一個相同。於是也被作為「實驗室製造論」的證據。

好在世衞報告中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找到了一種源自馬來西亞穿山甲的冠狀病毒，雖然整體上與SARS‑COV‑2相似度沒有這麼高，但這六個關鍵氨基酸都和SARS‑COV‑2的一樣。於是，可以從「病毒重組」或者「同功演化」的方向，說服這個特徵是自然產生的。（由於以上提及的幾種病毒在東南亞發現，這也成為報告稱應把源頭探索擴展到東南亞的理據之一。）

兩相對比，可以設想，如果有人能找到天然的動物冠狀病毒帶有那段furin切點的序列，那麼「實驗室起源論」就會很大程度被否定了。

3）傳播模式可疑。根據Quey報告，一種病毒從動物傳人的通常模式是，病毒最開始從宿主或中間宿主傳到人身上時，不能立即再傳到第二個人（不能「人傳人」），病毒「一代而終」。這時病毒在動物群體中演化，經過反復的動物傳人的過程，才演化出「人傳人」的變種。這樣帶來兩個特徵。

第一，比「人傳人」更早前，就有人因與動物接觸而傳染到病毒（或是健康的或有病症），身體血清中有抗體反應（血清轉化，seroconversion），於是在疫情爆發前的人群中，應能找到一定數量的人，身上能找到抗體。Quey報告中指出，2003年「非典」（沙士）爆發前所採集的樣本中，無論在香港還是大陸，都能找到血清反應的樣本（66頁）。

第二，有相當高比例的早期患者，由於直接從動物中傳染，無法回溯到一個「零號病人」中。即便通過病毒基因測序能追溯到「零號基因」，根據變異程度而推算的「零號基因」出現的時間（time to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也遠在爆發之前：因為它在動物中已傳播演化很久了。換言之，早期傳染者的病毒基因也已有一定程度的「後驗多樣性」（Posterior Diversity，在動物群體中演變而來）。Quey報告指出，MERS的早期病人的病毒基因測序，其「零號基因」至少在爆發前一年左右出現。

Quay報告認為，SARS‑COV‑2的情況既缺乏血清轉化，也缺乏後驗多樣性。因此，模式上不像是動物傳人的模式，倒有可能是「實驗室傳人」。

WHO報告中沒有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然而，報告中討論的新數據倒是符合Quay報告中的模式。WHO報告的回溯研究（47-57頁）提及在2019年10月1日到12月10日，總共有92例「可疑病例」，其中67例在今年1月抽取了血液樣本並進行了血清檢測，「所有67例都是陰性」。中國同時也檢測了醫院從2019年7月到12月收集的血液樣本，以及10月到12月之間通過喉嚨等方法取樣的樣本。在總共5000多個樣本中，「全部都是陰性」。這結果一方面說明中國「應對及時」（沒有錯過病例），「沒有早期傳播」，但同時也正好符合「缺乏血清轉化」的特點。報告的DNA測序和構建系統樹的研究部分中推斷，中國病人體內病毒的「零號基因時間」在2019年11月中到12月中之間（79頁），也正「缺乏後驗多樣性」。

當然，對傳播模式的質疑可以有另一個方便的（有利於中國官方態度的）解釋，那就是病毒先在外國演化為「人傳人」，再經過某種途徑由單一源頭傳入武漢。這樣在中國樣本中找不到血清轉化和後驗多樣性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報告中，專門有一節敘述外國早期病例研究。裏面討論到，西班牙2019年3月12日的下水道樣本中檢驗出SARS‑COV‑2基因（儘管可能是假陽性）；意大利10月的樣本中有血清反應；法國12月中的樣本中有血清反應；巴西11月27日的下水道中找到病毒基因；美國12月13日-16日的血液樣本中有血清反應。其中，西班牙、意大利和巴西的樣本比中國首例確認的病人（12月1日）的發病時間還早。當然這些在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的雜亂數據，目前沒有合理的解釋（包括是否可靠）。而且若在外國早演化出「人傳人」的病毒，卻為何沒有大規模爆發？也需要論述。

可見，報告解釋了「三大質疑」中的第二個，但第一和第三個質疑並未很好地解釋。如果找不到那個「罪魁禍首」的動物，那麼「實驗室製造」就永遠有市場；至於這個「實驗室製造」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比如中國外交部指責的美國），同樣會成為爭議點。

總之WHO報告無法徹底解決SARS‑COV‑2的起源問題。可以預期，有關病毒溯源的爭議會一直持續下去，成為美中角力點。

二、疫苗為王

1. 疫苗為何能快速研發成功

美中角力的第二個戰場就是疫苗。對大多數國家而言，疫情已成事實，所謂追責最多只是出一口氣，預防未來也是以後的事。對那些要求中國「賠款」的，「笑笑走開」就是了：在國際法上從沒有「疫情責任賠款」先例。但疫苗則是個近在眼前的生死攸關大事。自從疫情擴散到無法隔離，只能「壓平曲綫」開始，已註定「疫苗為王」——只有疫苗才能使世界回到常態。誰能掌握世界急需的疫苗，不但能救自身於水火之中，還能在國際關係上呼風喚雨。

於是，各國又展開疫苗競賽。疫苗開發並不是新科技，但以往開發疫苗要花很長時間，以年計甚至以十年計。令人贊歎的是，這次距離疫情爆發不到一年，各國就有多種疫苗被推出。這得益於好幾個因素。

首先，疫苗的原理是把病毒的有效組分（但不會致病）注射入身體，訓練免疫系統產生免疫物質，如何找到這些有效組分（通常是蛋白質抗原）最重要。SARS‑COV‑2病毒雖是新病毒，但在近親SARS和MERS爆發後，科學家已對這兩種病毒研究多時，甚至曾嘗試開發SARS疫苗。之所以沒有繼續開發下去是因為SARS很快就「消失」了，無利可圖，是經濟因素而不是技術因素。通過這些研究，科學家已對冠狀病毒有相當多的認識，如哪些蛋白上的哪些位點可成為有效組分的候選人等，大致心中有數。SARS‑COV‑2病毒與它們兩者類似，並非全新，以往纍計的知識能直接應用。

其次，前所未有的資金支持和第一優先級。開發疫苗非常費錢費力，但這次各大國政府或大藥企可科研機構都把開發疫苗視為頭等大事，大筆投資，多種方案並行開發，每種方案都有幾百個候選疫苗同時試驗，大大縮短了開發時間。

再次，科技進步。在設計層面有次世代基因測序技術、生物信息學和計算機輔助設計。在實驗層面，傳統疫苗有滅活病毒疫苗（把病毒殺死）、弱化病毒疫苗（不殺死但減少活力）、病毒載體疫苗（把有效組分通過基因工程插入到對人無害的病毒中）、組分疫苗（直接注射有效組分）等。在「前臨床試驗階段」（pre-clinical phase），開發這些疫苗時很費時的一步是要先生產這些病毒或蛋白才能進行試驗和篩選。最新的技術是mRNA疫苗，它把能生產有效組分的基因（RNA）通過載體直接送入一種叫「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的免疫細胞中，在細胞內生成蛋白質抗原，再通過免疫系統產生免疫反應。其最大好處是，設計、合成、大量生產RNA非常容易和快，這大大縮短了前臨床試驗階段的實驗時間。

最後，政府在非常時期特事特辦，簡化和加速了各種手續。最重要的是，開發疫苗最費時的臨床試驗階段的時間被大大縮短了。臨床試驗（人體試驗）分三期：第一期（20-100人）試驗其安全性；第二期（100-300人）試驗其有無效能和副作用；第三期（300到數千人）試驗其效能的大小。（此外還有第四期，即投入使用後的跟蹤。）越到後期臨床試驗，通過率越低，不乏推倒重來的例子。但這次很多疫苗的第三期試驗尚未結束就已被批准緊急應用，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對各國科學界來說，第一個因素對各國大體公平，那些知識都是公開的。中國科學家很早就公布SARS‑COV‑2的基因序列，也為各國「公平競爭」開了好頭，值得贊許。第二個因素就是個「錢和人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在這方面獨佔鰲頭，一些較小的國家就無法投入鉅款獨力研究，也沒有這麼多科技工作者。兩廂比較，中國運用「舉國體制」，全國動員科研機構攻關，分配任務式地開了5條技術綫，12個疫苗，各實驗室專攻一種；美國則倚重大藥廠的傳統優勢和科研機構組織開發，政府在財政和程序上支援，各有優點。

第三個因素，技術上美國佔優勢，mRNA疫苗是新技術，以前從未用過，這次美國的輝瑞（與德國BioNtech聯合開發）和莫德納的疫苗都是mRNA疫苗。中國則有「先發優勢」，起步更早，特別在早期只有中國有條件大規模獲得病人血清樣本進行研究。最後因素，美中兩國也各有優勢，中國優勢還是舉國體制，找人進行一二期臨床試驗非常容易，特事特辦起來也比美國有效率。中國劣勢是由於很早就控制了疫情，要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反而沒有對象，不得不把疫苗輸出到疫情嚴重的外國，相當於用外國人做臨床試驗。中國各疫苗遲遲無法出第三期臨床報告，這是重要原因。美國則相反，第三期臨床試驗要多少有多少。各種因素綜合一下，美國這次稍微領先，但中國以前不以開發疫苗著稱，這次能跟上美國速度，也屬不易。

2. 疫苗有效性與優劣

根據WHO的更新，目前被至少一國政府批准應用的疫苗（第三期或第四期）共13種。美國有三種：輝瑞（Pfizer，和德國BioNtech聯合開發）和莫德納（Moderna）都是mRNA疫苗，強生（Johnson & Johnson， Janssen）是病毒載體疫苗。中國有五種：科興（CoronaVac）、國藥（分北京和武漢兩款）都是滅活疫苗，康希諾（Convidecia）是病毒載體疫苗，智飛（ZF2001）是組分疫苗。英國/瑞典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或牛津疫苗）是病毒載體疫苗。俄國有三種：Sputnik V是病毒載體疫苗，ConiVac是滅活疫苗，EpiVacCorona是組分疫苗。印度的Covaxin是滅活疫苗。此外，還有多款疫苗正在競賽等待審批。

在這些疫苗中，按批准使用（包括完全批准和緊急使用批准）國家的多少排列 ，以阿斯利康為最（112國），輝瑞次之（100），以下依次為Sputnik V（63）、莫德納（47）、強生（46）、國藥北京（45）、科興（30）、Covaxin（14）、康希諾（6）、EpiVacCorona（3）、ZF2001（2）、國藥武漢（2）、CoviVac（1）。其中，只有阿斯利康、輝瑞、強生、（印度的）Covaxin四種通過了聯合國的評估，加入到聯合國的COVAX計劃中，其他的尚未通過。

由此可見，中國開發的疫苗雖然種類繁多，但國際接受程度與美國和英國疫苗有較大差距。中國疫苗的主要問題是有效率不夠高。有效率或保護率（Efficacy）指注射疫苗後的人群中不被傳染的比例。一般國家（包括聯合國）要求至少50%。要達到群體免疫的目標，即使100%人口都注射疫苗，有效率也至少要60%；如果較為現實，人口中的75%接受注射，那麼有效率須達到80%。

美國疫苗的有效率獨佔鰲頭，輝瑞和莫德納的有效率都是第一針後就80%，第二針之後就94-95%，只需打一針的J&J的有效性也達70%左右。能與之媲美的只有俄羅斯的Sputnik V（92%），阿斯利康則有80%。印度最新公布其Covaxin的有效率是81%（以上都是指對包括輕症病人在內的有效率）。

中國最早從去年8月就開始三期臨床試驗，但各個疫苗的三期試驗的最終數據（經過同行評估）則遲遲沒有公布，普遍揣測是數據不夠好。其中對科興的討論最多。科興在巴西、智利、土耳其、印尼做三期試驗。經過四度拖延，巴西到4月12日終於公布了科興在巴西三期試驗的最終數據，對包括輕症病人在內的有效率為50.7%， 僅比國際最低標準稍高，明顯比以上疫苗低很多。智利公布的（初期）數據為67%，比巴西的好 ，但智利在大規模注射科興疫苗後，傳染人數反而快速上升，雖然這可能有措施放開的因素，但也引來對科興疫苗的質疑。此外，巴基斯坦總統在注射了國藥北京疫苗後，依然傳染病毒，也令公眾質疑其有效性。

最近，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個演講中表示 ，中國正研究解決現有疫苗有效率不高的問題，其一是優化接種程序，包括調整疫苗劑量，劑量間隔或增加接種劑量，第二種方法則是混合使用不同技術的疫苗。根據報導，高福指的是現有滅活疫苗效率不高，需要再注射mRNA疫苗補充。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相當於打中國疫苗是白打了（美國的mRNA疫苗一針就有80%的有效率）。而且，這也算是高福改變了立場，因為去年12月29日，他接受新華網訪問時 ，還認為滅活疫苗效果較傳統，安全有保證。但顯然，現在證明mRNA疫苗更佳。雖然高福隨後否認了自己的說法「意味著中國疫苗保護率低」，但不能消解質疑。

疫苗優劣的另一個指標是是否能應付變種病毒。可以肯定，沒有一種疫苗能應付所有可能的變種，各公司必須不斷更新疫苗才能保證最大有效性。但從目前看來，美國的三種疫苗和英國的阿斯利康都可以應付幾個變種（英國、南非、巴西），儘管有效性會低一些。有研究指科興疫苗也能對付「巴西最先出現的變種」，雖然有效性也只有50%左右。應付變種的問題可謂長期比拼，現在還不能定論。

疫苗優劣的第三個指標是是否有風險。阿斯利康曾因過敏反應而引起爭議，阿斯利康和J&J都曾傳出疑似引發血栓病例。但注射疫苗風險難免，因果關係極難確證；而且即便存在風險，正如歐洲醫藥處（EMA）所言，其效益遠超風險。4月13日，美國CDC因發現六例血栓事件而暫停注射J&J，但當時J&J總共注射670萬例，即便能證實六例事件都是J&J的副作用，那麼只佔百萬分之一。美國CDC反應有點過分敏感（4月23日解禁）。同理，阿斯利康注射500萬針出現41個過敏個案，不到十萬分之一。阿斯利康的引發血栓和血小板減少的副作用已被EMA認定， 但兩者同時發生的幾率只有萬分之一。對比J&J來說是高了些，但也在可接受範圍內。中國疫苗也發生過「異常事件」，比如在香港使用的科興，就有19宗懷疑有關的死亡個案（另有4宗接種復必泰疫苗後死亡的個案）。但同理，要證實因果關係也相當困難。目前看來，所有疫苗的風險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3. 疫苗外交勝負比拼

因此，中國疫苗的劣勢主要還在於有效率不高。可以肯定，如果中國疫苗的有效率不能提升，假如其他條件相同（比如供應，價格等），各國會購買美國疫苗而不是中國疫苗。現在中國疫苗在多國被應用，「疫苗外交」有聲有色，主要原因還是美國要先搞好國內的疫情，沒有太多疫苗輸出，全球疫苗供不應求，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抱著「有總比沒有好」的心態之故。

中國的疫苗外交除有「關係好的國家先得」外，還有重要的宣傳意義。正面論述是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宣傳自己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分享疫苗」，致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值得指出，這種宣傳模糊了這些「公共產品」並非「免費」的。正如端傳媒報導所指，中國免費捐贈的疫苗只佔極少一部分：雖然受捐國家很多，但大多是象徵性的；絕大部分疫苗都是各國真金白銀買的，價格還不低。

負面論述是攻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新華社說「疫苗民族主義凸顯一個自私的美國」。應該承認，美國開始時禁止本土生產疫苗出口，確實惹來非議。禁止疫苗出口與美國以往的慷慨形象反差太大：平時總是美國幫其他國家，這次美國成「公共衞生的差等生」，自顧不暇。但因此給美國蓋上「疫苗民族主義」的大帽是不公道的。

首先，美國是全球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感染人數（佔全球22%）和死亡人數（佔全球18.5%）均全球最高。如果按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應得到最多疫苗的邏輯，美國本就應「分配」到最多疫苗。根據英國Airfinity的統計 ，截至到三月底，美國使用的疫苗佔全球的24%。這和美國感染人數佔全球的比例基本一致。如果有人說，中國感染人口只佔全球0.07%，卻使用了全球18%的疫苗，也是「疫苗民族主義」，是否公道？其次，美國疫苗不是「分配」過來的，它們絕大部分都是本土資金、本土企業開發、本土生產，當然也有理由優先供給本國，美國也是按市場價格真金白銀買的。第三，美國沒有在國際市場上「搶購」其他國家生產的疫苗。第四，美國公司研發的但在海外生產的疫苗也供應全球，全球疫苗獲取機制（COVAX）向各國分配的第一輪和第三輪的疫苗都是輝瑞疫苗 。最後，美國政府大筆捐贈COVAX購買疫苗的資金，根據4月16日COVAX AMC（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預先市場承諾）的數據計算 ，美國政府承諾捐助的金額是全部國家政府捐助的40%（該表格上沒有中國政府的捐贈數字）。

與此同時，有關疫苗外交的情況正在逆轉。拜登政府推出全國疫苗注射計劃進展超過預期，可以提前兩星期，在4月19日就開放給所有成年人都能接受注射。截至到4月20日，26%美國人已完全接種（指打了兩針輝瑞或莫德納，或一針J&J），40.1%美國人至少打了一針 。美國已有能力向外提供疫苗，加入疫苗外交大戰。除了疫苗質量高之外，美國的疫苗外交還有幾個優勢。

首先，拜登政府態度慷慨積極。拜登上台第一日就加入COVAX，承諾捐贈40億美元 （即時捐贈20億）。3月18日，美國宣布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輸出疫苗400萬劑疫苗，走出第一步。4月5日，拜登任命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署長，現任ONE Campaign主席斯密夫（Gayle Smith）為「疫苗專員」（coordinator of the global COVID response and health security），專門負責對外的疫情援助。標志著美國正式啟動「疫苗外交」。拜登在4月21日演講中也表示美國正努力向其他國家提供迫切所需的疫苗。

其次，美國以前疫苗製造依賴中國，但這次三家疫苗絕大部分都在本國生產。mRNA疫苗生產成本比傳統疫苗低很多，美國有足夠的製造力生產。mRNA疫苗的缺點是需要低温儲存（-20度甚至-80度），不如其他大部分疫苗只需在2-8度儲存那麼方便。儘管如此，總體的製造和應用成本還是低於傳統疫苗。

再次，在傳統疫苗生產方面，美國仍有不足。但美國有印度這個幫手。在三月的印太峰會中，美日澳印達成協議，利用印度的疫苗生產力，打造「四角疫苗計劃」。其中一項啟動計劃就是讓印度幫助強生生產一億劑疫苗。美國其他多個等待批准的傳統疫苗也可由印度分擔製造。

最後，這次美國公司在疫苗上收入頗豐，拜登政府有望勸說他們放鬆專利，授權其他地方生產，作為疫苗外交的一部分。即便它們不願意這樣做，現在看來也大機會答應以「成本價」把疫苗賣給低收入國家。

在疫苗外交比拼中，中國現在不利的是，本國接種率太低，遠遠落在後頭。雖然中國防止疫情工作斐然，但光是防範，沒法回到常態。最終還是要接種達到群體免疫，方可和外國正常交往。現在中國政府正在大力鼓動打疫苗，對內供應要多，這必然影響中國下一階段「疫苗外交」的能力。

疫苗外交是一場長期戰。也是科技能力，生產能力，組織能力、外交能力和輿論能力的比拼。鹿死誰手尚不可知。無論如何，疫苗外交戰是對世界有利的事，總比其他冷戰熱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