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病毒溯源报告争议，各国疫苗孰优孰劣：疫情的两个关键问题，有何最新解答？

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正当整个国际局势从合作转向对抗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伤亡惨重的全球疫情彻底加速了形势。叠加在美中对抗大局上的后疫情时代，美中间乃至两个阵营间，如何在疫情相关问题斗争令人瞩目。双方斗争分三个焦点：疫情责任、疫苗外交与有效性、社会模式比拼的论述。本文主要尝试尽量客观地分析前两个问题。

一、反复争议的疫情责任，现在还有什么谜团？

1. 病毒源头问题为何仍炒作一团？

疫情在中国武汉首先爆发，根据传染病学上的传播链追溯研究，几乎所有国家发现的首例病人都与中国有关。国际上对中国在疫情责任上的指责集中在疫情爆发初期，主要有六个问题。第一、病毒起源；第二、政府初期“隐瞒疫情”，处理失当；第三、初期不立即“封国”，让疫情扩散；第四、世界卫生组织（WHO）淡化疫情，长期反对各国限制国际旅行，到全球大爆发才宣布“全球大流行”，中国一直支持WHO；第五、初期公布数据中不包括“无症状感染者”，降低了国际对这种情况的警觉；第六、先在各国“哄抢”个人防护物资，后又一度使出“口罩外交”。

这些问题大多有一定事实根据，不能说完全无理，但它们是情有可原地“做得不够好”，还是“做错”，有本质分别。如果是前者，不免有“强人所难”之嫌。比如在“不肯封国”的问题，毕竟封国伤筋动骨，不肯封国或许不这么难理解；易位而处，换其他国家在这样没有先例的事件中是否也能立即封国，也令人怀疑。另外，这些指控是否夸大了后果，推卸自己国家的责任，也都值得讨论。比如即便认为中国“哄抢”个人防护物资损害了所在国后来应对疫情的能力，但各国卫生部门是否尽责去避免呢？即便它妨碍了各国初期抗疫，但是否足以导致这么大规模的伤害？

对美国而言，在除病毒起源问题外的其他问题上追究中国更显尴尬。在美国党争下，民主党一直攻击特朗普应对不当才是美国疫情扩散的主因，过分追责中国则淡化了特朗普的责任。民主党既然“重返国际”，也不愿过分追责世卫。何况共和党强调特朗普最先与中国断航，最先封锁美欧航班，当时倒是民主党以“反歧视”和“不尊重盟友”之名反对，也不能说毫无责任。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专业机构和人士，如疾控中心（CDC）乃至在疫情中声名鹊起的福奇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CDC最初规定样本一定要送到CDC检测，结果费时失事，到确认疫情来临之际已一发不可收拾，明显应对不当。福奇在疫情初期也说过“公众如没有病就不需带口罩”，尽管他后来辩解当时是口罩供应不足所以不得不这样呼吁，但肯定也误导不少相信专家的公众。民主党的“尊重专业”，也禁不住细究。

总而言之，由于疫情史无前例，也由于大多数国家疫情规模之大已很难仅归咎“中国处理不当”，其他指责声音渐渐减少。唯独病毒起源问题依旧是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中美在疫情责任上角力的重点。病毒起源问题之所以“脱颖而出”，除了在科学上研究病毒如何起源确实重要外，还有两个原因。

首先，一直以来对病毒起源的两种主要猜测都和中国特异地相关。一个猜测是病毒从中国某个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或武汉疾控中心）通过某种途径泄漏出去的。若属实就是涉及人为失误的“事故”。更有人认为，病毒是中国研究人员专门“制造”出来（尽管普遍认为出于研究目的），更有理由责备中国政府。另一种猜测是病毒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由动物传给人，这虽不涉“人为事故”，但也会被打上“中国人特有”的烙印。有香港微生物学教授曾认为这是“中国人爱吃野生动物的陋习劣根”导致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曾说过“疫情之下，少数国人滥食野味的陋习，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 。

其次，中国为反驳有关病毒起源的质疑，长期“甩锅”给外国。在中国各种“疫情叙事”的宣传中，起源问题上甩锅可能是惹众怒的。中国人不喜欢别人说病毒是“中国产”，外国人当然同样不喜欢被说是自己国家产的。对美国而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根据地在推特上散布“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武汉”的阴谋论，在美国引起不分朝野的普遍反感。在美国人看来，美国人被“从中国传过来的病毒害得这么惨”，中国还说病毒是美国人带过去的，这太伤害美国人民感情。更何况美国军人在美国受普遍尊重，“甩锅”到美国军人头上更令美国朝野无法释怀。美国如此，其他被“甩锅”的国家的人民的感受也差不多。

2. 世卫最新病毒起源报告说了什么？为何不被信任？

在疫情起源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已进行多轮交锋。为惩罚一直主张病毒溯源的澳大利亚，中国还不惜使出“经济大棒”。今年一月到二月，在国际反复呼吁下，中国终于同意世卫专家组到武汉实地“联合研究”。千呼万唤后，世卫在3月30日发表了由34人组成的联合团队（17个中国专家，17个外国专家和工作人员）写成的120页报告（还带有198页附件）。

最令人关心的部分：报告列举了病毒产生的四个“可能情景”，分别判断可能性多大。主要结论是：直接从动物原生宿主传人“可能到较可能”（possible to likely）；通过动物中间宿主传人“较可能到非常可能”（likely to very likely）；通过冷藏食品链传入“可能”（possible）；从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注：在英文中，possible表示较低的可能性，这里按中国通稿翻译为“可能”；likely表示较高的可能性，这里按照中国通稿翻译为“较可能”）。

报告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专家配合工作，还指出下一阶段的任务：1）把病毒源头向更远的地方探究，特别是东南亚和更远地区（寻找中间宿主）；2）继续调查菊头蝠（Rhinolophus bat）分布的区域，包括中国西南省份、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区域（寻找原生宿主）；3）在其他国家2019年底前的样本中调查是否有阳性病例（是否早于中国发生）。

报告直接反驳了前文列举的两个猜测。第一，直接排除了实验室事故起源说。第二，排除华南海鲜市场是爆发起点（证明疫情爆发不是“中国人的陋习劣根”）。从“下一阶段任务”也可知，相当大程度上附和了中国政府那种“外国起源”的主张。

然而，报告并未为病毒溯源画上句号。美英日韩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对于溯源专家团队的研究“被严重拖延”且“无法获得完整、原始的数据和样本”表示关切，呼吁中国给予专家“完全的访问权”。美国强调会根据自己的情报，独立评估报告。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被外界视为“亲中”的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也称：“我认为这一评估还不够全面。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研究来得出更有力的结论”，“需进一步调查”实验室泄漏论。

为什么报告备受质疑呢？撇开有人认为的“故意针对中国”，大致还有一些原因。

首先，定位不同。外间普遍认为这次行动是“实地调查”，但中国强调是“联合研究”。定位不同意味著标准不同。定位为科学研究交流，那些指责并不合理。在通常情况下，科学家整理出来的数据会被科学社群普遍接受，没有人会要求提供“最原始的数据”甚至“原始样本”。因为科学社群相信科学家有基本的操守。但如果定位为“调查”，那么似乎独立检验原始数据和样本又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对中国不信任。病毒溯源问题除了是科学问题，现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以前有隐瞒疫情的历史；2020年1月世卫专家到中国考察只被安排在武汉呆了一天；事隔一年才允许世卫专家实地访问；长期宣传“病毒最早发现于中国并不等于起源于中国”；官方和舆论多次明指或暗示其他国家才是源头。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十分反感“源头在中国”的理论。中国政府既有强烈的预设立场，也必然导致外国的不信任。

第三，质疑外国专家“偏见”。报告由17个中国专家和17个外国专家和工作人员联合撰写，最终文本必然大量反映中国专家立场。外国团队中的10个专家是在很多候选人中经过挑选产生的（报告第12页），部分人与中国有长期合作关系。如唯一的“美国科学家”达萨克（Peter Daszak，他其实是英国科学家，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双重国籍），就和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长期合作，联合申请科研经费，而且很早就积极反驳“实验室起源论”。外国团队带队的是WHO项目经理丹麦科学家安巴雷克（Peter Embarek），他曾在世卫驻中国办公室长期工作。当然，没有人去质疑这些有一定名望的科学家“故意造假”，但不少人质疑他们已有预设立场，可能导致判断偏差，应找“不带预设立场的中立科学家”。

第四，从科学而言。这份报告内容丰富，披露了很多以前从未公开的数据。然而，报告尚未找到“元凶”，无法让质疑消失。如果说“华南海鲜市场起源说”被否定，给出的证据相对确凿的话（在市场出售的动物样本中找不到病毒，2019年确诊的总共174名病人中相当多人——包括12月8日发病的第一个病人——与该市场没有接触等），那么“实验室制造论”还有市场，并非没有科学上的原因。

第五， 病毒是不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出来，很难通过科学重组“溯源”的方法得到结论。报告中的主要理由证据是，武汉的三个实验室都只有蝙蝠病毒，没有SARS‑COV‑2。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非常高，在12月前几个月都没有事故发生的报告。在一个邀请到武汉考察的WHO专家参加的Webinar中 ，当被问到如何认定“实验室泄漏说”非常不可能的时候，Marion Koopmans教授（荷兰人）回答的主要根据是，到过三个研究所访问，被告知没有出现过工作人员传染事件，看到管理非常严格云云（约32分到35分钟处）。很多人质疑这种“证据”是否有足够说服力。但公正地说，外国专家能做到的也很有限。如果采用“无罪推定”思路的话，要证明“中国实验室泄漏说”，基本上是一个“情报”或“侦探”问题，只凭科学本身没法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果。这也注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3. 病毒是否有可能源于实验室？

一份支持“实验室起源说”的报告（由Dr. Steven C. Quay 撰写，3月29日出到第三版，简称Quey报告）堪称该主张的集大全者。它通过贝叶斯分析，列举了25个“证据”，论证“实验室起源”的机会高达99.8%。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三个，WHO报告并未能完全解答这三个疑团。

1）2019冠状病毒病毒（SARS‑COV‑2）属于冠状病毒，但和其他冠状病毒相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蛋白结构差异。SARS‑COV‑2病毒表面的S蛋白（Spike Protein）上有一个Furin蛋白酶的切点，能极大提高病毒的传染力。很多其他病毒的相应蛋白（如流感病毒的HA蛋白）中有这个切点，也能增强传染力。然而，SARS‑COV‑2所属的第二类冠状病毒（Sarbecovirus，lineage B）的S蛋白中都没有这个切点。Furin蛋白酶的辨识序列为RxxRx（R是精氨酸Arginine，x代表任何氨基酸，切点在该序列最后一个x之前）。在SARS‑COV‑2中这段序列为PRRARS。与SARS‑COV‑2相近的人类SARS-COV-1病毒（79%相似性）及最接近的蝙蝠病毒RaTRG3（96.2%相似性）不但都没有该Furin切点，而且没有上述序列中的“PRRA”这四个氨基酸 ，等于是SARS‑COV‑2“多了四个氨基酸”。第三类冠状病毒中的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虽有Furin切点，但序列不一样。

上述序列那两个连续的R氨基酸更令人不解。在SARS‑COV‑2的S蛋白中共有42个R氨基酸，但只在这里是两个R连在一起。更奇怪的是，这两个R采用的基因编码子（codon）是CGG—CGG。R氨基酸共有六种编码子。Quey报告（83页）中统计，在天然情况下，在冠状病毒乃至冠状病毒所属的网巢病毒目（Nidovirales）中，以CGG为编码子的情况很稀少：在共61种编码子中，它的使用率是0.09%，远低于平均水平（100/61=1.64%）；在六种R氨基酸编码子内统计，使用率只占1.5%，排在最后。在SARS‑COV‑2的S蛋白的42个R氨基酸中，只有这两个“多出来的连续R”用这个编码。正如另一篇论文中形容这个Furin切点的出现是一个迷 。

相反，以CGG作为R氨基酸的编码子在实验室人工优化（codon optimization）的病毒蛋白DNA序列中被经常使用，因为产量更高。同时，有不少人做过把furin切点人工插入病毒的S蛋白（或对应的蛋白）中，以考察“病毒获得这种切点后是否更容易入侵人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 of function study）的实验。

世卫报告中（82-87页）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个Furin切点如何出现，只是说，在另一个从柬埔寨和泰国发现的蝙蝠病毒RmYN02中，对应位置也有几个“插入的”氨基酸（但不是这几个，也不是furin切点），所以通过“自然的方式插入该序列”是可能的。然而，查RmYN02病毒与SARS‑COV‑2的DNA对比，可看到这种说法有点勉强。如另一篇文章中的图片所示，把SARS‑COV‑2、RmYN02、RaTG13三者该部分排列对比（alignment）（Wuhan-Hu-1是SARS‑COV‑2的标准株），A图和B图是根据不同算法得出的两种结果。大部分算法得出A图，RmYN02中并没有这四个“多出来的氨基酸”；少部分算法得出B图（大约就是报告所指的情况），勉强把P和A对应的DNA给补上了，但这是以“损失之前几个氨基酸”为代价，而且勉强翻译P和A后还产生“DNA密码移位”（codon shifting）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那两个“谜之R氨基酸”依然没法找到解释。报告中形容，RmYN02“分享SARS‑COV‑2独特Furin切点的一部分”（RmYN02 share part of the futin-cleavage site unique to SARS-CoV-2），颇言过其实。

2）同样在Spike蛋白中有一个受体结合区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用于找到要攻击的细胞表面上的受体（receptor）。SARS-COV-1和SARS‑COV‑2的RBD都与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受体结合，但SARS‑COV‑2的结合力强得多。原因是在RBD的六个关键氨基酸中，SARS‑COV‑2有五个与SARS-COV-1的不同。同样，在与SARS‑COV‑2最接近的蝙蝠病毒RaTRG3中，六个关键氨基酸也仅有一个相同。于是也被作为“实验室制造论”的证据。

好在世卫报告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找到了一种源自马来西亚穿山甲的冠状病毒，虽然整体上与SARS‑COV‑2相似度没有这么高，但这六个关键氨基酸都和SARS‑COV‑2的一样。于是，可以从“病毒重组”或者“同功演化”的方向，说服这个特征是自然产生的。（由于以上提及的几种病毒在东南亚发现，这也成为报告称应把源头探索扩展到东南亚的理据之一。）

两相对比，可以设想，如果有人能找到天然的动物冠状病毒带有那段furin切点的序列，那么“实验室起源论”就会很大程度被否定了。

3）传播模式可疑。根据Quey报告，一种病毒从动物传人的通常模式是，病毒最开始从宿主或中间宿主传到人身上时，不能立即再传到第二个人（不能“人传人”），病毒“一代而终”。这时病毒在动物群体中演化，经过反复的动物传人的过程，才演化出“人传人”的变种。这样带来两个特征。

第一，比“人传人”更早前，就有人因与动物接触而传染到病毒（或是健康的或有病症），身体血清中有抗体反应（血清转化，seroconversion），于是在疫情爆发前的人群中，应能找到一定数量的人，身上能找到抗体。Quey报告中指出，2003年“非典”（沙士）爆发前所采集的样本中，无论在香港还是大陆，都能找到血清反应的样本（66页）。

第二，有相当高比例的早期患者，由于直接从动物中传染，无法回溯到一个“零号病人”中。即便通过病毒基因测序能追溯到“零号基因”，根据变异程度而推算的“零号基因”出现的时间（time to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也远在爆发之前：因为它在动物中已传播演化很久了。换言之，早期传染者的病毒基因也已有一定程度的“后验多样性”（Posterior Diversity，在动物群体中演变而来）。Quey报告指出，MERS的早期病人的病毒基因测序，其“零号基因”至少在爆发前一年左右出现。

Quay报告认为，SARS‑COV‑2的情况既缺乏血清转化，也缺乏后验多样性。因此，模式上不像是动物传人的模式，倒有可能是“实验室传人”。

WHO报告中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报告中讨论的新数据倒是符合Quay报告中的模式。WHO报告的回溯研究（47-57页）提及在2019年10月1日到12月10日，总共有92例“可疑病例”，其中67例在今年1月抽取了血液样本并进行了血清检测，“所有67例都是阴性”。中国同时也检测了医院从2019年7月到12月收集的血液样本，以及10月到12月之间通过喉咙等方法取样的样本。在总共5000多个样本中，“全部都是阴性”。这结果一方面说明中国“应对及时”（没有错过病例），“没有早期传播”，但同时也正好符合“缺乏血清转化”的特点。报告的DNA测序和构建系统树的研究部分中推断，中国病人体内病毒的“零号基因时间”在2019年11月中到12月中之间（79页），也正“缺乏后验多样性”。

当然，对传播模式的质疑可以有另一个方便的（有利于中国官方态度的）解释，那就是病毒先在外国演化为“人传人”，再经过某种途径由单一源头传入武汉。这样在中国样本中找不到血清转化和后验多样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报告中，专门有一节叙述外国早期病例研究。里面讨论到，西班牙2019年3月12日的下水道样本中检验出SARS‑COV‑2基因（尽管可能是假阳性）；意大利10月的样本中有血清反应；法国12月中的样本中有血清反应；巴西11月27日的下水道中找到病毒基因；美国12月13日-16日的血液样本中有血清反应。其中，西班牙、意大利和巴西的样本比中国首例确认的病人（12月1日）的发病时间还早。当然这些在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的杂乱数据，目前没有合理的解释（包括是否可靠）。而且若在外国早演化出“人传人”的病毒，却为何没有大规模爆发？也需要论述。

可见，报告解释了“三大质疑”中的第二个，但第一和第三个质疑并未很好地解释。如果找不到那个“罪魁祸首”的动物，那么“实验室制造”就永远有市场；至于这个“实验室制造”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外交部指责的美国），同样会成为争议点。

总之WHO报告无法彻底解决SARS‑COV‑2的起源问题。可以预期，有关病毒溯源的争议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美中角力点。

二、疫苗为王

1. 疫苗为何能快速研发成功

美中角力的第二个战场就是疫苗。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疫情已成事实，所谓追责最多只是出一口气，预防未来也是以后的事。对那些要求中国“赔款”的，“笑笑走开”就是了：在国际法上从没有“疫情责任赔款”先例。但疫苗则是个近在眼前的生死攸关大事。自从疫情扩散到无法隔离，只能“压平曲线”开始，已注定“疫苗为王”——只有疫苗才能使世界回到常态。谁能掌握世界急需的疫苗，不但能救自身于水火之中，还能在国际关系上呼风唤雨。

于是，各国又展开疫苗竞赛。疫苗开发并不是新科技，但以往开发疫苗要花很长时间，以年计甚至以十年计。令人赞叹的是，这次距离疫情爆发不到一年，各国就有多种疫苗被推出。这得益于好几个因素。

首先，疫苗的原理是把病毒的有效组分（但不会致病）注射入身体，训练免疫系统产生免疫物质，如何找到这些有效组分（通常是蛋白质抗原）最重要。SARS‑COV‑2病毒虽是新病毒，但在近亲SARS和MERS爆发后，科学家已对这两种病毒研究多时，甚至曾尝试开发SARS疫苗。之所以没有继续开发下去是因为SARS很快就“消失”了，无利可图，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通过这些研究，科学家已对冠状病毒有相当多的认识，如哪些蛋白上的哪些位点可成为有效组分的候选人等，大致心中有数。SARS‑COV‑2病毒与它们两者类似，并非全新，以往累计的知识能直接应用。

其次，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和第一优先级。开发疫苗非常费钱费力，但这次各大国政府或大药企可科研机构都把开发疫苗视为头等大事，大笔投资，多种方案并行开发，每种方案都有几百个候选疫苗同时试验，大大缩短了开发时间。

再次，科技进步。在设计层面有次世代基因测序技术、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实验层面，传统疫苗有灭活病毒疫苗（把病毒杀死）、弱化病毒疫苗（不杀死但减少活力）、病毒载体疫苗（把有效组分通过基因工程插入到对人无害的病毒中）、组分疫苗（直接注射有效组分）等。在“前临床试验阶段”（pre-clinical phase），开发这些疫苗时很费时的一步是要先生产这些病毒或蛋白才能进行试验和筛选。最新的技术是mRNA疫苗，它把能生产有效组分的基因（RNA）通过载体直接送入一种叫“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的免疫细胞中，在细胞内生成蛋白质抗原，再通过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反应。其最大好处是，设计、合成、大量生产RNA非常容易和快，这大大缩短了前临床试验阶段的实验时间。

最后，政府在非常时期特事特办，简化和加速了各种手续。最重要的是，开发疫苗最费时的临床试验阶段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临床试验（人体试验）分三期：第一期（20-100人）试验其安全性；第二期（100-300人）试验其有无效能和副作用；第三期（300到数千人）试验其效能的大小。（此外还有第四期，即投入使用后的跟踪。）越到后期临床试验，通过率越低，不乏推倒重来的例子。但这次很多疫苗的第三期试验尚未结束就已被批准紧急应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对各国科学界来说，第一个因素对各国大体公平，那些知识都是公开的。中国科学家很早就公布SARS‑COV‑2的基因序列，也为各国“公平竞争”开了好头，值得赞许。第二个因素就是个“钱和人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独占鳌头，一些较小的国家就无法投入巨款独力研究，也没有这么多科技工作者。两厢比较，中国运用“举国体制”，全国动员科研机构攻关，分配任务式地开了5条技术线，12个疫苗，各实验室专攻一种；美国则倚重大药厂的传统优势和科研机构组织开发，政府在财政和程序上支援，各有优点。

第三个因素，技术上美国占优势，mRNA疫苗是新技术，以前从未用过，这次美国的辉瑞（与德国BioNtech联合开发）和莫德纳的疫苗都是mRNA疫苗。中国则有“先发优势”，起步更早，特别在早期只有中国有条件大规模获得病人血清样本进行研究。最后因素，美中两国也各有优势，中国优势还是举国体制，找人进行一二期临床试验非常容易，特事特办起来也比美国有效率。中国劣势是由于很早就控制了疫情，要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反而没有对象，不得不把疫苗输出到疫情严重的外国，相当于用外国人做临床试验。中国各疫苗迟迟无法出第三期临床报告，这是重要原因。美国则相反，第三期临床试验要多少有多少。各种因素综合一下，美国这次稍微领先，但中国以前不以开发疫苗著称，这次能跟上美国速度，也属不易。

2. 疫苗有效性与优劣

根据WHO的更新，目前被至少一国政府批准应用的疫苗（第三期或第四期）共13种。美国有三种：辉瑞（Pfizer，和德国BioNtech联合开发）和莫德纳（Moderna）都是mRNA疫苗，强生（Johnson & Johnson， Janssen）是病毒载体疫苗。中国有五种：科兴（CoronaVac）、国药（分北京和武汉两款）都是灭活疫苗，康希诺（Convidecia）是病毒载体疫苗，智飞（ZF2001）是组分疫苗。英国/瑞典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或牛津疫苗）是病毒载体疫苗。俄国有三种：Sputnik V是病毒载体疫苗，ConiVac是灭活疫苗，EpiVacCorona是组分疫苗。印度的Covaxin是灭活疫苗。此外，还有多款疫苗正在竞赛等待审批。

在这些疫苗中，按批准使用（包括完全批准和紧急使用批准）国家的多少排列 ，以阿斯利康为最（112国），辉瑞次之（100），以下依次为Sputnik V（63）、莫德纳（47）、强生（46）、国药北京（45）、科兴（30）、Covaxin（14）、康希诺（6）、EpiVacCorona（3）、ZF2001（2）、国药武汉（2）、CoviVac（1）。其中，只有阿斯利康、辉瑞、强生、（印度的）Covaxin四种通过了联合国的评估，加入到联合国的COVAX计划中，其他的尚未通过。

由此可见，中国开发的疫苗虽然种类繁多，但国际接受程度与美国和英国疫苗有较大差距。中国疫苗的主要问题是有效率不够高。有效率或保护率（Efficacy）指注射疫苗后的人群中不被传染的比例。一般国家（包括联合国）要求至少50%。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即使100%人口都注射疫苗，有效率也至少要60%；如果较为现实，人口中的75%接受注射，那么有效率须达到80%。

美国疫苗的有效率独占鳌头，辉瑞和莫德纳的有效率都是第一针后就80%，第二针之后就94-95%，只需打一针的J&J的有效性也达70%左右。能与之媲美的只有俄罗斯的Sputnik V（92%），阿斯利康则有80%。印度最新公布其Covaxin的有效率是81%（以上都是指对包括轻症病人在内的有效率）。

中国最早从去年8月就开始三期临床试验，但各个疫苗的三期试验的最终数据（经过同行评估）则迟迟没有公布，普遍揣测是数据不够好。其中对科兴的讨论最多。科兴在巴西、智利、土耳其、印尼做三期试验。经过四度拖延，巴西到4月12日终于公布了科兴在巴西三期试验的最终数据，对包括轻症病人在内的有效率为50.7%， 仅比国际最低标准稍高，明显比以上疫苗低很多。智利公布的（初期）数据为67%，比巴西的好 ，但智利在大规模注射科兴疫苗后，传染人数反而快速上升，虽然这可能有措施放开的因素，但也引来对科兴疫苗的质疑。此外，巴基斯坦总统在注射了国药北京疫苗后，依然传染病毒，也令公众质疑其有效性。

最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个演讲中表示 ，中国正研究解决现有疫苗有效率不高的问题，其一是优化接种程序，包括调整疫苗剂量，剂量间隔或增加接种剂量，第二种方法则是混合使用不同技术的疫苗。根据报导，高福指的是现有灭活疫苗效率不高，需要再注射mRNA疫苗补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相当于打中国疫苗是白打了（美国的mRNA疫苗一针就有80%的有效率）。而且，这也算是高福改变了立场，因为去年12月29日，他接受新华网访问时 ，还认为灭活疫苗效果较传统，安全有保证。但显然，现在证明mRNA疫苗更佳。虽然高福随后否认了自己的说法“意味著中国疫苗保护率低”，但不能消解质疑。

疫苗优劣的另一个指标是是否能应付变种病毒。可以肯定，没有一种疫苗能应付所有可能的变种，各公司必须不断更新疫苗才能保证最大有效性。但从目前看来，美国的三种疫苗和英国的阿斯利康都可以应付几个变种（英国、南非、巴西），尽管有效性会低一些。有研究指科兴疫苗也能对付“巴西最先出现的变种”，虽然有效性也只有50%左右。应付变种的问题可谓长期比拼，现在还不能定论。

疫苗优劣的第三个指标是是否有风险。阿斯利康曾因过敏反应而引起争议，阿斯利康和J&J都曾传出疑似引发血栓病例。但注射疫苗风险难免，因果关系极难确证；而且即便存在风险，正如欧洲医药处（EMA）所言，其效益远超风险。4月13日，美国CDC因发现六例血栓事件而暂停注射J&J，但当时J&J总共注射670万例，即便能证实六例事件都是J&J的副作用，那么只占百万分之一。美国CDC反应有点过分敏感（4月23日解禁）。同理，阿斯利康注射500万针出现41个过敏个案，不到十万分之一。阿斯利康的引发血栓和血小板减少的副作用已被EMA认定， 但两者同时发生的几率只有万分之一。对比J&J来说是高了些，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中国疫苗也发生过“异常事件”，比如在香港使用的科兴，就有19宗怀疑有关的死亡个案（另有4宗接种复必泰疫苗后死亡的个案）。但同理，要证实因果关系也相当困难。目前看来，所有疫苗的风险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 疫苗外交胜负比拼

因此，中国疫苗的劣势主要还在于有效率不高。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不能提升，假如其他条件相同（比如供应，价格等），各国会购买美国疫苗而不是中国疫苗。现在中国疫苗在多国被应用，“疫苗外交”有声有色，主要原因还是美国要先搞好国内的疫情，没有太多疫苗输出，全球疫苗供不应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抱著“有总比没有好”的心态之故。

中国的疫苗外交除有“关系好的国家先得”外，还有重要的宣传意义。正面论述是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宣传自己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分享疫苗”，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指出，这种宣传模糊了这些“公共产品”并非“免费”的。正如端传媒报导所指，中国免费捐赠的疫苗只占极少一部分：虽然受捐国家很多，但大多是象征性的；绝大部分疫苗都是各国真金白银买的，价格还不低。

负面论述是攻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新华社说“疫苗民族主义凸显一个自私的美国”。应该承认，美国开始时禁止本土生产疫苗出口，确实惹来非议。禁止疫苗出口与美国以往的慷慨形象反差太大：平时总是美国帮其他国家，这次美国成“公共卫生的差等生”，自顾不暇。但因此给美国盖上“疫苗民族主义”的大帽是不公道的。

首先，美国是全球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感染人数（占全球22%）和死亡人数（占全球18.5%）均全球最高。如果按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应得到最多疫苗的逻辑，美国本就应“分配”到最多疫苗。根据英国Airfinity的统计 ，截至到三月底，美国使用的疫苗占全球的24%。这和美国感染人数占全球的比例基本一致。如果有人说，中国感染人口只占全球0.07%，却使用了全球18%的疫苗，也是“疫苗民族主义”，是否公道？其次，美国疫苗不是“分配”过来的，它们绝大部分都是本土资金、本土企业开发、本土生产，当然也有理由优先供给本国，美国也是按市场价格真金白银买的。第三，美国没有在国际市场上“抢购”其他国家生产的疫苗。第四，美国公司研发的但在海外生产的疫苗也供应全球，全球疫苗获取机制（COVAX）向各国分配的第一轮和第三轮的疫苗都是辉瑞疫苗 。最后，美国政府大笔捐赠COVAX购买疫苗的资金，根据4月16日COVAX AMC（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预先市场承诺）的数据计算 ，美国政府承诺捐助的金额是全部国家政府捐助的40%（该表格上没有中国政府的捐赠数字）。

与此同时，有关疫苗外交的情况正在逆转。拜登政府推出全国疫苗注射计划进展超过预期，可以提前两星期，在4月19日就开放给所有成年人都能接受注射。截至到4月20日，26%美国人已完全接种（指打了两针辉瑞或莫德纳，或一针J&J），40.1%美国人至少打了一针 。美国已有能力向外提供疫苗，加入疫苗外交大战。除了疫苗质量高之外，美国的疫苗外交还有几个优势。

首先，拜登政府态度慷慨积极。拜登上台第一日就加入COVAX，承诺捐赠40亿美元 （即时捐赠20亿）。3月18日，美国宣布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输出疫苗400万剂疫苗，走出第一步。4月5日，拜登任命前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现任ONE Campaign主席斯密夫（Gayle Smith）为“疫苗专员”（coordinator of the global COVID response and health security），专门负责对外的疫情援助。标志著美国正式启动“疫苗外交”。拜登在4月21日演讲中也表示美国正努力向其他国家提供迫切所需的疫苗。

其次，美国以前疫苗制造依赖中国，但这次三家疫苗绝大部分都在本国生产。mRNA疫苗生产成本比传统疫苗低很多，美国有足够的制造力生产。mRNA疫苗的缺点是需要低温储存（-20度甚至-80度），不如其他大部分疫苗只需在2-8度储存那么方便。尽管如此，总体的制造和应用成本还是低于传统疫苗。

再次，在传统疫苗生产方面，美国仍有不足。但美国有印度这个帮手。在三月的印太峰会中，美日澳印达成协议，利用印度的疫苗生产力，打造“四角疫苗计划”。其中一项启动计划就是让印度帮助强生生产一亿剂疫苗。美国其他多个等待批准的传统疫苗也可由印度分担制造。

最后，这次美国公司在疫苗上收入颇丰，拜登政府有望劝说他们放松专利，授权其他地方生产，作为疫苗外交的一部分。即便它们不愿意这样做，现在看来也大机会答应以“成本价”把疫苗卖给低收入国家。

在疫苗外交比拼中，中国现在不利的是，本国接种率太低，远远落在后头。虽然中国防止疫情工作斐然，但光是防范，没法回到常态。最终还是要接种达到群体免疫，方可和外国正常交往。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大力鼓动打疫苗，对内供应要多，这必然影响中国下一阶段“疫苗外交”的能力。

疫苗外交是一场长期战。也是科技能力，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外交能力和舆论能力的比拼。鹿死谁手尚不可知。无论如何，疫苗外交战是对世界有利的事，总比其他冷战热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