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空前擠壓與畸形生長：中國女權的內憂外困

【編者按】：近一個多月，中國大陸輿論場中女權相關的討論此起彼伏，但主要爭議不在女性傷害或女性不平等本身，而在女權話題的表述者與行動者，在國家管制和父權社會的聯手下，所遭遇的各種箝制與困境。比如，女權行動者肖美麗因勸人不要在公眾場合抽煙而遭遇「港獨」獵巫，激進女權在豆瓣的話題小組6b4t一夜間被無端註銷。同時，微博上的女權紅人梁鈺一朝入黨，也引發輿論關注女權與國家主義的合謀問題。

無論是從外部觀察者還是從中國女權運動的內部視角來看，中國的前代女權行動/理論派，與目前新興的網絡女權，都有著顯著的不同，後者現在經常被批評無法在邏輯上自洽地解釋為何要靠攏國家主義，同時，也正危險地以「成功者、強者」的邏輯來取代追求女性平等的目標。一則「清華男徵婚事件」也在此時成為熱搜，在對他的性別意識的批判中，卻也包含了對他的外型羞辱和疾病污名。

3月8日婦女節時，端曾發表文章《豆瓣女權，夾縫中形成的中國特色女權》來解釋中國新生代女權的生存狀態——她們在怎樣的土壤中長成，導致內部有哪些張力與自相矛盾。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希望進一步辨析圍繞「誰是真的女權」、「人權、女權誰更重要」的誤區，拆解中國女權運動的內憂外患。

長期以來，鑑定「真偽女權」、以「人權」架空「女權」，都是中文公共空間中箝制表達、邊緣化性別議題的典型手法。這類邏輯裏，對於所謂「真女權」的認知，不是在傳統性別期待之上疊加「獨立」、「成功」的負擔——比如辯論綜藝《奇葩說》中關於獨立女性是否該要彩禮的討論；就是在顯然對女性處境與女權運動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故作開明、在架空的想像之中添加限制的討論方式——比如社交媒體頻繁可見以成功人士口吻教導女性如何解決性別歧視的貼文，又或者學者劉瑜談論#Metoo運動時的「外賓腔」。

而以「人權」代替「女權」的討論，則正如以「all lives matter」反擊「black lives matter」，往往並非意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談論女性長期遭遇的傷害、剝削與失語時轉移話題，迴避承認女性面對的系統性暴力。這類真偽女權、人權女權之辨，實質是污名化權利意識、將女權討論也納入父權社會的框架之中。

然而，隨著過去兩三年女權議題在大陸輿論中能見度的急遽增長，民族主義與厭女情緒的合流、國家主義對於性別議題的吸納與挪用、慕強邏輯下的「女權」對父權社會受害者的二次污名，早已生產出新的困境、形成新的問題。在中國社會當下畸形的輿論土壤中，辨析圍繞女權的誤區、理解中國女權運動此刻的內憂外困，顯然有其必要，也顯然區別於前述邏輯。

狂熱民族主義與厭女情緒合流，行動派女權邊緣化

隨著狂熱民族主義與厭女症合流，任何與性別議題沾邊的個人與表達，都能被放進無限延伸的陰謀論中，而當事人幾乎沒有任何自辯空間，旁觀者也因為擔心牽連而傾向緘默或者旁敲側擊地回應。

女權行動派肖美麗遭遇獵巫、大批女權帳號被封鎖與騷擾、豆瓣女權小組6b4t無端被註銷等一系列近期事件，製造了前所未有的寒蟬效應。

其可怖之處不只在於任何人的一切過往痕跡都可能因為意外出名而被仔細挖掘與惡意解讀，不只在於羅織罪名時邏輯之錯亂、想像力之豐沛令人無從理解也無法規避風險——如朱軍性騷擾事件當事人弦子描述自己情緒狀況不佳「需要外力介入」，也被五毛帳號解讀為要求境外勢力干涉、隨意幾個名字串在一起就能杜撰出一盤「莫須有」大棋；更重要的是，隨著狂熱民族主義與厭女症合流，任何與性別議題沾邊的個人與表達，都能被放進無限延伸的陰謀論中，而當事人幾乎沒有任何自辯空間，旁觀者也因為擔心牽連而傾向緘默或者旁敲側擊地回應。

甚至肖美麗在解釋自己2014年拍攝的「風雨中抱緊自由pray for hk」照片時，必須一再地借「國家機關不曾定性傘運為港獨」來為自己背書；而弦子為了反駁「境外勢力」的指控，反覆提及自己在2018年批評金馬獎政治化時被攻擊——即便繪製漫畫諷刺弦子的帳號「橘豚月月抽」早前因「創作辱華漫畫」被捕，道義上這一反駁方式也未免欠妥。

考慮到肖美麗弦子們此刻面臨的巨大恐懼與具體風險，我們自然沒有苛責她們的資格。但這類生怕牽扯任何民族主義情緒的自辯方式本身，無疑揭示了我們身處的極端荒謬與恐怖的輿論環境。狂熱民族主義顯然也不會只在有關性別、有關港台的問題上發作，質疑防疫邏輯的人，對新疆表示同情的人，懷疑中學歷史教材的人，擁有外籍伴侶的人，沒有配合外交部說辭的醫療乃至核能專業人士⋯⋯過去這一兩年，它們的攻擊標的早已無限蔓延。

這樣的社會氛圍，不僅是在孤立任何追求公共性的社會生活的個體，也在製造記憶斷層、切斷新近崛起的樸素女權意識承繼中國女權運動歷史的可能。

肖美麗因為質疑二手煙被意外推上熱搜後所遭遇的這一切，可能無門檻地降臨在任何嘗試實踐公民責任的人身上；一個人過往關懷弱勢關心社群的痕跡、不同於官方邏輯的思考角度與信息涉入，均可能堂而皇之地成為麻煩；情況甚至變成了，紀錄一個人過往的付出與經歷，都可能因為新時代裏它意味著無法負荷的風險而踟躕顧忌。

這樣的社會氛圍，不僅是在孤立任何追求公共性的社會生活的個體，也在製造記憶斷層、切斷新近崛起的樸素女權意識承繼中國女權運動歷史的可能。而由於無法在公共輿論中直面生產問題的土壤，即便性別討論貌似蓬勃，公眾也並不能以女權為起點重塑認知，遑論形成社群、與其他社會正義議題互為支援。

靠攏國家主義，新興粉紅女權的與虎謀皮

這當然不是說體制內的表達渠道與救助資源不重要——早些年女權行動者重要的工作內容與成績就是政策倡導與行政監督。但將性別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官方施捨之上，無視生產性別問題的是整套父權結構，顯然是本末倒置，也無法從根源上動搖父權社會的結構。

與相對有政治自覺與批判性認知的前代女權主義者形成對照的是，在更嚴酷的審查環境與更深入骨髓的自保本能中成長的新一代女權主義者，既缺乏信息背景，也缺乏觀念刺激，幾乎天然地傾向於在國家框架內以「無害」、去政治化的方式關心女權。既借用官方語言要求女性權益，又熟練使用舉報工具的豆瓣粉紅女權，便是一例。

對某些投機者而言，靠攏黨國販售女權標籤甚至成為一種進身之階。一個尤為顯著的案例便是疫情期間因為替醫護募捐安心褲而聲名鵲起的梁鈺。梁鈺借公眾對女性勞動者不被看見、官方機構不作為還竊取果實的怒火而快速獲得影響力，卻在不到一年時間內，接連出現打擊異己、竊取名利、攻擊受害者的爭議，然而由於安全範疇內的自我經營與火線入黨等表態，梁鈺已儼然成為女權得到國家認證的新代表，同時取得商業與政治的影響力。

事實上，在某些具體情境中遇到較有性別意識的機構或國家工作人員，既不能反證國家的可靠，也無法系統地改善女性處境。沈迷於這類錯覺，任系統將長期耕耘的女權主義者排除在外，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問題。

這當然不是說體制內的表達渠道與救助資源不重要——早些年女權行動者重要的工作內容與成績就是政策倡導與行政監督。但將性別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官方施捨之上，無視生產性別問題的是整套父權結構、無視近年來性別平等的倒退與官方意識形態管控密不可分，顯然是本末倒置，既無法保障具體的權益，也無法從根源上動搖父權社會的結構。無論近年來對lgbt的打壓、重新在教育中鼓吹的「陽剛之氣」，還是對家暴受害者構成顯著風險的離婚冷靜期，都一再地證明這一點。

而為了取得官方接納、換取有限度的改善，切割性少數、讓渡言論自由等一系列的政治權利，並不能為這些權益提供可靠的長遠保障。事實上，在某些具體情境中遇到較有性別意識的機構或國家工作人員，既不能反證國家的可靠，也無法系統地改善女性處境。沈迷於這類錯覺，任系統將長期耕耘的女權主義者排除在外，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問題。

慕強邏輯下的「女權」，是對父權社會的效仿

重要的不是聰慧優秀強大的女性可以享受平等權利，而是平等這件事不以性別與個人背景為轉移，不優秀的女性、脆弱的女性、糊裏糊塗的女性，同樣得到尊嚴與支援。

性別平等顯然不只事關女性，也不只事關那些獨立、光彩奪目、通過個人能力突破父權社會桎梏的女性——即便在某些女權主義者眼中，這才是唯一的正途。

無法改變社會文化與制度的前提下，以個人努力突破部分限制固然是順理成章的邏輯，但它未必適用於所有人。更何況，重要的不是聰慧優秀強大的女性可以享受平等權利，而是平等這件事不以性別與個人背景為轉移，不優秀的女性、脆弱的女性、糊裏糊塗的女性，同樣可以得到尊嚴與支援。激進女權攻擊婚育女性為婚驢（意思是甘願為男人做驢），又或者譴責家暴受害者「不思反抗」，顯然是過於冷酷地簡化一個人複雜的處境。女權主義教給我們的，應當是看見他人處境、與之形成聯結的能力，而非屏蔽他人處境、以單一標準評估的傲慢；女權主義教給我們的，應當是自省的能力、是時刻檢視自身特權的意識，而非以世事洞明姿態指導他人的優越。

同樣不應當在這個過程中忽略的，是男性如何被父權社會的價值觀形塑、如何被有關男性氣質與男性責任的期待所規訓，如何在壓迫女性的同時也是同套邏輯下的受害者，如何因為處於優勢位置、缺乏身體經驗、在訓練平等意識時需要更多的自我教育與可能魯莽的探索。

近期在大陸社交媒體非常有象徵性的一件事，是一位清華姚班畢業（清華姚班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計算機等，每屆只招收約30名本科畢業生、15名博士研究生及5名碩士研究生。姚班生源主要來自保送生、自主招生和高考選拔，基本都是數學、物理及信息學競賽的金牌選手，或者各省高考前三甲）、月入5萬現居山西、但外型未見得理想的男性在豆瓣徵婚。

初始時，除了個別用戶借脱口秀演員楊笠金句「他明明那麼普通卻又那麼自信」挖苦這則徵婚啟事，貼文下多為普通祝福語。但隨著這條在具體語境中並不貼切且惡意過度的「普信男」評論被截圖及轉載，相關討論很快被新浪微博推上熱搜，又被大V惡意地納入「女拳」借「普信男」製造性別對立、仇視男性的敘事邏輯裏。

同樣不應當在這個過程中忽略的，是男性如何被父權社會的價值觀形塑、如何被有關男性氣質與男性責任的期待所規訓，如何在壓迫女性的同時也是同套邏輯下的受害者。

部分自命女權主義者的網民，為了力證這位徵婚男確為「普信男」，反向開始挖掘其過往言論，甚至懷疑他患有銀屑病而攻擊其人格、羞辱其外型；而隨著徵婚男的長篇自述文章暴露出更多不乏真誠的失落與將女性視為資源的潛意識邏輯，對他的大範圍攻擊起底似乎有了進一步合理性。

然而，無論外形羞辱還是疾病污名，顯然都有悖女權主義所倡導的價值；因為女性曾經遭遇相關污名數千年就將之視為男性應得的報復，更是一種前現代的邏輯、是對父權社會的效仿。相比這位性別觀念無疑存在缺陷、在傳統性別秩序遭到挑戰時由於錯誤歸因而將焦慮投射在擇偶壓力之上的徵婚男，恐怕渲染男性身分焦慮、巧妙改造話題的新浪微博，更值得抨擊與調查。在個體身上釋放如此劇烈的惡意，除了傷害具體的個人，對於促成公共討論與更廣泛參與的性別革命助益有限。

女權主義教給我們的，應當是看見他人處境、與之形成聯結的能力，而非屏蔽他人處境、以單一標準評估的傲慢；女權主義教給我們的，應當是自省的能力、是時刻檢視自身特權的意識，而非以世事洞明姿態指導他人的優越。

這類檢討並不只是為了爭取可能的同盟——反女權論述對女權的想像恐怕來自社會機制多於女權主義者。我們更需要面對的問題在於，今天互聯網中一部分被定位為極端女權的聲音，只有「極端」而並無「女權」，只見性別而不見與之交叉的各種社會矛盾。除了性別互換，它們運作邏輯是對父權社會的模仿而非挑戰；這套機制中對於社會底層的剝削貶抑、對於不符合男性氣質想像者的傷害（這裏姑且對應為自強女性設定），沒有被彌合，反而被二次上演。

無可否認，日漸激烈的性別衝突與無處投擲的憤怒、極端匱乏的公共參與渠道與亟待宣洩的表達慾是一體兩面。今天中國特色的女權型態，與壓抑的性別環境和扭曲的輿論場密不可分。但我們必須自我追問的是，這樣追求結果導向、強者之間共情的女權，真的是我們期待通過女權運動改造的社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