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空前挤压与畸形生长：中国女权的内忧外困

【编者按】：近一个多月，中国大陆舆论场中女权相关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主要争议不在女性伤害或女性不平等本身，而在女权话题的表述者与行动者，在国家管制和父权社会的联手下，所遭遇的各种箝制与困境。比如，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因劝人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而遭遇“港独”猎巫，激进女权在豆瓣的话题小组6b4t一夜间被无端注销。同时，微博上的女权红人梁钰一朝入党，也引发舆论关注女权与国家主义的合谋问题。

无论是从外部观察者还是从中国女权运动的内部视角来看，中国的前代女权行动/理论派，与目前新兴的网络女权，都有著显著的不同，后者现在经常被批评无法在逻辑上自洽地解释为何要靠拢国家主义，同时，也正危险地以“成功者、强者”的逻辑来取代追求女性平等的目标。一则“清华男征婚事件”也在此时成为热搜，在对他的性别意识的批判中，却也包含了对他的外型羞辱和疾病污名。

3月8日妇女节时，端曾发表文章《豆瓣女权，夹缝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女权》来解释中国新生代女权的生存状态——她们在怎样的土壤中长成，导致内部有哪些张力与自相矛盾。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进一步辨析围绕“谁是真的女权”、“人权、女权谁更重要”的误区，拆解中国女权运动的内忧外患。

长期以来，鉴定“真伪女权”、以“人权”架空“女权”，都是中文公共空间中箝制表达、边缘化性别议题的典型手法。这类逻辑里，对于所谓“真女权”的认知，不是在传统性别期待之上叠加“独立”、“成功”的负担——比如辩论综艺《奇葩说》中关于独立女性是否该要彩礼的讨论；就是在显然对女性处境与女权运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故作开明、在架空的想像之中添加限制的讨论方式——比如社交媒体频繁可见以成功人士口吻教导女性如何解决性别歧视的贴文，又或者学者刘瑜谈论#Metoo运动时的“外宾腔”。

而以“人权”代替“女权”的讨论，则正如以“all lives matter”反击“black lives matter”，往往并非意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谈论女性长期遭遇的伤害、剥削与失语时转移话题，回避承认女性面对的系统性暴力。这类真伪女权、人权女权之辨，实质是污名化权利意识、将女权讨论也纳入父权社会的框架之中。

然而，随著过去两三年女权议题在大陆舆论中能见度的急遽增长，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的合流、国家主义对于性别议题的吸纳与挪用、慕强逻辑下的“女权”对父权社会受害者的二次污名，早已生产出新的困境、形成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当下畸形的舆论土壤中，辨析围绕女权的误区、理解中国女权运动此刻的内忧外困，显然有其必要，也显然区别于前述逻辑。

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合流，行动派女权边缘化

随著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症合流，任何与性别议题沾边的个人与表达，都能被放进无限延伸的阴谋论中，而当事人几乎没有任何自辩空间，旁观者也因为担心牵连而倾向缄默或者旁敲侧击地回应。

女权行动派肖美丽遭遇猎巫、大批女权帐号被封锁与骚扰、豆瓣女权小组6b4t无端被注销等一系列近期事件，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寒蝉效应。

其可怖之处不只在于任何人的一切过往痕迹都可能因为意外出名而被仔细挖掘与恶意解读，不只在于罗织罪名时逻辑之错乱、想像力之丰沛令人无从理解也无法规避风险——如朱军性骚扰事件当事人弦子描述自己情绪状况不佳“需要外力介入”，也被五毛帐号解读为要求境外势力干涉、随意几个名字串在一起就能杜撰出一盘“莫须有”大棋；更重要的是，随著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症合流，任何与性别议题沾边的个人与表达，都能被放进无限延伸的阴谋论中，而当事人几乎没有任何自辩空间，旁观者也因为担心牵连而倾向缄默或者旁敲侧击地回应。

甚至肖美丽在解释自己2014年拍摄的“风雨中抱紧自由pray for hk”照片时，必须一再地借“国家机关不曾定性伞运为港独”来为自己背书；而弦子为了反驳“境外势力”的指控，反复提及自己在2018年批评金马奖政治化时被攻击——即便绘制漫画讽刺弦子的帐号“橘豚月月抽”早前因“创作辱华漫画”被捕，道义上这一反驳方式也未免欠妥。

考虑到肖美丽弦子们此刻面临的巨大恐惧与具体风险，我们自然没有苛责她们的资格。但这类生怕牵扯任何民族主义情绪的自辩方式本身，无疑揭示了我们身处的极端荒谬与恐怖的舆论环境。狂热民族主义显然也不会只在有关性别、有关港台的问题上发作，质疑防疫逻辑的人，对新疆表示同情的人，怀疑中学历史教材的人，拥有外籍伴侣的人，没有配合外交部说辞的医疗乃至核能专业人士⋯⋯过去这一两年，它们的攻击标的早已无限蔓延。

这样的社会氛围，不仅是在孤立任何追求公共性的社会生活的个体，也在制造记忆断层、切断新近崛起的朴素女权意识承继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可能。

肖美丽因为质疑二手烟被意外推上热搜后所遭遇的这一切，可能无门槛地降临在任何尝试实践公民责任的人身上；一个人过往关怀弱势关心社群的痕迹、不同于官方逻辑的思考角度与信息涉入，均可能堂而皇之地成为麻烦；情况甚至变成了，纪录一个人过往的付出与经历，都可能因为新时代里它意味著无法负荷的风险而踟蹰顾忌。

这样的社会氛围，不仅是在孤立任何追求公共性的社会生活的个体，也在制造记忆断层、切断新近崛起的朴素女权意识承继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可能。而由于无法在公共舆论中直面生产问题的土壤，即便性别讨论貌似蓬勃，公众也并不能以女权为起点重塑认知，遑论形成社群、与其他社会正义议题互为支援。

靠拢国家主义，新兴粉红女权的与虎谋皮

这当然不是说体制内的表达渠道与救助资源不重要——早些年女权行动者重要的工作内容与成绩就是政策倡导与行政监督。但将性别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官方施舍之上，无视生产性别问题的是整套父权结构，显然是本末倒置，也无法从根源上动摇父权社会的结构。

与相对有政治自觉与批判性认知的前代女权主义者形成对照的是，在更严酷的审查环境与更深入骨髓的自保本能中成长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既缺乏信息背景，也缺乏观念刺激，几乎天然地倾向于在国家框架内以“无害”、去政治化的方式关心女权。既借用官方语言要求女性权益，又熟练使用举报工具的豆瓣粉红女权，便是一例。

对某些投机者而言，靠拢党国贩售女权标签甚至成为一种进身之阶。一个尤为显著的案例便是疫情期间因为替医护募捐安心裤而声名鹊起的梁钰。梁钰借公众对女性劳动者不被看见、官方机构不作为还窃取果实的怒火而快速获得影响力，却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接连出现打击异己、窃取名利、攻击受害者的争议，然而由于安全范畴内的自我经营与火线入党等表态，梁钰已俨然成为女权得到国家认证的新代表，同时取得商业与政治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某些具体情境中遇到较有性别意识的机构或国家工作人员，既不能反证国家的可靠，也无法系统地改善女性处境。沈迷于这类错觉，任系统将长期耕耘的女权主义者排除在外，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问题。

这当然不是说体制内的表达渠道与救助资源不重要——早些年女权行动者重要的工作内容与成绩就是政策倡导与行政监督。但将性别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官方施舍之上，无视生产性别问题的是整套父权结构、无视近年来性别平等的倒退与官方意识形态管控密不可分，显然是本末倒置，既无法保障具体的权益，也无法从根源上动摇父权社会的结构。无论近年来对lgbt的打压、重新在教育中鼓吹的“阳刚之气”，还是对家暴受害者构成显著风险的离婚冷静期，都一再地证明这一点。

而为了取得官方接纳、换取有限度的改善，切割性少数、让渡言论自由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并不能为这些权益提供可靠的长远保障。事实上，在某些具体情境中遇到较有性别意识的机构或国家工作人员，既不能反证国家的可靠，也无法系统地改善女性处境。沈迷于这类错觉，任系统将长期耕耘的女权主义者排除在外，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问题。

慕强逻辑下的“女权”，是对父权社会的效仿

重要的不是聪慧优秀强大的女性可以享受平等权利，而是平等这件事不以性别与个人背景为转移，不优秀的女性、脆弱的女性、糊里糊涂的女性，同样得到尊严与支援。

性别平等显然不只事关女性，也不只事关那些独立、光彩夺目、通过个人能力突破父权社会桎梏的女性——即便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眼中，这才是唯一的正途。

无法改变社会文化与制度的前提下，以个人努力突破部分限制固然是顺理成章的逻辑，但它未必适用于所有人。更何况，重要的不是聪慧优秀强大的女性可以享受平等权利，而是平等这件事不以性别与个人背景为转移，不优秀的女性、脆弱的女性、糊里糊涂的女性，同样可以得到尊严与支援。激进女权攻击婚育女性为婚驴（意思是甘愿为男人做驴），又或者谴责家暴受害者“不思反抗”，显然是过于冷酷地简化一个人复杂的处境。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应当是看见他人处境、与之形成联结的能力，而非屏蔽他人处境、以单一标准评估的傲慢；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应当是自省的能力、是时刻检视自身特权的意识，而非以世事洞明姿态指导他人的优越。

同样不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忽略的，是男性如何被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形塑、如何被有关男性气质与男性责任的期待所规训，如何在压迫女性的同时也是同套逻辑下的受害者，如何因为处于优势位置、缺乏身体经验、在训练平等意识时需要更多的自我教育与可能鲁莽的探索。

近期在大陆社交媒体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件事，是一位清华姚班毕业（清华姚班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计算机等，每届只招收约30名本科毕业生、15名博士研究生及5名硕士研究生。姚班生源主要来自保送生、自主招生和高考选拔，基本都是数学、物理及信息学竞赛的金牌选手，或者各省高考前三甲）、月入5万现居山西、但外型未见得理想的男性在豆瓣征婚。

初始时，除了个别用户借脱口秀演员杨笠金句“他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挖苦这则征婚启事，贴文下多为普通祝福语。但随著这条在具体语境中并不贴切且恶意过度的“普信男”评论被截图及转载，相关讨论很快被新浪微博推上热搜，又被大V恶意地纳入“女拳”借“普信男”制造性别对立、仇视男性的叙事逻辑里。

同样不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忽略的，是男性如何被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形塑、如何被有关男性气质与男性责任的期待所规训，如何在压迫女性的同时也是同套逻辑下的受害者。

部分自命女权主义者的网民，为了力证这位征婚男确为“普信男”，反向开始挖掘其过往言论，甚至怀疑他患有银屑病而攻击其人格、羞辱其外型；而随著征婚男的长篇自述文章暴露出更多不乏真诚的失落与将女性视为资源的潜意识逻辑，对他的大范围攻击起底似乎有了进一步合理性。

然而，无论外形羞辱还是疾病污名，显然都有悖女权主义所倡导的价值；因为女性曾经遭遇相关污名数千年就将之视为男性应得的报复，更是一种前现代的逻辑、是对父权社会的效仿。相比这位性别观念无疑存在缺陷、在传统性别秩序遭到挑战时由于错误归因而将焦虑投射在择偶压力之上的征婚男，恐怕渲染男性身分焦虑、巧妙改造话题的新浪微博，更值得抨击与调查。在个体身上释放如此剧烈的恶意，除了伤害具体的个人，对于促成公共讨论与更广泛参与的性别革命助益有限。

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应当是看见他人处境、与之形成联结的能力，而非屏蔽他人处境、以单一标准评估的傲慢；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应当是自省的能力、是时刻检视自身特权的意识，而非以世事洞明姿态指导他人的优越。

这类检讨并不只是为了争取可能的同盟——反女权论述对女权的想像恐怕来自社会机制多于女权主义者。我们更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今天互联网中一部分被定位为极端女权的声音，只有“极端”而并无“女权”，只见性别而不见与之交叉的各种社会矛盾。除了性别互换，它们运作逻辑是对父权社会的模仿而非挑战；这套机制中对于社会底层的剥削贬抑、对于不符合男性气质想像者的伤害（这里姑且对应为自强女性设定），没有被弥合，反而被二次上演。

无可否认，日渐激烈的性别冲突与无处投掷的愤怒、极端匮乏的公共参与渠道与亟待宣泄的表达欲是一体两面。今天中国特色的女权型态，与压抑的性别环境和扭曲的舆论场密不可分。但我们必须自我追问的是，这样追求结果导向、强者之间共情的女权，真的是我们期待通过女权运动改造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