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當台灣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陸生經驗反思兩岸間的互相「怨恨」

【編者按】在新冷戰局勢成形、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的此刻，端傳媒推出「新冷戰下的兩岸關係」系列專題，回顧兩岸停火四十年來的重要政治、經濟與文化事件。以「陸生十年」為主題，我們此前已推出深度報導〈我們的青春，到不了台灣〉，以及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關於陸生研究的專訪。今日的文章以基於深度訪談的最新陸生研究為基礎，探討旅臺陸生政治觀念認同的變化、國族情感與意義建構等問題。

空間與心理「鐵幕」之下的怨恨之情（註一）

引言：「怨恨」是有明確前因後果的心靈自我毒害。這種毒害有一種持久的心態，它是因強抑某種情感波動和情緒波動，使其不得發洩而產生的情感；這種「強抑」的隱忍力，通過系統訓練而成。這種自我毒害產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態，形成確定樣式的價值錯覺和與此錯覺相應的價值判斷。其中所涉及的情感波動和激動情緒包括：報復感和報復衝動、仇恨、惡意、羨慕、忌妒、陰毒。 （Max Scheler，2014，第四頁）

2020庚子年，世界註定難以平靜，對於正在台灣唸書的大陸學生而言，也註定難逃這場疫情的旋渦。正是在疫情之下，過去看似暢通的兩岸交通往來，一夕間成為一道天塹，同時也最終成為壓垮陸生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除了地理上的阻隔，另一種心理上的隔閡，卻也伴隨著疫情意外的被放大了。

這種心理隔閡，從湖北台商返鄉所引發的爭議開始，漸漸的在新聞媒體和論壇中蔓延擴散。很快，疫情輿論的矛頭便從台商轉向陸配，恐懼的氣氛中夾雜著怨恨的情緒。不僅如此，在一系列假新聞的助推之下，更加點燃了台灣人的怒火，除了加深本已深具隔閡的心理，還激起了嘲諷和揶揄之情（註：此文成稿於今年初，當時兩岸正為台商和陸配是否返台大打口水仗，其中一些從言論性本「惡」的角度，將台商和陸配返台視為大陸政府有意而為之的「生化武器」。台灣的政治新聞和熱點更新迭代極快，也更容易健忘，如今再重新審視這一段，或許更值得玩味）。作為一名旅台八年的大陸學生，和許多陸生一樣，我深切的感受到兩岸民間正漸行漸遠。這種從認識論到價值觀的分道揚鑣，不僅體現在雙方對彼此缺乏理解式的同情，同時還表現在日常生活實作中，雙方強烈的復仇意識和報復衝動，其中就包括了旅台陸生。

作為兩岸互動的重要群體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陸生旅台經驗的敘事，較多是以一種「受霸凌者」的形象出現在媒體的筆觸之下，而這種「受害的經驗」雖然並非虛言，但是卻存在兩個方面的局限。首先，它仍舊是從自我的生命經驗出發，來理解自身所收到的傷害。可是這種傷害的發生，是雙方互動的結果，換言之，僅僅憑藉受傷害的敘事，並不能幫我們完全釐清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其次，人們選擇如何詮釋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其國族認同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來說，陸生國族認同越是強烈，對旅台經驗所遭受傷害的敏感程度就越高，也更容易感受到傷害，由此所帶來的報復心態也就愈發強烈。

面對兩岸民間日漸減少的共同語言，以及日益熾烈的報復心態，我們是否有什麼辦法緩解這樣的趨勢，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全面性衝突，筆者在此以一些陸生群體的旅台經驗為例「反求諸己」，對涉及兩岸民間交往中的核心——「族群認同」問題進行審視，來理解造成兩岸民間心理「鐵幕」的原因，以及從自身角度出發，如何來拆解自己內心的鐵幕。

壹、台灣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今天當我們重新檢視全球性的族群與認同問題時，恐怕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像兩岸這樣兼具複雜與特殊的情況。在一般大陸人看來，雙方擁有共同的歷史經驗，但是卻又對歷史存在不同的詮釋和理解；在文化上，大家共享相似的文化慣習，但是往往卻又成為引發衝突的導火索；政治上，雙方在制度條文中都宣稱對彼此疆域擁有治理的渴望，可是卻都從未能夠達成實際意義上的治理，對於大陸而言，台灣的特殊性即在於此。

可是，假如進一步觀察，我們又可以發現，與「中國」這個意符有關的當代認同政治，台灣又並非異例。近年來，香港社會所發生的認同分裂，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反中、抗中的情緒，正是所謂「中國因素」作為議題不斷發酵而產生的連鎖反應。曾幾何時，我們開始意識到，過去那些不曾視之為問題的「問題」，不但沒有隨著「中國崛起」的話語而逐漸消弭，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更成為我們今天在對外交往中，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越是開放交流，越是遭遇來自外部的戒備、區隔甚至是敵意？問題的癥結何在？除了被長期渲染的偏見以及「中國威脅論」等外部因素的解釋，還有什麼內生性因素是我們過去所忽略的？當我們將那些被忽略的因素重新帶入思考，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新的啟示？作為第一批旅台的大陸學生，筆者以一位陸生的身份，自2014年3月起，對33位在台超過一年以上的陸生進行了深度訪談，並進行了社會學式的分析（註二）。作為兼具普遍性與特殊性而不可多得的樣本，陸生的旅台經驗或許可以見微知著，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今天在周邊不斷發生的問題。

貳、離開同溫層 回歸現實感

對於大部分陸生而言，在赴台攻讀學位之前，對台灣是缺乏現實感的，這是因為他們過去少有親臨台灣的經歷，即便去過，也只是以旅行、交換學習的身份，少則幾天，多則數月。而除了一般性的政論新聞之外，大多數陸生對台灣人文社會的了解，除了從小到大，課本中「祖國的寶島」、「東南海上的明珠」、「祖國的阿里山」，就是來自電視媒體有限的幾個節目，這樣的結果導致陸生對台灣歷史文化以及認同的想象都呈現出高度的均質化和單一化。

例如，有的福建籍陸生在訪談時就表示，家鄉與台灣在語言、生活、習俗方面都比較接近，從地理上隔海相望，甚至覺得與大陸北方地區相比，對台灣還要更加親近。而其他一些沿海開放地區的陸生也對旅台求學多抱持一種「取經」的心態，有的甚至表示，在赴台前，其父曾經一再叮嘱，台灣是「中華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所以一定要他來台灣走走看看。在「國粉」文化大行其道的那些年，套用一位陸生的話來說，想當然的以為台灣就是一個「比中國更中國，一個比中國更像中國的地方」。而2011年，在兩岸關係緩和的趨勢下，陸生赴台求學的機會結構被開啟，使得他們得以跨越海峽，不小心攪動了歷史，曾有陸生表示：

我那個時候來之前還特別去找電影《海角七號》，看完之後沒看懂，我還莫名其妙的，台灣人為什麼那麼喜歡日本，就感覺那種情愫，那種我們不了解的情感，那時候也沒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覺得是中華文明的保存地啊之類的，就是這種基本的想法，（來之前）沒有變過。

這位陸生對於台灣的想象，不僅在陸生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同時也可謂是今天大陸民眾的一般性常識，而常識正是透過制度化的歷史教育得以實現，它具體被反映在人們日常習焉不察的生活中，在訪談中有不少的陸生都提及類似的經驗，認為「中國」的意符之下包含台灣，是不證自明的道理：

集體的潛意識，這種東西就是，像是深入骨髓的吧，就是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是很嚮往一個大一統的這種東西的，就是這種大一統下，這種訓練出來的，我覺得跟天天看這個地圖很有關係，從小學地理，這裡有一個地方。

可是很快，當陸生踏足台灣，與當地社會長期接觸，特別是遭遇到年青一代的台灣人，想象與現實的差距，使得他們在攪動歷史的同時，也與過去傳統的認知發生衝突，而這種衝突不可謂不大。自9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的認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根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追蹤性調查，今天超過五成五的台灣民眾在選擇自身的身份認同時，選擇了本土認同，即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則由最初的兩成五，下降至百分之三左右。

正因如此，對一些陸生而言，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甚至構成了一種認知上的顛覆，有的陸生在開學第一次小組討論，被台灣同學問及是如何看待台灣的時候，不由自主脫口而出「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結果卻引發在場台灣同學的哄笑。有陸生亦表達了類似的尷尬遭遇，在新生第一堂課向老師介紹來自大陸，結果卻被老師故意反問什麼大陸，「非洲大陸」還是「美洲大陸」。這種有關名稱與命名的衝突，不僅反映在日常的社交互動，甚至還延伸到語言文字中。

而反觀今天的台灣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以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民族主義，長期以來與「中國」這個意義符號及其所伴生的民族主義，在歷史、文化、政治等領域存在激烈衝突。根據既有的訪談和日常觀察，陸生旅台之後最大的發現，首當其衝便是顛覆了對台灣人認同的刻板印象，有陸生在來到台灣第一個月就在博客上寫到，台灣跟你們沒來過的大陸人想的不一樣，不要老是抱著幻想做夢。也有的陸生說，沒想到年輕人裡面，支持泛藍的比例會那麼低。甚至有陸生直言不諱又不無悲觀的表示，來台灣之後最大的失望就是，沒想到支持統一的人竟然這麼少。

參、認同與情感的摧毀引發日常的反擊和報復

假如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文化作為一種具有動態穩定的集體製造與再現，它反映出社會結構中那些具有協調、平衡與可持續性的意義行動。而情感作為一種文化實踐過程的表現，與文化的認同或否定具有密切關係。假如用更加通俗的話來說，文化可以被分為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和個人文化（personal culture），而個人文化又可被進一步細分為表述性文化（declarative）和默會性文化（non-declarative）。所謂公共文化，就是今天我們社會日常生活實作中諸如對模式、分類、語彙等認識所形成的一套互動方式，個人的表述性文化是那些我們日常可以在短時間學習而建立的價值觀、態度以及意識形態，而默會性文化則是那些需要透過長期實踐，潛移默化所領悟的，例如技巧、認知圖式等。

在陸生看來，今天台灣在公共文化領域，不但將「中國」的象徵性符號予以切割（例如，「中國人」vs「大陸人」，「中華文化」vs「台灣文化」），在個人實踐的過程中，又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表述性文化（「台灣—自由先進」vs「中國—專制落後」），久而久之更形塑出默會的文化技藝，特別反映在某些政治的領域，例如選舉口號（愛台灣、反中、仇中）。由此可見，今天台灣社會的文化在實踐過程中，無論從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與大陸都大相徑庭，構成了一個二元對立的文化觀念。

這也無怪乎有陸生表示，旅台經驗的挫折，對其是一種「世界觀的摧毀」，而世界觀的摧毀實際上所反映出的，也是一種認同的摧毀，繼而由此引發了負面的情感，其結果必然帶來反擊報復的心態。有一位陸生就直言自己的民族主義心態是「挑戰—回應」式的，在來台之前特別看了《亞細亞的孤兒》和《悲情城市》，希望能夠理解台灣人，並且自認為假如出生在台灣，也會變成「深綠」，但是來了之後，遇到種種偏見和語言上的挑釁，使他的國族情感受到很大的傷害，結果反而使他變得在言行上與台灣更加對立。對這些陸生而言，受傷害的情感不僅讓他們不再視台灣為值得學習的對象，還促使他們產生了防衛性的民族主義，重新回歸了對「中國」的認同。久而久之，一些陸生也慢慢會學了用同樣的辦法，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

圖書館後面有個吸煙的地方，有一次我就跟班上的日本人在那裡吸煙聊天，就有一個台灣人過來，他就問，啊那你們哪裡人，然後我就說我是大陸人，然後他就跟邊上的朋友說，快來快來這邊有外國人，來跟他們聊天，然後我就很不爽了，然後他問了第一句話：你覺得台灣怎麼樣？然後我就想，反正我也不認識，你剛才讓我不爽，我讓你也不爽，就說不錯啊，不錯啊，不愧是中國最先進的省。

這樣的故事，乍一看來，頗為過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在我們的一般認知當中，這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情，之所謂敵不犯我我不犯人，敵若犯我我必犯人。無論從族群還是個體自身的角度來看，它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因果循環」。可是這樣的故事，如同哈姆雷特一般，既是個人復仇的結束，也是另一場更大規模報復的開始。事實上，陸生在台灣一開始就受到種種歧視性政策的限制，例如不能申請公立獎學金、不能打工、不能在台就業，無法參加公立健康保險等等，這些政策被統稱為「三限六不」。面對政策上的不友善，日常生活實作中突如其來的偏見甚至言語攻擊，一位行將畢業離台的陸生在臉書上，留下了這樣一番話：

說真的，我來這裡呢，就是唸個書，然後走人；從來沒有想要在這裡留下來，未來也不會有這樣的打算。我很慶幸自己在這裡認識了許多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師，值得交往一生的朋友，但我無法接受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生活下去。他們一邊肆無忌憚地辱罵著你的出身，一邊又以文明與先進自居……我會很真誠地告訴想來台灣求學的學弟妹兩個字：別來。

很快，就有一位同系的台灣同學，在媒體投書反嗆，向其隔空喊話，雖然字裡行間針鋒相對，但是卻道出了今天台灣人眼中的另一番世界：

我想讓你(陸生)知道，在維護台灣人民醫療權益這部份，有個歷史傷痕，是你們祖國造成的。因為，你們祖國對於台灣「醫療保障權」，曾經有過無情的打壓，狠心的傷害過，這個歷史傷口，我不能不讓你（陸生）知道！……你們祖國當年是怎麼對待台灣的，而台灣當時是多麼希望「能夠融入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活共同體」，就像你現在的文章寫的，你們對於加入台灣健保問題，是多麼期待「能融入台灣這個生活共同體」一樣。

這樣的結果，使得最初理想「豐滿」的陸生政策，產生了背道而馳的政策後果，隨著在台時間的增加，陸生群體越來越多的人對台灣產生疏離、厭惡甚至怨恨之情。而隨著兩岸之間局勢丕變，雙方社會戾氣更是不斷加深，也更加深了對立，陸生群體也愈發對台灣社會變得冷漠、消沉。

肆、為什麼「友台派」變成了「仇台派」？

透過旅台陸生的經驗現象，我們發現在全球化的今天，族群意識及其認同並沒有隨之而消亡，反而在彼此交往過程中不斷強化，並藉由日常生活實作被再現。對中國大陸而言，國家自始至終能夠透過國內與國際層次強而有力的制度運作，清晰而明確的定義、指認以及授權包含陸生在內的人民辨識出自己國家的認同，並使其為此而感到驕傲，這種認同包含了諸如「台灣自古以來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宣稱。

反之，恰恰受到歷史與國族問題的影響，使得台灣在許多基本制度（命名法則、分類體系、規範體系等）方面皆無法得到有效運作甚至彼此衝突，以至於無法使用一種權威的姿態來授權居住在台灣的人清楚地說出，甚至是不能說出自己的認同。

關於認同，韋伯曾經在著作《經濟與社會》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相同族群的信念往往來自於那些共同的政治經驗而非共同的血緣。中國的民族與國家認同受到近代歷史的影響，其感情長期沉浸在國破家亡與民族復興的兩種歷史敘事當中，而「統一」作為一種主導性話語，巧妙地橋接了這兩種歷史敘事。因此，對於大部分的旅台陸生而言，受到其國族與認同教育的影響，難以從台灣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歷史悲情，這種悲情在歷史、情感與政治的複雜糾葛之下，成為一種台灣人對於主體性的渴望與追求。有鑒於此，作為一種認同與情感的對撞，當台灣越是抗拒統一，大陸的反感就越是強烈，在這種觀點看來，台灣如同逆子，數典忘祖。

反之，既有研究業已指出，對於台灣而言，正是因為在國際間失去了對「中國」象征性符號的代表性，而與此同時「台灣」這個意符又長期以來在國際間窒礙難行，外部的制度困境，使得台灣人有一種在世界國族政治的舞台受到系統性排除的感受，當他們越是意識到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殘酷，又無力改變現狀的時候，對大陸的怨恨心態也就愈熾。

恰恰是台灣作為一個客觀制度和政治上的「它者」，無法體會到今天中國大陸所建構的「國恥意識」，導致了其對「中國」意符的冷漠和無感，更無法理解由此所衍生出中國人發奮圖強的集體話語，在雙方緊張的關係之下，甚至形成了對「中國」意符的抵抗。以至於有的人藉此嘲諷大陸人為「強國人」，結果更加劇了雙方的齟齬和隔閡。

簡言之，截然不同的世界觀，造成了兩種相反的國族認同，繼而使得雙方無法跳脫出自身的認知看見他者，在一些陸生看來，今日的台灣只不過是對抗中國崛起的大國附庸，而不少台灣人也覺得陸生就是被「洗腦」的青年。這樣的結果最終導致兩岸不斷擴大的交流，反而帶來的是更具有衝突和張力的畫面。

伍、尋找新認同：擺脫惡性循環的可能性

藉由旅臺陸生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傾向，在今天大陸的年輕一代中，正獲得廣泛的認可，並為不斷醞釀加溫中的國族意識提供動力。國族主義的情感雖然錨定於過去的歷史記憶，可是卻為今日的族群與國家認同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怨恨和受傷害的情感不會因為國家的崛起而自行消弭，由認同政治所引發，噴薄而出的國族情感更容易導致基於報復心態所導致的鬥爭、清算甚至戰爭。在此，面對近年來兩岸以及內地和香港不斷激化的關係，民間在「認同矛盾」的化解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反而更加值得我們去思考。

（一）首先應避免情感的相互傷害

長期以來，「傷害了中國/台灣人民的感情」這句話經常可被見諸於兩岸官方的談話、聲明，甚至市井小民的對話當中。同樣是被傷害的情感，卻在不同意義的詮釋下，成為各自正當化己方宣稱的依據。由此可見，物質利益和理性選擇之外的情感（emotion），在兩岸之間的互動中，長期以來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情感並不一定局限在個人的層面，而是同整個社會有著更廣泛的聯繫，它作為一種自身主觀經驗的傳遞，連接了自己與他人，並且存在於社會關係當中。因此，從民間角度來看，如何避免相互之間的言語挑釁，傷害彼此的感情就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語言作為人類文明溝通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在話語中照顧彼此的感受，避免侵犯基本的人格尊嚴，應該是兩岸民間可持續交往首先需要達成的目標。在今天的現實和虛擬世界中，雙方互嗆甚至是對罵，往往更容易搏取眼球，獲得更多的能見度。在衝突性的場合，無論是「皇民」、「支那人」、「台巴子」、「426」（註：「426」台語是台語中「死阿陸」的音譯，用白話來說就是死大陸人）諸如此類矮化、侮辱性詞彙的使用，只會徒增彼此的嫌隙和憎惡，使得敵意不斷螺旋上升，而一時的口舌之快所換來的，只會使得同胞在它處受到更多的人格侮辱。

其次，從文字的角度出發，中心性的歷史書寫，是否能夠真正帶領我們超越族群與國家認同的糾葛，陸生和台生的經驗無疑已為我們提供了範例。正如兩岸的歷史教科書，對於相同的歷史，往往有著不同的詮釋，南轅北轍的歷史教育所導致的結果，使得雙方在互動伊始雖然語言幾無障礙，但是卻時常有一種缺少共鳴的感覺。今天兩岸青年的相互齟齬甚至對罵，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於南轅北轍的歷史觀。

在這方面，我們或許應該借鑒近年來中日韓民間共同編寫東亞近現代史的經驗，從民間開始，雙方首先在歷史基本問題上取得諒解，才能更進一步求同存異。青年們只有脈絡化的瞭解彼此的過去，避免刺激對方認同的核心情感，繼而才能逐漸形成對未來的共識，不然民間交流只能是一句形式上的空話，喊喊口號而已。

（二）跳出「同溫層」 擱置舊框架

跳出同溫層，實際上是讓我們離開覺得舒適的社交環境，去接觸那些同自己所處的「世界」存在不同認識的人或事物。在這樣的接觸過程中，必然充斥的是差異的觀點，甚至是衝突的價值觀。因此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既有的認識框架，用社會學家Goffman的話來說，我們的身體每天都參與到這個世界的日常實作，無論我們當下的興趣為何，都會影響或被日常世界所影響。這種影響存在於一種特定的「認識範式」（cognitive style）之中。擱置舊框架，就是讓我們的思考和理解不再局限於舊的世界觀與價值範疇來看待和評價對方。

在具體實踐上，我們需要跳脫出日常生活所賦予的經驗（例如，新聞媒體、網路論壇），擱置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正如同陸生的旅台經驗一樣，當他們來到台灣，發現這裡的社會民情與過往媒體所說的不一樣，導致許多陸生一時間難以適應，甚至有大呼上當之感。

在兩岸交流日益擴大的今天，越是抱持著舊有經驗中所形成的態度，彼此互動中的矛盾和衝突就越是頻繁，內心最終還是被既定的認識框架所束縛，難以解脫，這樣的道理對台灣而言亦復如是。而由此所帶來的衝突不斷升級，其結果不僅是個體情感、認同的對撞，甚至是社會的對壘與制度的對決，最後兵戎相見兩敗俱傷。

有鑒於此，在照顧彼此尊嚴的前提之下，如何使自己跳出舊框架，以一種「擬他者」的方式嘗試理解對方的生命經驗，這是兩岸民間有效可持續交流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三）重新理解共同體意識，建立新的價值共鳴

雖然歷史的發展並非線性的，但是今天世界的主流話語，仍然是和平取代對抗，一些超越民族/國家思維的新範式不斷被提出，戰爭是否能夠作為解決當代利益和認同之爭的基本手段，越來越受到思想界的質疑。近年來，所謂「命運共同體」，更是成為一個熱詞。假如「共同體」它不僅僅是一個花俏的政治概念的範疇，同樣也是一個實踐範疇的話，我們同樣可以將其應用於兩岸的交往中。

藉由旅台陸生的經驗管中窺豹，可以發現，今天兩岸之間的困境，皆肇始於國族及其認同政治所形成的衝突，進而引發了從抽象層次到實作層次一系列的矛盾。作為一種尋找新認同的可能，如果我們從兩岸是共享某些語言、文化和慣習的共同體的角度出發，而不是陷入以「是/非中國人」的宣稱來判定敵我身份的固有範式中，超越傳統國族歷史的論述。或許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夠為當下的兩岸對壘尋找到新的出路。

行文至此，或許有人會說，陸生去台灣唸書，受了一肚子的氣不說，還要讓我們超越怨恨放下我執，去理解對方，天下哪裡有這般好事。更何況國際關係中的霸權和宰製，仍然是今天世界的常態。古人有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過去我們受困於國族情感的窠臼，建立新的價值共鳴，這并不是便宜對方，而是在解放自己。

也許還有人會說，筆者所言洋洋灑灑近萬言，而卑之無甚高論。其實，鳩群草莽，亦有其志。過去數十年來，我們在傳統的價值認同中苦苦求索，為此也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物力。今天當兩岸身處和平與戰爭的十字路口，雙方更應該站在人類文明與道德智慧的高度來進行思考，轉換思想跑道從民間開始，拋棄過去的偏見和怨恨，嘗試修復彼此的關係，開展對歷史問題的思考，就暴力與現代性進行深刻的反省，或許這樣才能為我們解決當下的認同問題，找出根本的解決之道。

（張可，旅台陸生）

註一：筆者使用「怨恨之情」的說法，其觀念受到指導教授汪宏倫所啟發。事實上，作為一名陸生同時也是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我無法完美的將這兩個身份在日常生活實作中做精準的切分。在這兩種身份之下，不若更像是Ernst Kantorowicz筆下「國王的兩個身體」，在自己國族認同下，我既會為了陸生的境遇而打抱不平，產生「怨恨」之情，同樣亦會在「夜深人靜」之時，用另一半的身份反思自己的言行，希冀摆脱怨恨的自我毒害，追求更好的自己。我不敢說，這是其他同樣具有鮮明「國族認同」的學者的常態，但是我希望能夠盡可能真實反映自己的想法，至少這篇文章是如此。

註二：本文其中部分訪談內容來自研究論文：汪宏倫、張可（2018），〈「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5期；以及，張可（2019），〈「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臺陸生的認同、情感與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