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銳紹：三十一年間，六四悼念怎樣影響了香港人？

轉眼間，六四至今已經三十一年。當年今日，我仍在北京現場採訪，六月三日至六四凌晨，親歷槍林彈雨，目睹活人倒地變成遊魂野鬼。六四後，我莫名其妙地成為北京市交給全國人大的「平亂報告」中唯一被點名批判的香港記者，前後十一年不得國門而入。所以，回顧這三十一年，實在感慨良多。

不過，我不會停留在六四的悲情，不妨冷靜、全面地回顧六四，同時嘗試用樂觀的思緒，看看六四在這個地球上、在人心上，怎樣浮沉升降？到今天，即使沒有正式的維園燭光晚會，但六四不單仍然燭光閃亮，而六四本身的影響更是光遍全球。

談及過去三十一年六四對香港人的影響，以及香港人對六四精神的延續和培育，我嘗試分為三個階段，並作簡要憶述。

第一階段：由1989年六四之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在這不到十年間，六四的火光血影深深地印在香港人的腦海裡，探索六四前因後果以及中國的未來，出現從未有過的高潮，並在各行各業湧現了一批真正愛國愛港而無私利的有心人（雖然後來有人稱他們為「左膠」或「大中華膠」，但不要緊；在同一路上，名號不是對抗，殊途可以同歸）。

今天細看，在教育界、文化界、傳播界、法律界、政界，以至金融和商界，很多獨當一面、出類拔萃，或已成為標兵的人士都是在六四後決定留在香港的。他們在六四的記憶中泡大，成長，同時在悼念六四的活動生死未卜的情況下挺過來的。大家平時努力工作，成為個體身處不同崗位但卻高度凝聚的堅實群體，並在無聲無色、無語無聞之下，延續和傳播思考六四的種子。到了每年六四悼念期間，他們又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在維園匯聚燭光的海洋，或用其他方式煥發六四精神。一點一滴的積累，令維園燭光每年此刻都成為世界焦點。這是官方阻不了，壓不住的。

在此期間，前蘇聯和東歐出現共產主義陣營相繼倒台的蘇東劇變，社會學家更會與六四拉上關係。這不是說蘇東劇變是六四的參與者掀起的，而是說明人類追求民主自由已發展成一條無形的紐帶，互相牽動、牽引、啟發。這種潛動力愈來愈明顯，這段期間的香港人也受到感染──六四的餘浪可以引起蘇東劇變，何解不能為黃土地帶來民主自由？那時候，香港正是「九七大限」已到之時，那就勇敢面對，不闖不知前景，不試不肯罷休；只要小心行事，那怕前路崎嶇！

我深深記得當時的一種壓力，有人質疑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會否被禁？人們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要求結束的只是「結束專政」，而不是「結束執政」；只要共產黨不是專政，而是吸收人民意願，按主流民意辦事，一黨執政也沒有問題。直到今天，這個解說雖然少提，但仍然存在，所以官方和建制派被問及「結束一黨專政」會否被禁時，也只能閃縮迴避。這正是人民不忘六四而鍛煉出來的群眾智慧。

第二階段：1997年至2012年前後；這個階段又分兩個部分，1997至2003，和2003至2012。在此期間，無論北京和港府有多想遏制悼念六四的活動，但礙於香港回歸之初，世界和台灣關注「一國兩制」能否落實，官方不敢造次。所以，1997至2003年六四悼念活動和燭光晚會如常進行，基本上風平浪靜。

但2003年後，北京開始改變對港政策，同年成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這小組最近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逐步強硬起來。由那時起，開始出現一些聲音：「為什麼每年六四總被支聯會霸佔維園？」「燭光晚會製造大量噪音，滋擾附近居民。」後來，多種措施出台（例如集會、遊行要購買保險），警方以控制人流或人滿為由，減低了燭光晚會的效果。人們慢慢感到，無形的壓力已到，有形的壓力陸續有來。

不過，經過多年不歇的努力，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已成了一個穩定和不能隨便抹殺的標誌，也是外界觀察「一國兩制」是否繼續有效的象徵。所以，官方也不敢亂來。加上如果取消了維園的燭光晚會，大批民眾自然會分流或湧到其他地方，官方更難處理。支聯會也很靈巧，讓燭光晚會走出香港，進入全球，先是華人圈子，再進入外國人的眼球。例如，海外和內地的民運人士（例如「天安門母親」）突破封鎖，加強連線，以感情、人性、公義、良知等元素作為主體，向全球宣示，六四不單反映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同時反映人類的共同價值觀。悼念六四，應該成為全球爭取民主的人的共同責任。在此期間，另一代延續六四精神和責任的人也接上來了。

這裏插一句題外話──在第二階段中，參加六四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有起有跌。說也奇怪，每當中國大陸出現引起民憤的事件，或者官方推出倒行逆施的時候，那一年的集會人數就會增加；相反，人數可能減少。這就說明，如果官方採取寬鬆政策，可以起到懷柔之效；但如果官方趨向強硬，民間只會反彈。這階段的六四悼念活動，經常反映了這個規律。只可惜，有權勢者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第三階段：2012至今。遏制悼念六四的行動逐步明顯地浮現，愈接近今天，壓力也愈來愈大。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六四紀念館，支聯會初期先開辦臨時性的紀念館，後來幾經艱辛，才在尖沙咀開辦首個算是固定地點的紀念館。可是，多種壓力以不同的形式紛至沓來，紀念館只好搬遷。後來，另一個固定地點的紀念館在旺角對外開放，但經常受到滋擾，已是見慣不怪了。

不過，各方壓力沒有壓倒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意願，維園的燭光依然凝聚和亮麗。如豆燭光，匯成光纖激流，傳遍海外。後來，有人建議把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理由是：悼念六四的活動和燭光晚會年年如是，和平進行；多年來的七一大遊行，數以十萬計的人和平上街，毫不混亂；香港人爭取真普選，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進行。說來好笑，官方對六四的打壓，反而成為國際更關注香港的原因。

但是，由2014年開始，官方打壓的行動不單針對六四，還有香港的整體民主運動。例如當年的人大831決定，落閘否定雙普選；後來激發的雨傘運動，又以被打壓告終。就在這段時候，年青一代對悼念六四產生懷疑。民意調查發現，六四與我何干的意識，慢慢成為一種支流，還有擴大的可能；中國民主不民主，跟香港有何關係？悼念六四為什麼總是行禮如儀？一定要在維園以燭光晚會的形式進行？

對比第一和第二階段參與者的堅定，上述質疑可算是一種動搖。我完全理解這種動搖的成因，因為年青一代感到中國官方和港府冥頑不靈，熱心腸碰著冷屁股。這種思潮還擴大到其他年齡層。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進行的調查顯示，市民對中國大陸已出現「四感」──疏離感、無力感、厭惡感、模糊感。

其中，「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受訪者比率，近年來已飛速下跌，由2008年前後的接近八成，目前已跌落到五成；而認為「香港人對此並無責任」的受訪者，也史無前例上升到近四成。此外，「估計三年後中國的人權狀況將較現時有改善」的受訪者比率，也由2008年的峰值近八成，跌落到目前的三成；最近兩年，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會持續變差的受訪者人數，更超過對此持樂觀態度的香港人。

而今年民調進行時，正值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已進行了接近一年，而且港版《國安法》推行在即。與此同時，港府和警方使用「防疫」和「限聚令」反對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這是六四三十一年來第一次無法正式進行的燭光晚會。種種行動反映出，悼念六四的活動以至「兩制」的空間正不斷收窄，預期《國安法》加入《基本法》附件三並正式實施之後，各種政治空間可能進一步收緊。

不過，正因為港府禁了維園燭光晚會，無數燭光將在港九新界遍地開花，在台灣和一些海外地方，也會亮起六四燭光。可見，生命力在於群眾的堅持和智慧，而不在於官方的首肯。六四的影響將會發揚光大，繼續燃點著人類的民主希望。

在此，還要指出一些不著痕跡但卻可能影響、以至扭轉六四認知的勢頭。近年來，建制派中出現一些「尋回六四真相」的組織和活動。有關方面也通過細水長流的方式，傳達或滲透了官方的六四版本（類似六四後在左派機構內傳達的「平暴」和「外國勢力顛覆」的內容），令建制派「相信六四是暴動」。

這類扭曲歷史的事情不單在六四事件上出現，還有：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左派一直稱為「反英抗暴」，最近他們收到消息，有關方面甚有可能重新定性為「愛國運動」，即否定八十年代「六七事件是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第三次極左行為」的定性（見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憶述）。還有，內地教科書重新修定有關文革的內容，把毛澤東錯誤地發動文革的「錯誤地」三字刪去。眼前，香港教育局已逐步抓緊教學的具體內容，清理「不合格的教師」。內地連續多年選派導師來港，到中小學以至幼稚園「交流」，這些導師直接稱為「指導教師」。

在這種「一禁（遏制六四悼念）一倡（講述官方的六四版本）」之下，再配合《國安法》的條文，將是一場「遺忘與反遺忘」之爭，也是「真真相與假真相」之戰。

不過，我總覺得過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煉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的過程。日後困難雖多，但香港人還會繼續鍛煉下去，而且會更加昇華。我經常想，韓國光州事件、台灣二二八事件，還有更多的民主抗爭事例，始終會大白天下，昭日月，顯人心。我也因此而孕育出二十四字恆言：「醒目抗爭！智慧平衡！尊嚴存活！策略多元！」唯祈共勉。

（劉鋭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六四期間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