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六四·三十年 六四專訪

「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天安門母親尋覓三十年

1990年,張先玲掃墓,看到兒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


「你監視我,監視吧。我也不理他,我又不犯法。」張先玲一臉鬆容不迫,「在惡勢下,你只能在環境中找到你生存的方式。對吧?」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你監視我,監視吧。我也不理他,我又不犯法。」張先玲一臉鬆容不迫,「在惡勢下,你只能在環境中找到你生存的方式。對吧?」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監控人員上門,跟張先玲打個招呼,語氣謙恭。「唉喲阿姨,我們又來上崗了。你有什麼事,給我們打個電話。」

「又來違法了?」張先玲一句回過去。對方客氣笑笑,「啊對對,我們違法違法。」

張先玲滿頭白髮,身材瘦小,今年82歲,「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起人之一。過往多年,她出門有人開車護送,買菜有人跟著提東西,鄰居都知道張先玲的經歷,不過從來不說什麼,只是戲稱,這是「首長待遇」。受高度監控的季節由1月17日趙紫陽死忌開始,3月的兩會、4月清明節、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臨近六四時,監控人員數目增至幾十人,有的守住兩條主要通道,有的緊盯她家門,有的在院子裏攔截紛至沓來的記者。

可故事還是透過網絡、透過海外記者,傳到世界各地。用張先玲的話說,30年了,她「說了千萬遍,全世界的人都聽膩了」。她要說的也不複雜——兒子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頭部中槍,她要明白死因,知道還有多少人和自己的兒子有相同遭遇。不過儘管在北京的屋子裏說了千萬遍,聲音卻傳不到屋外去。

有整天「護送」她的年輕小伙子不知事情底蘊,以為自己真的來保護「首長」,防止生人接近。張先玲也不氣餒,就在家裡為這些小伙子印傳單。

「給他們看過真相後,絕大多數人、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人都站在我這邊,」她語氣堅定,「這些都是我的宣傳機會。」

他也許以為不會開槍了

北京初春的一個早上,剛剛敲門幾下,張先玲就立馬開門。她盯著我們,沒有問一句話,急道「進來,快進來」。「香港來的?」大門關上之後,她才問。明白了來意,她先邀請記者在客廳準備拍攝工具,再徑自步往房間,換下睡衣,穿上上鏡的衣服。

年輕時,張先玲是原航天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丈夫王範地是中國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琵琶藝術家。1989年6月3日,面對緊張的局勢,王家先後兩次討論局勢。兒子王楠當時讀高中,很喜歡攝影,不時跑去天安門廣場記錄學運。一個來串門子的朋友提醒大家要注意,擔憂部隊或許會開槍,張先玲不太同意。

朋友走了,王楠再問一次:「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

「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都不可能開槍吧。」張先玲不太擔心,但她還是提醒兒子千萬不要出去。

「媽,你放心,我不出去。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臺上去!」

這成了母子二人最後的對話。當晚,槍聲、救護聲響徹小城,王楠住在父母家對面的樓,張先玲遠遠看到兒子房間的燈還亮著,以為他還在家裡。

天安門廣場西側的第28中學,曾經埋下王楠屍體的地方,現在已經種下一棵棵灌木。

天安門廣場西側的第28中學,曾經埋下王楠屍體的地方,現在已經種下一棵棵灌木。圖:受訪者提供

第二天清晨6點,張先玲起來發現,燈還是亮的。她跑過去,發現兒子房間裡留了一張紙條:「我去找同學,6月3日晚上。」

此後幾天,家裏一直沒有王楠的任何消息。十天後,有電話打來說,找到像王楠的屍體。張先玲跑去醫院,同行的學生不忍心她去看屍體,幫張先玲認領。

「就是王楠了。因為他的膊子開過一個刀,有一個疤痕。他穿的衣服鞋子,就是他。」王楠頭戴頭盔,有繃帶包紥過的痕跡,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左前額,從頭盔後側射出。醫生對張先玲說,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第28中學挖回來。

「我很後悔我那句話,可能是我說不會開槍。他也許認為真的不會開槍了。」

過去的事情別再找我了

張先玲自此烏絲全白。最初,她難以入睡也無法食飯,甚至無力下床。「我一直很希望他還是活的。」

可一段時間之後,她想要知道答案:誰救過王楠?包了繃帶,但為什麼不送到醫院呢?為什麼屍體給埋了?她說,自己成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說慘況,坐公車,搭計程車,朋友聚會,任何場合她也不放過。

一個出租者司機告訴張先玲,他看見王楠在南長街南口想要拍照,戒嚴部隊來了,他中彈倒下;群眾想要搶救,有老太太跪地求情,但戒嚴部隊不允許,「你們出來,我們就給你打死,他是暴徒」,其時王楠尚有體溫。還有見證人也陸續確認這個情況,但沒有人敢出來作證。

張先玲又找到一名醫科生。1989年,他是北京醫科院應屆畢業生,6月3日當晚與同學自願組織醫療隊,為群眾急救,發現王楠救不了之後,決定收起王楠身上的證件,並寫下一份死亡證明書,包括身份、年齡、中彈部位和死亡時間,留在屍體上,後來他們被戒嚴部隊趕走了。

可王楠怎麼被埋在第28中學?張先玲繼續查找,綜合多方消息,拼湊出這樣的經過:警察大清晨接到電話,要協助戒嚴部隊打掃現場,把屍體都給埋了;隔了一陣子,屍體發臭,又被挖出來,估計因王楠當時在軍訓,身穿軍服,被誤認為軍人,才被送到醫院去了。最初,她猜測政府慌亂之下才去埋屍,後來又聽說,因當年一顆外國衛星將要打開,避免長安街實況給拍下,就得埋掉死去的人。

「這是我連出來的真相。真相到底如何,就是靠當時的人說出來。」

1990年1月,那批曾在廣場一帶救人的醫科生找到張先玲,登門拜訪,並歸還王楠的遺物,包括他的學生證和鑰匙。照相機呢?醫科生表示,他們發現王楠的時候就已經不見了。

張先玲記得,其中一名醫科生後來還給她發賀年片,現在人還在北大醫院工作,不過對於往事,已經不再提起。

「他就說:過去的事情別再找我了。」張先玲說,「他現在態度完全不同了,這也可以理解吧。」

包括張先玲在內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到萬安公墓拜祭六四死難者。

包括張先玲在內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到萬安公墓拜祭六四死難者。圖:天安門母親網頁

骨灰盒上的小字條

王楠的骨灰存放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骨灰堂。小小的骨灰盒上,擺放一張遺照,相片上,王楠戴著一副厚鏡片眼鏡,咧嘴笑得燦爛。

1990年,張先玲去掃墓,發現骨灰小盒子上留了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紙條上附有姓名、住址和所在單位的電話。

寫字的人是尤維潔。6月4日凌晨,她的丈夫楊明湖聽到外面有槍聲,說要出去看看。在南池子東長安街的路口,楊明湖中彈了,膀胱被炸成幾片,骨盤是粉碎式骨折,撐了兩天後離世,遺下5歲的兒子。

王楠的骨灰盒就在楊明湖的後兩排,尤維潔發現了這一位死於6月4日的年輕人,就萌生了認識對方家屬的想法。

張先玲看著紙條的電話,撥給了尤維潔,邀請對方見面,後來又把字條給了更早就認識的另一位母親丁子霖看。

丁子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兒子蔣捷連生於1972年6月2日。1989年6月3日晚上約11點,蔣捷連在木樨地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遇難時剛滿17歲,仍是一名高中生。

看到紙條,丁子霖寫了一封信,把整個家裡的情況都告訴了尤維潔。一紙一信一個電話,依託著共同經歷的悲劇和信任,三個家庭開始聚在一起。

尋訪死難者的原則:說謊

六四之後,國內氣氛一片肅穆高壓。張先玲記得,時任國家總理李鵬回應事件,形容家屬覺得事情不好看,故不讓政府公佈死難者名單。

張先玲聽了心裡不忿,第二天就去找住在附近的丁子霖,商量要找被槍殺的中學生。

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同樣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他建議查找範圍不應該侷限在中學生。

「要找就都找。找的目的是什麼?證據吧。你不是說就死了一個人嘛,我們給你找出來,死了幾個人?」

大家決意行動。丁子霖和蔣培坤成了主將,兩人在大學任教,認識很多學生,找人方便,同時也會接觸媒體,聯繫國際組織,述說慘案。

1994年首次正式出版名單,整理了52名死難者的信息,由香港雜誌《九十年代》代為印刷,名為《「六四」死難者名冊》,當中詳列丁子霖的住址和電話,還標明與外界有聯繫。

天安門母親多年來蒐集一份逾200人的死難者名單,過程不容易,丁子霖早年已接受外媒採訪,常被監控,寸步難行。

天安門母親多年來蒐集一份逾200人的死難者名單,過程不容易,丁子霖早年已接受外媒採訪,常被監控,寸步難行。攝: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不過,公開露面之後,丁子霖夫婦二人很快便遭到懲罰,丁子霖的教職被「暫停」,中央宣傳部發出内部通知,禁止二人出版學術著作或在報章發文章,其名字也不准出現。

已經離開航天工業部的張先玲沒有工作,開始承擔了更多的尋訪工作。直到今天,天安門母親蒐集了一份有逾202人的死難者名單,過程不容易。

「一個原則,就是說謊,你不說謊,你找不成啊。」張先玲這樣總結她的調查心法。

掌握死難者姓名、居住地點等情報之後,張先玲挑一個不太惹人注目的晚上前往探訪。有一回目的地是公安部宿舍,還有老奶奶在門外值班,張先玲就說:「我剛去了一個旅行團,團友認識住在裡頭的一個朋友,據知他生病了,就託我帶了東西去他家慰問一下。」

一頭銀髮的老人家很少惹人懷疑,十之八九能夠蒙混過關。不過,如果手頭上的資料不一定齊全準確,例如地址只是一個院子,未有點明單位,只知道死難者的姓氏,不得其名;張先玲曾到達現場後,才發現胡同不存在,院子給拆了,變成空地。

張先玲這時會使出同樣的招數,但會在對話添加情節,以取得更多訊息。「團友交給我點心,讓我帶給這個胡同、姓楊的,他還寫了一封信,可是我搞丟了⋯⋯只記得胡同,號碼、人名都記不住了。點心擺著,時間長會壞,你會知道嗎?」

人家看她這麼大歲數,也就相信了,張先玲再下一城,「聽說他家的兒子去世了」。對方一聽就回應:「怎麼死的?」她就裝傻,「那我不知道,不就病死,還能怎麼死?」被問的不虞有詐,和盤託出。「那邊有一個姓楊的,還未拆掉,他六四時被打死了。」

直到最後面對難屬時,她才會拿出兒子王楠的照片。

王楠的學生證。

王楠的學生證。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曾經有一次,尋訪小隊得知難屬姓名,但對方電話改了,地址也不對。張先玲主動出擊,打去對方的工作單位。「我是某某的同學,他搬家了,能否給我地址?」結果只能取得當事人電話,她之後又打過去,訛稱自己是某個機構的工作人員,說這家人的登記不清楚,要求拿個準確的地址。

「我是詐騙電話的鼻祖。」張先玲笑說。

不過,不是每一位難屬都積極回應張先玲。許多難屬道出了經歷,成了天安門母親的成員,也有的堅定回絕任何會面。

有難屬曾經問張先玲,這樣尋訪,有什麼意義?

「我在尋求證據,我在核對真相,總有一天有用。」這位母親回答。

一伙人在一起

這幾位母親一邊尋訪,一邊邀請難屬加入群體。定下的機制是簽名了就是成員,多年來,未曾有一人退出。成員當中,除了母親,還有父親,有遇難者的兄弟姐妹和孩子,還有因六四而致殘者。

他們曾撰寫起訴書控告李鵬,多年未獲回應。2000年時,這一群人為自己取名為「天安門母親」,最高峰時,成員人數達190人。

記者問道,當初沒想過變成這樣的組織吧?張先玲小心翼翼地強調說,「在國內是禁止搞組織的,組織會要取締,所以我們也不是組織。只是群體,一伙人在一起。」

措辭謹慎,皆因這些年來,家屬一直受壓,至今也沒法公開悼念親人的離去,六四當天還得坐當局專車,才能去墓園拜祭;也曾經有難屬說,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園的湖裡,以後家人每次去公園,便是去看孩子。

30年過去了,難屬老的老,死的死。

現時,「天安門母親」中,56人已先後離世,只剩下126名成員。早在2013年,丁子霖收到一個其他難屬發來的短訊說:「我們都老了,應該想一想後面,六四的問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後面是不是有人應該要繼續做。」丁子霖找來了從第一批已經加入的尤維潔和幾個難屬接棒,組了個服務團隊。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維潔由過往在幕後「普通的難屬」,正式變成媒體常常聯絡的「發言人」,起初,她並不習慣,當時家門樓下總有人,走到哪,跟到哪,面對媒體,她也手足無措。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維潔由過往在幕後「普通的難屬」,正式變成媒體常常聯絡的「發言人」。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維潔由過往在幕後「普通的難屬」,正式變成媒體常常聯絡的「發言人」。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不過,時間逼著她不斷往前走。2015年9月,蔣培坤因心臟病發離世,女兒在3個月後因癌症而跟著走,丁子霖在三個月內失去兩名摯親。現在,82歲的丁子霖近年卧病在床,已經難以接受傳媒訪問。

尤維潔的工作近年越來越重。「把我迫上去,要處理各樣各樣的事情。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退,就迫著我走。」

六四二十五週年時,她曾去探訪四散在中國各地的難屬。六四三十週年前夕,她在Facebook上開通了帳號 “Weijie You”,先加一批媒體記者為朋友,隨後上載多段由其自行製作的訪問影片,邀請大家「共同分享来自於當年失去親人的難属們講述的痛苦」,相關片段同在天安門母親的官方網站公佈。

這些自述影片中,每名親屬只有短短幾分鐘,訴說家人離開的心情。其中大學生劉洪濤的媽媽齊國香是退休大學講師,她一開始說話,便泣不成聲。30年來,她和丈夫只能在屋內悼念兒子。

「我們也沒有公開為你悼念過,請你原諒,因為你的骨灰沒有地方放,把你放到床下了。爸爸媽媽死後也要和你會合,好好陪伴你。」那雙握著蠟燭的手,一直在抖。

片段的末尾,齊國香說:「我們的國家會一天比一天好,孩子你放心吧。」

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怎麼不來利用我們?

2019年6月2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在亞洲安全峰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罕有就六四事件表態,形容這是「一場政治風波、一場政治動亂」,當時中央及軍隊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平息動亂,才令國家保持穩定,是「正確策略」。

「說了30年,都是這一套。」張先玲冷笑,回應說:「一個國家只能用槍彈來打死老百姓,用國防軍來殺死手無寸鐵的平民,才能維持國家正常的運轉,那這還是個國家嗎?這不是個土匪群?」

儘管行程被緊盯,通訊遭監控,但張先玲相信,「天安門母親」日復一日的工作亦然有效,至少她發現,身邊至少監控者的態度也有改變。

她形容對方以前的態度特別狠:「為什麼要出去?出去要跟我報告!」張先玲會罵回去:「我是罪犯嗎?我被管制了嗎?你們才是犯法的呢!」

吵了不知多少回,張先玲繼續自己的生活,他們繼續在家門外守著。

「你們腦袋進水了,半夜三更還在看。」對方回道,「不是我們腦袋進水,是我們上頭的人腦袋進水。」張先玲也明白,「他們監控我們,也不是底下人願意。說實在話,天氣那麼冷,在那兒坐著,誰願意啊?」

近年,張先玲身邊的人換上保安公司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他們奉命保護的人是誰。「領導說要我們保護你,不要讓生人接近你⋯⋯你可能是首長吧。」

六四25周年之時,院子來了幾十人,張先玲就在家裡印了幾十份材料,發給他們看。 「有些人不敢表示出來,但內心也站在我這邊」;也有人要求張先玲答應不見記者,那就撤掉監控,她一口拒絕。

保安人員說:「他們利用你。」張先玲直白回應:「我喜歡被他們利用,他們利用我們,我們的話就傳出去了。」她反問:「你們怎麼不來利用我們?你可以用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來利用我們呢!」

張先玲早上七、八點起床左右,會先在家中擺放王楠的照片上一柱香。

張先玲早上七、八點起床左右,會先在家中擺放王楠的照片上一柱香。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淒淒慘慘,那我們怎麼鬥爭?

30年來,張先玲的生活大多圍繞著六四和不幸遇難的兒子,她早期主力尋訪,近年才慢慢把擔子交給稍為年輕的難屬。

朋友勸她說,不要搞了,還是好好保重身體。張先玲認真地說,「你以為我每天都很悲慘?不是的。想到這事,當然不高興,但我不是悲苦那種人。該高興還是會高興,該玩還是玩,該出去還是出去。」

這些年來,她去過歐美亞洲各地,也踏足過南非,名單只欠澳大利亞,最近還去了一趟潮州走過湘子橋,吃到肚子撐撐的回來。「不可能很苦,很苦我們怎能活下去啊?淒淒慘慘的,那我們怎麼鬥爭啊?」

惟前年年底,老伴王範地離世,她的精神開始大不如前。家裡客廳、睡房都有二人合照,桌子上的記事小本子由丈夫過去的藥單改造而成,還有兩台他用過的手機。王範地工作忙碌,但總是支持張先玲的工作。

面對丈夫的琵琶,張先玲只會聽,不會彈。老伴生前留下了20多萬字關於琵琶的書稿,這段日子她就待他的學生前來,一同看看稿子,打發日子。

其餘的時間,張先玲過著自律的日子。她睡前看看書,早上七點多起床,先給家中王楠的遺像上一柱香,白天一個人做飯,搞衛生,洗衣服,有時會去附近飯堂點一個菜,吃一尾魚,提醒自己保持飲食均衡;閒時還會用社交帳號找朋友聊天,那個帳號名字裡頭,藏著兒子王楠出生的年份。

早陣子,北京天氣好,她就搭地鐵,去逛逛頤和園。家裏的大門上貼著一張紙條,上寫「水、煤、窗」,提醒年過八十的自己出遠門要注意。

張先玲強調說,難屬們生活上還可以。她握着我們的手說,「這個事情不會忘記,精神上的痛苦,永遠跑不了,是不是?相比如果沒有(六四)這種事情,我們活得更好。」

尤維潔記得,20多年前,她和張先玲、丁子霖剛相識不久,三人就曾許下一個至今不知是否能實現的願望:「如果六四的問題能夠解決的話,我們相聚在天安門廣場,為這些死去的人獻花。」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天安門母親 六四30年 六四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