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三十一年间，六四悼念怎样影响了香港人？

转眼间，六四至今已经三十一年。当年今日，我仍在北京现场采访，六月三日至六四凌晨，亲历枪林弹雨，目睹活人倒地变成游魂野鬼。六四后，我莫名其妙地成为北京市交给全国人大的“平乱报告”中唯一被点名批判的香港记者，前后十一年不得国门而入。所以，回顾这三十一年，实在感慨良多。

不过，我不会停留在六四的悲情，不妨冷静、全面地回顾六四，同时尝试用乐观的思绪，看看六四在这个地球上、在人心上，怎样浮沉升降？到今天，即使没有正式的维园烛光晚会，但六四不单仍然烛光闪亮，而六四本身的影响更是光遍全球。

谈及过去三十一年六四对香港人的影响，以及香港人对六四精神的延续和培育，我尝试分为三个阶段，并作简要忆述。

第一阶段：由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在这不到十年间，六四的火光血影深深地印在香港人的脑海里，探索六四前因后果以及中国的未来，出现从未有过的高潮，并在各行各业涌现了一批真正爱国爱港而无私利的有心人（虽然后来有人称他们为“左胶”或“大中华胶”，但不要紧；在同一路上，名号不是对抗，殊途可以同归）。

今天细看，在教育界、文化界、传播界、法律界、政界，以至金融和商界，很多独当一面、出类拔萃，或已成为标兵的人士都是在六四后决定留在香港的。他们在六四的记忆中泡大，成长，同时在悼念六四的活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挺过来的。大家平时努力工作，成为个体身处不同岗位但却高度凝聚的坚实群体，并在无声无色、无语无闻之下，延续和传播思考六四的种子。到了每年六四悼念期间，他们又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在维园汇聚烛光的海洋，或用其他方式焕发六四精神。一点一滴的积累，令维园烛光每年此刻都成为世界焦点。这是官方阻不了，压不住的。

在此期间，前苏联和东欧出现共产主义阵营相继倒台的苏东剧变，社会学家更会与六四拉上关系。这不是说苏东剧变是六四的参与者掀起的，而是说明人类追求民主自由已发展成一条无形的纽带，互相牵动、牵引、启发。这种潜动力愈来愈明显，这段期间的香港人也受到感染──六四的余浪可以引起苏东剧变，何解不能为黄土地带来民主自由？那时候，香港正是“九七大限”已到之时，那就勇敢面对，不闯不知前景，不试不肯罢休；只要小心行事，那怕前路崎岖！

我深深记得当时的一种压力，有人质疑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会否被禁？人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要求结束的只是“结束专政”，而不是“结束执政”；只要共产党不是专政，而是吸收人民意愿，按主流民意办事，一党执政也没有问题。直到今天，这个解说虽然少提，但仍然存在，所以官方和建制派被问及“结束一党专政”会否被禁时，也只能闪缩回避。这正是人民不忘六四而锻炼出来的群众智慧。

第二阶段：1997年至2012年前后；这个阶段又分两个部分，1997至2003，和2003至2012。在此期间，无论北京和港府有多想遏制悼念六四的活动，但碍于香港回归之初，世界和台湾关注“一国两制”能否落实，官方不敢造次。所以，1997至2003年六四悼念活动和烛光晚会如常进行，基本上风平浪静。

但2003年后，北京开始改变对港政策，同年成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这小组最近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逐步强硬起来。由那时起，开始出现一些声音：“为什么每年六四总被支联会霸占维园？”“烛光晚会制造大量噪音，滋扰附近居民。”后来，多种措施出台（例如集会、游行要购买保险），警方以控制人流或人满为由，减低了烛光晚会的效果。人们慢慢感到，无形的压力已到，有形的压力陆续有来。

不过，经过多年不歇的努力，每年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已成了一个稳定和不能随便抹杀的标志，也是外界观察“一国两制”是否继续有效的象征。所以，官方也不敢乱来。加上如果取消了维园的烛光晚会，大批民众自然会分流或涌到其他地方，官方更难处理。支联会也很灵巧，让烛光晚会走出香港，进入全球，先是华人圈子，再进入外国人的眼球。例如，海外和内地的民运人士（例如“天安门母亲”）突破封锁，加强连线，以感情、人性、公义、良知等元素作为主体，向全球宣示，六四不单反映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同时反映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悼念六四，应该成为全球争取民主的人的共同责任。在此期间，另一代延续六四精神和责任的人也接上来了。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在第二阶段中，参加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的人数有起有跌。说也奇怪，每当中国大陆出现引起民愤的事件，或者官方推出倒行逆施的时候，那一年的集会人数就会增加；相反，人数可能减少。这就说明，如果官方采取宽松政策，可以起到怀柔之效；但如果官方趋向强硬，民间只会反弹。这阶段的六四悼念活动，经常反映了这个规律。只可惜，有权势者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第三阶段：2012至今。遏制悼念六四的行动逐步明显地浮现，愈接近今天，压力也愈来愈大。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六四纪念馆，支联会初期先开办临时性的纪念馆，后来几经艰辛，才在尖沙咀开办首个算是固定地点的纪念馆。可是，多种压力以不同的形式纷至沓来，纪念馆只好搬迁。后来，另一个固定地点的纪念馆在旺角对外开放，但经常受到滋扰，已是见惯不怪了。

不过，各方压力没有压倒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意愿，维园的烛光依然凝聚和亮丽。如豆烛光，汇成光纤激流，传遍海外。后来，有人建议把香港人作为一个整体，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理由是：悼念六四的活动和烛光晚会年年如是，和平进行；多年来的七一大游行，数以十万计的人和平上街，毫不混乱；香港人争取真普选，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进行。说来好笑，官方对六四的打压，反而成为国际更关注香港的原因。

但是，由2014年开始，官方打压的行动不单针对六四，还有香港的整体民主运动。例如当年的人大831决定，落闸否定双普选；后来激发的雨伞运动，又以被打压告终。就在这段时候，年青一代对悼念六四产生怀疑。民意调查发现，六四与我何干的意识，慢慢成为一种支流，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民主不民主，跟香港有何关系？悼念六四为什么总是行礼如仪？一定要在维园以烛光晚会的形式进行？

对比第一和第二阶段参与者的坚定，上述质疑可算是一种动摇。我完全理解这种动摇的成因，因为年青一代感到中国官方和港府冥顽不灵，热心肠碰着冷屁股。这种思潮还扩大到其他年龄层。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进行的调查显示，市民对中国大陆已出现“四感”──疏离感、无力感、厌恶感、模糊感。

其中，“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受访者比率，近年来已飞速下跌，由2008年前后的接近八成，目前已跌落到五成；而认为“香港人对此并无责任”的受访者，也史无前例上升到近四成。此外，“估计三年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将较现时有改善”的受访者比率，也由2008年的峰值近八成，跌落到目前的三成；最近两年，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会持续变差的受访者人数，更超过对此持乐观态度的香港人。

而今年民调进行时，正值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已进行了接近一年，而且港版《国安法》推行在即。与此同时，港府和警方使用“防疫”和“限聚令”反对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这是六四三十一年来第一次无法正式进行的烛光晚会。种种行动反映出，悼念六四的活动以至“两制”的空间正不断收窄，预期《国安法》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并正式实施之后，各种政治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紧。

不过，正因为港府禁了维园烛光晚会，无数烛光将在港九新界遍地开花，在台湾和一些海外地方，也会亮起六四烛光。可见，生命力在于群众的坚持和智慧，而不在于官方的首肯。六四的影响将会发扬光大，继续燃点着人类的民主希望。

在此，还要指出一些不着痕迹但却可能影响、以至扭转六四认知的势头。近年来，建制派中出现一些“寻回六四真相”的组织和活动。有关方面也通过细水长流的方式，传达或渗透了官方的六四版本（类似六四后在左派机构内传达的“平暴”和“外国势力颠覆”的内容），令建制派“相信六四是暴动”。

这类扭曲历史的事情不单在六四事件上出现，还有：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动，左派一直称为“反英抗暴”，最近他们收到消息，有关方面甚有可能重新定性为“爱国运动”，即否定八十年代“六七事件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央对港政策的第三次极左行为”的定性（见前港澳办副主任李后的忆述）。还有，内地教科书重新修定有关文革的内容，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的“错误地”三字删去。眼前，香港教育局已逐步抓紧教学的具体内容，清理“不合格的教师”。内地连续多年选派导师来港，到中小学以至幼稚园“交流”，这些导师直接称为“指导教师”。

在这种“一禁（遏制六四悼念）一倡（讲述官方的六四版本）”之下，再配合《国安法》的条文，将是一场“遗忘与反遗忘”之争，也是“真真相与假真相”之战。

不过，我总觉得过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炼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的过程。日后困难虽多，但香港人还会继续锻炼下去，而且会更加升华。我经常想，韩国光州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还有更多的民主抗争事例，始终会大白天下，昭日月，显人心。我也因此而孕育出二十四字恒言：“醒目抗争！智慧平衡！尊严存活！策略多元！”唯祈共勉。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六四期间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