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三十一年间,六四悼念怎样影响了香港人?

我总觉得过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炼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的过程。日后困难虽多,但香港人还会继续锻炼下去。
1989年6月4日,人力车司机在旁人的帮助下,将天安门广场的伤者运送往医院。摄:Liu Heung Shing/AP/达志影像

转眼间,六四至今已经三十一年。当年今日,我仍在北京现场采访,六月三日至六四凌晨,亲历枪林弹雨,目睹活人倒地变成游魂野鬼。六四后,我莫名其妙地成为北京市交给全国人大的“平乱报告”中唯一被点名批判的香港记者,前后十一年不得国门而入。所以,回顾这三十一年,实在感慨良多。

不过,我不会停留在六四的悲情,不妨冷静、全面地回顾六四,同时尝试用乐观的思绪,看看六四在这个地球上、在人心上,怎样浮沉升降?到今天,即使没有正式的维园烛光晚会,但六四不单仍然烛光闪亮,而六四本身的影响更是光遍全球。

谈及过去三十一年六四对香港人的影响,以及香港人对六四精神的延续和培育,我尝试分为三个阶段,并作简要忆述。

第一阶段:由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在这不到十年间,六四的火光血影深深地印在香港人的脑海里,探索六四前因后果以及中国的未来,出现从未有过的高潮,并在各行各业涌现了一批真正爱国爱港而无私利的有心人(虽然后来有人称他们为“左胶”或“大中华胶”,但不要紧;在同一路上,名号不是对抗,殊途可以同归)。

1989年5月18日,示威者在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受到旁观者的欢呼。
1989年5月18日,示威者在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受到旁观者的欢呼。

今天细看,在教育界、文化界、传播界、法律界、政界,以至金融和商界,很多独当一面、出类拔萃,或已成为标兵的人士都是在六四后决定留在香港的。他们在六四的记忆中泡大,成长,同时在悼念六四的活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挺过来的。大家平时努力工作,成为个体身处不同岗位但却高度凝聚的坚实群体,并在无声无色、无语无闻之下,延续和传播思考六四的种子。到了每年六四悼念期间,他们又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在维园汇聚烛光的海洋,或用其他方式焕发六四精神。一点一滴的积累,令维园烛光每年此刻都成为世界焦点。这是官方阻不了,压不住的。

在此期间,前苏联和东欧出现共产主义阵营相继倒台的苏东剧变,社会学家更会与六四拉上关系。这不是说苏东剧变是六四的参与者掀起的,而是说明人类追求民主自由已发展成一条无形的纽带,互相牵动、牵引、启发。这种潜动力愈来愈明显,这段期间的香港人也受到感染──六四的余浪可以引起苏东剧变,何解不能为黄土地带来民主自由?那时候,香港正是“九七大限”已到之时,那就勇敢面对,不闯不知前景,不试不肯罢休;只要小心行事,那怕前路崎岖!

我深深记得当时的一种压力,有人质疑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会否被禁?人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要求结束的只是“结束专政”,而不是“结束执政”;只要共产党不是专政,而是吸收人民意愿,按主流民意办事,一党执政也没有问题。直到今天,这个解说虽然少提,但仍然存在,所以官方和建制派被问及“结束一党专政”会否被禁时,也只能闪缩回避。这正是人民不忘六四而锻炼出来的群众智慧。

第二阶段:1997年至2012年前后;这个阶段又分两个部分,1997至2003,和2003至2012。在此期间,无论北京和港府有多想遏制悼念六四的活动,但碍于香港回归之初,世界和台湾关注“一国两制”能否落实,官方不敢造次。所以,1997至2003年六四悼念活动和烛光晚会如常进行,基本上风平浪静。

但2003年后,北京开始改变对港政策,同年成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这小组最近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逐步强硬起来。由那时起,开始出现一些声音:“为什么每年六四总被支联会霸占维园?”“烛光晚会制造大量噪音,滋扰附近居民。”后来,多种措施出台(例如集会、游行要购买保险),警方以控制人流或人满为由,减低了烛光晚会的效果。人们慢慢感到,无形的压力已到,有形的压力陆续有来。

2019年6月4日,六四三十周年维园集会,人数高达18万。
2019年6月4日,六四三十周年维园集会,人数高达18万。

不过,经过多年不歇的努力,每年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已成了一个稳定和不能随便抹杀的标志,也是外界观察“一国两制”是否继续有效的象征。所以,官方也不敢乱来。加上如果取消了维园的烛光晚会,大批民众自然会分流或涌到其他地方,官方更难处理。支联会也很灵巧,让烛光晚会走出香港,进入全球,先是华人圈子,再进入外国人的眼球。例如,海外和内地的民运人士(例如“天安门母亲”)突破封锁,加强连线,以感情、人性、公义、良知等元素作为主体,向全球宣示,六四不单反映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同时反映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悼念六四,应该成为全球争取民主的人的共同责任。在此期间,另一代延续六四精神和责任的人也接上来了。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在第二阶段中,参加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的人数有起有跌。说也奇怪,每当中国大陆出现引起民愤的事件,或者官方推出倒行逆施的时候,那一年的集会人数就会增加;相反,人数可能减少。这就说明,如果官方采取宽松政策,可以起到怀柔之效;但如果官方趋向强硬,民间只会反弹。这阶段的六四悼念活动,经常反映了这个规律。只可惜,有权势者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第三阶段:2012至今。遏制悼念六四的行动逐步明显地浮现,愈接近今天,压力也愈来愈大。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六四纪念馆,支联会初期先开办临时性的纪念馆,后来几经艰辛,才在尖沙咀开办首个算是固定地点的纪念馆。可是,多种压力以不同的形式纷至沓来,纪念馆只好搬迁。后来,另一个固定地点的纪念馆在旺角对外开放,但经常受到滋扰,已是见惯不怪了。

不过,各方压力没有压倒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意愿,维园的烛光依然凝聚和亮丽。如豆烛光,汇成光纤激流,传遍海外。后来,有人建议把香港人作为一个整体,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理由是:悼念六四的活动和烛光晚会年年如是,和平进行;多年来的七一大游行,数以十万计的人和平上街,毫不混乱;香港人争取真普选,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进行。说来好笑,官方对六四的打压,反而成为国际更关注香港的原因。

但是,由2014年开始,官方打压的行动不单针对六四,还有香港的整体民主运动。例如当年的人大831决定,落闸否定双普选;后来激发的雨伞运动,又以被打压告终。就在这段时候,年青一代对悼念六四产生怀疑。民意调查发现,六四与我何干的意识,慢慢成为一种支流,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民主不民主,跟香港有何关系?悼念六四为什么总是行礼如仪?一定要在维园以烛光晚会的形式进行?

2019年6月4日,六四事年三十周年,维园烛光晚会,主办方公布集会人数高达18万。
2019年6月4日,六四事年三十周年,维园烛光晚会,主办方公布集会人数高达18万。

对比第一和第二阶段参与者的坚定,上述质疑可算是一种动摇。我完全理解这种动摇的成因,因为年青一代感到中国官方和港府冥顽不灵,热心肠碰着冷屁股。这种思潮还扩大到其他年龄层。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进行的调查显示,市民对中国大陆已出现“四感”──疏离感、无力感、厌恶感、模糊感。

其中,“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受访者比率,近年来已飞速下跌,由2008年前后的接近八成,目前已跌落到五成;而认为“香港人对此并无责任”的受访者,也史无前例上升到近四成。此外,“估计三年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将较现时有改善”的受访者比率,也由2008年的峰值近八成,跌落到目前的三成;最近两年,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会持续变差的受访者人数,更超过对此持乐观态度的香港人。

而今年民调进行时,正值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已进行了接近一年,而且港版《国安法》推行在即。与此同时,港府和警方使用“防疫”和“限聚令”反对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这是六四三十一年来第一次无法正式进行的烛光晚会。种种行动反映出,悼念六四的活动以至“两制”的空间正不断收窄,预期《国安法》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并正式实施之后,各种政治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紧。

不过,正因为港府禁了维园烛光晚会,无数烛光将在港九新界遍地开花,在台湾和一些海外地方,也会亮起六四烛光。可见,生命力在于群众的坚持和智慧,而不在于官方的首肯。六四的影响将会发扬光大,继续燃点着人类的民主希望。

在此,还要指出一些不着痕迹但却可能影响、以至扭转六四认知的势头。近年来,建制派中出现一些“寻回六四真相”的组织和活动。有关方面也通过细水长流的方式,传达或渗透了官方的六四版本(类似六四后在左派机构内传达的“平暴”和“外国势力颠覆”的内容),令建制派“相信六四是暴动”。

2020年6月3日,64纪念馆。
2020年6月3日,64纪念馆。

这类扭曲历史的事情不单在六四事件上出现,还有: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动,左派一直称为“反英抗暴”,最近他们收到消息,有关方面甚有可能重新定性为“爱国运动”,即否定八十年代“六七事件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央对港政策的第三次极左行为”的定性(见前港澳办副主任李后的忆述)。还有,内地教科书重新修定有关文革的内容,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的“错误地”三字删去。眼前,香港教育局已逐步抓紧教学的具体内容,清理“不合格的教师”。内地连续多年选派导师来港,到中小学以至幼稚园“交流”,这些导师直接称为“指导教师”。

在这种“一禁(遏制六四悼念)一倡(讲述官方的六四版本)”之下,再配合《国安法》的条文,将是一场“遗忘与反遗忘”之争,也是“真真相与假真相”之战。

不过,我总觉得过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炼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的过程。日后困难虽多,但香港人还会继续锻炼下去,而且会更加升华。我经常想,韩国光州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还有更多的民主抗争事例,始终会大白天下,昭日月,显人心。我也因此而孕育出二十四字恒言:“醒目抗争!智慧平衡!尊严存活!策略多元!”唯祈共勉。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六四期间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读者评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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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疯狂与集权就没什么必然联系,关于这一点问问黑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被杀的还有百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就知道了

  2. @江左 另一方面,受當下政治氣氛影響,這一事件的生命,亦與是否能升華成某種反暴政的象徵符號有關。正如二戰集中營的悲劇並非僅僅屬於猶太人,亦關係到全人類如何看待集權的瘋狂。

  3. 毀屍滅跡,美化惡行確實有效,不僅能騙過許多人還能騙過自己,所以有了第一次也就有第二次,而且會越來越上手直到成為條件反射。所以別再指望它會良心發現,因為良心早已被它親手剔除。能做的只有與它徹底切割,不要沾染同樣的惡。

  4. 🕯️🕯️🕯️

  5.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光明正大討論這件事吧,而不是人為地讓這件事覺得沒有發生過

  6. 毋忘六四

  7. 想要自由卻無法獲得自由,是人生中的一種精神惡疾;而,想要自由卻無法獲得自由、甚至沒有機會為了爭取自由去鬥爭,這簡直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痛苦,是人間地獄的真實寫照。

  8. 既然作者也提到了,那事实上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随着时间推移,64本身存在感越来越弱了。伴随着改开四十年来飞速发展,六四在大陆已经退潮了。而香港经过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对华认同也不断降低了,那原本三十年前发生在大陆的事件认同度也必然随之不断降低。以往都觉得这几天很烦,不能正常上网,今年好像没出现,或许就是一种信号,从上到下的人民群众越来越不认为是个事儿了。

  9. 6444444444444444🕯️🕯️

  10. 中国大陆跟当时韩国、台湾毕竟是不一样的。台湾、韩国当时的宪法和政府合法性原则是肯定“自由民主”体制的,韩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者目的也是为建立自由民主国家,而中共的意识形态自始就对自由体制抱有敌视和蔑视(认为软弱?),着力于“武装夺取政权”,夺权后要“镇压反动派”(至于这些巩固权力的方法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信仰,那估计就是让红色后代们万世荣华富贵了),近年来更是“自信”的自立为民主体制的对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