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雲：香港商場何以變為承載社運的新公共空間

2019年六月以來這場抗爭浪潮，最為驚嘆是它形式的多樣性，除了一般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和武力抗爭外，還有各種數不出的有趣形式：airdrop文宣、社區連儂牆、人鏈、鐳射筆激光派對、十點鐘在家打開窗跟鄰里一起叫口號……上星期最「遍地開花」的抗爭形式，又多了在商場唱《願榮光歸香港》。

有人將《願榮光歸香港》喻為香港的「國歌」，香港是否已出現「國族構建」這回事，恍如潘朵拉的盒子，最好不要打開，不然就只做不說。但當你身在時代廣場的大堂，抬頭看上面九層都有市民圍在落地玻璃旁，聽從大堂中央微弱的口琴聲指揮，即使沒有擴音機也能同一秒一起開口唱，一首節拍清晰的進行曲在商場環型中庭迴蕩著，有人更將右手放在胸前，很難不會為一種共同的身份感到觸動。

我感興趣的是，商場作為資本家賺錢的空間，本來是容不下任何政治行動，為何在香港它會成為抗爭的場域？它是否令香港在全球社運以至城市研究之中成為一個獨特的課題？

香港商場自六月以來的角色

香港商場在今次抗爭中的角色，可追溯至612首次罷工當天的太古廣場。當天是這場運動的第一場武力衝突：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外邊以至夏慤道一帶，面對催淚彈如雨落下和警察大規模拘捕，示威者走到一街之隔的太古廣場內躲避和休息。示威者人數眾多，在商場內席地而坐，亦保持自律，只是安靜地坐在地上玩手機，保安並無干預；洗手間大排長龍，清潔工也勤力拭擦和協助示威者排隊。後來有網民說，管理層親自到場協助示威者有序地擺放物資，甚至阻止警察進入商場。

6月15日，一名男子舉起反逃犯條例的標語，從太古廣場天台躍下身亡，整整一個星期，太古廣場外的行人路放滿市民自發送來的白花，太古廣場亦從未干預。6月21日晚太古廣場外的金鐘道出現一幕奇景：示威者整天包圍警察總部，叫反對警暴口號和擲雞蛋，同一條街上不過100米外，市民將太古廣場外的一段金鐘道變成露天靈堂，排隊獻上鮮花，每15分鐘全場安靜向商場鞠躬，一道玻璃門之隔，商場內的名店照常營業，不礙貴婦一擲千金。太古廣場的一連串行徑獲得示威者的稱讚，說它「有良心」，「果然是香港最高級的商場」，又因它屬於太古集團，英資背景惹來無限幻想。

有了太古廣場這個「典範」，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表現」就被視為「高下立見」。當天沙田遊行後，防暴警察於晚上9時左右進入商場拘捕示威者，當時仍是晚飯時間，到處都是在用膳或購物的一家大小，警察的行動固然引起很大爭議，但同時從片段所見，警察進入商場後時商場職員為其引路；第二天的放工時間，有市民到詢問處質問商場是否主動報警或引領警察入內，置顧客的性命安全於不顧，這樣的包圍和質問持續了近一星期，引來千人塞爆新城市廣場。

即使新城市廣場後來於聲明中解釋並無引領警察入內，而且地契註明警察有權進入商場而不需商場允許，仍阻止不了連儂牆蔓延至商場內，由詢問台至牆上貼滿寫滿語句的彩色便利貼。因擔心商場管理者會撕紙，有人還想到用氣球縛著標語，讓它飄上天花板。

商場顧客和附近街坊充滿毅力，每天質問商場，加上社交媒體上網民不斷留言，新城市廣場此役的教訓是，商場管理者對於是否容許警察入內執法顯得進退為谷。後來荃灣愉景新城被拍到有警察入內，立即忙不著解釋警察只是向商場借廁所用。以至到了上星期的唱歌浪潮，商場在運動空間扮演更主動的角色，這樣的趨勢並非無跡可尋，而是上述事件可見商場對示威者大多比較忍讓，慢慢演變而成的結果。

香港商場本質上不是公共空間

商場變成抗爭空間，理論上實在匪夷所思，因為商場表面看來並不屬於典型公共空間。這裡指的公共空間大致上跟隨哈巴馬斯的傳統，公共空間作為公共領域的其中一種，可以產生超越家庭和私人領域的公共討論，個體可以集合起來，進行公開活動以影響民意或輿論。

公共空間跟私人空間的最大分別是誰能控制誰有權進入此地、什麼行為是被容許，以及其他相關的使用條款。私人空間的使用條款受到私有產權保護，公共空間雖然不是毫無規管，但大致上對公眾使用寬容得多。我們思考一個地方是否為好的公共空間時，可以循幾條問題思考：不同階層的使用權是否平等？使用者使用時是否感到自由、抑或諸多限制？

而商場，至少是香港的商場，在這兩方面得分都甚低。商場既是消費空間，本身就排拒了負擔不起入內消費的市民；而各種硬件設計和保安措施，讓市民入內除了購物便無其他可做的事，隨時坐在地上亦會被保安驅趕。2014年，香港這個被喻為是最自由的經濟體系，被《經濟學人》評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第一位，意思是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十個主要經濟行業，因政府政策傾斜而令商人獲利（即尋租 rent seeking），加上香港的發展商在中國都有大量投資，董事、主席等高層都早已晉身全國人大、政協等之列，不時發表為中國或香港政府護航的言論，他們不會容許任何政治相關的抗爭行為，是合邏輯又符合現實的推論。

所以今次商場變成抗爭空間，讓大量不打算消費的市民入內佔據個多兩個小時，高唱一首有「國歌」影子的抗爭歌曲，這並不合乎常識。

香港的公共空間全部都是市民用出來的

此前，我曾撰文解釋香港商場的獨特性，密封式商場是美國的發明，但香港卻將商場發揚光大：「由『圓方』和時代廣場此等旗艦大型商場，到德福廣場太古城中心此等區內中型商場，直到屋邨樓下的『領展』，商場之多有如便利店，甚至主導一些人的生活。此種模式可說是香港獨有；在一些第三代新市鎮如將軍澳、東涌等，絕少街道商店，一切生活需要只能靠商場供給。於是，商場成為了居民的聚腳地，卻又限制重重，連找張椅子坐也不容易。商場所容許的，幾乎就是社區的內涵。加上香港採用鐵路主導的發展模式，而港鐵既是公共交通工具，亦是地產商。香港的商場模式跟全球相比，產生了三點獨特之處：第一，形成地底是公共交通，地面是商場，樓上是豪宅或辦公室的垂直混合土地模式；第二，不論是交通樞紐，抑或是地區中心，或純住宅區，總會找到商場；第三，商場漸漸有取代街道，形成不利居民交流的『新型社區』」。

所以選擇商場，某程度上是別無選擇之後的選擇，因為它幾乎就是香港人在家庭和辦公室以外生活的全部。

另一方面，香港其實從來沒有羅馬傳統中的廣場（forum），不會在市中心建一個圓型廣場，可令公民聚集進行活動或討論的地方。香港的公共空間，從來都是由市民用出來的。正如學者李祖喬的論文指出，最歷史悠久的維園，本來建造的用意，是殖民者為了在戰後擠迫的城市環境中，以改善衛生和康樂，來發展公共健康，鞏固殖民者的領導權，並將女皇像放在公園正中央，讓它成為一個宣示權威的 「紀念性空間」（Monumental Space）。直到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集會，市民才靠著實踐將它變成挑戰權威的抗爭空間，後來「城市論壇」每周定期舉行，以至幾乎所有大型遊行都以它作為起點，維園作為抗爭公共空間的形象才真正確立起來。

同理，今天我們稱為「公民廣場」的地方，其實是2012年反國教運動中，每日集會的抗爭者為它命名而深入人心，而今已經沒人記得它的正式名稱其實是「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及至2014年9月罷課之時，黃之鋒等人闖入公民廣場觸發雨傘運動，沒有這一連串的事件，「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不過是一條通道，一片沒有生命的空間。

今次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之處，是在短短三個月內，由實踐而非由上而下的規劃方式，讓香港的公共/抗爭空間幾何級數地增加。遊行路線不再是由維園到政府總部，可以在九龍新界，可以是十八區的任何公園或主要幹道；可以在行人隧道、天橋底或地鐵站外，讓表達意見的便利貼形成一道跟別人交流的民主牆。商場既然是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下的獨有產物，是生活無法迴避的場所，那就把它用成一個公共空間。

為何選擇在商場唱歌？

示威者所利用的，是市場作為政府與示威者之間的緩衝。一方面示威者既是消費者，他們擁有的就是消費力量，除了杯葛商戶以外，更可以如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役般，直接向商場施壓。他們利用私有產權在香港深入民心的地位，這裡是私人空間，除非得業主容許，公權力不得隨意進入（哪怕這跟大廈公契未必符合）。在這場示威者與政府的戰爭下，示威者暗中希望商場將消費者手上的錢（與及企業的公關形象）看得比政府的統戰力量更重要。

觀乎商場管理者到目前為止的克制反應，示威者暫時算是成功了。而示威者也有其倫理，知道他們針對的對象並不是商場本身，雖然影響商場生意是少不了（示威者在中庭唱歌，不少商店依然繼續營業，但人流稀少），但仍未曾對商場造成任何破壞（除9月14日示威者與親建制派在淘大商場打鬥外）；反而沙田新城市廣場的經驗告訴我們，讓警察入內執法才會生事，那只要讓示威者唱完歌曲離去，一切便會如常運作。

太古廣場6月12日當天的表現惹人讚賞，其實只要商場管理者懂得冷靜下來分析，亦會得出這種處理手法最能避免在商場內引起混亂，眾人也不必訴諸「英資公司會保護香港人」的幻想。

全世界都有商場，但只有在香港它一直扮演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影響城市地景和社區肌理。運動至今超過三個月，抗爭的多樣性叫人驚訝，但也有聲音說運動開始走到瓶頸，需要更多的形式來衝破僵局。當政府愈發威權，從各方面收緊對社會的控制，諸如商場這類和市民的複雜互動和緩衝力量，以及香港空間生產與使用的獨特性，可能值得我們細心發掘，為運動拓展新的契機。

（趙雲，社會學學生、城市研究者、說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