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云：香港商场何以变为承载社运的新公共空间

2019年六月以来这场抗争浪潮，最为惊叹是它形式的多样性，除了一般游行示威、不合作运动和武力抗争外，还有各种数不出的有趣形式：airdrop文宣、社区连侬墙、人链、镭射笔激光派对、十点钟在家打开窗跟邻里一起叫口号……上星期最“遍地开花”的抗争形式，又多了在商场唱《愿荣光归香港》。

有人将《愿荣光归香港》喻为香港的“国歌”，香港是否已出现“国族构建”这回事，恍如潘朵拉的盒子，最好不要打开，不然就只做不说。但当你身在时代广场的大堂，抬头看上面九层都有市民围在落地玻璃旁，听从大堂中央微弱的口琴声指挥，即使没有扩音机也能同一秒一起开口唱，一首节拍清晰的进行曲在商场环型中庭回荡著，有人更将右手放在胸前，很难不会为一种共同的身份感到触动。

我感兴趣的是，商场作为资本家赚钱的空间，本来是容不下任何政治行动，为何在香港它会成为抗争的场域？它是否令香港在全球社运以至城市研究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课题？

香港商场自六月以来的角色

香港商场在今次抗争中的角色，可追溯至612首次罢工当天的太古广场。当天是这场运动的第一场武力冲突：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外边以至夏悫道一带，面对催泪弹如雨落下和警察大规模拘捕，示威者走到一街之隔的太古广场内躲避和休息。示威者人数众多，在商场内席地而坐，亦保持自律，只是安静地坐在地上玩手机，保安并无干预；洗手间大排长龙，清洁工也勤力拭擦和协助示威者排队。后来有网民说，管理层亲自到场协助示威者有序地摆放物资，甚至阻止警察进入商场。

6月15日，一名男子举起反逃犯条例的标语，从太古广场天台跃下身亡，整整一个星期，太古广场外的行人路放满市民自发送来的白花，太古广场亦从未干预。6月21日晚太古广场外的金钟道出现一幕奇景：示威者整天包围警察总部，叫反对警暴口号和掷鸡蛋，同一条街上不过100米外，市民将太古广场外的一段金钟道变成露天灵堂，排队献上鲜花，每15分钟全场安静向商场鞠躬，一道玻璃门之隔，商场内的名店照常营业，不碍贵妇一掷千金。太古广场的一连串行径获得示威者的称赞，说它“有良心”，“果然是香港最高级的商场”，又因它属于太古集团，英资背景惹来无限幻想。

有了太古广场这个“典范”，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表现”就被视为“高下立见”。当天沙田游行后，防暴警察于晚上9时左右进入商场拘捕示威者，当时仍是晚饭时间，到处都是在用膳或购物的一家大小，警察的行动固然引起很大争议，但同时从片段所见，警察进入商场后时商场职员为其引路；第二天的放工时间，有市民到询问处质问商场是否主动报警或引领警察入内，置顾客的性命安全于不顾，这样的包围和质问持续了近一星期，引来千人塞爆新城市广场。

即使新城市广场后来于声明中解释并无引领警察入内，而且地契注明警察有权进入商场而不需商场允许，仍阻止不了连侬墙蔓延至商场内，由询问台至墙上贴满写满语句的彩色便利贴。因担心商场管理者会撕纸，有人还想到用气球缚著标语，让它飘上天花板。

商场顾客和附近街坊充满毅力，每天质问商场，加上社交媒体上网民不断留言，新城市广场此役的教训是，商场管理者对于是否容许警察入内执法显得进退为谷。后来荃湾愉景新城被拍到有警察入内，立即忙不著解释警察只是向商场借厕所用。以至到了上星期的唱歌浪潮，商场在运动空间扮演更主动的角色，这样的趋势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上述事件可见商场对示威者大多比较忍让，慢慢演变而成的结果。

香港商场本质上不是公共空间

商场变成抗争空间，理论上实在匪夷所思，因为商场表面看来并不属于典型公共空间。这里指的公共空间大致上跟随哈巴马斯的传统，公共空间作为公共领域的其中一种，可以产生超越家庭和私人领域的公共讨论，个体可以集合起来，进行公开活动以影响民意或舆论。

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的最大分别是谁能控制谁有权进入此地、什么行为是被容许，以及其他相关的使用条款。私人空间的使用条款受到私有产权保护，公共空间虽然不是毫无规管，但大致上对公众使用宽容得多。我们思考一个地方是否为好的公共空间时，可以循几条问题思考：不同阶层的使用权是否平等？使用者使用时是否感到自由、抑或诸多限制？

而商场，至少是香港的商场，在这两方面得分都甚低。商场既是消费空间，本身就排拒了负担不起入内消费的市民；而各种硬件设计和保安措施，让市民入内除了购物便无其他可做的事，随时坐在地上亦会被保安驱赶。2014年，香港这个被喻为是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被《经济学人》评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第一位，意思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十个主要经济行业，因政府政策倾斜而令商人获利（即寻租 rent seeking），加上香港的发展商在中国都有大量投资，董事、主席等高层都早已晋身全国人大、政协等之列，不时发表为中国或香港政府护航的言论，他们不会容许任何政治相关的抗争行为，是合逻辑又符合现实的推论。

所以今次商场变成抗争空间，让大量不打算消费的市民入内占据个多两个小时，高唱一首有“国歌”影子的抗争歌曲，这并不合乎常识。

香港的公共空间全部都是市民用出来的

此前，我曾撰文解释香港商场的独特性，密封式商场是美国的发明，但香港却将商场发扬光大：“由‘圆方’和时代广场此等旗舰大型商场，到德福广场太古城中心此等区内中型商场，直到屋邨楼下的‘领展’，商场之多有如便利店，甚至主导一些人的生活。此种模式可说是香港独有；在一些第三代新市镇如将军澳、东涌等，绝少街道商店，一切生活需要只能靠商场供给。于是，商场成为了居民的聚脚地，却又限制重重，连找张椅子坐也不容易。商场所容许的，几乎就是社区的内涵。加上香港采用铁路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港铁既是公共交通工具，亦是地产商。香港的商场模式跟全球相比，产生了三点独特之处：第一，形成地底是公共交通，地面是商场，楼上是豪宅或办公室的垂直混合土地模式；第二，不论是交通枢纽，抑或是地区中心，或纯住宅区，总会找到商场；第三，商场渐渐有取代街道，形成不利居民交流的‘新型社区’”。

所以选择商场，某程度上是别无选择之后的选择，因为它几乎就是香港人在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生活的全部。

另一方面，香港其实从来没有罗马传统中的广场（forum），不会在市中心建一个圆型广场，可令公民聚集进行活动或讨论的地方。香港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由市民用出来的。正如学者李祖乔的论文指出，最历史悠久的维园，本来建造的用意，是殖民者为了在战后挤迫的城市环境中，以改善卫生和康乐，来发展公共健康，巩固殖民者的领导权，并将女皇像放在公园正中央，让它成为一个宣示权威的 “纪念性空间”（Monumental Space）。直到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集会，市民才靠著实践将它变成挑战权威的抗争空间，后来“城市论坛”每周定期举行，以至几乎所有大型游行都以它作为起点，维园作为抗争公共空间的形象才真正确立起来。

同理，今天我们称为“公民广场”的地方，其实是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每日集会的抗争者为它命名而深入人心，而今已经没人记得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及至2014年9月罢课之时，黄之锋等人闯入公民广场触发雨伞运动，没有这一连串的事件，“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不过是一条通道，一片没有生命的空间。

今次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之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由实践而非由上而下的规划方式，让香港的公共/抗争空间几何级数地增加。游行路线不再是由维园到政府总部，可以在九龙新界，可以是十八区的任何公园或主要干道；可以在行人隧道、天桥底或地铁站外，让表达意见的便利贴形成一道跟别人交流的民主墙。商场既然是香港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独有产物，是生活无法回避的场所，那就把它用成一个公共空间。

为何选择在商场唱歌？

示威者所利用的，是市场作为政府与示威者之间的缓冲。一方面示威者既是消费者，他们拥有的就是消费力量，除了杯葛商户以外，更可以如沙田新城市广场之役般，直接向商场施压。他们利用私有产权在香港深入民心的地位，这里是私人空间，除非得业主容许，公权力不得随意进入（哪怕这跟大厦公契未必符合）。在这场示威者与政府的战争下，示威者暗中希望商场将消费者手上的钱（与及企业的公关形象）看得比政府的统战力量更重要。

观乎商场管理者到目前为止的克制反应，示威者暂时算是成功了。而示威者也有其伦理，知道他们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商场本身，虽然影响商场生意是少不了（示威者在中庭唱歌，不少商店依然继续营业，但人流稀少），但仍未曾对商场造成任何破坏（除9月14日示威者与亲建制派在淘大商场打斗外）；反而沙田新城市广场的经验告诉我们，让警察入内执法才会生事，那只要让示威者唱完歌曲离去，一切便会如常运作。

太古广场6月12日当天的表现惹人赞赏，其实只要商场管理者懂得冷静下来分析，亦会得出这种处理手法最能避免在商场内引起混乱，众人也不必诉诸“英资公司会保护香港人”的幻想。

全世界都有商场，但只有在香港它一直扮演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影响城市地景和社区肌理。运动至今超过三个月，抗争的多样性叫人惊讶，但也有声音说运动开始走到瓶颈，需要更多的形式来冲破僵局。当政府愈发威权，从各方面收紧对社会的控制，诸如商场这类和市民的复杂互动和缓冲力量，以及香港空间生产与使用的独特性，可能值得我们细心发掘，为运动拓展新的契机。

（赵云，社会学学生、城市研究者、说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