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宋永毅：「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追憶馬若德教授的視野與胸襟

中國有一句流傳了千百年的古諺：「患難識朋友」。我和哈佛大學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的相識就是在我的患難之中。

相識於患難之中

1999年夏，我在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圖書館工作，職責之一就是充實那裏的中文收藏。我在暑假回國收集一些紅衞兵小報時，不料被中共的安全局拘留和逮捕，其荒唐的罪名是 「竊取國家機密」。

我記得，在被抓那天深夜的審訊中，一個姓陳的中年女審訊員用荒腔走板的英語告訴我：他們對於美國研究文革的情況是完全了解的，比如我和「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麥克法夸爾教授的關係」…… 這個審訊中虛張聲勢的小伎倆，使我差一點笑了出來：儘管我在美國留學得到學位，並研究文革，當然也知道麥克法夸爾教授在這一領域內的大名，但無奈我不是哈佛的畢業生，一直和他無緣相見。另外，儘管他在1986-1992年和2005-2006年間擔任過三屆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職務，但是1999年時他已經卸任。

這位中共女情報人員不知道的是：她用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大名來炫耀自己的這句話，使我立刻認定他們手裏沒有任何證據，抓我純粹是為了制止對歷史真相的挖掘和對中共文革罪惡的揭露。託麥克法夸爾教授之福，我當夜就睡了一個好覺。

中共情報人員不知道的是：她用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大名來炫耀自己的這句話，使我立刻認定他們手裏沒有任何證據。

2000年1月，中共當局在國際壓力下被迫把我無罪釋放。我回美國後才知道，麥克法夸爾教授還真是我患難中的「福星」之一，他非常積極地參與了對我的營救活動。 當時，美國學界為救我出獄，由我在迪金森學院的同事、知名漢學家全大偉（David Strand）教授起草了一封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請願書，發動了一個國際漢學界的簽名運動。據說，當時不少海外中國問題的學者對於公開簽名還是有不少顧慮的，主要是怕中共報復，不允許他們入境，使他們無法繼續研究中國。

正當簽名人數躊躇不前時，麥克法夸爾教授不僅帶頭簽名，還在《紐約時報》等媒體公開抗議中共這一手法。他當時說得大義凜然：「如果宋永毅這樣純粹的學術研究者都要被逮捕，那麼外國學者還怎麼在中國做學術研究？中美之間的學術和文化交流關係還如何維持下去？」

在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帶領下，簽名的國際知名學者人數一下子突破了170餘人，加上國際媒體對請願信一事的廣泛報導，給中國政府造成了極大壓力。同時，這也開創了國際漢學界大規模地簽名營救被中國政府拘禁的同事的先例，以後此類簽名運動就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了。

2001年3月，哈佛法學院和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聯合邀請我前去講學，我才真正相識了麥克法夸爾教授。也才知道其實他的中文姓名為「馬若德」，而「麥克法夸爾」則是中國大陸翻譯他著作時的不當音譯而已（故下面稱為「馬若德教授」）。我當然向他為在我被囚禁中的仗義執言表示了感謝，他卻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

相援於危機時刻

「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這句話，正表明了馬若德教授作為文革和當代中國研究領軍人物的過人視野和寬闊胸懷。

在他過世後的近期媒體報導中，比較多地介紹了他自身的傑出學術成就，例如他研究文革的三部曲鉅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其實，他偉大的學術貢獻絕不僅限於他的著作，還在於他身體力行地對學科建設的貢獻和對研究團隊的凝聚。

縱觀他的學術活動，一個鮮明的特徵是開風氣之先的領軍特徵。比如，他在1963-1964年間創辦中國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期刊《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很快就通過這份享譽全球的刊物組建了西方中國研究的核心團隊。再如，198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學開設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程，是全球學界的第一人。

1980年代中期，馬若德教授在哈佛大學開設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程，是全球學界的第一人。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據我所知，受到他的鼓勵，全世界至少有三十餘所大學開設過類似課程，有的還是直接在他的課堂教學啟發下開設的。1990年代，清華大學的唐少傑教授在哈佛當訪問學者，有幸當面聆聽了他的課程。回清華後，就開設了類似的文革課程，一直堅持到習近平上台後才被勒令取消。儘管結局是悲劇，但歷屆的清華畢業生都公認，這是最開啟他們心智的清華課程之一，少傑也一直欣慰地引為他的學術驕傲。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起，我和美國華裔學者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沈志佳和王友琴等人一起，用現代圖書館和信息學建立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其中包括： 1、《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2001年第一版）； 2、《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2009年第一版）； 3、《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2012年第一版），和4、《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 （2014年第一版）。

這一跨世紀的史料學的基礎工程，迄今已經出了三版，全球數十個最負盛名的大學圖書館都訂閲了它們。我們的研究項目還得到了海外中國研究界的讚譽。今天研究毛時代的學者和年輕的研究生們，已經很少有人不使用這些數據庫來研究中國了。但人們可能並不知曉：如果沒有馬若德教授在當年在危機時刻的傾力相援，這一數據庫系列工程是無法完成的。

何出此言？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當年啟動文化大革命數據庫的工程，主要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尤其是該中心副主任熊景明女士及主任關信基教授的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在2001年由該中心出版後，在全球範圍內銷售了數百套，獲得了十幾萬美金的收益。根據我們之間的意向協議，這些錢將全部用來出版另外的幾個數據庫。於是，2009年我們又成功地出版了《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

正在我們籌備出版第三個數據庫——《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時，中大的人事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動。熊景明女士及關信基教授相繼退休，該校政治系王某被任命為該中心主任。 當時，王某是一位肉麻吹捧薄熙來的左派文人，他當然不願意我們出版揭露歷史真相的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於是，他便藉口新的數據庫中的一些中共《大參考》中的機密文件未經中共有關部門授權的荒謬理由，撕毀了出版協議。這使我們的工作陷入了全面困境，缺乏資金，不要說收集檔案資料，連打字都無法進行。而缺乏有學術信譽的機構背書，出版又成了問題。

在危機時刻，馬若德教授伸出了援手。他告訴我：你們做的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研究基礎工程，他絕不會袖手旁觀地看着它失敗。

在這一危機時刻，馬若德教授向我們伸出了援手。他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告訴我：你們做的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研究基礎工程，他絕不會袖手旁觀地看着它失敗。他準備設法以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名義來繼續出版我們的數據庫。鑑於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已經多年不曾作為出版機構出面了，他當然要花費不少精力去說服他的的同事們。果不其然，經馬若德教授的努力，我們在2011年接到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正式通知，願意出《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同時，我們又通過在美國一個大基金會工作的哈佛校友，申請到了一筆足夠的研究經費，終於從危機中走了出來。

因此，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我們的整個數據庫系列裏，後面兩個，即《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和《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都是由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馬若德教授還為我們的整個數據庫系列做了一個熱情洋溢的長序，他寫下了這樣的感人的話：

當西方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小心翼翼地進入毛時代後，他們將如何有效地把握這些紛繁蕪雜的資料呢？對他們來說非常幸運的是，由七位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員組成的一個傑出的群體（他們是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沈志佳和王友琴）， 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同行的支持下，在艱難困苦中工作了十六年，收集了他們認為可以描述毛主義時代主要政治特徵 —「運動」— 數量浩瀚的的資料。……這四個數據庫共包含了32,000篇文件。這些數據庫為學者和博士研究生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一塊宏大的奠基石。它將為沃克所羨慕，而整個研究領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夥伴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

其實，我們作為數據庫的編者們，更因此而欠下了馬若德教授的「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

後來，經我們和許多西方的著名學者向香港中大校方持續上告，加上薄熙來在中共黨內的意外倒台，那位擔任了兩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的王某只能辭職下台，由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後兩個數據庫，也放到了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網上，《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作為一個整體，終於大功告成了。

相交二十年中的真誠和樂趣

論年齡，馬若德教授要大我近二十歲。他是我的長輩和老師輩，我們之間其實是忘年交。據說他出身於英國的貴族世家，但是我從沒有感受到過他有一絲一毫的貴族傲慢氣息，但非常有雍容大度、幽默風趣的紳士風度。這使我們以往二十年的相交中充滿了真誠和樂趣。比如，每一次我稱他為 「麥克法夸爾教授」時，他總是親切地糾正說：「Call me 『Rod』（叫我若德）」，而Rod其實是他的小名。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和比他年輕的朋友的交往中從不以輩分和學術地位為然，相反時時流露着強烈平等意識。

2002和2014美國亞洲學會的兩次年會上，我們都曾請馬若德教授做我們主題圓桌會議的主席或評審人，他都欣然同意，並每一次都事先認真地寫好了書面評審稿。2014年那一次他已經退休，因此買機票和訂旅館完全都是自費。

美國的學術會議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主題圓桌會議或小組會議的發言人常常會請評審人一起吃個飯，以表達對他的謝意。2002年在華盛頓的亞洲學會年會後，我和郭建、周原、王友琴和華新民等朋友都覺得實在花費了馬若德教授太多時間，會後一定要請他吃一頓便飯。不料就在這一頓午餐中間，馬若德教授趁我們不備，搶先去收銀台付了餐費。這頓飯把這一不成文規矩完全顛倒了：本來應當被請客的主席/評審人，竟宴請了5個應當請客的發言人！

當我們指出這一舉動的「不合理」時，馬教授卻非常「嚴肅」地說：「我認為這一規矩其實不合理，按中國文化的規矩，應當是長輩先請小輩，工資高的先請工資低的嘛」，我們聽罷都大笑不止。

在這頓飯的最後，餐桌上還留着一隻最大的大蝦，我們都請Rod吃了。但是他卻幽默地說：「我看到這隻大蝦上寫着『王友琴』的名字，因此應當是請她來吃……」我們當然又一次被他的幽默激發出了滿桌笑聲。但事後一想：王友琴博士是當時的唯一女性，在他這一看似漫不經意的小幽默中，其實有着對女性的大尊重。

「我現在已經比毛主席長壽了」

2014年亞洲學會年會在費城舉行，時值馬若德教授84歲生日之際，他又一次擔任了我們主題圓桌會議的評審人。參加發言的我、郭建、周澤浩、熊秉純等決定在會後為他辦一個生日聚會，告訴他這一次一定要由我們來付款，因為他已經退休，沒有了哈佛的工資。而我們還在工作，工資就比他「高」了。馬若德教授接受了我們的「邏輯」，非常高興地參加了這一生日聚會。當時參加這一聚會的還有法國學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和潘鳴嘯（Michel Bonnin）；《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張彥（Ian Johnson）；由馬若德教授指導、正在哈佛費正清中心擔任研究員的何曉清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林穎博士等。為了使這一聚會有某種「官方」色彩，我還請來了當時在亞洲學會擔任領導的迪金森學院的全大偉教授，以「領導」的身份對馬若德教授的學術生涯做了「肯定」。

我們為他訂的生日蛋糕上，風趣地寫上了「Long Live Chairman Mac! （馬主席萬歲）」的題詞。馬若德教授看後笑着自嘲說：「我在哈佛擔任了幾十年的系主任，英語中的Chairman倒也可以譯成『主任』。說到長壽，我現在就已經比毛主席長壽了……」

因為知道 「馬主席」是品酒好手，賓州約克學院的周澤浩特地買了一瓶費城當地的名酒來聚會，我怕聚會中的酒不夠，臨走時也特地在家裏的酒櫃裏拿了一瓶加州產的葡萄酒來。「馬主席」品後笑着對我說：兩瓶酒都不錯。不過酒的好壞不僅在「年份」，有時還要看「距離」。你這瓶酒來自五千英里外的加州，當然更醇厚一些…… 他的幽默使我在笑聲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善解人意。

這並不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聯繫。去年一月，因美國之音要紀律處分去採訪郭文貴的記者團隊，我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起草了一封給美國國務院的請願信，要求慎重對待這些在對華報導上很有貢獻的新聞工作人員。已經退休在家的馬若德教授聞訊，也毫不猶豫地簽上了他的大名。但當時不曾想到的是，2014年的費城一聚，竟成了我和朋友們和馬若德教授的最後一面。

馬若德教授的逝世，當然使我們痛失了一位良師益友。但他也同時給我們留下了懷念不盡的精神遺產：不倦的學術追求、偉岸的人品人格、處世的通達和幽默。

（宋永毅，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