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蝸藤：在國家與民族敘事中，反「民族主義」的金庸小説

10月30日香港作家金庸逝世，引發了全球華人的哀悼與紀念。作為文學家的金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十幾部沉甸甸的小說，還在潛移默化間影響全球華人對人生與世界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華語世界的重要思想塑造者。

本文筆者將從民族與國家構建的角度闡述金庸的貢獻。這可從三個方面理解：第一，金庸小說的流行度本身；第二，金庸小說中藴藏著的濃厚中國文化；第三，金庸小說中的不斷演變的民族觀，帶給讀者的深入思考。

金庸寫作的年代，面對「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難題

金庸寫作的年代實乃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關鍵年代。

儘管中國歷史悠久，基本奠定中國現在疆界（除了蒙古後來獨立）還是18世紀中期的事，而且還是在一個人數極少的「滿洲利亞」（Manchuria）通古斯民族的一支——滿族的征服和統治之下才形成的。滿洲利亞是滿人以外族統治者的身份，作為龍興之地帶入的「嫁粧」（明朝在「東北」的穩定統治區域一般只到達遼寧）；蒙古（包括內蒙古）、新疆、西藏（包括青海）都是滿人入主後才納入清朝版圖。

如果歷史再重演一次，現在被視為中國「傳統疆界」的領土很可能根本與現代中國拉不上關係。在18世紀中期之前的一千多年，蒙古曾經是中國的征服者，與明朝又互相攻打；西藏從未屬於中國；「新疆」的歷史在此前，已和中國上千年沒有關係。放在歷史長河的角度，那些地方能被勉強稱為「自古以來」的領土是一件偶然的事。

「中華民族」，同樣也是一個在晚清時期才出現的相當近代的概念。

革命黨人大多主張漢人民族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就是指漢人和內地十八省。革命黨人並非僅為革命宣傳而「發明」這個口號，而是因為經過長期演變，內地十八省已基本形成以漢人為主體的民族（當然十八省還有其他少數民族，但當時一般被忽視），有共同的文字（漢語），穩定的地域（從明朝就基本穩定下來），共同的經濟生活（農業為主），以及共同的心理特徵（儒道釋，宗族禮法等）。

而滿清的其他部分都和漢地異質。地理上，蒙古和西藏一直自治，新疆直到1884年才建省（之前也和漢地區隔），滿洲利亞在1873年才撤除柳條邊，準許漢人移民。語言上，蒙古、西藏、通古斯人、維吾爾人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經濟生活上，蒙古、西藏、回疆以遊牧民族為主，通古斯人則以漁獵採集農業並重。心理特徵上，蒙古、西藏人信奉藏傳佛教，回人信奉伊斯蘭教（當時的回人，包括說漢語的（現在的）回族和說維吾爾語的維吾爾人，但回疆只指新疆）。他們都與漢人差距甚遠。

在晚清不少漢人知識分子的眼裏，滿人固然是要推翻的統治者，回蒙藏人與漢人的關係，比起越南人、朝鮮人、甚至日本人都更疏遠。比如，重要思想家章太炎心目中的中國，除了以漢人為主的中國本部外，還要和越南朝鮮等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地區聯合，回蒙藏的地區倒是可以不要。

一般認為，「中華民族」這個詞是梁啟超最早提出的。通過騎劫「中華」概念，強行納入滿蒙回藏四族，嫁接到「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名詞之上，他發明瞭這個相當古怪、生硬、不符合當時實際的話語。其目的有兩個：一是論證滿清統治的合理性，為君主立憲辯護，二是論證維持中國當時疆域的合理性。「中華民族」的一個變種是「五族合一」，內涵稍有出入，目的則相當一致。

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主導成立臨時政府，顯得很「自然而然」地採用「五族共和」這個「中華民族」的變種的話語，去宣布要接收整個滿清的遺產；接着，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當政，更通過所謂「退位詔書」對滿清遺產照單全收。

這裏面對的理論和道德困難是，漢人有權推翻滿清，民族獨立，為何其他民族就沒有呢？後來，日本鼓動滿洲國獨立，蘇聯鼓動蒙古獨立，日本策劃內蒙古自治，蘇聯和英國支持「東突厥斯坦」獨立，英國扶助西藏自治或獨立，都來自這樣的理論依據，這也是滿清遺產「未解決」的遺留問題。

從民國成立以來，沒有一個漢人政權（無論南北、國共）支持其他民族的自決權，以上事件一概被視為「帝國主義分裂中國」。它們與「割地賠款」等恥辱一起，匯聚為有國恥教育。也因此，「中華民族」的構建不斷加強，作為拒絕「亡國滅種」命運的精神武器，以此把中國從二戰接近滅亡的邊緣中拉回來。

如何評價這段歷史不但複雜，而且與立場有關，本文無法詳細討論；只能說，歷史上總有「不愉快」的時刻。

何為中國？何為中國人？何為中華民族？這些難題至今仍未解決，更不用說金庸成長和寫作的年代了。

更何況，在金庸寫作武俠小說的年代，他還面對一個「新」的構建進程難題。在19世紀中期之後，不考慮其他四大民族，即便是漢人（華人）也由於兩個原因被分隔。第一，因割地之故，中國地區被分為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塊（澳門地區太小，一般未算成一塊）。第二，晚清中期之後，大批華人移居海外，形成數量龐大的海外離散社群，特別以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為多。

1949年之後，這些分隔因素突然嚴重起來。中國共產黨建政大陸，國民黨政權退守剛從日本手裏拿回來的台灣，兩地敵對，不相往來。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封鎖了邊界，陸港兩地再也不能人員自由來往。大陸嚴格控制人民前往海外，海外華人回中國也不容易。這樣，全球華人群體被分割得支離破碎。

正如地理隔離促進物種分化一樣，地理隔離與人員隔離都是構建統一民族的大敵：尚未構建成功的民族可能停止進程，原先構建好的民族也可能重新構建出新的民族。於是，香港和台灣都可能發展自己的民族構建經歷，海外華人也面臨能否保持「中華民族」的認同及他怎麼認識「中國」的問題。

由於這些因素，金庸寫作的年代實乃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關鍵年代。這就是金庸武俠小說在這個進程中發揮作用的大背景。

作為華人共同經歷的金庸小說

沒有一個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說那樣深入人心，流傳廣泛，能跨越時間、地理區隔、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障礙，成為華人彼此「一說起就能說上兩句」的共同話題。

根據班尼迪克·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的現代民族主義構建理論，民族是通過「想像」而構建的。無論我們是否完全同意該觀點，無可否認，共同經歷、共同回憶這些「想像」，確是構建民族國家的重要方式。

金庸小說風靡華人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它提供了給全體華人的一種共同經歷和共同回憶，這本身就是「構建同一個民族」的想像過程。

金庸小說在50年代從香港興起，很快就傳到流通自由的東南亞美洲等海外華人地區。戒嚴時期的台灣警惕「共產主義」，金庸作為左派報章出身的作家，其作品被禁。遠景出版社在1975年要正式出版《射鵰英雄傳》要改名為《大漠英雄傳》，還在蔣經國接見金庸後才能公開發行。但這無礙金庸小說在此前就以其他作家的名字，再換上另一個書名在台灣地下流行。而解禁後，金庸旋即引發閲讀熱潮。

在中國大陸，共產黨把武俠小說視為「封建遺毒」予以封殺。但鄧小平早在1975年就託人從香港帶回金庸小說，對其愛不釋手。1978年鄧小平當政，推行改革開放，武俠小說解禁。可這時，武俠小說還長期被視為「毒害青少年」，中小學大多禁止學生讀金庸。金庸小說在1990年代才正式授權引入發行。但這同樣無法妨礙金庸武俠小說在80年代就以報紙連載、雜誌和盜版書的形式迅速流行。迄今，金庸的小說已經至少售出逾億冊，而由於盜版數量太多，根本無從準確估計。

金庸小說的影響力還不限於文字本身，大量的電視電影改編作品也令其更深入人心。從1976年開始，香港各大電視台不斷拍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屢屢掀起收視狂潮。無綫電視（TVB）拍過幾乎所有金庸小說，不少還拍過兩次。海外中文台，特別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加的中文電視台，則幾乎同步播出。

金庸小說解禁後，香港金庸劇就傳入台灣和大陸。在1980-90年代，TVB拍攝的金庸劇是香港「文化北伐」的一個象徵。1982年的《天龍八部》在台灣掀起收視狂潮；1983年的《射鵰英雄傳》則在大陸引發收視狂潮。繼香港之後，其他地區也拍攝金庸劇，就連在中文電視投入較少的新加坡，也投入強大陣容拍攝過《神鵰俠侶》，而金庸的翻拍熱潮至今未退，最新的是2018年的《倚天屠龍記》。至今，兩岸三地光《射鵰英雄傳》以及其衍生作品就有10部，平均每四年就重拍一次。

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雖然沒有電視劇影響這麼大，但也不乏令人津津樂道的名篇，尤其《笑傲江湖》最有名。許冠傑版本的主題曲《滄海一聲笑》好評如潮，林青霞版本則成為新派武俠電影的奠基。

1996年，台灣出版遊戲《金庸群俠傳》開中文世界RPG遊戲的先河，在兩岸三地都極受歡迎，金庸群俠傳Online版還廣受歡迎。以此為起點又興起龐大的「二次創作」潮，金庸小說和其主人公成為其他文學作品、文學評論、文學解讀的養分。即便小說中的角色名字也已帶有豐富內涵：《此間的少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用金庸小說角色的名字作為筆下大學生的名字是關鍵因素。

可以說，在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人離散社會，沒有一個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說那樣深入人心，流傳廣泛，能跨越時間、地理區隔、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障礙，成為華人彼此「一說起就能說上兩句」的共同話題。

而金庸的逝世，全球華人哀悼，評論金庸的文章形成兩岸三地的巨大流量，中國主席習近平、台灣總統蔡英文都深切哀悼，這些都構成「中華」民族主義的構建。

作為中華記憶的金庸小說

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很大程度得益於大眾流行文化，因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會底層，而不只局限於上層少數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響着這個進程的方向。

金庸對民族主義構建的貢獻，還不止於其流行，還在於其內容深深地刻上「中國」烙印。當然，這或許也是其能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原因。

金庸的武俠小說全部以古代中國作為背景，不牽涉現實政治（最多帶有政治隱喻），能為各種立場的人接受。十五部作品大都都與中國歷史緊密結合，運用虛構的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緊密互動的架構，把小說與歷史融為一體，真實得讓人以為在讀真正的歷史。

金庸小說中的江湖、俠義、快意恩仇、武功門派等都是中國文學世界的特產，中國人一看就懂，卻很難為西方接受。金庸小說很早就被翻譯為日文、越南文、韓文及其他東南亞文字，卻直到最近才開始翻譯為英文。不少中國人認為金庸理應獲諾貝爾獎，但實際上，金庸小說只有幾本被翻譯為西文。這些都說明，金庸小說的「中國性」很高。雖然他也談到人道主義等普世價值，但無不在儒道佛等的中華思想的包裝之下，越接近中華文化的國家越容易明白。

此外，金庸小說還藴藏濃厚的中國文化細節，如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這也進一步加大了跨文化閲讀的障礙。

對中國大陸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來說，不存在缺乏民族國家構建的問題。但對缺乏由上而下推動民族主義教育的香港和海外華人來說，閲讀小說的過程中则不由自主地增加了愛國情懷，對他們保持對「中國性」相當重要。

以香港為例。在金庸開始寫小說的年代還沒有「香港人」共同體。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才有「香港人」的構建過程——而這個構建過程，是向着「香港民族」還是「香港的中國人」、甚至「香港的英國人」方向前進，並不是毫無疑問的。

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很大程度得益於大眾流行文化，因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會底層，而不只局限於上層少數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響着這個進程的方向。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針對平民的社經報章取代了黨派報章，小說連載成為大眾娛樂的媒介。七十年代免費電視開始後，電視劇成為另一種（甚至是最重要）的流行文化媒介。七十年代又興起粵語流行歌。在這幾個領域，題材為何，導向為何，都會深刻影響香港共同體構建的方向。

金庸小說在這幾個領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小說方面不需多說，至今金庸小說還佔據香港公立圖書館借閲排行榜頭位，而且前十名中有八九本都是金庸小說。電視劇方面，金庸劇屢屢掀起收視狂潮，1983年《射鵰英雄傳》和1984年《神鵰俠侶》均取得過99%的收視奇跡。流行歌方面，金庸劇的主題曲和插曲是當年流行樂壇的中堅力量。無論從文字、影視還是歌聲中，都傳遞出了家國之情，潛移默化地增強了受眾的民族國家感情，推動香港人成為「香港的中國人」或「特殊的中國人」的認同。

金庸小說對海外華人構建和保持其「民族家國」想像，可能意義更重大。當年沒有廉價便捷的通訊工具，地理相隔遙遠，與母國也缺乏聯繫，海外華人——或越來越被學界成為「離散華人」，對他們來說，要保持「民族家國」想像即所謂「中國性」並不容易，他們往往要面臨「落地生根」還是「斬草除根」的路向。對海外華人來說，金庸小說和影視作品構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系，對他們「心懷祖國」，保持民族認同的作用更大。

在保持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的同時，金庸小說宏大的歷史圖像，包括蒙滿疆藏的「大中華」版圖，是較舊的讀物所無法提供的。這也令這些海外華人社群，在缺乏官方灌輸的情況下，以另一種途徑「更新」了家國想像。

金庸小說中，不斷進步的民族國家觀

在《天龍八部》這部結構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對民族關係進行深刻反思。他雖然還以漢人視角寫作，但已放棄了「漢人中心論」。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十五本小說有一個貫穿始終的題材，就是民族與國家。在金庸小說中，有十一部小說存在明顯的民族矛盾，其中八部小說以民族衝突為故事的主要矛盾；沒有明顯涉及民族矛盾的，只有《鴛鴦刀》（1961）、《俠客行》（1965）、《笑傲江湖》（1967）、《越女劍》（1970）四部。可見，在金庸的武俠世界，民族問題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甚至是關鍵的角色。而且這些民族矛盾不是想像出來的矛盾，而是與歷史緊密結合的。

武俠小說以民族衝突為題材並不罕見。另一位香港武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歷史與民族關係同樣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金庸和梁羽生成長的年代，正是國恥教育蓬勃的年代。在構建「中華民族」的同時，又過於偏重「大漢族主義」或「漢人中心主義」。因此，不難理解，在一般同類型的武俠小說中，民族關係總被呈現為「滿洲人壞，漢族人好」，或者「遼金入侵中原」的簡單二元對立。

金庸的武俠小說則在民族國家觀念上，一直思考，不斷深入，不斷進步，最終擺脱了「漢人中心主義」，這是他比梁羽生深刻的地方。這種進步過程可從故事和人物兩方面考察（不加特別註明的話，均以1970年代末的「新版」為討論基準）。

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描述清朝統治下，漢人與維吾爾人對滿洲皇帝的反抗。故事的核心有兩條主綫。第一，乾隆皇帝是漢人，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是其弟，於是他有意勸乾隆「作一個漢人皇帝」，最後乾隆反悔，紅花會只能遠走回疆。第二，紅花會幫助維吾爾人對抗清兵，滿清是「侵略者」，維吾爾人是正義的抵抗者。

這種民族矛盾的設定，很明顯混合國恥教育的「大漢族意識」加共產黨「階級鬥爭理論」：漢人好，滿洲人壞，反抗滿族的維吾爾人好。這同樣體現在人物塑造方面：滿清的一方固然反面，漢人如果依附滿清政權，不但當了漢奸，其他方面的人格也都不堪，比如張召重就殺害自己的師兄。

承接《書劍恩仇錄》的 《飛狐外傳》和《雪山飛狐》，雖然有滿清政府和漢人江湖俠客的衝突，但民族因素有所弱化，更像是普通的官府與俠客的關係（只不過官府是滿族人而已）。但在人物塑造上，滿清（與依附滿清的漢人）一方，負面形象依然非常明顯。

而《碧血劍》就出現了明顯的轉折。袁承志要為父報仇的敵人有兩個：明朝的崇禎，滿清的皇太極。最後兩者都沒有報仇成功，但過程相當不一樣。沒有刺殺崇禎不是因為殺不了，而是袁承志與公主阿九的兒女私情，及基於防止清兵入關的權宜。沒有刺殺皇太極則一是因他武力不敵被擒，另一原因則是皇太極的勤政和雄才大略給袁承志深刻印象，「只覺句句入耳動心，渾忘了此來是要刺死此人」。

皇太極還故意安排機會，讓祖大壽私下放走袁。故當袁承志知道皇太極死時，「內心卻殊無歡愉之意」。金庸在小說中，讚揚皇太極，貶斥崇禎非常明顯。更有甚者，就連共產黨理論中被褒揚的「起義領袖」李自成，也成為金庸貶斥的對象。在故事最後李自成要殺李巖令袁承志大失所望不用多說，即便在此前，袁承志也已認為李自成不如皇太極。《碧血劍》中的「漢奸」和滿洲人也不再是扁平的性格，如祖大壽放了袁承志，令他「茫然若失」，顛覆了「正邪忠奸」的概念。

射鵰三部曲發生在南宋和元朝，從題材上說是標準的國仇家恨材料。在《射鵰英雄傳》以「靖康恥」為切入點，比較接近傳統，貶斥金人和「認賊作父」的楊康。但金庸獨具匠心地安排了主人公郭靖是在蒙古長大的漢人，又是拖雷的「安達」和成吉思汗的金刀駙馬，賦予了區別於一般漢人的身份，加入了新一層民族矛盾，為故事發展以及續集進一步深入留下伏筆。

對郭靖來說，無論漢人還是蒙古人立場，反金都是「正義」。在故事的大部分時間，兩種身份沒有衝突。後來，成吉思汗要郭靖攻打宋朝，郭靖在母親的教誨下決定背叛蒙古：「我是大宋臣民，豈能聽你號令，攻打自己邦國？」雖然在故事最後，郭靖見成吉思汗時說出「你殺這麼多人，流這麼多血，佔了這麼多國土，到頭來又有何用？」的話，但驅使郭靖反叛的根本原因還是漢人認同，即標準的「血緣決定認同」的思維。

金庸的民族思想在《神鵰俠侶》中出現不小變化。主人公楊過並不太在乎家國情懷，經常搖擺於幫郭靖還是幫蒙古人之間。直到十六年後，他才終於真心接受郭靖那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邏輯。相應地，在人物的塑造中，《神鵰》的番邦人物也沒有《射鵰》這麼負面。金輪法王是最大的反派boss，但形象已經沒有西毒、裘千仞那麼負面，也做了憐憫郭襄的好事，其弟子達爾巴更是淳樸之人。

《倚天屠龍記》的女主角趙敏是蒙古郡主，這是三部曲中的主角的第一個外族的正面角色。她因愛上張無忌而背叛了父親和蒙古。聼起來，這是標準的「大漢民族主義」敘述。但張無忌能體諒趙敏的蒙古人身份，「她是朝廷郡主，背叛父兄而跟隨於我，再要她定計去殺自己蒙古族人，未免強人所難。」這已離開了「改邪歸正」的設定。在故事最後，朱元璋使用詭計令張無忌離開明教，也說明了漢人政權的不堪。在新修版，張無忌和趙敏退隱到蒙古，同樣表達了對漢人政權的不滿。於是最後，趙敏固然背叛了蒙古，張無忌又何嘗沒有「背叛」了漢人？

《白馬嘯西風》這部短篇作品不太受人重視，但在民族問題上有其重要的特色。除了女主角李文秀與哈薩克人蘇普、瓦耳拉齊及漢人馬家駿等的異族愛情瓜葛，點出了愛情不分民族之外，最大的亮點就是高昌國的故事。高昌雖然臣服於唐朝，唐朝卻不滿足，要求他們遵守漢人的規矩。唐朝因此派大軍攻打，俘虜王族與文武百官，還「賜了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等給高昌」。可是，高昌人卻認為，「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歡」，將唐太宗所賜的物品都放在迷宮中，「誰也不去多瞧上一眼」。金庸沒有用很負面的語言描述這段歷史，但在故事最後，通過形容李文秀「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已經足以表明對漢人政權這種「大漢族主義」的反感。

在《天龍八部》這部結構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對民族關係進行深刻反思。他雖然還以漢人視角寫作，但已放棄了「漢人中心論」。

在宋朝長大的丐幫幫主蕭峰一心抗遼，卻因契丹人身世被揭而被逐，成為武林公敵。長期受漢人民族主義教育的蕭峰，無法接受契丹人的身份，卻在不得已之下違背了「不殺一個漢人」的諾言。正在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自己就是「豬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虜」時，他目睹邊境漢人對契丹人的屠殺，意識到「胡人中有好有壞，漢人中也有好有壞」的道理，從此「 不再以契丹人為恥，也不以大宋為榮。」蕭峰就此從漢人民族主義中解脱出來。

此後，他成為大遼皇帝的義弟、南院大王，但同樣沒有站在契丹的一方進攻宋國。慕容博希望以自己的死來交換蕭峰攻宋，還以「大遼國之臣，不思盡忠報國，如何對得起大遼？」相激。蕭峰凜然回應：「我對大遼盡忠報國，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為了一己的榮華富貴，因而殺人取地、建功立業。」這博得掃地僧「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蒼生為念……大仁大義、大英雄」的讚譽。遼帝命令他攻宋，他同樣拒絕而被囚。

蕭峰在漢人、大理人、西域人、和女真人的救援下逃出，但不少契丹人和救援者被殺，令他再次感到民族身份的掙扎。最後他在脅迫耶律洪基答應不再攻宋之後，說「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而自殺，結束了悲劇性的一生。在蕭峰的一生中，人道主義最後戰勝了民族主義，他也因此成為金庸筆下最大的英雄。

「北喬峰」的反面，是「南慕容」慕容博和慕容復。慕容家族一生為民族主義驅動，希望恢復鮮卑國家，不惜在武林搞風搞雨，無所不用其極，可是最後一事無成，眾叛親離，慕容復也落得瘋癲的下場。

正如遼帝攻宋的民族主義被批判，宋帝的漢人民族主義也被批判。宋哲宗趙煦在小說被描繪為才大志疏，同樣希望大動干戈攻打遼國，「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較量一番」。太皇太後臨死前勸阻，她雖然肯定王安石「為國為民」不是壞人（與郭靖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相反），但指出「為國為民」並非任何時候都正確，繼而指出只有「與民休息，頒行仁政，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至於一眾漢人江湖豪客，其漢人中心主義則是蕭峰悲劇的主因。在故事最後，他們救蕭峰只是感動於蕭峰不攻打宋國，「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直到最後才反思，「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

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與《碧血劍》有輕微的傳承關係，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顛覆了其早期的滿漢民族關係觀，漢人民族主義被他摒棄。滿人康熙皇帝是書中最大的正面人物，漢人反抗集團，無論是天地會、沐王府、吳三桂、神龍島、九難師太，無一不被金庸否定。他們當中不乏可敬的英雄（比如陳近南、吳六奇），但均以悲劇收場，只有康熙皇帝笑到最後。

主人公韋小寳最後被顧炎武、黃黎洲、呂留良、查繼佐等勸說擔任反清領袖。四位大儒一開始搬出民族大義，但在知識結構甚低的韋小寳的反駁下，被迫承認「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殺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沒有一個及得上康熙，最後把理由退到「韃子佔了我們漢家江山，……這口氣總是嚥不下去。」這不啻是巨大的諷刺。

《天龍八部》已有龐大的「天下觀」，但由於故事發生在北宋，與現代中國民族與疆界的關聯較微弱。《鹿鼎記》則很明顯地把中國現代疆域作為「天下」概括在內，刻意強調這個構建過程的正統性。藏人大喇嘛桑結、準格爾蒙古王子葛爾丹都需要向康熙尋求支持，也敘述了兼併台灣。小說中還出現了「外族」的俄羅斯。吳三桂和神龍島結交俄羅斯，被視為勾結外人。韋小寳親自作為談判代表，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奠定中國遠東邊界的基礎。

以與現代中華民族的關係而論，《鹿鼎記》可謂表達「平等的中華各民族」內涵的集大成者。

在金庸先生逝世的2018年，回過頭來看金庸在民族問題上的思考，未必顯得非常前衞。但考慮到金庸成長和寫作的年代，「中國是漢人的國家」甚至「中國等於漢人」的理論還大行其道，金庸能在小說中有這樣的思考，實屬難能可貴。對比另一位武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就能看出巨大差距。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重新重視少數民族問題。金庸作品中開明的民族觀和國家觀，給當時還沉浸在大漢族主義的中國大陸讀者，帶來了沖擊性的思考。雖然沒有確切數量研究表明影響有多大， 但其影響之深，則是毋庸置疑的。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關注美國政治、領土領海爭議、東海與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