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在国家与民族叙事中，反“民族主义”的金庸小说

10月30日香港作家金庸逝世，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哀悼与纪念。作为文学家的金庸，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十几部沉甸甸的小说，还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全球华人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华语世界的重要思想塑造者。

本文笔者将从民族与国家构建的角度阐述金庸的贡献。这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金庸小说的流行度本身；第二，金庸小说中蕴藏著的浓厚中国文化；第三，金庸小说中的不断演变的民族观，带给读者的深入思考。

金庸写作的年代，面对“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难题

金庸写作的年代实乃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年代。

尽管中国历史悠久，基本奠定中国现在疆界（除了蒙古后来独立）还是18世纪中期的事，而且还是在一个人数极少的“满洲利亚”（Manchuria）通古斯民族的一支——满族的征服和统治之下才形成的。满洲利亚是满人以外族统治者的身份，作为龙兴之地带入的“嫁妆”（明朝在“东北”的稳定统治区域一般只到达辽宁）；蒙古（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包括青海）都是满人入主后才纳入清朝版图。

如果历史再重演一次，现在被视为中国“传统疆界”的领土很可能根本与现代中国拉不上关系。在18世纪中期之前的一千多年，蒙古曾经是中国的征服者，与明朝又互相攻打；西藏从未属于中国；“新疆”的历史在此前，已和中国上千年没有关系。放在历史长河的角度，那些地方能被勉强称为“自古以来”的领土是一件偶然的事。

“中华民族”，同样也是一个在晚清时期才出现的相当近代的概念。

革命党人大多主张汉人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就是指汉人和内地十八省。革命党人并非仅为革命宣传而“发明”这个口号，而是因为经过长期演变，内地十八省已基本形成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当然十八省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但当时一般被忽视），有共同的文字（汉语），稳定的地域（从明朝就基本稳定下来），共同的经济生活（农业为主），以及共同的心理特征（儒道释，宗族礼法等）。

而满清的其他部分都和汉地异质。地理上，蒙古和西藏一直自治，新疆直到1884年才建省（之前也和汉地区隔），满洲利亚在1873年才撤除柳条边，准许汉人移民。语言上，蒙古、西藏、通古斯人、维吾尔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经济生活上，蒙古、西藏、回疆以游牧民族为主，通古斯人则以渔猎采集农业并重。心理特征上，蒙古、西藏人信奉藏传佛教，回人信奉伊斯兰教（当时的回人，包括说汉语的（现在的）回族和说维吾尔语的维吾尔人，但回疆只指新疆）。他们都与汉人差距甚远。

在晚清不少汉人知识分子的眼里，满人固然是要推翻的统治者，回蒙藏人与汉人的关系，比起越南人、朝鲜人、甚至日本人都更疏远。比如，重要思想家章太炎心目中的中国，除了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本部外，还要和越南朝鲜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联合，回蒙藏的地区倒是可以不要。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通过骑劫“中华”概念，强行纳入满蒙回藏四族，嫁接到“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名词之上，他发明了这个相当古怪、生硬、不符合当时实际的话语。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论证满清统治的合理性，为君主立宪辩护，二是论证维持中国当时疆域的合理性。“中华民族”的一个变种是“五族合一”，内涵稍有出入，目的则相当一致。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主导成立临时政府，显得很“自然而然”地采用“五族共和”这个“中华民族”的变种的话语，去宣布要接收整个满清的遗产；接着，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当政，更通过所谓“退位诏书”对满清遗产照单全收。

这里面对的理论和道德困难是，汉人有权推翻满清，民族独立，为何其他民族就没有呢？后来，日本鼓动满洲国独立，苏联鼓动蒙古独立，日本策划内蒙古自治，苏联和英国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英国扶助西藏自治或独立，都来自这样的理论依据，这也是满清遗产“未解决”的遗留问题。

从民国成立以来，没有一个汉人政权（无论南北、国共）支持其他民族的自决权，以上事件一概被视为“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它们与“割地赔款”等耻辱一起，汇聚为有国耻教育。也因此，“中华民族”的构建不断加强，作为拒绝“亡国灭种”命运的精神武器，以此把中国从二战接近灭亡的边缘中拉回来。

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不但复杂，而且与立场有关，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只能说，历史上总有“不愉快”的时刻。

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华民族？这些难题至今仍未解决，更不用说金庸成长和写作的年代了。

更何况，在金庸写作武侠小说的年代，他还面对一个“新”的构建进程难题。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不考虑其他四大民族，即便是汉人（华人）也由于两个原因被分隔。第一，因割地之故，中国地区被分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块（澳门地区太小，一般未算成一块）。第二，晚清中期之后，大批华人移居海外，形成数量庞大的海外离散社群，特别以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为多。

1949年之后，这些分隔因素突然严重起来。中国共产党建政大陆，国民党政权退守刚从日本手里拿回来的台湾，两地敌对，不相往来。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封锁了边界，陆港两地再也不能人员自由来往。大陆严格控制人民前往海外，海外华人回中国也不容易。这样，全球华人群体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正如地理隔离促进物种分化一样，地理隔离与人员隔离都是构建统一民族的大敌：尚未构建成功的民族可能停止进程，原先构建好的民族也可能重新构建出新的民族。于是，香港和台湾都可能发展自己的民族构建经历，海外华人也面临能否保持“中华民族”的认同及他怎么认识“中国”的问题。

由于这些因素，金庸写作的年代实乃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年代。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大背景。

作为华人共同经历的金庸小说

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说那样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能跨越时间、地理区隔、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障碍，成为华人彼此“一说起就能说上两句”的共同话题。

根据班尼迪克·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主义构建理论，民族是通过“想像”而构建的。无论我们是否完全同意该观点，无可否认，共同经历、共同回忆这些“想像”，确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

金庸小说风靡华人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它提供了给全体华人的一种共同经历和共同回忆，这本身就是“构建同一个民族”的想像过程。

金庸小说在50年代从香港兴起，很快就传到流通自由的东南亚美洲等海外华人地区。戒严时期的台湾警惕“共产主义”，金庸作为左派报章出身的作家，其作品被禁。远景出版社在1975年要正式出版《射雕英雄传》要改名为《大漠英雄传》，还在蒋经国接见金庸后才能公开发行。但这无碍金庸小说在此前就以其他作家的名字，再换上另一个书名在台湾地下流行。而解禁后，金庸旋即引发阅读热潮。

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把武侠小说视为“封建遗毒”予以封杀。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托人从香港带回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1978年邓小平当政，推行改革开放，武侠小说解禁。可这时，武侠小说还长期被视为“毒害青少年”，中小学大多禁止学生读金庸。金庸小说在1990年代才正式授权引入发行。但这同样无法妨碍金庸武侠小说在80年代就以报纸连载、杂志和盗版书的形式迅速流行。迄今，金庸的小说已经至少售出逾亿册，而由于盗版数量太多，根本无从准确估计。

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还不限于文字本身，大量的电视电影改编作品也令其更深入人心。从1976年开始，香港各大电视台不断拍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屡屡掀起收视狂潮。无线电视（TVB）拍过几乎所有金庸小说，不少还拍过两次。海外中文台，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加的中文电视台，则几乎同步播出。

金庸小说解禁后，香港金庸剧就传入台湾和大陆。在1980-90年代，TVB拍摄的金庸剧是香港“文化北伐”的一个象征。1982年的《天龙八部》在台湾掀起收视狂潮；1983年的《射雕英雄传》则在大陆引发收视狂潮。继香港之后，其他地区也拍摄金庸剧，就连在中文电视投入较少的新加坡，也投入强大阵容拍摄过《神雕侠侣》，而金庸的翻拍热潮至今未退，最新的是2018年的《倚天屠龙记》。至今，两岸三地光《射雕英雄传》以及其衍生作品就有10部，平均每四年就重拍一次。

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虽然没有电视剧影响这么大，但也不乏令人津津乐道的名篇，尤其《笑傲江湖》最有名。许冠杰版本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好评如潮，林青霞版本则成为新派武侠电影的奠基。

1996年，台湾出版游戏《金庸群侠传》开中文世界RPG游戏的先河，在两岸三地都极受欢迎，金庸群侠传Online版还广受欢迎。以此为起点又兴起庞大的“二次创作”潮，金庸小说和其主人公成为其他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学解读的养分。即便小说中的角色名字也已带有丰富内涵：《此间的少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用金庸小说角色的名字作为笔下大学生的名字是关键因素。

可以说，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离散社会，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说那样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能跨越时间、地理区隔、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障碍，成为华人彼此“一说起就能说上两句”的共同话题。

而金庸的逝世，全球华人哀悼，评论金庸的文章形成两岸三地的巨大流量，中国主席习近平、台湾总统蔡英文都深切哀悼，这些都构成“中华”民族主义的构建。

作为中华记忆的金庸小说

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大众流行文化，因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而不只局限于上层少数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进程的方向。

金庸对民族主义构建的贡献，还不止于其流行，还在于其内容深深地刻上“中国”烙印。当然，这或许也是其能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原因。

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部以古代中国作为背景，不牵涉现实政治（最多带有政治隐喻），能为各种立场的人接受。十五部作品大都都与中国历史紧密结合，运用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紧密互动的架构，把小说与历史融为一体，真实得让人以为在读真正的历史。

金庸小说中的江湖、侠义、快意恩仇、武功门派等都是中国文学世界的特产，中国人一看就懂，却很难为西方接受。金庸小说很早就被翻译为日文、越南文、韩文及其他东南亚文字，却直到最近才开始翻译为英文。不少中国人认为金庸理应获诺贝尔奖，但实际上，金庸小说只有几本被翻译为西文。这些都说明，金庸小说的“中国性”很高。虽然他也谈到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但无不在儒道佛等的中华思想的包装之下，越接近中华文化的国家越容易明白。

此外，金庸小说还蕴藏浓厚的中国文化细节，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这也进一步加大了跨文化阅读的障碍。

对中国大陆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来说，不存在缺乏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但对缺乏由上而下推动民族主义教育的香港和海外华人来说，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则不由自主地增加了爱国情怀，对他们保持对“中国性”相当重要。

以香港为例。在金庸开始写小说的年代还没有“香港人”共同体。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才有“香港人”的构建过程——而这个构建过程，是向着“香港民族”还是“香港的中国人”、甚至“香港的英国人”方向前进，并不是毫无疑问的。

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大众流行文化，因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而不只局限于上层少数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进程的方向。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针对平民的社经报章取代了党派报章，小说连载成为大众娱乐的媒介。七十年代免费电视开始后，电视剧成为另一种（甚至是最重要）的流行文化媒介。七十年代又兴起粤语流行歌。在这几个领域，题材为何，导向为何，都会深刻影响香港共同体构建的方向。

金庸小说在这几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小说方面不需多说，至今金庸小说还占据香港公立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头位，而且前十名中有八九本都是金庸小说。电视剧方面，金庸剧屡屡掀起收视狂潮，1983年《射雕英雄传》和1984年《神雕侠侣》均取得过99%的收视奇迹。流行歌方面，金庸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是当年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无论从文字、影视还是歌声中，都传递出了家国之情，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受众的民族国家感情，推动香港人成为“香港的中国人”或“特殊的中国人”的认同。

金庸小说对海外华人构建和保持其“民族家国”想像，可能意义更重大。当年没有廉价便捷的通讯工具，地理相隔遥远，与母国也缺乏联系，海外华人——或越来越被学界成为“离散华人”，对他们来说，要保持“民族家国”想像即所谓“中国性”并不容易，他们往往要面临“落地生根”还是“斩草除根”的路向。对海外华人来说，金庸小说和影视作品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对他们“心怀祖国”，保持民族认同的作用更大。

在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的同时，金庸小说宏大的历史图像，包括蒙满疆藏的“大中华”版图，是较旧的读物所无法提供的。这也令这些海外华人社群，在缺乏官方灌输的情况下，以另一种途径“更新”了家国想像。

金庸小说中，不断进步的民族国家观

在《天龙八部》这部结构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对民族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虽然还以汉人视角写作，但已放弃了“汉人中心论”。作为小说，金庸没有通过说教把反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明确点出，但通过故事，无疑能让读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十五本小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题材，就是民族与国家。在金庸小说中，有十一部小说存在明显的民族矛盾，其中八部小说以民族冲突为故事的主要矛盾；没有明显涉及民族矛盾的，只有《鸳鸯刀》（1961）、《侠客行》（1965）、《笑傲江湖》（1967）、《越女剑》（1970）四部。可见，在金庸的武侠世界，民族问题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的角色。而且这些民族矛盾不是想像出来的矛盾，而是与历史紧密结合的。

武侠小说以民族冲突为题材并不罕见。另一位香港武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历史与民族关系同样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金庸和梁羽生成长的年代，正是国耻教育蓬勃的年代。在构建“中华民族”的同时，又过于偏重“大汉族主义”或“汉人中心主义”。因此，不难理解，在一般同类型的武侠小说中，民族关系总被呈现为“满洲人坏，汉族人好”，或者“辽金入侵中原”的简单二元对立。

金庸的武侠小说则在民族国家观念上，一直思考，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最终摆脱了“汉人中心主义”，这是他比梁羽生深刻的地方。这种进步过程可从故事和人物两方面考察（不加特别注明的话，均以1970年代末的“新版”为讨论基准）。

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描述清朝统治下，汉人与维吾尔人对满洲皇帝的反抗。故事的核心有两条主线。第一，乾隆皇帝是汉人，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是其弟，于是他有意劝乾隆“作一个汉人皇帝”，最后乾隆反悔，红花会只能远走回疆。第二，红花会帮助维吾尔人对抗清兵，满清是“侵略者”，维吾尔人是正义的抵抗者。

这种民族矛盾的设定，很明显混合国耻教育的“大汉族意识”加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汉人好，满洲人坏，反抗满族的维吾尔人好。这同样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满清的一方固然反面，汉人如果依附满清政权，不但当了汉奸，其他方面的人格也都不堪，比如张召重就杀害自己的师兄。

承接《书剑恩仇录》的 《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虽然有满清政府和汉人江湖侠客的冲突，但民族因素有所弱化，更像是普通的官府与侠客的关系（只不过官府是满族人而已）。但在人物塑造上，满清（与依附满清的汉人）一方，负面形象依然非常明显。

而《碧血剑》就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袁承志要为父报仇的敌人有两个：明朝的崇祯，满清的皇太极。最后两者都没有报仇成功，但过程相当不一样。没有刺杀崇祯不是因为杀不了，而是袁承志与公主阿九的儿女私情，及基于防止清兵入关的权宜。没有刺杀皇太极则一是因他武力不敌被擒，另一原因则是皇太极的勤政和雄才大略给袁承志深刻印象，“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

皇太极还故意安排机会，让祖大寿私下放走袁。故当袁承志知道皇太极死时，“内心却殊无欢愉之意”。金庸在小说中，赞扬皇太极，贬斥崇祯非常明显。更有甚者，就连共产党理论中被褒扬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成为金庸贬斥的对象。在故事最后李自成要杀李岩令袁承志大失所望不用多说，即便在此前，袁承志也已认为李自成不如皇太极。《碧血剑》中的“汉奸”和满洲人也不再是扁平的性格，如祖大寿放了袁承志，令他“茫然若失”，颠覆了“正邪忠奸”的概念。

射雕三部曲发生在南宋和元朝，从题材上说是标准的国仇家恨材料。在《射雕英雄传》以“靖康耻”为切入点，比较接近传统，贬斥金人和“认贼作父”的杨康。但金庸独具匠心地安排了主人公郭靖是在蒙古长大的汉人，又是拖雷的“安达”和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赋予了区别于一般汉人的身份，加入了新一层民族矛盾，为故事发展以及续集进一步深入留下伏笔。

对郭靖来说，无论汉人还是蒙古人立场，反金都是“正义”。在故事的大部分时间，两种身份没有冲突。后来，成吉思汗要郭靖攻打宋朝，郭靖在母亲的教诲下决定背叛蒙古：“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虽然在故事最后，郭靖见成吉思汗时说出“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的话，但驱使郭靖反叛的根本原因还是汉人认同，即标准的“血缘决定认同”的思维。

金庸的民族思想在《神雕侠侣》中出现不小变化。主人公杨过并不太在乎家国情怀，经常摇摆于帮郭靖还是帮蒙古人之间。直到十六年后，他才终于真心接受郭靖那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逻辑。相应地，在人物的塑造中，《神雕》的番邦人物也没有《射雕》这么负面。金轮法王是最大的反派boss，但形象已经没有西毒、裘千仞那么负面，也做了怜悯郭襄的好事，其弟子达尔巴更是淳朴之人。

《倚天屠龙记》的女主角赵敏是蒙古郡主，这是三部曲中的主角的第一个外族的正面角色。她因爱上张无忌而背叛了父亲和蒙古。聼起来，这是标准的“大汉民族主义”叙述。但张无忌能体谅赵敏的蒙古人身份，“她是朝廷郡主，背叛父兄而跟随于我，再要她定计去杀自己蒙古族人，未免强人所难。”这已离开了“改邪归正”的设定。在故事最后，朱元璋使用诡计令张无忌离开明教，也说明了汉人政权的不堪。在新修版，张无忌和赵敏退隐到蒙古，同样表达了对汉人政权的不满。于是最后，赵敏固然背叛了蒙古，张无忌又何尝没有“背叛”了汉人？

《白马啸西风》这部短篇作品不太受人重视，但在民族问题上有其重要的特色。除了女主角李文秀与哈萨克人苏普、瓦耳拉齐及汉人马家骏等的异族爱情瓜葛，点出了爱情不分民族之外，最大的亮点就是高昌国的故事。高昌虽然臣服于唐朝，唐朝却不满足，要求他们遵守汉人的规矩。唐朝因此派大军攻打，俘虏王族与文武百官，还“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可是，高昌人却认为，“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物品都放在迷宫中，“谁也不去多瞧上一眼”。金庸没有用很负面的语言描述这段历史，但在故事最后，通过形容李文秀“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已经足以表明对汉人政权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反感。

在《天龙八部》这部结构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对民族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虽然还以汉人视角写作，但已放弃了“汉人中心论”。

在宋朝长大的丐帮帮主萧峰一心抗辽，却因契丹人身世被揭而被逐，成为武林公敌。长期受汉人民族主义教育的萧峰，无法接受契丹人的身份，却在不得已之下违背了“不杀一个汉人”的诺言。正在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就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时，他目睹边境汉人对契丹人的屠杀，意识到“胡人中有好有坏，汉人中也有好有坏”的道理，从此“ 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萧峰就此从汉人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

此后，他成为大辽皇帝的义弟、南院大王，但同样没有站在契丹的一方进攻宋国。慕容博希望以自己的死来交换萧峰攻宋，还以“大辽国之臣，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相激。萧峰凛然回应：“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这博得扫地僧“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苍生为念……大仁大义、大英雄”的赞誉。辽帝命令他攻宋，他同样拒绝而被囚。

萧峰在汉人、大理人、西域人、和女真人的救援下逃出，但不少契丹人和救援者被杀，令他再次感到民族身份的挣扎。最后他在胁迫耶律洪基答应不再攻宋之后，说“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而自杀，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在萧峰的一生中，人道主义最后战胜了民族主义，他也因此成为金庸笔下最大的英雄。

“北乔峰”的反面，是“南慕容”慕容博和慕容复。慕容家族一生为民族主义驱动，希望恢复鲜卑国家，不惜在武林搞风搞雨，无所不用其极，可是最后一事无成，众叛亲离，慕容复也落得疯癫的下场。

正如辽帝攻宋的民族主义被批判，宋帝的汉人民族主义也被批判。宋哲宗赵煦在小说被描绘为才大志疏，同样希望大动干戈攻打辽国，“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较量一番”。太皇太后临死前劝阻，她虽然肯定王安石“为国为民”不是坏人（与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反），但指出“为国为民”并非任何时候都正确，继而指出只有“与民休息，颁行仁政，即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于一众汉人江湖豪客，其汉人中心主义则是萧峰悲剧的主因。在故事最后，他们救萧峰只是感动于萧峰不攻打宋国，“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直到最后才反思，“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

作为小说，金庸没有通过说教把反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明确点出，但通过故事，无疑能让读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与《碧血剑》有轻微的传承关系，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其早期的满汉民族关系观，汉人民族主义被他摒弃。满人康熙皇帝是书中最大的正面人物，汉人反抗集团，无论是天地会、沐王府、吴三桂、神龙岛、九难师太，无一不被金庸否定。他们当中不乏可敬的英雄（比如陈近南、吴六奇），但均以悲剧收场，只有康熙皇帝笑到最后。

主人公韦小寳最后被顾炎武、黄黎洲、吕留良、查继佐等劝说担任反清领袖。四位大儒一开始搬出民族大义，但在知识结构甚低的韦小寳的反驳下，被迫承认“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没有一个及得上康熙，最后把理由退到“鞑子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这不啻是巨大的讽刺。

《天龙八部》已有庞大的“天下观”，但由于故事发生在北宋，与现代中国民族与疆界的关联较微弱。《鹿鼎记》则很明显地把中国现代疆域作为“天下”概括在内，刻意强调这个构建过程的正统性。藏人大喇嘛桑结、准格尔蒙古王子葛尔丹都需要向康熙寻求支持，也叙述了兼并台湾。小说中还出现了“外族”的俄罗斯。吴三桂和神龙岛结交俄罗斯，被视为勾结外人。韦小寳亲自作为谈判代表，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奠定中国远东边界的基础。

以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关系而论，《鹿鼎记》可谓表达“平等的中华各民族”内涵的集大成者。

在金庸先生逝世的2018年，回过头来看金庸在民族问题上的思考，未必显得非常前卫。但考虑到金庸成长和写作的年代，“中国是汉人的国家”甚至“中国等于汉人”的理论还大行其道，金庸能在小说中有这样的思考，实属难能可贵。对比另一位武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就能看出巨大差距。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重新重视少数民族问题。金庸作品中开明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给当时还沉浸在大汉族主义的中国大陆读者，带来了冲击性的思考。虽然没有确切数量研究表明影响有多大， 但其影响之深，则是毋庸置疑的。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关注美国政治、领土领海争议、东海与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