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新時代談論改革開放：南方不談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

上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時隔六年之後，第二次以最高領導人身份到廣東視察，先後走訪了珠海、深圳、清遠、廣州。

這次視察令許多人充滿期待，在習到達廣東的數天前，對其行程和其中蘊含的政治意味，坊間就已經有種種猜測，尤其是許多人開始討論，這會否是另一場「南巡」。

「南巡」指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92年的廣東之行。彼時，中國剛剛經歷六四事件，社會和政府彼此之間充斥着不信任。在中南海內，保守的政治聲音鵲起，而鄧小平以退休的身份訪問廣東，在深圳、珠海與廣州發表一系列講話，倒逼北京繼續改革。從此，領導人的「南巡」就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象徵意義，象徵着黨內改革派壓過保守派。

如今，面對中美貿易戰，中國政府在經濟上面對巨大壓力。本屆政府推行的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國企改革等經濟路線，在今年引發了一系列批評和擔憂。在淘汰落後產能，做大做強國企等政策下，在較高的税負水平和不夠景氣的市場環境下，中國的中小私有企業在利潤率、市場競爭力、資金流動性等種種方面都困難重重。9月11日前後，一篇主張「私營經濟完成了歷史使命應該離場了」的文章，更是在中國社交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一週之後，在北京召開了有習的經濟助手兼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出席的「經濟學五十人論壇」，與會的經濟學家也都擔憂私有制經濟的空間被過度打壓。

面對這些擔憂，中央政府開始釋放出一系列信號以提振信心。在「私有經濟退場論」出現後，央媒紛紛發文闢謠。10月16日，國資委稱不存在「國進民退」問題。10月19日，劉鶴接受了央媒的採訪，表示國進民退的議論「片面而錯誤」，「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行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問題，必須堅決予以糾正」。最高領導人也在9月下旬視察東北時表示「毫不動搖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不過，在行程中，習近平同樣表示，任何「唱衰國企」的言論都是錯誤的，這種表示和「自力更生」的表態一起，繼續加強了中小業主和中產階級的不安。

在這種形勢下，安撫倚重出口業務的廣東，提振惶然的民營企業的信心，顯然是「形勢大過人」的不二之選。人們對最高領導人肯定改革開放路線也翹首以盼。在深圳，有些證券界的微信群裏甚至以最高領導人是否去蓮花山「朝聖」鄧小平雕像作為投資風向標：「要是去了，我就滿倉買入！」。

多少令人意料之外但也意料之中的，是習在廣東並沒有太多表態，已有的表態也四平八穩。參觀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與前海試驗區的過程中，他不斷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也不斷肯定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而他既沒有拜訪鄧的銅像，也沒有提出新的、和過去幾年基調不同的觀點。與其說這是一場「南巡」，不如說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地方視察。畢竟，在習近平剛上任總書記的2012年的第一場廣東考察中，他既模仿了鄧的南巡路線——先到深圳再到珠海再到廣州，也向鄧小平銅像敬了鮮花，同時還會見了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的老幹部，象徵意味十足。

時隔六年，相同的模式，沒有再複製。

廣東的新問題

改革開放的正統敘事，在意識形態上添下一道大裂隙。無論承認與否，這道裂隙已將1949年之後的共和國史直接分為了「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這兩個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時代。

視察過後，廣東省的公務員系統開始自上而下推動學習「總書記在廣東的重要講話」的精神。而民間的態度則有些「失語」：旋風之後，似乎該做什麼就還要繼續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就繼續不能做什麼。對擔心「國進民退」的人來說，領導人的講話和表態既沒有增加擔心，但也不見得能夠消除憂慮。

許多分析，都將這種模糊的狀態指向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內部衝突。但這些分析往往忽略了，「改革開放」前沿的社會生態，也足以令官方對改革開放的態度趨向於模糊。

上週有這樣一則新聞：習近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新領導班子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在講話中，最高領導人強調要「團結億萬職工積極建功新時代，開創我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新局面……認真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的基本職責」。

這場講話並不只是例行公事。過去數月，廣東地區的工會系統先後要求開展新的工會模式，吸納靈活就業人員——快遞員、卡車司機、互聯網從業人員等加入工會系統，並且要求工會要在幫助員工「維權」上多下功夫。與此同時，多地報導出黨委進入私營企業工會的新聞，造成了一陣「是不是要公私合營了？」的民營經濟內部和社會輿論中的意外恐慌。

工會的新聞同廣東有關係嗎？如果聯繫到上月在深圳發生的事情，一切脈絡便顯得合理了。

在上月，延燒數月之久的深圳佳士工廠學生－工人抗議，被強力部門清場。佳士事件的導火索，正是工人要求建立自主工會，同資方與維穩部門發生了衝突，吸引到了全國各地「毛派」學生的支持，最終變成了一場近年來少見的規模不大但串聯極多且對抗氛圍激烈的社會運動。

佳士事件與廣東的工會新政其實暴露出，在複雜的社會情境面前，「廣東模式」已成為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其中一個來源。改革開放的正統敘事，則在意識形態上添下一道大裂隙。無論承認與否，這道裂隙，已經將1949年之後的共和國史直接分為了「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這兩個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時代。而佳士事件和其後黨、政府對工會系統的關注，則意味着另一種「形勢大過人」——一種必須處理「舊」改革開放敘事的迫切需要。

改革開放的戈耳狄俄斯之結

毛時代與改革開放的兩條路線的對立，就像是希臘傳奇故事裏沒有人解得開的戈耳狄俄斯之結，困擾着過去、當下乃至未來的黨-國體制。

在改革開放話語的對立兩方中，站在「挺改革開放」一邊的，有一大批改革派與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他們眼中，「前三十年」意味着政治與經濟上的雙重不自由。國家對國民經濟嚴格控制，經濟水平一塌糊塗，白白「錯失」許多年。乃至進一步，前三十年是許多人眼中獨裁專制的時代。而改革開放， 意味着對這個時代的全面否定——肯定個人奮鬥的價值，肯定企業家精神，肯定自由市場的作用。儘管過於政治的批評已經被嚴格管制，但要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聲音，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仍然不難聽見，翻遍各大媒體的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刊，對經濟問題和個人自由的討論，仍舊延續着這一套語言。

而在對立的另一方眼中，改革開放則意味着對前三十年即毛時代的全面背叛和背離。在改革開放帶入的市場化中，工人福利下降，農民進入城市——珠三角的血汗工廠形象舉世聞名。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形象背後，是1993年84名工人葬身火海的深圳致麗廠事故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除此之外，也正是廣東掀起的浪潮，最後瓦解了整個中國北方的「鐵飯碗」體制——東北工人下崗，舊的福利與整套生活方式崩塌，許多人成為了「被時代拋棄的人」。佳士工廠的學生工潮是這種聲音的一個鮮明註腳：參與的學生大多數並非本地學生，而是來自北方院校，許多人的自述中提到家人有下崗、農民工等種種經歷。

這兩種對改革開放的讚彈聲音，在21世紀初便已經爭執不休。在那時的中文互聯網上，鄧小平的形象在這邊是「鄧公」，那邊就是「矮子」（嘲諷鄧小平身高不高）；這邊大讚改革開放會將中國帶向美國式的強國，那邊大罵改革開放就是另一場「休克療法」，會讓中國走上蘇聯的道路。

這種對立還深深嵌入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一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北京政府從未「一刀切」地全面轉舵，每次都是「小步快跑」，一點點放開，在深圳快速發展起來，打工仔打工妹擠滿街頭的時候，東北的工人仍然享受着從1950年代就開始的社會主義體制；到後者下崗的時候，特區已經發展了近20年了；另一方面，這種不斷「切腸仔」的模式，也意味着在整個國內創造出、分割出一系列的空間區隔：農村和城市、沿海和內陸、南方和北方、輕工業和重工業、工農和精英等。在這種局面下，整個社會對「改革開放」沒有共同的時間概念，也沒有可以共通的生活經驗，一些人的天堂，也許是另一些人的地獄，面對這樣的歷史轉折，國民和國民的記憶是散裂的。

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經濟壓力下，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更可能會被直接擺上台面。以廣東為例，要維持改革開放以來的廉價勞動力出口導向的「廣東模式」，在今天不僅面臨工人權益意識成熟，還遭遇着工資飆高、用工荒和工人代際變遷等一系列問題。製造商抱怨利潤率直線下滑，工人則抱怨被機器替代。在經濟上繼續強調改革開放的意義，可能最重要的便是給民營企業「吃定心丸」，可如果真要這樣做，那就要幫助民營企業解決用工問題，可這不就意味着要繼續擴大矛盾麼？僅從最近廣東的工運和要求企業建立工會的指令中，即可看到這種難以調和的特徵。

「前後三十年」（如今是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圍繞着改革開放的論述之爭，在2010年前後幾乎就變成黨內的路線鬥爭公開化。圍繞着國家權力的鬥爭配合着社會的割裂，帶來了重慶「分蛋糕論」與廣東「做蛋糕論」的激烈交火。在當時看下去，這對矛盾發展到最後，必然會走向某種程度的階級對抗政治——對中國的體制和許多人來說，這是比社會混亂更可怕的圖景：一種「文革重臨」的恐懼感——雖然回頭看來，它也很有可能成為政黨政治和左右政治的基礎。

更何況，直到今天，在「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下加強內部紀律的黨，仍然在什麼是「初心」的問題上，存有左右分歧。「私有經濟退場」的論調，分分鐘仍能激起波瀾。毛時代與改革開放的兩條路線的對立，就像是希臘傳奇故事裏沒有人解得開的戈耳狄俄斯之結，困擾着過去、當下乃至未來的黨-國體制。

「走進新時代」

在當下，要實現這樣的目的，而又不重新進入意識形態衝突，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總之，在2012年之後，這種圍繞着前後三十年的衝突，始終是中國政治的一塊心病。

在本屆政府執政之初，「前後都不否定」的論述便登上台面。到十九大推出其新時代思想，個中一大考量，其實是用「新時代」，和之前左右爭執前後三十年互掐的「舊時代」劃出區別。毫無疑問，當今的最高領導人試圖與任何之前一代領導人的路線都保持距離，維持一種「超然」的地位。比如，儘管許多人認為當下的政治偏向保守，「向毛回歸」，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樣， 都降低了露面的頻率。舊的兩套對立的意識形態論述，事實上同時邊緣化了。

這套做法儘管不斷強調「自信」，但在意識形態上，它仍然僅僅是阻止舊有的政治爭論。始終，那些爭論的社會背景和意識形態歷史都擺在那裏。時間與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與犧牲者。對當政者來說，要弭平這個公共論述的裂縫而又不走向其不願意看到的西式多黨政治模式，就唯有施行一種新的「國家建設」模式，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消除社會的已有割裂，重新塑造一個更加均質化的國民身份。相對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壓力，這些意識形態安全層面的考量對本屆政府來說更長遠，也更具重要性——儘管在現實上是否能做到，又會是如何去做，始終是未知且充滿爭議的。

在當下，要實現這樣的目的，而又不重新進入意識形態衝突，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推動民族主義的國民身份教育顯然會不斷繼續。而推動基於消費的中產階級生活品質提升也不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績效合法性」的一部分——它還事實上聯繫着當今時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這次最高領導人的廣東之行也明顯圍繞這些議程安排。在廣州，習近平參觀恩寧路的「傳統文化保育」工作，在深圳，其考察前海發展，考察大灣區，在清遠考察鄉村建設， 這樣的安排在可預見的未來，應該還會反覆出現，其最終都是要將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拉到本屆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大框架中——民族文化、提升生活質量、填補城鄉差距、創造新的發展模式，並阻止過去二十年中的那種政治爭論。在這種局面下，可以預見，在今年底深圳特區成立四十週年的紀念大會上，對改革開放的紀念調性，會進一步被引向海外投資、民生改善，對鄧和毛的衝突會進一步擱置、淡化，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礎上，會形成一套「新時代的改革開放理論」，加入十九大之後確定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中。

在今天的各類改革開放展館中行走，你時常會見到年輕一代的公務員在組織參觀，他們既沒有毛時代的記憶，也不見得對鄧時代感激不已。他們更習慣在展廳中自拍、閒聊，習時代的政治生活與學習於他們更多是例行公事。面對這一代新人和已經極大變化了的政治語言，已經習慣多年來一如既往爭論毛與鄧，一如既往觀看南風還是北風以理解政治的人們，又是否準備好了？

（黃暉，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