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新时代谈论改革开放：南方不谈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

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时隔六年之后，第二次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到广东视察，先后走访了珠海、深圳、清远、广州。

这次视察令许多人充满期待，在习到达广东的数天前，对其行程和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坊间就已经有种种猜测，尤其是许多人开始讨论，这会否是另一场“南巡”。

“南巡”指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92年的广东之行。彼时，中国刚刚经历六四事件，社会和政府彼此之间充斥着不信任。在中南海内，保守的政治声音鹊起，而邓小平以退休的身份访问广东，在深圳、珠海与广州发表一系列讲话，倒逼北京继续改革。从此，领导人的“南巡”就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象征意义，象征着党内改革派压过保守派。

如今，面对中美贸易战，中国政府在经济上面对巨大压力。本届政府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国企改革等经济路线，在今年引发了一系列批评和担忧。在淘汰落后产能，做大做强国企等政策下，在较高的税负水平和不够景气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中小私有企业在利润率、市场竞争力、资金流动性等种种方面都困难重重。9月11日前后，一篇主张“私营经济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离场了”的文章，更是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一周之后，在北京召开了有习的经济助手兼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的“经济学五十人论坛”，与会的经济学家也都担忧私有制经济的空间被过度打压。

面对这些担忧，中央政府开始释放出一系列信号以提振信心。在“私有经济退场论”出现后，央媒纷纷发文辟谣。10月16日，国资委称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10月19日，刘鹤接受了央媒的采访，表示国进民退的议论“片面而错误”，“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最高领导人也在9月下旬视察东北时表示“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不过，在行程中，习近平同样表示，任何“唱衰国企”的言论都是错误的，这种表示和“自力更生”的表态一起，继续加强了中小业主和中产阶级的不安。

在这种形势下，安抚倚重出口业务的广东，提振惶然的民营企业的信心，显然是“形势大过人”的不二之选。人们对最高领导人肯定改革开放路线也翘首以盼。在深圳，有些证券界的微信群里甚至以最高领导人是否去莲花山“朝圣”邓小平雕像作为投资风向标：“要是去了，我就满仓买入！”。

多少令人意料之外但也意料之中的，是习在广东并没有太多表态，已有的表态也四平八稳。参观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与前海试验区的过程中，他不断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也不断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而他既没有拜访邓的铜像，也没有提出新的、和过去几年基调不同的观点。与其说这是一场“南巡”，不如说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地方视察。毕竟，在习近平刚上任总书记的2012年的第一场广东考察中，他既模仿了邓的南巡路线——先到深圳再到珠海再到广州，也向邓小平铜像敬了鲜花，同时还会见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老干部，象征意味十足。

时隔六年，相同的模式，没有再复制。

广东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的正统叙事，在意识形态上添下一道大裂隙。无论承认与否，这道裂隙已将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史直接分为了“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这两个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时代。

视察过后，广东省的公务员系统开始自上而下推动学习“总书记在广东的重要讲话”的精神。而民间的态度则有些“失语”：旋风之后，似乎该做什么就还要继续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继续不能做什么。对担心“国进民退”的人来说，领导人的讲话和表态既没有增加担心，但也不见得能够消除忧虑。

许多分析，都将这种模糊的状态指向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内部冲突。但这些分析往往忽略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社会生态，也足以令官方对改革开放的态度趋向于模糊。

上周有这样一则新闻：习近平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新领导班子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最高领导人强调要“团结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开创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

这场讲话并不只是例行公事。过去数月，广东地区的工会系统先后要求开展新的工会模式，吸纳灵活就业人员——快递员、卡车司机、互联网从业人员等加入工会系统，并且要求工会要在帮助员工“维权”上多下功夫。与此同时，多地报导出党委进入私营企业工会的新闻，造成了一阵“是不是要公私合营了？”的民营经济内部和社会舆论中的意外恐慌。

工会的新闻同广东有关系吗？如果联系到上月在深圳发生的事情，一切脉络便显得合理了。

在上月，延烧数月之久的深圳佳士工厂学生－工人抗议，被强力部门清场。佳士事件的导火索，正是工人要求建立自主工会，同资方与维稳部门发生了冲突，吸引到了全国各地“毛派”学生的支持，最终变成了一场近年来少见的规模不大但串联极多且对抗氛围激烈的社会运动。

佳士事件与广东的工会新政其实暴露出，在复杂的社会情境面前，“广东模式”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其中一个来源。改革开放的正统叙事，则在意识形态上添下一道大裂隙。无论承认与否，这道裂隙，已经将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史直接分为了“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这两个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时代。而佳士事件和其后党、政府对工会系统的关注，则意味着另一种“形势大过人”——一种必须处理“旧”改革开放叙事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的戈耳狄俄斯之结

毛时代与改革开放的两条路线的对立，就像是希腊传奇故事里没有人解得开的戈耳狄俄斯之结，困扰着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党-国体制。

在改革开放话语的对立两方中，站在“挺改革开放”一边的，有一大批改革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眼中，“前三十年”意味着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不自由。国家对国民经济严格控制，经济水平一塌糊涂，白白“错失”许多年。乃至进一步，前三十年是许多人眼中独裁专制的时代。而改革开放， 意味着对这个时代的全面否定——肯定个人奋斗的价值，肯定企业家精神，肯定自由市场的作用。尽管过于政治的批评已经被严格管制，但要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声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仍然不难听见，翻遍各大媒体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刊，对经济问题和个人自由的讨论，仍旧延续着这一套语言。

而在对立的另一方眼中，改革开放则意味着对前三十年即毛时代的全面背叛和背离。在改革开放带入的市场化中，工人福利下降，农民进入城市——珠三角的血汗工厂形象举世闻名。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形象背后，是1993年84名工人葬身火海的深圳致丽厂事故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除此之外，也正是广东掀起的浪潮，最后瓦解了整个中国北方的“铁饭碗”体制——东北工人下岗，旧的福利与整套生活方式崩塌，许多人成为了“被时代抛弃的人”。佳士工厂的学生工潮是这种声音的一个鲜明注脚：参与的学生大多数并非本地学生，而是来自北方院校，许多人的自述中提到家人有下岗、农民工等种种经历。

这两种对改革开放的赞弹声音，在21世纪初便已经争执不休。在那时的中文互联网上，邓小平的形象在这边是“邓公”，那边就是“矮子”（嘲讽邓小平身高不高）；这边大赞改革开放会将中国带向美国式的强国，那边大骂改革开放就是另一场“休克疗法”，会让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

这种对立还深深嵌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北京政府从未“一刀切”地全面转舵，每次都是“小步快跑”，一点点放开，在深圳快速发展起来，打工仔打工妹挤满街头的时候，东北的工人仍然享受着从1950年代就开始的社会主义体制；到后者下岗的时候，特区已经发展了近20年了；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切肠仔”的模式，也意味着在整个国内创造出、分割出一系列的空间区隔：农村和城市、沿海和内陆、南方和北方、轻工业和重工业、工农和精英等。在这种局面下，整个社会对“改革开放”没有共同的时间概念，也没有可以共通的生活经验，一些人的天堂，也许是另一些人的地狱，面对这样的历史转折，国民和国民的记忆是散裂的。

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经济压力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更可能会被直接摆上台面。以广东为例，要维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的“广东模式”，在今天不仅面临工人权益意识成熟，还遭遇着工资飙高、用工荒和工人代际变迁等一系列问题。制造商抱怨利润率直线下滑，工人则抱怨被机器替代。在经济上继续强调改革开放的意义，可能最重要的便是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可如果真要这样做，那就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用工问题，可这不就意味着要继续扩大矛盾么？仅从最近广东的工运和要求企业建立工会的指令中，即可看到这种难以调和的特征。

“前后三十年”（如今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围绕着改革开放的论述之争，在2010年前后几乎就变成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围绕着国家权力的斗争配合着社会的割裂，带来了重庆“分蛋糕论”与广东“做蛋糕论”的激烈交火。在当时看下去，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必然会走向某种程度的阶级对抗政治——对中国的体制和许多人来说，这是比社会混乱更可怕的图景：一种“文革重临”的恐惧感——虽然回头看来，它也很有可能成为政党政治和左右政治的基础。

更何况，直到今天，在“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下加强内部纪律的党，仍然在什么是“初心”的问题上，存有左右分歧。“私有经济退场”的论调，分分钟仍能激起波澜。毛时代与改革开放的两条路线的对立，就像是希腊传奇故事里没有人解得开的戈耳狄俄斯之结，困扰着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党-国体制。

“走进新时代”

在当下，要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又不重新进入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总之，在2012年之后，这种围绕着前后三十年的冲突，始终是中国政治的一块心病。

在本届政府执政之初，“前后都不否定”的论述便登上台面。到十九大推出其新时代思想，个中一大考量，其实是用“新时代”，和之前左右争执前后三十年互掐的“旧时代”划出区别。毫无疑问，当今的最高领导人试图与任何之前一代领导人的路线都保持距离，维持一种“超然”的地位。比如，尽管许多人认为当下的政治偏向保守，“向毛回归”，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 都降低了露面的频率。旧的两套对立的意识形态论述，事实上同时边缘化了。

这套做法尽管不断强调“自信”，但在意识形态上，它仍然仅仅是阻止旧有的政治争论。始终，那些争论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历史都摆在那里。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均衡发展，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牺牲者。对当政者来说，要弭平这个公共论述的裂缝而又不走向其不愿意看到的西式多党政治模式，就唯有施行一种新的“国家建设”模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消除社会的已有割裂，重新塑造一个更加均质化的国民身份。相对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些意识形态安全层面的考量对本届政府来说更长远，也更具重要性——尽管在现实上是否能做到，又会是如何去做，始终是未知且充满争议的。

在当下，要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又不重新进入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推动民族主义的国民身份教育显然会不断继续。而推动基于消费的中产阶级生活品质提升也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绩效合法性”的一部分——它还事实上联系着当今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这次最高领导人的广东之行也明显围绕这些议程安排。在广州，习近平参观恩宁路的“传统文化保育”工作，在深圳，其考察前海发展，考察大湾区，在清远考察乡村建设， 这样的安排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还会反复出现，其最终都是要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拉到本届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大框架中——民族文化、提升生活质量、填补城乡差距、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并阻止过去二十年中的那种政治争论。在这种局面下，可以预见，在今年底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对改革开放的纪念调性，会进一步被引向海外投资、民生改善，对邓和毛的冲突会进一步搁置、淡化，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会形成一套“新时代的改革开放理论”，加入十九大之后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在今天的各类改革开放展馆中行走，你时常会见到年轻一代的公务员在组织参观，他们既没有毛时代的记忆，也不见得对邓时代感激不已。他们更习惯在展厅中自拍、闲聊，习时代的政治生活与学习于他们更多是例行公事。面对这一代新人和已经极大变化了的政治语言，已经习惯多年来一如既往争论毛与邓，一如既往观看南风还是北风以理解政治的人们，又是否准备好了？

（黄晖，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