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正視國族史觀：香港昔日奇蹟，是「背靠祖國」，還是「背靠大英」？

《中國人對香港的「集體回憶」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後，引來不少正反兩面的意見。部分意見認筆者特意「黑」中國，捧「英國老爹的大腿」；部分則反駁上述的說法，認為他們「玻璃心」發作，深信香港的成功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

先簡單回應一下，正如筆者在文中提及，任何國族史均有偏頗和主觀之處，因此無論是中共式的國族主義論述，還是「大香港」式的歷史論述，都是筆者批判的對象。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中方的國族史觀強調三點：一、中港之間的歷史連結；二、香港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傳統；三、華人文化和背靠「祖國」對香港發展的重要。第一和第二點是否正確的爭論不大，我們很難否認中國和香港在歷史和文化上的聯繫，以及香港一些抗殖的歷史。但最重要的是，正如歷史社會學家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所言，歷史、文化、血緣等等看似客觀的因素並不是構成國族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和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為民族形成最終是一個集體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而實際上人們根本不會認識同一國族內絕大部分的其他成員。那怕是同文同種的美國人和英國人，最後也因為歷史原因分道揚鑣。而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和1841年前的香港並不可以簡單視為一個連續體，因此1841年前發生在香港的歷史，某程度上只能稱為發生在這個地區的歷史事件。其次，這些反殖抗爭的論述往往有誇張失實之處，例如屢屢被描述為愛國抗英的1899年新界原居民抵抗運動，其根源更多在於新界的高門大戶害怕土地權益受損。

在接下來的篇幅，筆者會集中處理第三點，即香港戰後經濟發展的論述，因為這是網絡留言中討論最激烈和最兩極化的話題。為了補充國族論述的不足，我在文中會引入地緣政治的視野，把香港戰後的經濟奇蹟放入全球冷戰史的脈絡處理。

中英對「香港奇蹟」的解釋

因應着回歸前爭取香港民心的需要，中英雙方陸續就香港的成功經驗提出自己的說法。這些說法並不是什麼高深的經濟學理論，而是大家耳熟能詳但卻少有深入思考的論點。

首先，我們來看看中共的兩大論點。第一點，是香港的經濟成果主要來自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奮。鄧小平在1984年發表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便提到：

「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幹得好的。」

換言之，中方強調的是，香港人的華人特質是香港成功的必要條件，而英國的管治不過是充分條件。

第二個論點，就是延續至今的「背靠祖國」的論點。「背靠祖國」，表面上是指香港依靠中國的市場，扮演中國和國際之間的橋樑，從而在經濟上得以成功。放在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背景脈絡來理解，這點爭議相對較少。這套論述的另一面，卻帶有「恩主」和「自我犧牲」的暗示，具體指的是中國戰後犧牲國內人民的利益，維持對港的食水和食物供應。《文匯報》在2017年的一篇報導中，描述內地供港食物時就提到：

「755次供港快車每天都滿載鮮活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香港。不論是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動亂還是華中水災、橋樑斷裂都沒有影響河南對香港的物資供應。……1962年，為滿足香港的『菜籃子』需要，在周恩來總理親切關懷下，內地開創了『三趟快車』……當時，在內地物資供應十分匱乏的情況下，滿載供港鮮活商品的『三趟快車』見證着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

動機為何，路人皆見。

那麼，英方的論述又有什麼分別？先讓大家回顧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添馬艦告別香港的演講：

「今天我們要慶祝的，是本港市民憑着沖天的幹勁和無比的毅力，辛勤創業，為本港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他們當中，絕大部分是中國人，最初來到這裏時，一無所有，只是一群平凡的人，但是他們努力不懈，終能克服種種困難，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即將終結。我相信我們可以總結說，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是在這裏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架構，使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創造美好天地。這個架構包括法治精神、廉潔開明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已具雛型的代議政制和民主社會制度。」

對比之下，英方的說法雖然同樣重視香港人的努力，但字裏行間還是暗示港英的制度建設更為重要，完善的制度讓「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換言之，沒有英國建設「完善的架構」，香港人也沒法「創造美好天地」，所以英國的殖民統治和香港人的奮鬥，同樣是香港成功的必要條件。

撇除雙方承認的香港人努力奮鬥，究竟香港的成功是「背靠祖國」，還是「背靠大英」？還是兩者皆是或兩者皆否，另有第三個解釋方向？要評價兩者說法的對錯，我們必須要回到歷史的場景，重新審視香港的發展史。

東亞的發展奇蹟與香港

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了名為《東亞奇蹟》（The Asian Miracle）的研究報告，認為香港等「亞洲四小龍」和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出口主導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有效的再分配制度、重視人力資源培訓等等，以致其經濟在戰後得以急速發展。事實上，有關的學術討論早在1980年代已經開始，並在學術圈形成了市場主導對國家主導（market versus state）的兩大陣營。

然而，近來不少研究發現，冷戰因素對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Wang, 2004; Stubbs, 2005）。以「亞洲四小龍」為例，南韓、新加坡和台灣都是美國在東亞重要的戰略盟友。美國不但為他們提供軍事保護，幫助執政者維持管治，同時亦向他們提供經濟援助和出口的市場。在1960年代，美國甚至曾經打算在湄公河流域興建水壩，支援附近多個國家（泰國、老撾（寮國）、緬甸和南越）的經濟發展，從而達到經濟上圍堵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目的（Sneddon, 2012）。

對比之下，香港戰後的地緣政治處境就更加微妙。和其他三小龍不同，香港沒有足夠的戰略縱深，在軍事上卻直接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內部更要面對嚴重的難民問題和相關的內部安全威脅。香港在戰後能夠維持相對的平穩，讓經濟迅速成長，實在有賴各方勢力（中、英、美）之間的微妙平衡。

首先，二戰後，中共在戰略考慮下暫時放棄收回香港。我們今天知道，中共高層戰後對港方針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利用香港作為資本主義陣營的突破口，賺取外匯和取得情報。這個我們以為想當然的策略，背後其實有不少暗湧和國際戰略考慮。第一，中共是一個懷有極高國族主義色彩的政黨，內部有一定聲音要求收回香港，而毛澤東在1949末出訪蘇聯時，史太林（史達林）亦極力勸說中方收回香港（Share, 2007）。要放棄收回香港，中共高層必須撫平內部的反對聲音和抵住蘇聯的壓力。第二，中共不收回香港同樣有地緣政治的盤算。蘇聯推動中共收回香港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決裂，全面「一邊倒」倒向蘇聯。中共不收回香港除了可以留下一線的餘地，也可以利用香港來要脅英國，挑起英國和美國在遠東策略上的矛盾（Mark, 2004）。

其次，是西方資本陣營沒有放棄香港。英國方面，雖然他們希望維持大英帝國的餘暉，但由於其勢力和威望在二戰中嚴重受損，只能避免和中共硬碰硬。最重要的是，英國在香港和中國有大量投資，和中共交惡會使這些投資血本無歸。而為了防止中共全面倒向蘇聯，英國亦不約而同定下”keep a foot in the door”的對華策略，故意留下香港作為中共聯繫西方世界的一扇空間（Clayton, 1997）。美方並不同意英國留有餘地的做法，認為需要全面圍堵中共，逼使中共全面依賴蘇聯，掀起雙方的矛盾。儘管如此，美國依然重視香港的戰略位置，後來更積極援助港英政府處理不少民生問題，例如救濟難民和基礎教育的建設等等（Mark, 2007），使得港英政府能夠穩定內部形勢，專注經濟發展。

維持香港的內部穩定

雖然在中英美三方的策略盤算下，香港得以維持其表面上的穩定，但港英政府還有大量問題需要處理，而最嚴峻的問題莫過於戰後大量湧入的中國難民。在港英政府原來的設想，難民會隨着國共冷戰的結束而返回中國大陸，但中國連場的整風運動卻使得滯留的難民有增無減。持續的難民問題為香港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一旦處理失當引發內亂，甚至可能成為中共干預香港的藉口（Mark, 2007）。

就此，港英政府不得不改變戰前盡量不干預華人社會的做法，大力改善社會的基礎建設和提供各種的社會福利，例如房屋、教育、供水、建設新市鎮等等。而由於香港戰後經濟尚未完全回復，不少社會福利和建設都要依賴英國和美國的貸款和援助。出乎大家的想像，解密檔案顯示美國對香港提供了大量的金錢和物資援助，戰後十年累計接近兩億港元，而香港政府1949年至1960年的每年平均財政盈餘，亦不過為4000萬港元（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69）。當然，美國協助港英政府穩定局勢也不完全出於好心，這不但符合美國以經濟發展作為圍堵的策略，更讓美國政府可以透過接觸難民來獲取中國的情報（Mark, 2007; Lilley et al., 1989）。

正所謂民以食為天，港英政府另一個急待處理的問題是香港的糧食供應。為了讓大家了解戰後香港的糧食緊張程度，我從解密檔案找到了1958年4月香港的大米儲備量，答案是──8周。如果陷入緊急狀態，這個數字只會更小。當然，這個數字並不反映戰後香港的平均糧食儲備量，但二戰過後不少東南亞產糧國動盪不安，影響了香港的食物供應卻是不假。雖然港英政府致力發展新界農業（Airriess, 2005; Chan & Miller, 2015），這為南逃難民提供謀生之道之餘，更提高了香港的食物自給率至大約兩成。但平均而言，戰後內地對港的食物供應從價值上佔香港食物進口近五成（即香港整體食物供應的四成），對穩定香港的食物供應舉足輕重。

當然，這也絕對不能簡化成什麼恩情。中共固然不一定要維持對港的食物供應，但這是一宗他們難以抗拒的大生意。自1950年至1978年改革開放的29年間，每年香港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平均為23.7億港元。據學者從解密檔案考證（Goodstadt, 2007; Schenk, 2001），透過對港貿易和小量的僑匯，小小的香港在戰後大約為新中國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外匯。而在艱難時期出口糧食，更加不是什麼中國國內人民勒緊肚皮的故事。

華潤在其官方歷史書《紅色華潤》（2009）便提到，1960年大躍進的失敗導致中國出現大饑荒，需要動用外匯到國外購買糧食。有華潤職員憶述當時華潤副總經理何家霖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何不出口一噸大米換兩噸小麥，大米五萬噸，能換十萬噸小麥，加上芝麻三萬噸，菜籽兩萬噸，這樣能省下一大筆現匯，也能迷惑外界。」

因此，出口糧食賺取外匯購買糧食絕對是精心計算後的策略，帶有出口精糧來換更多雜糧的考量，絕非勒緊肚皮讓香港人不捱餓那麼簡單。

香港的經濟起飛

除了填飽難民的肚皮外，讓他們得以自食其力亦同樣重要。而由於韓戰爆發，香港傳統的轉口貿易受到嚴重影響，慢慢發展起來的輕工業成為香港不可或缺的經濟支柱。

我從解密檔案找到一份1958年英國殖民地部和港英高層討論香港工業發展的往來信件。在總結香港的發展經驗時，他們提出了四大因素：一、南來資本和企業家；二、難民的廉價勞動力；三、政治穩定；四、無限制地進入英國屬土的市場。

以上四點經常在今天主流經濟教科書出現，但這些條件卻絕非理所當然地會出現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首先，條件一和二可遇不可求，沒有中國內戰和局勢的持續動盪，資本家和難民不會來港暫避。而要吸引要資本家和難民南來暫時定居，條件三非常重要。一如本文上半部分提及，香港的穩定有賴中英美三國微妙的地緣政治平衡。而要壓下各方勢力的小動作和解決香港的難民問題，港英政府更是扭盡六壬，甚至要借助外力。而條件四更是件怪事。按照殖民地發展的邏輯，殖民地應該從事轉口貿易或為殖民地母國的工業體系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而母國就會把成品反過來傾銷到殖民地。當時的香港剛好相反，把成品反過來傾銷到英國和附近的英國屬地。戰後英國的工業正在復蘇，十分需要香港這樣海外市場，但卻被香港虎口奪食。這引起了英國政府的強烈不滿，因為香港的紡織品嚴重影響了英國本土的紡織業。不過，由於倫敦最終明白香港經濟發展的必要，後來只折衷對香港的紡織品定下限額。

最後，解密文件還提到港府和殖民地部官員對香港產品競爭力的擔憂。他們發現，鄰近地區的工業同樣正在急速發展，例如是日本和中國。中國經歷第一次五年計劃（1953年到1957年）後，基礎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加上生產成本比香港只低不高，嚴重影響了香港產品的競爭力。當時的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便提到，中國的工業品質量出乎意料的好，而價錢比香港製造的低出不少。不過，大躍進和文革的出現，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出口停滯近二十多年，而香港也利用了這段時間慢慢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避過了和中國的惡性競爭。

另外，柏立基亦提到香港的產品得以維持競爭力，實在有賴中國的廉價食物供應壓低了香港的工資水平。他認為，這是繼續維持中港貿易的唯一原因。這論斷絕非無的放矢。現在有不少論者認為那怕中國拒絕對港供應食物，只要有錢就能解決，但這或許是個一廂情願的想法。第一，有錢不代表要賣給你；第二，儘管找到食物的進口來源，也不一定能完全填補近四成的空缺；第三，那怕你能完全填補這些空缺，代價可能是香港的食物價格急升，香港的工資水平被迫提高，從而使得香港產品的競爭力大跌。根據研究（Woo，1977），如果中國對港的各種生活必需品供應減少，香港的出口可能會按情況減少一到三成，因此中國的食物供應絕非可有可無。

結語

回顧香港戰後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見到當中充滿着各種偶發條件和不穩定性。沒有國共內戰和持續的動亂，資本家和難民不會南來避居；沒有中英美蘇各國的戰略盤算，香港可能在1949年已經被收回；沒有港英政府和中共的相互依賴，沒有大躍進和文革，香港的經濟轉型很可能不會那麼順利。而從解釋香港戰後經濟奇蹟的各種分析可見，出於政治目的的歷史論述經常選擇性失明，誇大或放大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對不利自己的證據則視而不見。因此，要歷史中汲取教訓，我們就先要除去先有結論後有論據的做法，建立一套真正的香港為本位的歷史觀。

（方志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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