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正视国族史观：香港昔日奇迹，是“背靠祖国”，还是“背靠大英”？

《中国人对香港的“集体回忆”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后，引来不少正反两面的意见。部分意见认笔者特意“黑”中国，捧“英国老爹的大腿”；部分则反驳上述的说法，认为他们“玻璃心”发作，深信香港的成功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先简单回应一下，正如笔者在文中提及，任何国族史均有偏颇和主观之处，因此无论是中共式的国族主义论述，还是“大香港”式的历史论述，都是笔者批判的对象。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中方的国族史观强调三点：一、中港之间的历史连结；二、香港对抗（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三、华人文化和背靠“祖国”对香港发展的重要。第一和第二点是否正确的争论不大，我们很难否认中国和香港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及香港一些抗殖的历史。但最重要的是，正如历史社会学家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所言，历史、文化、血缘等等看似客观的因素并不是构成国族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和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为民族形成最终是一个集体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而实际上人们根本不会认识同一国族内绝大部分的其他成员。那怕是同文同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最后也因为历史原因分道扬镳。而经历过殖民统治的香港，和1841年前的香港并不可以简单视为一个连续体，因此1841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历史，某程度上只能称为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事件。其次，这些反殖抗争的论述往往有夸张失实之处，例如屡屡被描述为爱国抗英的1899年新界原居民抵抗运动，其根源更多在于新界的高门大户害怕土地权益受损。

在接下来的篇幅，笔者会集中处理第三点，即香港战后经济发展的论述，因为这是网络留言中讨论最激烈和最两极化的话题。为了补充国族论述的不足，我在文中会引入地缘政治的视野，把香港战后的经济奇迹放入全球冷战史的脉络处理。

中英对“香港奇迹”的解释

因应着回归前争取香港民心的需要，中英双方陆续就香港的成功经验提出自己的说法。这些说法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大家耳熟能详但却少有深入思考的论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共的两大论点。第一点，是香港的经济成果主要来自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邓小平在1984年发表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便提到：

“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

换言之，中方强调的是，香港人的华人特质是香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英国的管治不过是充分条件。

第二个论点，就是延续至今的“背靠祖国”的论点。“背靠祖国”，表面上是指香港依靠中国的市场，扮演中国和国际之间的桥梁，从而在经济上得以成功。放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背景脉络来理解，这点争议相对较少。这套论述的另一面，却带有“恩主”和“自我牺牲”的暗示，具体指的是中国战后牺牲国内人民的利益，维持对港的食水和食物供应。《文汇报》在2017年的一篇报导中，描述内地供港食物时就提到：

“755次供港快车每天都满载鲜活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香港。不论是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动乱还是华中水灾、桥梁断裂都没有影响河南对香港的物资供应。……1962年，为满足香港的‘菜篮子’需要，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内地开创了‘三趟快车’……当时，在内地物资供应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满载供港鲜活商品的‘三趟快车’见证着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动机为何，路人皆见。

那么，英方的论述又有什么分别？先让大家回顾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添马舰告别香港的演讲：

“今天我们要庆祝的，是本港市民凭着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毅力，辛勤创业，为本港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最初来到这里时，一无所有，只是一群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努力不懈，终能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英国在香港的管治即将终结。我相信我们可以总结说，英国对香港的贡献，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架构，使香港人能够力争上游，创造美好天地。这个架构包括法治精神、廉洁开明的政府、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已具雏型的代议政制和民主社会制度。”

对比之下，英方的说法虽然同样重视香港人的努力，但字里行间还是暗示港英的制度建设更为重要，完善的制度让“香港人能够力争上游”。换言之，没有英国建设“完善的架构”，香港人也没法“创造美好天地”，所以英国的殖民统治和香港人的奋斗，同样是香港成功的必要条件。

撇除双方承认的香港人努力奋斗，究竟香港的成功是“背靠祖国”，还是“背靠大英”？还是两者皆是或两者皆否，另有第三个解释方向？要评价两者说法的对错，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的场景，重新审视香港的发展史。

东亚的发展奇迹与香港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名为《东亚奇迹》（The Asian Miracle）的研究报告，认为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出口主导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有效的再分配制度、重视人力资源培训等等，以致其经济在战后得以急速发展。事实上，有关的学术讨论早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并在学术圈形成了市场主导对国家主导（market versus state）的两大阵营。

然而，近来不少研究发现，冷战因素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Wang, 2004; Stubbs, 2005）。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是美国在东亚重要的战略盟友。美国不但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帮助执政者维持管治，同时亦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出口的市场。在1960年代，美国甚至曾经打算在湄公河流域兴建水坝，支援附近多个国家（泰国、老挝（寮国）、缅甸和南越）的经济发展，从而达到经济上围堵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目的（Sneddon, 2012）。

对比之下，香港战后的地缘政治处境就更加微妙。和其他三小龙不同，香港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在军事上却直接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内部更要面对严重的难民问题和相关的内部安全威胁。香港在战后能够维持相对的平稳，让经济迅速成长，实在有赖各方势力（中、英、美）之间的微妙平衡。

首先，二战后，中共在战略考虑下暂时放弃收回香港。我们今天知道，中共高层战后对港方针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利用香港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突破口，赚取外汇和取得情报。这个我们以为想当然的策略，背后其实有不少暗涌和国际战略考虑。第一，中共是一个怀有极高国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内部有一定声音要求收回香港，而毛泽东在1949末出访苏联时，史太林（史达林）亦极力劝说中方收回香港（Share, 2007）。要放弃收回香港，中共高层必须抚平内部的反对声音和抵住苏联的压力。第二，中共不收回香港同样有地缘政治的盘算。苏联推动中共收回香港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决裂，全面“一边倒”倒向苏联。中共不收回香港除了可以留下一线的余地，也可以利用香港来要胁英国，挑起英国和美国在远东策略上的矛盾（Mark, 2004）。

其次，是西方资本阵营没有放弃香港。英国方面，虽然他们希望维持大英帝国的余晖，但由于其势力和威望在二战中严重受损，只能避免和中共硬碰硬。最重要的是，英国在香港和中国有大量投资，和中共交恶会使这些投资血本无归。而为了防止中共全面倒向苏联，英国亦不约而同定下"keep a foot in the door"的对华策略，故意留下香港作为中共联系西方世界的一扇空间（Clayton, 1997）。美方并不同意英国留有余地的做法，认为需要全面围堵中共，逼使中共全面依赖苏联，掀起双方的矛盾。尽管如此，美国依然重视香港的战略位置，后来更积极援助港英政府处理不少民生问题，例如救济难民和基础教育的建设等等（Mark, 2007），使得港英政府能够稳定内部形势，专注经济发展。

维持香港的内部稳定

虽然在中英美三方的策略盘算下，香港得以维持其表面上的稳定，但港英政府还有大量问题需要处理，而最严峻的问题莫过于战后大量涌入的中国难民。在港英政府原来的设想，难民会随着国共冷战的结束而返回中国大陆，但中国连场的整风运动却使得滞留的难民有增无减。持续的难民问题为香港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处理失当引发内乱，甚至可能成为中共干预香港的借口（Mark, 2007）。

就此，港英政府不得不改变战前尽量不干预华人社会的做法，大力改善社会的基础建设和提供各种的社会福利，例如房屋、教育、供水、建设新市镇等等。而由于香港战后经济尚未完全回复，不少社会福利和建设都要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贷款和援助。出乎大家的想像，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对香港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援助，战后十年累计接近两亿港元，而香港政府1949年至1960年的每年平均财政盈余，亦不过为4000万港元（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69）。当然，美国协助港英政府稳定局势也不完全出于好心，这不但符合美国以经济发展作为围堵的策略，更让美国政府可以透过接触难民来获取中国的情报（Mark, 2007; Lilley et al., 1989）。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港英政府另一个急待处理的问题是香港的粮食供应。为了让大家了解战后香港的粮食紧张程度，我从解密档案找到了1958年4月香港的大米储备量，答案是──8周。如果陷入紧急状态，这个数字只会更小。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反映战后香港的平均粮食储备量，但二战过后不少东南亚产粮国动荡不安，影响了香港的食物供应却是不假。虽然港英政府致力发展新界农业（Airriess, 2005; Chan & Miller, 2015），这为南逃难民提供谋生之道之余，更提高了香港的食物自给率至大约两成。但平均而言，战后内地对港的食物供应从价值上占香港食物进口近五成（即香港整体食物供应的四成），对稳定香港的食物供应举足轻重。

当然，这也绝对不能简化成什么恩情。中共固然不一定要维持对港的食物供应，但这是一宗他们难以抗拒的大生意。自1950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29年间，每年香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平均为23.7亿港元。据学者从解密档案考证（Goodstadt, 2007; Schenk, 2001），透过对港贸易和小量的侨汇，小小的香港在战后大约为新中国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外汇。而在艰难时期出口粮食，更加不是什么中国国内人民勒紧肚皮的故事。

华润在其官方历史书《红色华润》（2009）便提到，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国出现大饥荒，需要动用外汇到国外购买粮食。有华润职员忆述当时华润副总经理何家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何不出口一吨大米换两吨小麦，大米五万吨，能换十万吨小麦，加上芝麻三万吨，菜籽两万吨，这样能省下一大笔现汇，也能迷惑外界。”

因此，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购买粮食绝对是精心计算后的策略，带有出口精粮来换更多杂粮的考量，绝非勒紧肚皮让香港人不挨饿那么简单。

香港的经济起飞

除了填饱难民的肚皮外，让他们得以自食其力亦同样重要。而由于韩战爆发，香港传统的转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慢慢发展起来的轻工业成为香港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

我从解密档案找到一份1958年英国殖民地部和港英高层讨论香港工业发展的往来信件。在总结香港的发展经验时，他们提出了四大因素：一、南来资本和企业家；二、难民的廉价劳动力；三、政治稳定；四、无限制地进入英国属土的市场。

以上四点经常在今天主流经济教科书出现，但这些条件却绝非理所当然地会出现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首先，条件一和二可遇不可求，没有中国内战和局势的持续动荡，资本家和难民不会来港暂避。而要吸引要资本家和难民南来暂时定居，条件三非常重要。一如本文上半部分提及，香港的稳定有赖中英美三国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而要压下各方势力的小动作和解决香港的难民问题，港英政府更是扭尽六壬，甚至要借助外力。而条件四更是件怪事。按照殖民地发展的逻辑，殖民地应该从事转口贸易或为殖民地母国的工业体系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而母国就会把成品反过来倾销到殖民地。当时的香港刚好相反，把成品反过来倾销到英国和附近的英国属地。战后英国的工业正在复苏，十分需要香港这样海外市场，但却被香港虎口夺食。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因为香港的纺织品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土的纺织业。不过，由於伦敦最终明白香港经济发展的必要，后来只折衷对香港的纺织品定下限额。

最后，解密文件还提到港府和殖民地部官员对香港产品竞争力的担忧。他们发现，邻近地区的工业同样正在急速发展，例如是日本和中国。中国经历第一次五年计划（1953年到1957年）后，基础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加上生产成本比香港只低不高，严重影响了香港产品的竞争力。当时的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便提到，中国的工业品质量出乎意料的好，而价钱比香港制造的低出不少。不过，大跃进和文革的出现，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停滞近二十多年，而香港也利用了这段时间慢慢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避过了和中国的恶性竞争。

另外，柏立基亦提到香港的产品得以维持竞争力，实在有赖中国的廉价食物供应压低了香港的工资水平。他认为，这是继续维持中港贸易的唯一原因。这论断绝非无的放矢。现在有不少论者认为那怕中国拒绝对港供应食物，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但这或许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第一，有钱不代表要卖给你；第二，尽管找到食物的进口来源，也不一定能完全填补近四成的空缺；第三，那怕你能完全填补这些空缺，代价可能是香港的食物价格急升，香港的工资水平被迫提高，从而使得香港产品的竞争力大跌。根据研究（Woo，1977），如果中国对港的各种生活必需品供应减少，香港的出口可能会按情况减少一到三成，因此中国的食物供应绝非可有可无。

结语

回顾香港战后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见到当中充满着各种偶发条件和不稳定性。没有国共内战和持续的动乱，资本家和难民不会南来避居；没有中英美苏各国的战略盘算，香港可能在1949年已经被收回；没有港英政府和中共的相互依赖，没有大跃进和文革，香港的经济转型很可能不会那么顺利。而从解释香港战后经济奇迹的各种分析可见，出于政治目的的历史论述经常选择性失明，夸大或放大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不利自己的证据则视而不见。因此，要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就先要除去先有结论后有论据的做法，建立一套真正的香港为本位的历史观。

（方志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学助理）

王宏志(2000)。《历史的沉重　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华润(2010)。《红色华润》。北京：中华书局。

Airriess, Christopher A. (2005). “Governmentality and Power in Political Contested Space: Refugee Farming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1945-197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1(4): 763-783.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69).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9 -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Chan, K. W., & Miller, B. (2015). Capitalist Pigs: Governmentality, subjectiviti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pig farm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1950–1970.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6), 1022 – 1042.

Clayton, D. (1997).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54. Basingstoke: Macmillan.

Goodstadt, L .F. (2007). 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 – 198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illey, J. R., Lilley, J., & Lilley, R. (2009).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PublicAffairs.

Mark, C. K. (2004).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k, C. K. (2007). The ‘problem of people’: British colonials, Cold War powers, and the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1949–62. Modern Asian Studies, 41(06), 1145 – 1181.

Schenk, C. R.(2002). Banks and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12(4), 321 – 340.

Share, M. B. (2007). Where Empires Collided: Russian a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neddon, C. (2012). The “Sinew of Development”: Cold War geopolitics,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1954–1975.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2(2), 564 – 590.

Stubbs, R. (2005). Rethinking Asia’s economic mirac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prosperity, and cri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Woo, T.O. (1977). Imports from China; Its Impact on Hong Kong’s Manufactured Export Performance, 1962–1973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