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熠：冷淡對待李明哲案，談何台灣價值

「我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確實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105條顛覆國家政權。」

「過去有錯誤的認識，我認罪悔罪。」

他在電視鏡頭前向中國法官認罪了。在薛蠻子、伊力哈木、高瑜、浦志強、桂民海、李波、彼得達林（Peter Dahlin）之後，李明哲也被排進了這個名譽屠宰場裏。他不是這長長的名單裏的第一個台灣人，在他之前的，是涉嫌在海外操作電話詐騙的其中三名嫌犯，還有被控吸毒的藝人柯震東。

而李明哲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這種在司法定罪之前先要嫌疑人公開「自證其罪」的手法，已經伴隨着中國大國崛起的腳步，成了令北京當局成癮的精神鴉片。

李明哲是誰？這個問題在今年3月李明哲初失蹤時，被問了無數次。他以往並不是站在枱面上、活躍的人權運動者。記者、評論者認識李凈瑜的恐怕比認識李明哲的多得多，因為李凈瑜在2006年紅衫軍運動時是「倒扁總部」的新聞聯絡人，路線上的記者多少都和她有交情。

但當這位方頭大耳、身形壯碩的男子被中共當局扣押六個月，經歷了一場舉世注目的審判之後，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夠好的回答。特別是，如果認定中國政府在法庭上對他的指控是羅織出的罪名，不是他真正做過的事，那更應該再問一次：

李明哲究竟是誰？他做了什麼？

在媒體報導裏，李明哲被稱為「人權工作者」。但他實際上做了什麼，在主流媒體上並沒有太詳細地披露，特別在他失蹤之初，情況不明，李凈瑜的發言也格外謹慎。

之後隨着情況逐漸明朗，李凈瑜在私下談話裏開始談一些李明哲「人權工作」的具體內容，之後慢慢公開，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19日在美國國會的證詞：

「大約從2012年開始，他開始透過網路在微信開課，分享台灣民主化的經驗，白色恐怖的歷史。同時，他也幫助管理一個專門捐助因爭取自由、民主與公義而受到政治迫害陷入生活困境的家庭的『公義積金』。」

到2015年，李明哲開始為中國網友代購大陸買不到的、關於人權和近代史的禁書。他自掏腰包，連買帶寄，中國網友付的錢，一部分也進了「公義積金」帳戶，等於是中國網友捐錢，李明哲送書。

中國檢方指控的「梅花公司」究竟有沒有，李明哲參與多少，恐怕要等李明哲重獲自由之後才能查證。但這些李凈瑜自己為李明哲曝光的「罪行」，卻沒有在法庭上被審判。起訴書裏指控的「犯罪行為」，反而漏洞百出。何以如此？委實令人費解。

換言之，李明哲真正所做的，不管被認為是「犯行」或「義舉」，既沒有被檢方提出，也鮮有媒體報導。這樣的情況，讓李明哲案在台灣社會的討論聲量雖大，但能提煉、積累的意義卻少得可憐。台灣政府在本案中的進退失據，也根源於此。

政府空喊救人，輿論焦點轉向

自李明哲案發生以來，台灣陸委會加海基會，無論是首長談話、發言人回應或是書面新聞稿，數量多達幾十則。但若要論有立場、有分際，還不如前總統李登輝辦公室的唯一一篇聲明：

「中國政府無故關押李明哲先生乙事，已演變成國際社會重大人權關注事件之一；倘若李明哲先生確實違反中國法律，亦應享有相關的法律訴訟、家屬探視權益，並受公平、公開審判。請中國政府莫忘確保其應有的基本人權，請貴國相關單位及時作出明確說明，並通報我國政府及家屬。」

李登輝辦公室的措辭和政府乍看相差不多，但李登輝的聲明更應該是一份正式政府聲明，原因在於，它沒有把「釋放李明哲」當作無可爭辯的前提，因為對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應該是確保本國人民權益不受侵害，以及獲得符合普世價值的對待。

筆者並不是反對政府要求北京釋放李明哲，而是「救人」訴求提出的方式不對。要知道李明哲所做所為，不管是在微信開設講座、參加討論，或者買書寄書，都在思想、言論的範疇裏，不以法律追訴思想言論乃是普世價值；另一方面，李明哲資助的是政治犯家屬，更是何罪之有？這是李明哲應該獲釋的理由，必須先被清楚地論述出來。

但台灣陸委會從一開始的聲明，就抽離了李明哲的行為脈絡只空喊「救人」，這讓「釋放李明哲」的呼籲變得極其空洞。蔡政府愈不大聲說出李明哲是一位致力傳遞普世價值而遭逮捕、台灣政府應該珍重、保護的好公民。李明哲（和李凈瑜）就愈會被一部分台灣人當成一個對中國法律明知故犯的 trouble maker。

在這樣的情況下，輿論的焦點轉向了李凈瑜和台灣海陸兩會的矛盾，但討論李凈瑜如何才是一位「姿態合宜的受難者」，有意義嗎？然後也有評論者開始懷疑李凈瑜其實要選立法委員。

最後到了李明哲開庭前夕，傳出李明哲的母親赴中國可能是為了在庭上「認錯道歉」，救人的策略矛盾折射在李家的婆媳不合問題上，「娛樂性」大增但公共性盡失。更令人扼腕的是，這樣的討論讓真正應該被突顯的問題——中共政權對維權人士的鎮壓，輕易地從焦點的位置上逃逸。

如果推遠一點，回看前一次民進黨執政時，2005年3月14日中國人大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陳水扁政府的應對之道是發動「326護台灣大遊行」，政府部門高調抗議，甚至以「報導不公」為由，短暫驅逐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駐台記者。筆者不贊成以驅逐中國記者做為抗議手段，但這卻能看到經過國民黨重返執政的八年後，陸委會如何鬥志全失。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人大訂立《國家安全法》、《境外NGO管理法》，任何一部法律都可能用於鎮壓台灣人。但當時外界再怎麼警告，馬政府、陸委會依然一聲不吭，說這樣的態度間接造成李明哲被捕，恐怕都不為過。

台灣政府為何表現冷淡？

回看歷史，中共政權對待政治異議人士其實有一定的套路。簡單地說：抓政治犯的目的既是鎮壓，也是累積和文明世界交涉的籌碼。例如美、中之間若有領袖峰會，中國有時就以釋放異議人士來「暖場」。同樣的模式在兩岸關係裏也能看到：2012年鍾鼎邦先抓後放，為的是防止陳雲林訪台「難看」。這樣的手法有種奇特的媒體效應：當放人時，媒體會大讚北京政府這樣那樣開明，卻略過追究它抓人之初的不公不義。

對台灣陸委會而言，面對李明哲事件最重要的立場，是點明並阻止上頭這個「先抓後放」的怪圈不斷循環，嚴正警告中共不該在這個結構上食髓知味。但現況令人十分憂心，其應對中國論述能力的低落，是馬政府執政八年後兩岸關係部門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而且必須指出，蔡英文執政已超過一年，這樣的情況並沒有改善。

為什麼會這樣？筆者的判斷是，早從2012年蔡英文和馬英九競選落敗時，「民進黨執政後無法處理兩岸關係」就成了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2016年蔡英文固然勝選，但穩定兩岸關係依然是蔡政府執政的首要任務。一年多來，特別是比起陳水扁執政時，蔡英文對兩岸關係的把控不能說不穩建。但一味求穩的副作用，就是在李明哲這起涉及普世價值的案件上，突顯不出台灣對文明政治和法治的堅持而進退失據。

也有主張認為，不管政府或民間，救援李明哲不宜高調，例如高舉普世價值譴責中共；應先確保李明哲安全返台再說。在所有涉及北京政府的人權案件中，「應該高調或是低調好些」這樣議題始終爭議不休。但必須指出「放低姿態可加快當事人安全返台」這個命題，無論在邏輯和經驗上都不是必然成立的。回顧過去的例子，筆者相信必定有靠低調解決問題的案例。但在另一些受到注目的案件裏，例如鍾鼎邦在最近受訪時就認為，高調和運用媒體力量是必須的。

另一個案例是台灣情治人員朱恭訓遭綁案，當事人家庭和台灣政府低調交涉了八年，沒有任何進展，但在案件被媒體重新關注後，詳細追蹤後不久，被囚禁的人員就得以獲釋回台 。儘管這其間的因果關係無法這樣簡單論定，但可以確定的是，一旦台灣政府被困進了「低調才能救人」的局裏，必定就先要自失立場，同時也間接鼓勵中共當局不斷用相同的手段整肅境外異議人士。

至於民進黨中央和黨籍立法委員，大致也就跟着政府號令走。早些在立法院還有像田秋堇這樣的委員，只要有聲援中國民主化的記者會她多半都會到場，發言情真意切。如今田秋堇轉往政府部門，民進黨立院黨團裏也找不到第二個田秋堇了。

除了維繫兩岸關係不要斷裂太過外，台灣一部分親綠營的「圈子」對李明哲事件表現冷淡，實則也是「兩岸兩國，一邊一國」信念的另一種實踐。類似的爭議香港也有，就是：究竟台灣（香港）要介入中國民主化進程嗎？以什麼姿態介入？為什麼？

確實，比起中、港維權圈對李明哲的聲援力道，台灣相對的冷淡植基於一種信念：只要不妨礙台灣，中國怎麼樣是中國的事；關注或推進中國的民主化，也不是台灣民間社會的優先課題。

這樣態度有其合理性，但也要提醒，中國共產黨崛起後，受影響是東亞乃至全世界。支持、推進中國的政治走向文明，是台灣自我防衛最重要的戰略工程之一。當年台灣能夠走向民主化，動力之一不也是西方國家和國際人權團體不斷的關注、施壓嗎？

關切中國、支持在中國推進民主的台灣人，不是單純的「利他」，更重要的效益是藉着這個行動宣示中華民國台灣所信仰的價值，藉此團結台灣。

至於國民黨，絕大部分藍營政治人物從來就只相信「李俊敏們」這種尋門路、找關係的路數，指望這樣體質的政黨為李明哲發聲，無異緣木求魚，就不必為此多花筆墨了。

（李熠，台灣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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