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熠：冷淡对待李明哲案，谈何台湾价值

“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确实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105条颠覆国家政权。”

“过去有错误的认识，我认罪悔罪。”

他在电视镜头前向中国法官认罪了。在薛蛮子、伊力哈木、高瑜、浦志强、桂民海、李波、彼得达林（Peter Dahlin）之后，李明哲也被排进了这个名誉屠宰场里。他不是这长长的名单里的第一个台湾人，在他之前的，是涉嫌在海外操作电话诈骗的其中三名嫌犯，还有被控吸毒的艺人柯震东。

而李明哲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这种在司法定罪之前先要嫌疑人公开“自证其罪”的手法，已经伴随着中国大国崛起的脚步，成了令北京当局成瘾的精神鸦片。

李明哲是谁？这个问题在今年3月李明哲初失踪时，被问了无数次。他以往并不是站在枱面上、活跃的人权运动者。记者、评论者认识李净瑜的恐怕比认识李明哲的多得多，因为李净瑜在2006年红衫军运动时是“倒扁总部”的新闻联络人，路线上的记者多少都和她有交情。

但当这位方头大耳、身形壮硕的男子被中共当局扣押六个月，经历了一场举世注目的审判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够好的回答。特别是，如果认定中国政府在法庭上对他的指控是罗织出的罪名，不是他真正做过的事，那更应该再问一次：

李明哲究竟是谁？他做了什么？

在媒体报导里，李明哲被称为“人权工作者”。但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在主流媒体上并没有太详细地披露，特别在他失踪之初，情况不明，李净瑜的发言也格外谨慎。

之后随着情况逐渐明朗，李净瑜在私下谈话里开始谈一些李明哲“人权工作”的具体内容，之后慢慢公开，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大约从2012年开始，他开始透过网路在微信开课，分享台湾民主化的经验，白色恐怖的历史。同时，他也帮助管理一个专门捐助因争取自由、民主与公义而受到政治迫害陷入生活困境的家庭的‘公义积金’。”

到2015年，李明哲开始为中国网友代购大陆买不到的、关于人权和近代史的禁书。他自掏腰包，连买带寄，中国网友付的钱，一部分也进了“公义积金”帐户，等于是中国网友捐钱，李明哲送书。

中国检方指控的“梅花公司”究竟有没有，李明哲参与多少，恐怕要等李明哲重获自由之后才能查证。但这些李净瑜自己为李明哲曝光的“罪行”，却没有在法庭上被审判。起诉书里指控的“犯罪行为”，反而漏洞百出。何以如此？委实令人费解。

换言之，李明哲真正所做的，不管被认为是“犯行”或“义举”，既没有被检方提出，也鲜有媒体报导。这样的情况，让李明哲案在台湾社会的讨论声量虽大，但能提炼、积累的意义却少得可怜。台湾政府在本案中的进退失据，也根源于此。

政府空喊救人，舆论焦点转向

自李明哲案发生以来，台湾陆委会加海基会，无论是首长谈话、发言人回应或是书面新闻稿，数量多达几十则。但若要论有立场、有分际，还不如前总统李登辉办公室的唯一一篇声明：

“中国政府无故关押李明哲先生乙事，已演变成国际社会重大人权关注事件之一；倘若李明哲先生确实违反中国法律，亦应享有相关的法律诉讼、家属探视权益，并受公平、公开审判。请中国政府莫忘确保其应有的基本人权，请贵国相关单位及时作出明确说明，并通报我国政府及家属。”

李登辉办公室的措辞和政府乍看相差不多，但李登辉的声明更应该是一份正式政府声明，原因在于，它没有把“释放李明哲”当作无可争辩的前提，因为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确保本国人民权益不受侵害，以及获得符合普世价值的对待。

笔者并不是反对政府要求北京释放李明哲，而是“救人”诉求提出的方式不对。要知道李明哲所做所为，不管是在微信开设讲座、参加讨论，或者买书寄书，都在思想、言论的范畴里，不以法律追诉思想言论乃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李明哲资助的是政治犯家属，更是何罪之有？这是李明哲应该获释的理由，必须先被清楚地论述出来。

但台湾陆委会从一开始的声明，就抽离了李明哲的行为脉络只空喊“救人”，这让“释放李明哲”的呼吁变得极其空洞。蔡政府愈不大声说出李明哲是一位致力传递普世价值而遭逮捕、台湾政府应该珍重、保护的好公民。李明哲（和李净瑜）就愈会被一部分台湾人当成一个对中国法律明知故犯的 trouble maker。

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的焦点转向了李净瑜和台湾海陆两会的矛盾，但讨论李净瑜如何才是一位“姿态合宜的受难者”，有意义吗？然后也有评论者开始怀疑李净瑜其实要选立法委员。

最后到了李明哲开庭前夕，传出李明哲的母亲赴中国可能是为了在庭上“认错道歉”，救人的策略矛盾折射在李家的婆媳不合问题上，“娱乐性”大增但公共性尽失。更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讨论让真正应该被突显的问题——中共政权对维权人士的镇压，轻易地从焦点的位置上逃逸。

如果推远一点，回看前一次民进党执政时，2005年3月14日中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陈水扁政府的应对之道是发动“326护台湾大游行”，政府部门高调抗议，甚至以“报导不公”为由，短暂驱逐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台记者。笔者不赞成以驱逐中国记者做为抗议手段，但这却能看到经过国民党重返执政的八年后，陆委会如何斗志全失。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大订立《国家安全法》、《境外NGO管理法》，任何一部法律都可能用于镇压台湾人。但当时外界再怎么警告，马政府、陆委会依然一声不吭，说这样的态度间接造成李明哲被捕，恐怕都不为过。

台湾政府为何表现冷淡？

回看历史，中共政权对待政治异议人士其实有一定的套路。简单地说：抓政治犯的目的既是镇压，也是累积和文明世界交涉的筹码。例如美、中之间若有领袖峰会，中国有时就以释放异议人士来“暖场”。同样的模式在两岸关系里也能看到：2012年钟鼎邦先抓后放，为的是防止陈云林访台“难看”。这样的手法有种奇特的媒体效应：当放人时，媒体会大赞北京政府这样那样开明，却略过追究它抓人之初的不公不义。

对台湾陆委会而言，面对李明哲事件最重要的立场，是点明并阻止上头这个“先抓后放”的怪圈不断循环，严正警告中共不该在这个结构上食髓知味。但现况令人十分忧心，其应对中国论述能力的低落，是马政府执政八年后两岸关系部门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而且必须指出，蔡英文执政已超过一年，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的判断是，早从2012年蔡英文和马英九竞选落败时，“民进党执政后无法处理两岸关系”就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2016年蔡英文固然胜选，但稳定两岸关系依然是蔡政府执政的首要任务。一年多来，特别是比起陈水扁执政时，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把控不能说不稳建。但一味求稳的副作用，就是在李明哲这起涉及普世价值的案件上，突显不出台湾对文明政治和法治的坚持而进退失据。

也有主张认为，不管政府或民间，救援李明哲不宜高调，例如高举普世价值谴责中共；应先确保李明哲安全返台再说。在所有涉及北京政府的人权案件中，“应该高调或是低调好些”这样议题始终争议不休。但必须指出“放低姿态可加快当事人安全返台”这个命题，无论在逻辑和经验上都不是必然成立的。回顾过去的例子，笔者相信必定有靠低调解决问题的案例。但在另一些受到注目的案件里，例如钟鼎邦在最近受访时就认为，高调和运用媒体力量是必须的。

另一个案例是台湾情治人员朱恭训遭绑案，当事人家庭和台湾政府低调交涉了八年，没有任何进展，但在案件被媒体重新关注后，详细追踪后不久，被囚禁的人员就得以获释回台 。尽管这其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这样简单论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台湾政府被困进了“低调才能救人”的局里，必定就先要自失立场，同时也间接鼓励中共当局不断用相同的手段整肃境外异议人士。

至于民进党中央和党籍立法委员，大致也就跟着政府号令走。早些在立法院还有像田秋堇这样的委员，只要有声援中国民主化的记者会她多半都会到场，发言情真意切。如今田秋堇转往政府部门，民进党立院党团里也找不到第二个田秋堇了。

除了维系两岸关系不要断裂太过外，台湾一部分亲绿营的“圈子”对李明哲事件表现冷淡，实则也是“两岸两国，一边一国”信念的另一种实践。类似的争议香港也有，就是：究竟台湾（香港）要介入中国民主化进程吗？以什么姿态介入？为什么？

确实，比起中、港维权圈对李明哲的声援力道，台湾相对的冷淡植基于一种信念：只要不妨碍台湾，中国怎么样是中国的事；关注或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也不是台湾民间社会的优先课题。

这样态度有其合理性，但也要提醒，中国共产党崛起后，受影响是东亚乃至全世界。支持、推进中国的政治走向文明，是台湾自我防卫最重要的战略工程之一。当年台湾能够走向民主化，动力之一不也是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团体不断的关注、施压吗？

关切中国、支持在中国推进民主的台湾人，不是单纯的“利他”，更重要的效益是借着这个行动宣示中华民国台湾所信仰的价值，借此团结台湾。

至于国民党，绝大部分蓝营政治人物从来就只相信“李俊敏们”这种寻门路、找关系的路数，指望这样体质的政党为李明哲发声，无异缘木求鱼，就不必为此多花笔墨了。

（李熠，台湾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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