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葉蔭聰：香港故宮館，何以成為任人挪用的符號？

香港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鬧得滿城風雨之際，我把女兒（三歲）未脫運動鞋便想脫褲子的搞笑場面寫在臉書上，以博親友一笑，並加了一段俏皮話：「女，做嘢要講基本程序，唔係所有野都可以特事特辦的。」

林鄭月娥以及一眾她的專業團隊成員，心急如焚，就像褲子脫了一半，又要俯身去解鞋帶，有點狼狽。

我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對故宮博物院，以及當中的文物，不算很認識，但本來沒有很大抗拒，也談不上愛憎。以我個人為例，中學時我有踏足過北京的紫禁城，自問看不出個所以然，但也對當中的歷史文化心存敬意。長大後，讀過一點中國城市史，對故宮這個明清北京的中心點，以及它內城其他建築物構成的中軸線，也有點印象與興趣。香港每年也有不同主題的北京故宮藏品展覽，我也去過。去年底，我還特意陪伴老父去過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雖然走馬看花，但也看得津津有味。我甚至對電視台的《觸得到的故宮》的內容也沒有反感。

但是，我對有人提議在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仍感到一頭霧水，對政府推動的過程反感。

被跳過的興建博物館理由

對故宮文物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台北或北京，甚至留在香港，也可欣賞這些文物。但建一家故宮文化博物館，與對故宮文物、歷史及文化的興趣及認識沒有直接關係。西九管理局搞了半天，說了故宮及其文物多好，卻沒有提出「興建的理由」。

突然出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想法，跳過的不單是法定程序，還有很多基本的常理。如果規劃博物館不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政治任務，那麼，第一個問題不該是要不要故宮博物館，而是社會需求及未來願景，這些與故宮並無特別關係，它包括：

• 香港市民及來香港的旅客對博物館的需求有哪些、有多大，需求是什麼？

• 現有需求以外，政府、專業界別以至公眾又會期望香港發展什麼跟博物館有關的新興趣與新需求？

• 要滿足以上需求及期望，是否需要在香港多建一家博物館？還是現有博物館已可滿足到？

• 需要新建的話，又該是什麼主題？

第一道題是當下社會需求，第二道題是未來願景，到了最後一道題，也有許多選擇，「故宮文化」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所以，司長不止跳過了公眾諮詢，也跳過了正常人的思路，得出「故宮文化」這個答案。跳過這些問題，會令這個答案經不起考驗。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現有的大大小小的故宮展覽已是供過於求，那麼未來的博物館可能會令供求更失衡。如果有另一些主題的需求很龐大，例如現代及當代中國或西方藝術、民俗文化等等，明清的宮廷藏品又如何滿足這些需求？

正因為太跳躍了，就連「故宮全接觸」的宣傳也與目標脫離。因為，即使宣傳奏效，大概只令部分市民增加了去北京參觀故宮的意欲，不惜一闖京城的霧霾而與故宮「全接觸」，而不是舉手支持香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再乾等數載，為的是未來的一個香港館。

以上所講都是常識。我當然明白，現實中的博物館規劃，極少完全根據常識。但反過來，完全不理這些基本步驟，也是極罕見的。用剛回歸時的標準（極低的標準）來衡量現在林鄭的表現，很明顯也是倒退。當年西九文娛藝術區構思剛出來，坊間曾傳聞，緣起於時任特首董建華去過上海國家大劇院後想在港複製；但無論這是否屬實，當初也的確有一份旅遊協會訪港旅客調查，指出香港表演場地不足，難以應付來港看表演藝術節目的旅客需求。雖然這個出發點是否全面，仍受人質疑，但也起碼是一種社會需求評估。可是，我們如今還看不到，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基於任何對博物館需求的評估，更遑論願景，卻只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公關廣告攻勢。

博物館規劃政治力量常見，毋須過於避忌

林鄭月娥其實不妨坦白告訴公眾，這個構思的政治考慮是什麼？是國民教育？是城市品牌打造？當她自己可能正在籌劃參選特首時捧出這個大計，竟然還叫市民不要政治化博物館，實在太欠說服力。在現實及歷史裏，博物館規劃中的政治力量是無處不在。但政治有好有壞，有正當性與不具正當性，其實毋須過於避忌。

以我粗淺的了解，直至20世紀中，現代博物館大致分成兩類。歷史上的博物館脫胎自帝國皇室的私人珍藏，如今著名的大英博物館（所以有許多大英帝國當年殖民地的文物），昔日也是帝國皇家收藏，對岸法國的羅浮宮及中國的故宮等等亦然。這些帝國傳統的博物館，經歷了漫長的公共化、國家化、國族化的過程，或多或少成為國家文化認同的重要部分。另一類博物館是與現代國族國家的新建設相關，例如，面向天安門城樓的右側，是中國國家博物館，是新中國的十大建設之一。它前身既承襲民國時的歷史博物館（地點變了），亦在解放後加入了革命歷史博物館，兩者到了21世紀才正式併館。

近幾十年，全球博物館進入後國族化年代，出現多種新類型。例如，有為了舊城新發展而設的天外來客式的超巨型建設，例如，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建築師蓋瑞（Frank Gehry）把它設計得與周遭建築物格格不入，象徵及促進後工業及新城市經濟發展。同時，全球座落在四個城市的古根漢博物館，亦是最著名的博物館招牌之一。另一類通常是蚊型實驗——地方社區型博物館，打破國族國家壟斷文化身份詮釋，就連香港社區及文化工作者也做了不少實驗嘗試，此起彼伏，例如已關閉的大澳文化工作室，或社區組織經營的灣仔「香港故事館」，就連公家單位有時也會來湊熱鬧，例如古蹟辦管理的屏山鄧族文物館。

故宮文化博物館屬哪一類？為誰而建？它帶着經過國族化的帝國式博物館的招牌或主題，要在香港搞什麼新意？這似乎不是讓香港市民多欣賞一點故宮藏品便可以解釋得了。沒有社會需求，沒有未來願景，「故宮文化」只成為一堆任人詮釋挪用的符號，這就不要怪港鐵故宮大壁畫前的示威者發揮想像力了。

林鄭的確「好打得」，但她忘記了，搞博物館不是打擂台，香港還有丁點專業精神、民意及公民社會，香港也是要講常理的地方。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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