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嚴薔：削減文革的教材，卻為何擴充了改革開放？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在流出的新教科書目錄中，與「縮減文革」相對應的，是原先的「改革開放」一課被擴展成了兩課——「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什麼在「弱化」文革教學的同時，改革開放篇幅又雙倍擴展？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王炳忠掏出手機，手指停留在與周泓旭的臉書訊息對話框，猛滑了好幾分鐘，才回到2014年4月17日。這天，他第一次收到來自周泓旭的陌生訊息：「大哥，求加好友！」端傳媒爬梳「民國」、「王爺」、「創業」、「星火燎原」、「潛伏」，試圖找出兩人相識、結為至交，甚至被檢調認定是「共諜上下線」的五把鑰匙。

在這個正義形式的面前，人們是看不到其背後的；在廣告牌前，人就劃分成兩邊，需要靠向一邊站。

在中國，一邊是蓬勃發展的「彩虹經濟」，一邊卻是如履薄冰的同志組織。在完成自我認同之後，同志群體能否進一步參與到整個社會結構的構建中？

動畫宣傳一直在強調「幸福」，但電影中的時代氛圍與細節才是編導的誠意所在。

如果非建制派能夠衷誠合作，在議會選舉的整體席次將會更多，為何他們不這樣做？既然有共同敵人，為何他們總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不同外，有沒有其他原因？

鼎盛期中國湧現的200家直播平台與踴躍的投資人和收入豐厚的主播一起建構起龐大的景觀，一年之後景觀仍在嗎？

夾在中國和印度兩個大國之間的斯里蘭卡，對這兩個影響該國命運的大國有着微妙的情結。如果說斯里蘭卡是印度的台灣，那中國和斯里蘭卡的關係，則極似美國之於台灣。

記者被禁止進入若開邦地區，因此幾乎沒可能親自去核實婦女的控訴，但記者發現，每個婦女講述的故事都有共通之處：襲擊者的制服和強姦的過程。

我一心想找清真寺，出現在眼前的卻是一座典型新教教堂：紅磚、哥特式尖塔、高高的鐘樓......走到教堂側翼，才看到一個小小的金屬門牌，用規整的字體印着清真寺的名字，看起來像個低調的辦公機構。我按下門鈴按鈕，就這樣開始了對這家清真寺的第一次拜訪，也得以觸及柏林「多元」觀念下的希望與不安。

如果說對特朗普智力和精神狀態的質疑還流於口舌之爭，那麼該書真正最具殺傷力的，是確認了坊間傳言已久的白宮激烈內鬥——雖然僅来自班農派的視角。特朗普對華態度變化前後的鷹鴿角力，也從中可見端倪。

我對從學術上指出中國施派的各種誤讀和濫用已經不抱任何激情，因為正如我在《施派的危險性，以及知識分子的限度》一文中說到，中國施派是一群不惜扭曲一切學術理論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縱橫家」。

《足球經理人》顛覆了人們對遊戲僅存於虛擬世界中的刻板印象。它不僅近乎完美地模擬了真實球壇，更因著龐大數據和真實模擬，成為教練和球探們的工具，在虛擬世界改變了現實生態。

PIXAR 為電影花費大量時間心力的取材，難免要回應更為宏觀的社會問題──「傳統價值」和「全球世界」的此消彼長。

從它存在的那一瞬間起，白就已經開始向黑而生了。

中風之後的復健之路，就像是一場望不見終點線的長跑。感同身受的他們想要成為台灣病友的陪跑者。

艾未未動用200人團隊拍攝的全球難民問題紀錄片《人流》引發關注和爭議。他本人也在片中出現，他說，因為自己也有「難民」的身份認同。他說自己六十歲了，從來不是世界公民，而是一個現代的吉普賽人，永遠的異議者。

一邊是被「擠出去」的中國國企，一邊是百廢待興的非洲大國，用礦產、石油等自然資源換取低息貸款建設基礎設施，在這場被譽為「雙贏」的中國模式裏，誰贏了，贏了多少，誰又失去了什麼？

很多人談到大數據，只是強調它的「大」，好像只要數據量能足夠地大，透過機器就能跑出有意義的東西，甚至根本不需要問「為什麼」……

當城市裡的台灣享受「經濟奇蹟」帶來的繁榮與富裕，城市之外的山林水土、鳥獸蟲木都在經歷些什麼？三十年來，柯金源帶著他的相機，實地跋涉山巔、下潛深海，尋找答案。

就復仇式色情來說，「復仇」的先後順序其實是倒過來的：有裸照當然要先睹為快，至於自己為什麼有資格傷害別人，理由隨後再找就行。反正加諸女人的罪名俯拾即是，撿也撿不完。再不濟，網民還可以說：「誰叫她要拍呢？」

一些人離開了，一些人退守河北，但偌大的北京已幾乎找不到廢品回收站了。

讓村民參與藝術，讓藝術成為媒體，「西三電影製片廠」希望用藝術做點實際的事兒。

2017年的台灣電影，很多東西崩解了，但是並沒有毀滅。在一片廢墟微塵之中，我們還是瞧見了重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