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中關係能否逃離「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之戰?
為了避開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必須願意去想像那不可想像的、思索那不可思索的。若要這次也避過修昔底德陷阱,我們所得做的,不下於扭轉歷史的趨向。
為了避開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必須願意去想像那不可想像的、思索那不可思索的。若要這次也避過修昔底德陷阱,我們所得做的,不下於扭轉歷史的趨向。
佳士事件顯示,工會改革的基本矛盾並沒有改變:全總有組織工人的行政壓力,但是又有政治上的考慮,以至不能支持真正維護權益的工人成為基層工會的領袖。但是佳士事件也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現了新的發展,即階級鬥爭的主體出現了變化。
假如戰爭結束,他們回家,應該會像個陌生人,因為大家的價值觀已經變得太不一樣。「人們害怕分歧,也害怕磨合。要各人重新互相接受對方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從民主到專制主義的倒退,嚴重打擊了土耳其經濟。政治衰敗導致的經濟衰退,最終將導致政治變革的訴求,但要逆轉人才流失、智力外遷和對經濟的信心,並不容易。
台灣社會如果繼續以為,只要台灣史還在,對中國史問題的處理多少有點進展,歷史課綱問題就算解決;那麼其曝露的,是長期以來不關心世界史教育的台灣社會,未能知道這次歷史新課綱真正有問題的地方在哪裏。
「人為什麼要懺悔、反省、道歉?那是為了讓我們活得更加聰明、更加智慧,不要犯更多錯。」文革紀錄片導演徐星談到「低端人口」,激動起來:「『低端人口』這個字如果出現在德國,這是犯罪。他們不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是低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