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象背後的邏輯：六問「北京切除」，暴力「士紳化」由何而來？

費家村位於北京市東北五環外，因聚集了一眾中外藝術家，得名「畫家村」。這樣的村莊在北京城鄉結合部並不鮮見，但費家村無疑是幸運的。從2009年起，周遭的村莊一個接一個被騰空，費家村不但僥倖「活」了下來，還吸納了大量被其他村莊清退的外來人口。幾年時間，村裏的人口從400多飆升至兩萬多。

費家村的好運似乎在這個冬天走到了盡頭。11月18日那場公寓大火後，北京市展開為期40天的「清理行動」，半個月後，正當人們逐漸忘記寒風中被清掃出城的外來人口時，費家村收到了限期搬離的通知。12月10日——限定搬離的最後一天，費家村爆發了遊行，逾百名村民包圍了村委會，高叫著「暴力驅趕，侵犯人權」。

這場遊行很快被行動迅疾、人數眾多的特勤和保安熄滅了，相關影像和討論也瞬間在網絡蒸發，但它敲醒了健忘的人群——不久前那場聲勢浩大的「清理行動」不過是個開始，而我們的追問也不該止步：「清理行動」的起點真是那場大火麼？被清理的人口何去何從？一個切除了低端的城市會怎樣發展？以及，北京正在經歷的一切將如何影響中國的其他城市？

一、「北京歡迎你」——北京真的歡迎過你嗎？

2017年12月2日，老聶一家七口從北京西站坐火車返回江西老家，留下一句話：「北京傷透了我的心。」三年前，他帶著工作30年攢下的20萬來北京「追夢」，在南四環外的壽保莊村租下幾間店鋪開小超市，「我從小就嚮往北京、嚮往天安門。」幾天之前，老聶收到三天內搬走的通知，遍尋不到合適的租鋪，只好賤賣存貨，打道回府。

老聶一直沒想明白，2008年奧運會時「北京歡迎你」唱遍了中國，怎麼突然就不歡迎了？和很多人一樣，他忽略了這個文字遊戲最關鍵的字：北京歡迎的「你」，是你嗎？

中國是全球少數幾個實行嚴格戶籍制度的國家。1958年頒布的戶口登記條例，牢牢將農民釘在農村，嚴格限制他們向城市遷徙。人以群分，就這樣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間挖出深不見底的溝壑。

每個中國家庭最重要的抽屜裏都躺著一本豬血紅色封皮的戶口簿，記錄著每位家庭成員的住址、出生年月……以及最重要一項——城市戶口/農業戶口。這四個字決定了一個人可以在哪裏生活、享受何種福利。在資源緊缺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個人每月吃多少糧、幾斤肉都和戶口緊緊綁在一起。1975年，「遷徙自由」這一項被從中國憲法中抹去，至今未恢復。

隨著文革之後經濟復甦、城市建設復興，經濟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釘在農民身上的釘子於是鬆動了。1978年之後，平均每年有1300萬人從農村遷入城市，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躍至2016年的56%。同時，國策倡導「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在從未鬆綁的大城市人口控制之下，很多新移民儘管在城市生活多年，依然持有農業戶口，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對等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

但戶籍控人的手段抵不過經濟發展的誘惑。多年來隔離城鄉的政策令城市愈富，農村愈窮，城鎮居民收入一度超過鄉村三倍。政府的目標是控制大城市，希望農村人口就近流動向小城鎮。但海量的資源集中在大城市，打工者也不可避免地向這裏集中。以北京為例，北京常住人口從1949年的420萬增至2015年的2171萬，這還只是統計數字，不斷突破規劃的目標。

2014年，北京首次提出目標要令「人口增速明顯下降」，在上調水、天然氣、交通價格的同時，不斷提高外來者入城的門檻。比如，外來人口的小孩要入讀公辦學校，其父母需提供多達28份證明材料，中產移民仍有國際學校可選擇，但眾多以零工、小生意為生的外來務工者卻無路可退。北京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亦得到其他大城市的效仿。2016年，北京新增人口僅2.4萬，增速終於近乎停滯。但是，這似乎還不夠。

在城市住宅的地下室、群租房裏，在數以萬計街邊小商鋪內，在城鄉結合部密密麻麻的公寓樓中，蝸居著數量龐大的外來人口，這是政府人口統計數字中難以呈現的。北京究竟有多少人？上海呢？真實數字執政者也難以掌握。但他們認定：一定要控制。

城市居民今天所享有的較高的收入福利，相當一部分來源於農民工從事基礎建設等行業創造的財富，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在戶籍限制下，城市並不能給農民工提供相應的保障、福利，難以給他們的後代提供平等的教育和發展機會。當後代長大，被稱為「第二代農民工」的他們再進入城市時，其學歷、技能和父母那一代相比，幾乎沒有更新。

與此同時，「大城市病」——交通擁擠、環境污染、資源緊缺，卻被怪在外來務工者身上。雖然近年來學界不斷強調，大城市病、資源緊缺的病灶不在人口，而在城市的治理方式。但對政策制定者而言，人口一刀切，遠比分享紅利、精細調配公共服務資源，要簡單得多。於是，中國城市化的鋪路者，也成了城市病的「替罪羊」，對外來人口，北京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一邊控制人進入，一邊清理已進入的人。2011年起，為了完成人口調控目標，北京各區開始清理地下室，目標是「基本不住人」，豐台區更提出投入2.4億推動清理工作。2014年起，北京又開始著力清退以小商販、批發、物流為主的「低端業態」。截至2017年8月，北京共否決了1.78萬件工商登記，這在新華社報導中成為一項政績。清理行動在2017年迎來全面升級。4月，北京開始整治「開牆打洞」，將沿街開的小商鋪、胡同裏的私建房「一網打盡」，僅6個月就拆了「違章建築」3000萬平方米，相當於13個長洲島。

當然，控制和清理，都只是針對一部分人，也就是被認為從事「低端業態」的人。

「北京現在做的事，就是壯士斷腕。」參與編制《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胡清芳對端傳媒表示。在11月18日大興區那場火災之前，北京城已經做了很久所謂「壯士斷腕」的截肢手術，但火災之後掀起的針對「低端人口」的大清掃，則讓所有人彷彿第一次感覺到痛：這一次，政府連麻藥都沒有打。

二、中國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的清理？

2008年，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一次演講中建議深圳率先興建貧民區，「有貧民區的城市，並不就會比其他城市矮一頭，相反卻是尊重農民工等城市貧民的自由。」

經濟學家托馬斯·索威爾曾在《美國種族簡史》中舉例：美國東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貧民窟，都是新移民進入主流社會的跳板，在他們適應「新社會」的緩衝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能夠負擔得起、也能從中汲取文化支持的避難所。而中國的農民工眼前只有城鄉之間的斷裂，從無緩衝帶。

幾天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負責人在世界城市論壇上，隔空回應了學者秦暉的提議：從來都沒有想過建「貧民區」來解決住房問題。

在印度，農民可以賣掉土地，舉家進城後搭建簡易住房；中國農民沒有地權，不能賣地，卻有可能因政府徵地而失去土地。當農民工赤手空拳進入城市後，他們不能自建棚戶，又租不起常規住房，只能暫居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或工棚內，把家留在農村。嚴苛的戶籍制度令農民工無法享受與戶籍掛鈎的各類社會保障，多數農民工在「出賣青春」後返鄉度日，難以留在城市，中國才從表面上沒有形成「貧民區」，也令農民工如流沙一般，極易被清洗。

法律保障的缺位也是「低端人口」能被隨意清除的原因之一。大興火災後北京展開「大清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王留一曾撰文指出行動多處涉及違法。比如，《行政強製法》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但「大清理」中不少公寓都遭遇了停水、停電。端傳媒記者在皮村現場得知：一棟沒有供暖的公寓持續停電超過10天。

不過，這篇法律文章和被清理的人口一樣迅速消失了，關於行動是否合法的討論被全面噤聲；輿論的力量更是微弱得驚人。大量的媒體報導、自媒體文章，遭遇了持續數小時的高效刪帖。「大清理」發生後，超過百名知識分子發布了致中共中央的聯署信，要求「堅決制止和糾正」這起「違法違憲及嚴重踐踏人權的惡性事件」，幾乎未激起波瀾。

民間的援助力量亦遭到壓制。大清理發生後，「同舟家園」在網上發布信息，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住處，被警察勒令關停，負責人亦遭到驅逐。而有資質的中國紅十字會、婦聯、工會等組織卻沒有任何動作。

當法治、自由言論、民間組織全面失效，原本就如流沙般的「低端人口」，被大面積連根拔起。

2017年11月25日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大陸導演馬莉憑《囚》獲得金馬最佳紀錄片獎項，她發表感言時說自己可能也屬於待被清掃的「低端人口」，「所以我覺得這個獎特別重。」

但她的發言，照例無法被大多數大陸觀眾看到。

三、具體到北京這次清理決策，背後的邏輯？

和前六版北京總體規劃相比，2017年9月發布的第七版有點不一樣——它由習近平親自指導完成。

2014年和2017年，習近平兩次考察北京，提出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其他的通通「疏解」。他要求北京市盡快修改《總規》、上報中央。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對此非常重視，規劃院常常夜裏把規劃遞上去，由蔡奇當場修改，然後打回規劃院連夜調整，第二天一早再送去給蔡奇過目，就這樣改了半年。

新《總規》於2017年9月29日問世，這是一版由中央直接指導完成的城市規劃，反映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治理思路。它圍繞著習近平對規劃的最大要求——疏解「非首都功能」展開。2015年2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上提出，「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大國的首都，不應承擔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承擔過多的功能。」

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說得很具體：「不利於首都環境建設，特別是安全穩定的，要下決心加快疏解。佔據最好位置、卻發展低層次的業態，不符合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不符合提高生活服務業品質，也要堅決疏解。」

但是，從經濟角度說，剝離掉所有非首都功能的產業，對一個城市的發展是「傷筋動骨」的。「北京現在就是把自己的『衣服』做好了，用這種底線倒逼你發展方式的轉型，」胡清芳說，「（很多項目）北京市也沒有很大的話語權，要服從中央。」

中央希望北京發展成什麼樣？

《總規》中提到了一個詞——「安靜」，這是「安靜」首次出現在北京城市定位中。「安靜主要針對中央政務區，人不能太雜，居住條件要提高，車要減少，」胡清芳說，「讓裏面乾乾淨淨的是國家層面的職能。」未來的中心城區還會有更多的空間讓渡給中央，「國家一旦強大，機關的職能也會複雜化，需要的空間也更大。」

而從北京《市域綠色空間結構規劃圖》中，則看到大量借鑒歐洲花園城市的理念：追求人口低密度、環境很漂亮。上海交通大學的陸銘曾在媒體上呼籲：「（花園城市）是西方城市規劃學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過的一種思想，已經老早被拋棄了。世界上走這條道路的典型城市是巴西利亞，它是公認的失敗案例。」但這似乎成了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對城市想像的執念。

FT中文網的一篇報導耐人尋味：2016年第一季度，身處投資熱潮的北京新登記企業數量創下當季度新高，這一數字卻被官方謹慎保護起來。「因為它不一定能向中央展現北京積極正面的經濟面貌，卻足以展現出北京產業疏解和人口疏散工作的執行不力。」

通過疏解低端產業和附著其上的人口，全面「提升」北京，與之相伴的是更安靜、美好的市容，更高的地租，價格昂貴的服務業。最終，每個能留在北京的人，都必須有一個肥厚的錢包。

實際上，北京正在經歷一場大規模的士紳化運動。因為缺少法治約束，更發展為暴力士紳化。

四、城市發展終究要走向「士紳化」嗎？

士紳化（gentrification）是英文單詞gentry（紳士）的引申，1964年由英國學者Ruth Glass提出，指中產階級家庭進入貧困下層階級社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曾經破敗的住宅質量得以提升，中產階級逐漸取代原先的工人階級和低收入階級，從而改變了社會的社會結構。

此後，西方國家對城市士紳化現象展開深入研究，並不斷拓展內涵，但其核心特徵一直沒有變——即高收入階層對低收入階層的置換。在《論全球城市的士紳化》中，大衞·威爾遜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城市執政者意識到士紳化帶來的利益，並把它定位成都市更新的措施，這一趨勢將在全球進一步深化。

中國亦不例外，隨著舊城空間的日益飽和及地價飆升，一場以「城市更新」為名的士紳化運動正在各個城市上演。比如，拆除舊工廠、舊居民樓，或改建古城、胡同等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傳統街區，代之以高端商業街區和高檔住宅，北京的五道營、上海的田子坊都是士紳化的典型例子。

學者何深靜曾總結上海市政府對士紳化運動起到的作用，其中一條是政府動用大量財力來解決零碎的產權問題，從而加快士紳化運動，帶動經濟增長。

土地產權——這是中國城市士紳化運動中難以跨越的障礙。中國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一直以來，為了控制城市規模，中央對北京、上海嚴格控制土地供給，留給其用於城市建設、積累資本的土地極其稀少。《總規》亦提出要「實現城鄉建設用地規模減量」，在總量框定的前提下，「只能立足於現有的低效土地進行改造升級，」胡清芳說。

中心城區的土地稀少且優先供中央使用，城鄉結合部的土地呢？從土地屬性來說，它們屬於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不同，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即由一群人共同所有），可以租、但不能放到市場上買賣，因此農村土地要進行商業開發，必須先轉成國有土地。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上述問題已成為土地開發的一大掣肘。為解決這一問題，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全國選了33個試點，推動集體土地進入市場，農村的集體土地可以和國有土地一樣，拿到市場上拍賣。不久前發生火災的大興區，則是北京市唯一入選的區域。

但大興區的土地太雜了，通過一層層的租約，土地被工業區、小作坊和外來人口租住的公寓分割成無序的碎片。要想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士紳化，就要進行「大清理」，解決零碎的產權問題。

在《總規》裏，這一行動被稱為「騰籠換鳥」，即疏解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製造業，並在騰退出來的土地上發展高精尖產業。鳥是人，籠子是土地。對執政者而言，如今北京城鄉結合部的問題是鳥太低端，全是麻雀之類；籠子個頭太小、蕪雜、碎片化，是成千上萬個蟈蟈籠（城中村）。政府要做的是把麻雀全趕走，把蟈蟈籠拆掉，就地建高大上的籠子，引鳳凰來。

但是，麻雀要去哪兒呢？

士紳化概念誕生50多年來，反對聲如影隨形。一些學者認為，士紳化的敘事邏輯是「從落後地區和居民手中奪回我們美好的城市」，會加劇城市排外現象，較貧困的階級會以「社會清潔」的形式離開。11月18日大興火災後，一場大規模的社會清潔已然在北京展開。

五、其它國家和地區怎麼制衡士紳化？有哪些案例？

「士紳化就是土地商品化的急遽化現象，」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麗玲對端傳媒記者指出，亞洲都市發展的一個問題在於「很多地方都把高房價當成城市發展指標」。她認為，gentrification一詞，也能翻譯為「高級化」；今天，在首爾與台北等城市，地價高漲已經使人們負擔不起房租、店租。

曾赴首爾進行考察的黃麗玲指出，2016年，首爾市政府著手處理「士紳化綜合對策」，2017年起，優先以出現嚴重士紳化的六個地區為對象，藉由提供政策與資源補助，對士紳化形成制衡與規範的樣本，未來將擴散至整個首爾市。

首爾現任市長朴元淳提出更根本性的、防止士紳化的政策方向，如各個「區廳」有權訂定自治條例，針對房地產上漲提出遏制對策。去年推行前述對策至今，首爾市政府促請房東、房客簽約 MOU（備忘錄），民間已有「友善房東」承諾不隨便漲租。同時，政府提供閒置公有地，低價出租給商店。除了首爾市政府的政策先行，南韓總統文在寅上任後，國會也開始積極討論遏制房地產上漲的政策，以控制土地商品化。

在德國，政府角色介入防止士紳化更明顯。例如，柏林當地由政府規劃「Milieuschutz」（暫譯：城市多樣保障；亦有人譯作環境/氛圍保護）區域，並以此作為一款用以禁止街區「過度縉紳化」、並用以保護原先社區的特色與社會組合的法律。

在這些區域，屋主針對建築進行拆除、改建、修繕，都要經過審核並取得同意。這項法律用意在於避免業主進行昂貴翻新工程後，將原來用地變更為高級住在區，再抬高租金趕走原租戶。

若產權所有人意圖將建築修建成更現代化的外觀，地方政府有權阻止。某種程度上，裝修、刷新等修復行為，代表產權所有人能藉此提高租金，造成租戶被迫離開。從本質上來說，這個法律有效能抑制都市朝「引發士紳化（gentrificaition-induced）」發展。

產權所有人被禁止從事下列行為：擅自更改建築平面圖；將數棟公寓合併為一棟，或將一棟建築拆成數棟；增加面積大於4平方公尺的陽台或屋頂露台；安裝帶有豪華設備的浴室或廚房。此外，Airbnb所造成的士紳化（Airbnb gentrification）在柏林引起爭議；在這些區域中，同樣禁止屋主將公寓作為「度假房」，並藉以出租牟利。

在台灣，士紳化同樣是討論熱烈的公共議題。政府政策不力，遏制士紳化在台灣往往更依賴民間自省及行動力量。

曾經因特色小商店林立的台南正興街，因老街名號遠播之後，吸引觀光財，獨棟老房從7年前價值百萬台幣衝到現在千萬台幣。房租跟著水漲船高，樂器行、小茶館等商鋪因承受不住房租不斷上漲而關門，吸引到的新商家則慢慢產生質變。

「充滿人味的小店受到排擠，願意承擔高房價的店舖，戰戰兢兢的推出複製、迎合卻無趣的商品，繼續下去整條街將會慢慢變得不有趣，」在地刊物《正興聞》主編高耀威憂心，市場一旦沒有差異化，過度單調與集中的業態，將扼殺正興街曾引以為傲的多元與活力。

高耀威主導成立了台南市街區正興同協會，希望透過協會力量，對急欲漲店租的屋主進行「道德勸說」，至於勸說效果，成敗皆有之。他主編的《正興聞》也將以士紳化的在地反省為專題。同時，因為多年結夥共事累積的默契，幾間商家有志一同，致力於私有空間公共化，例如開設「免費商店」、「免費漫畫店」，友善屋主主動出借閒置空間，規劃成街區交誼中心。鄰里之間的自覺與動力，成了社區抵抗士紳化的最主要力量。

六、正在進行時的北京暴力士紳化，會帶來什麼？

被勒令搬走的當天晚上，老聶一家七口瑟縮在出租房對面的牆角下過了一晚，接著是第二晚、第三晚。時值寒冬，夜裏氣温跌至零下，一面牆又能擋得住多少風？房東看不下去，偷偷把出租房門打開，老聶一家人得以睡到地上的破床墊。

對北京心灰意冷的老聶不是不想走，但超市裏那麼多貨，全被清空到街上，丟了怎麼辦？就算賤價賣掉，怎麼也得花幾天時間。

在那間空蕩蕩的出租房裏接受採訪時，老聶的臉始終是垮的，只有那麼一瞬間，他的臉稍稍亮了一點，他問端傳媒記者：「有沒有賠償啊？政府啥說法？」這次大清理讓老聶損失了好幾萬元，更別提要舉家離京折騰的費用了。

得知沒有賠償也沒有說法後，老聶的臉比之前更垮了。在這個寒冬被清除出北京的「低端人口」，沒有得到安置和補償。他們和全中國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一樣，一次又一次，被榨乾、拋棄。直到今天，他們始終未能享受到自由遷徙這一基本人權。

城市前進的輪子已經碾壓過他們，滾滾向前了。但這一過程中留下的種種問題，並不會隨著「低端人口」被驅趕到越來越遠的郊區而消失不見。

當服務於中產生活的「低端人口」從城市中消失，方興未艾的城市中產都將面臨生活的塌陷，後果或許是：中產們亦相應疏解到郊區的、服務業相對便宜的衞星城去，北京以及中國很多一線城市將成為徹底權貴化的城市。

而橫亙在城鄉之間的鴻溝會越來越深。社會資源按城市等級逐層遞減，社會階層固化，一線城市繼續壟斷優厚的資源，鄉村只能得到殘渣。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一個引以為戒的例子是：2005年發生在巴黎郊區的騷亂，曾一度點燃法國各大城市郊區騷亂。背後原因之一是中心城市常年壟斷資源，排擠外裔「低端人口」，導致後者就業困難、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只能聚集在邊緣地帶。

如果中國經濟能保持良性增長，並持續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積極帶動鄉村發展，那麼或許農村人口不必流動到大城市，就能改善經濟條件、過上不錯的生活。2008年，金融危機一度令城市就業機會劇減，大量外來人口失業返鄉。彼時正值中國高速公路網急速發展時期，城鄉間密密麻麻的公路網促進了交通和商貿，也一定程度上接住了這些返鄉的人，可以在鄉鎮做些小生意。

但是，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未能保持強勢增長，惡債累累的城鄉問題會否引發巨大的經濟波動或環境災難呢？長期被城市盤剝的鄉鎮如何生長出相對完備的經濟生態？在過去十幾年裏粗放發展的房地產和消耗性產業能否在經濟下行的大環境裏保持繁榮？在城市無處落腳、在家鄉無法營生的大量農村人口該何去何從？

問題無人回答，但「壯士斷腕」的北京城市規劃，正被全國各城市規劃院爭相學習。

不久前剛剛公示的成都總體規劃，連章節都和北京的一樣。緊跟中央，誰也不敢落伍。「成都跟北京的發展階段還是不太一樣的，但現在這個形勢，比較強調思想上的統一，」胡清芳說。

（應受訪者要求，胡清芳為化名 / 實習生魯一凡、吳伊端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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