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不鍾意元朗，但是這種不鍾意是來自一種鍾意。」
「你住元朗？」剛認識的大學同學總會半開玩笑問：「元朗還有沒有牛？」言者可能無心，紅眼卻聽出弦外之音，「就是看不起我出生的地方──那些同學通常都是住市區。」二十年前的舊事，紅眼仍然記住，無論如何也不是一件小事。
香港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致分成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不計離島，假如你要橫越東西（元朗至柴灣）或穿越南北（鴨脷洲至上水），距離大約是45公里，開車要45分鐘，坐公共交通工具則至少要90分鐘，繁忙時段出入需時更長。曾經有網民討論跨區上班的地獄路線，連同行路、等車、塞車，部分路線可以長達120分鐘，足夠飛一程台北。假如算上一來一回耗費四小時，甚至可以飛一程東京。Threads 上有一篇迴響甚大的帖文，說明了香港人的距離感──柴灣、鴨脷洲、元朗、上水都「好遠」，台北、東京、首爾都「好近」。類比台北人的距離感，大約就是淡水、基隆、中壢都「好遠」，香港、沖繩、東京都「好近」。
紅眼在元朗土生土長，期間曾多次離開，第一次是去台北讀碩士。回港後，紅眼投身媒體行業，做報館早出晚歸，收工已經是翌日凌晨，回到元朗只會在「東方點心」食宵夜。後來轉到雜誌工作，忙起上來，平日有時索性在觀塘朋友的工作室留宿，元朗成為周末過夜的「酒店」。期間，他曾經離開元朗，搬到女朋友的住處，又試過搬去天水圍。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加上新冠疫情影響，他才開始留在元朗生活。
2019年7月21日之後，香港人對於「元朗」這個地名又有了新的「集體記憶」，元朗人紅眼更是車廂裡的親歷者，但作為作家，如何敘說？「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是一個轉捩點。」關於元朗，紅眼有很多很多話想說，但不知從何說起。「我一直沒有辦法閱讀關於社運的作品，遑論書寫。」紅眼說：「（721之後）我找不到一個方法，寫到我想寫的立場，表達到我對元朗的感受，而又不覺得心虛。」直到2021年11月，M+博物館開幕，他遇見久違的「紅樓閣」霓虹牌匾。那一刻，紅眼仍然覺得是「阿爺顯靈」，指點他如何書寫元朗的故事。
721之後，「我找不到一個方法，寫到我想寫的立場，表達到我對元朗的感受，而又不覺得心虛。」
沉澱兩年多，2024年3月，紅眼正式在《明周》發表連載小說《紅樓閣記》。故事以元朗為背景，人物原型大多是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他自己。紅樓閣是一間酒樓，小說圍繞多間元朗食肆展開故事，食肆隨時代更替由地理座標演變成時間座標，在虛實交錯之間，串連家族史、元朗史以至香港的大歷史。
由圓塱到元朗
元朗有一條大馬路，大馬路上有條輕鐵軌道，剛好將元朗分成兩半。⋯⋯阿爺以前人脈廣，大家都喜歡跟他打交道，新年派利是要派足半條大馬路。而我大舅父說得豪邁，另外那半條大馬路，以前都要交租給我外公。——《紅樓閣記》
「編輯曾取笑我是元朗少爺仔。」紅眼自嘲。小說中的「我」，阿爺是從廣州南下的生意人，外公是元朗大地主的後人。「元朗很多東西都不好。」 紅眼直言，叔伯兄弟全都是圍村人，母親也是圍村人，從小只覺得他們聲大夾惡，野蠻粗魯。
元朗，古稱「圓塱」，「圓」意指豐滿，「塱」意指低窪地。元朗三面環山，一面臨海，中間就是一片土地肥沃的平原，居民曾以耕種及捕魚維生，該區盛產絲苗米，堪稱香港本地的漁米之鄉。元朗位於新界西北，歷史源頭可追溯至秦朝（公元前214年）。清朝順治年期（1661年），明朝遺族退守華南沿海，清政府下「遷界令」，焚毀沿海居民的田地及居所，強制居民遷入內陸，以圖斷絕抗清勢力的支援。此令亦波及香港全境，新界頓變荒地。復界後，清政府鼓勵內地鄉民南下開荒，大批客家人落戶新界，組成村落。當時海盜仍然猖獗，村民為求自保築圍牆、建城河、起炮樓，形成「圍村」，在元朗亦非常普遍。
1898年，英國逼使中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居民曾激烈反抗。1910年，港英政府訂立新界條例，列明「任何有關新界土地的法律程序中，法庭有權認可並執行任何影響新界土地中的中國習俗或傳統權益。」政策變相界定了新界的「傳統」，例如可以宗族、家族祖或堂的名義註冊土地，遺產亦根據《大清律例》只傳男丁。直至政府在1994年訂立《新界土地（豁免）條例》，遺產習俗才告廢。
1960年代，港英政府銳意發展新界，收地興建新市鎮，新界村民認為補償不合理，鄉議局與政府關愈趨緊張。為了安撫村民，政府於1972年推出「小型屋宇政策」，容許男性原居民一生向當局申請一次，於其鄉村內建造一座最高三層，每層不超過700平方呎的丁屋，毋須向政府補地價。從此，元朗區內大興土木，開始轉型為新界西北的「次區域中心」。輕鐵於1988年通車，紅眼生於八十後，正好見證元朗都市化的過程。
當年，大馬路一帶已經開滿酒樓，幾乎每一條街、每個路口都找到一兩間，比今日的便利店還要多，隨便一數，七十年代末就有恆香、榮華、龍城、嘉好、嘉麗華、慶年華和好相逢，元朗正要從圍村小鎮發展成新市鎮，可謂遍地商機，有元朗鄉紳日捧場。——《紅樓閣記》
「元朗人以前都是這樣，識飲識食，常講賺錢，或者爭家產分錢。」紅眼坦言自己小時候都是「很元朗人」，2013年在台灣讀完碩士，回港投身傳媒後才開始有政治觸覺。經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6年的魚蛋革命以及2019的反送中運動，紅眼自覺轉變很大，最大的轉捩點是721事件，剛好從中環回元朗，「很幸運地」成為被選中的一個，在列車上親歷木棒和鐵枝在身旁穿插而過的驚慄。
721之後，內心有一種感動，召喚紅眼重回元朗生活。
誰的元朗？
「我很難告訴其他人，其實我很了解白衣人想什麼，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接觸這些人。」
「反對社運的人是特別有趣，他們的故事是更加變態。」紅眼說，他想寫元朗的故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覺得721 之後，有很多事情沒辦法被了解。「我很難告訴其他人，其實我很了解白衣人想什麼，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接觸這些人。」
元朗是一個圍村社會，一個極度封閉的地方，從前如是，今日如是。「他們有他們的邏輯，例如你們不夠我了解元朗，憑什麼覺得元朗不好？」其他人想改變元朗，他們都會覺得被侵犯，他們認為社運就是有一群本不是在元朗成長的人在「搞亂檔」，所以要趕走那些人。「那一代人就是這種想法，我在小時候也有這種想法，但是這樣解釋的話，別人會覺得我很『藍』。」
外人難以理解元朗人的想法實屬正常，但是無法與家人溝通才叫紅眼感到悲哀。即使自己在721的列車上死裡逃生，母親好像不當是一回事。對母親而言，最大的影響是菜價貴了，然後歸咎於「那些人在搞亂檔」。「媽媽認為最重要是食，最重要是平（便宜）。我理解她，但我無法跟她溝通，而我亦知道難以要求老一輩的人改變根深蒂固的思想。」
隨着審判開始，司法系統有司法上的解釋，傳媒報導有傳媒的角度，紅眼很明白元朗會被寫成某一種模樣。「我很熟悉元朗，這是唯一一個地方，令我有『家』的感覺。」他知道自己有心結，他知道自己有感受，他想向別人解釋自己對元朗的理解，但是他甚至無法閱讀社運相關的作品，「連讀都讀不到，要怎樣寫呢？我跨越不到那個⋯⋯又不能說是創傷──我找不到一個方法書寫又不覺得心虛。」
那段日子，紅眼寫了很多影評，做了很多明星訪問。「九唔搭八，但我做得很開心，都是一個出口。」他笑言，就像打機先做支線任務儲經驗值，「我知道自己總有一日會寫元朗。」
如何寫得不心虛
走進紅樓閣，再走過那幅錦繡山河的屏風，早已高朋滿座的大廳盡頭，就是阿爺訂的檯。而且阿爺總是坐正中央，背靠左邊金龍，右邊金鳳。每一年跟阿爺過中秋節，他一定都是坐在紅樓閣的這個位置，從未變過。——《紅樓閣記》
2021年11月，紅眼因工作參與香港M+博物館開幕，遇見久違的「紅樓閣」霓虹牌匾。今日回想，紅眼仍然深信那一刻是「阿爺顯靈」，指點他如何書寫元朗的故事。
「如果你沒去過紅樓閣，你沒見過元朗最風光的年代。」這是《紅樓閣記》的開場白。
小說中，阿爺過身之後，伯父們各有所好，過時過節很少再去紅樓閣。現實中，因為立場和價值觀的分歧，紅眼無法再參與任何家族飯局，父母亦沒有勉強他。新冠疫情之後，有親戚驟然離世，也有親戚移民。彈指之間，紅眼驚覺一個家族的故事無聲無色地完結了，元朗也變得越來越陌生。「你會想為一個地方寫回憶錄，因為你覺得它已經告一段落。」紅眼說：「正如一個歌手通常都是在引退或離世後，才會有人想製作他的傳記。」他覺得，某部分屬於他的元朗已經完結了。
「你會想為一個地方寫回憶錄，因為你覺得它已告一段落。正如歌手通常都是在引退或離世後，才有人想製作他的傳記。」他覺得，某部分屬於他的元朗已經完結了。
元朗鄉紳多，茶樓多，但其他樓面派頭再大，始終不及它優雅。阿爺喜歡紅樓閣，自有其因。香港回歸之後，過了幾年紅樓閣便易手，裡面還是以前那一對金龍金鳳、錦繡山河，但名字變了，感覺就是不同。——《紅樓閣記》
紅樓閣易手的時候，紅眼大約十歲，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重遇紅樓閣的牌匾，觸發他動筆在社交媒體分享感受。他一邊寫一邊搜索記憶，沒想到會從紅樓閣拉出了一張元朗飲食地圖。紅眼其實不太在乎食，只是從小就被教導要記得元朗有什麼什麼餐廳，然後他發現，自己有很多寶貴的回憶都是與餐廳有關。「我覺得從餐廳作為地標入手是一個不錯的寫法，一個令我不心虛的寫法。」
到頭來，元朗人最重視的食，成為他寫小說的錨。
紅眼從自身出發，選出大約二十間餐廳，再搜集資料寫故事。紅樓閣是阿爺的象徵，嘉城是外公常去的地方，勝利牛丸是爸爸帶他去的。升上中學，「我」會與同學去帆船快餐；後來情竇初開，帶女朋友去父母當年約會的西餐廳祖凡尼失望而回，就改為去約會勝地加勒比餐廳，皆因附近有一間元朗比較體面的時鐘酒店「樂趣小築」。
家族史-地方史-香港歷史
這些地標，構成了紅眼的元朗。然而，留下至今的所剩無幾，其中一間仍然營業的是「金蘋菓餅店」。一個平日下午，紅眼帶記者來到店外，雪櫃內擺了十多個蛋糕，只有兩個黑森林和一個什果蛋糕，其餘都是金黃色的蛋糕。「芒果鋪面蛋糕最出名，我家任何人生日都是食這個蛋糕。」站着閒聊的幾分鐘，至少有四五個中年叔伯姨嬸光顧，一進店就直取芒果鋪面蛋糕，肯定是預訂客。「我媽每次都是預訂，有八折，很抵食。」紅眼說。
小說中的每一個地標都與特定年代相連，紅眼寫家族史，同時也寫元朗的地方史，還有香港的大歷史。「我」在第一章結尾說：「元朗沒落，在我回憶裡，就是從紅樓閣結業開始。」阿爺與外公過⾝不久，香港回歸後，除了紅樓閣結業，嘉城也宣布結業。昔日可以筵開百席的大酒樓無人接手，半年後分拆出租，變成嘉城商場。
當初酒樓上那些每⼀間都有名有姓的熟客包廂，後來就變成了⼀格⼀格的劏舖。⋯⋯總之⼈跡罕⾄，與死場無異。樓下的⿓城⼤藥房倒是風⽣⽔起， ⼈⺠幣愈來愈受歡迎，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陸⾃由⾏和⽔貨客。——《紅樓閣記》
回歸之前，地產商早已進軍⼤西北，李氏買下⼤半個天⽔圍打造嘉湖⼭莊，郭⽒則發展元朗市外圍開荒，樓盤名為新元朗中⼼。從地段來說，新元朗中⼼不太吸引，附近⼀⽚荒蕪，只得九廣鐵路的巴⼠總站及輕鐵維修⾞廠。「我」的母親眼光獨到，不知哪來的膽量，沽出了原本的⼤⾺路物業，在未入伙的新元朗中⼼買了三個單位。
「芒果鋪面蛋糕最出名，我家任何人生日都是食這個蛋糕。」
九七金融風暴來襲，「我」一家成為眾多負資產家庭之一，三個單位化為烏有。直到政府在⼋鄉動⼟興建西鐵站，「我」媽和幾位姨媽因為外公的漁塘⽽意外得到⼀筆賠償。兩個舅⽗責怪外婆偏心，吵到幾乎拆了整個⽥⼟廳。外婆覺得委屈，沒幾年就鬱鬱⽽終。「我」媽痛恨外公，罵他連做⿁都⼼腸壞，偏偏留下⼀個漁塘害死外婆，非要弄得家散⼈亡不可。
2003年，西鐵通⾞，「我」爸已經需要長期服藥治理糖尿病，昔⽇的輕鐵總站改建成元朗站，新元朗中⼼則成為鐵路上蓋物業，樓價⼤升。新元朗中⼼也改了個時麾的新名字叫ＹＯＨＯ，開始了好幾期拓展⼯程。
「我」媽常說，如果當年捱得住，我們後來會很不⼀樣。
寫地方，更想寫人
這句對⽩，「我」牢牢記了廿年，很深刻。以前「我」直覺認為阿榮很易相處，甚少⾒到他那麼狼戾的⼀⾯。
「我了解這個地方，知道街道有什麼變化，餐廳有什麼好食，但是這些都很表面。」紅眼說，除了餐廳結業，他還想寫這裡的人。「當你要寫一個人物，你要就從那個人物的角度思考——為什麼一個人會這樣做？」
小說中有一位二伯父是校長，「我」跟堂表哥、堂表姐一樣在二伯父做校長的小學讀書，都是二伯父的主意。「我」媽曾經因此不悅，「我」在入學前曾做智力測試，本是資優兒童，大可報讀外面的學校，毋須看起來像要攀關係才有書讀。無論如何，每一年的班主任出於討好二伯父，往往特別用栽培「我」。
那一年，老師安排「我」參加全港常識問答比賽，二伯父也在同年密鑼緊⿎參選元朗區議員。學校有超過⼀半老師和⼯友都義務加入二伯父的助選團，變相成為他的競選總部。眾望所歸，⼆伯⽗⾼票當選。那個週末，他包起整間「⼆記」舉⾏慶功宴。
選舉始終也是比賽， ⽽所有比賽的結局都是殘酷的。幾年之後，⼆伯⽗連任失敗，議員辦事處轉眼變成便利店。那一年，⼆伯⽗宣佈榮休，同樣在⼆記設宴，盛況⼤不如前，盡顯人情冷暖。隨着⼆記結業，「我」在元朗再也找不到那麼正宗的上海菜館。
「有時，你很少如此認真去思考一個人。」即使是爸爸、媽媽、前女友、舊朋友，他們可能都是你熟悉的人，「但是當你真的要寫出來，你才了解自己是怎樣看待一個人。」紅眼與記者坐在安興街足球場的觀眾席，說起因為寫小說而重新想起一個人，他是阿榮，帶「我」走出元朗的中學死黨。
「我」抽的第一根菸，就是阿榮遞給「我」的。阿榮除了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我」創業的第一位合夥人，曾一起夾份炒賣波鞋。「我」總是儲起波鞋不捨得穿，阿榮則無論是否合穿，每⼀次買賣之前都要穿⼀穿上腳，就像試鞋要落地踩兩腳才安樂。
「嘿，我要每⼀個買鞋的⼈都是穿我舊鞋。」
這句對⽩，「我」牢牢記了廿年，很深刻。以前「我」直覺認為阿榮很易相處，甚少⾒到他那麼狼戾的⼀⾯。
「阿榮就是在這個球場被偷了一隻Casio全黑大G電子錶。」紅眼說：「寫完他的故事，我好像了解他多一點。」他希望，寫元朗人可以令他更了解元朗，「最後⋯⋯不一定找到答案，但我希望知道多一點。」
另一個時空：如果元朗是我鍾意的模樣
「很多朋友問過我，你會移民去什麼地方？你想在什麼地方死去？」
小說裏面的「我」，比現實的紅眼大了幾歲。「隔幾年，有些距離，似是而非。」紅眼說，小說有很多人事物都是從記憶拼湊出來，有時候不是很連貫。或者，不連貫都沒所謂，當中有真有假，就是寫小說有趣的地方。小說裡有很多事情都真的發生過，只是時序不同，紅眼趁機重新編寫「我」的過去，以及元朗的未來。
在某一個時空，立法會全票通過一個新市鎮復興計劃，透過AI系統運算，於人工島上還原香港舊社區，保留不同年代最有特色的建築和商舖。理念有點像電影片場，假設AI重建新元朗，你經過美亞辦館再往前走⼀分鐘，就會看到千⾊廣場的仿古⼤鐘，即使兩者相差足足半個世紀。
元朗獲選為首個實驗地區，「我」因為撰寫《紅樓閣記》獲邀加入新元朗重建小組，初聽計劃覺得挺有意思，但是也有很多疑問，譬如在⼈⼯島上重建了另⼀個元朗，還原了跟以前⼀模⼀樣的紅樓閣，其實都已經不是原本的紅樓閣。
「我」亦沒有預計到，「元居民」和「本土派」會因為人工島政策互起衝突，大馬路一分為二，癱瘓了整個元朗的交通，警方最後以武力清場，元朗在戰後發生第一次全面宵禁。
小說的結局，紅眼想好了，記者也知道了。
「很多朋友問過我，你會移民去什麼地方？你想在什麼地方死去？」紅眼認真思考過，答案是一定不會在元朗，「元朗只是我人生之中一個很短的年代，總會有完結的一日。」舊元朗只能活在AI人工島上的新元朗，正如紅眼在小說寫過的許多地標，在現實已經不存在，元朗已經變得不再一樣。
「其實我不鍾意元朗，但是這種不鍾意是來自一種鍾意──如果元朗是我鍾意的模樣就好了。」紅眼說：「我覺得元朗已經沒有辦法再成為我鍾意的模樣，我也知道自己終有一日會離開，所以想趁自己對這個地方仍然有感情的時候，寫完這個小說。」
「寫《紅樓閣記》，就是告別我曾經喜歡的元朗。」一個紅眼曾極欲逃離的家，曾當成是酒店的家， 如今在生活的家—在將來，或許都只是存在於虛擬世界的回憶碎片。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