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在巴黎十一年，東北下崗工人的地下餃子江湖

老劉的餃子生意已經幾個月沒開張了。那是2020年，法國受疫情影響持續封城，好不容易等到一個短暫解封的下午。他趕著去送餐，沒刷票就進了地鐵站，被抓個正著。

但其實，老劉早就看到了檢票員。「我那時就尋思，能給我送回國也行。」

老劉是從東北「黑」過來的，沒有法國合法居留權，偷偷做餃子放到微信上賣。若被檢票員抓住引來警察，他可能會被要求離境。

老劉想回國。母親生病、兒子臨近高考，家裡一直催他回去。可當初為了湊中介費，賣掉唯一的房子，現在回國就是血本無歸，更別提疫情期間的天價機票和隔離費用了。狠不下心自己離開，他決定賭一把，若是能借遣送免費回國，索性就回去。

檢票員要罰款，老劉直擺手，「No money， no money（沒有錢）」。僵持了一陣，檢票員又說叫警察，老劉反倒樂呵起來，「C'est Bon，C'est Bon（沒問題）」。他邊說邊把身上裝了幾百個餃子的大包一卸，順著牆根坐下來。

半人高的背包襯得癱坐的老劉更矮小了。他年近五十、個頭不高，全身只有肚子顯眼地鼓了出來——老劉說，這都是因為他日益嚴重的糖尿病。

除了家，老劉在巴黎最熟悉的就是地鐵站。他住在距市中心車程一個半鐘的郊區，每天都要背著十幾公斤重的餃子一站站送給客人。那一天，地鐵站成為老劉命運的宣判地。聽到警察好像到了，他抬起頭，猜測對方是在問自己要證件，老劉心一橫，使勁搖了搖頭。

命運替老劉選擇了留下。「他看我這不是滾刀肉嗎，就擺擺手讓我走」（編按：「滾刀肉」是北方方言，指那種切不動、煮不透、嚼不爛的肉，引申用來比喻軟硬不吃、沒臉沒皮的人）。不敢相信的老劉沒有動，直到檢票員又叫了一聲，他才回過神來，拾起背包繼續送餐。穿過閘機，老劉很快淹沒在人群裡。

歐洲有百多二百萬像老劉這樣的華人移民。隨著反移民聲量日益上漲，他們和其他移民群體一齊被推向政治漩渦中心。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數國的右翼政黨都占了上風，他們普遍推以嚴格的移民政策：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N）」大幅勝出後，迫使總統馬克龍解散國民議會；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AfD）」則是一舉拿下第二高得票率。特朗普在今年重返白宮，也激勵了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在5月進行選舉的羅馬尼亞、葡萄牙及波蘭，前兩國極右翼勢力支持率出現大幅提升，而波蘭受到右翼政黨背書的卡羅爾·納夫羅茨基更是一舉奪魁，於8月6日正式就職總統。與此同時，已退出歐盟的英國也收緊移民政策，不僅提高了獲得工簽的學歷與收入門檻，還將申請公民身份的居住年限由五年加到了十年。

儘管如此，受中國經濟下行和失業潮影響，仍有不少和老劉一樣的中國人，試圖湧入歐洲尋覓機會。據衛報報導，僅德國2024年收到的難民庇護申請中就有超過1000份來自中國，與2023年相比上升70%。

老劉都計畫好了。他也先去德國註冊成難民，這樣就有可能拿到歐洲的合法簽證，然後去匈牙利布達佩斯正經開個店，結束在巴黎起早貪黑包餃子的地下生活。

這是他成為歐洲合法公民的最後希望。為此，他熬了11年。

我們是「地下」討生活的老鼠

老劉其實是被騙來的。

2014年，聽說澳洲工資高，老劉和妻子輝姊交了18萬人民幣中介費想去打工。他們滿心歡喜地登上飛機，卻沒想到巴黎成了終點站。

「我約莫他是（澳洲簽證）辦不下來，就和我們說來這轉機，結果落地了就沒人管了。」拿著中介辦的拉脫維亞簽證，老劉夫婦混進了同為申根區的法國。

出國是老劉一家的無奈之舉。在老家吉林延吉，老劉曾在武警部隊當兵，退伍後被安排到玻璃廠做點滴瓶。即使是夏天，他也要裹著棉服燒玻璃。老劉說，當時退伍後的出路都是「明碼標價」，花七萬人民幣找關係，就可以去輕鬆一些的捲烟廠。但自己的父母沒有關係，也沒錢打點。在玻璃廠沒做幾年，老劉又趕上下崗潮。那是2001年前後，沒有文憑的他把各種小買賣都折騰了個遍：燒烤店、音像店、洗車房、小超市……路邊賣過菜、街上跑過出租，可一直都是窮困潦倒。兒子小劉回憶起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窮，那時學校老師為了照顧他，還會讓食堂多打一勺剩飯，留到警務室給他帶回家。

窮，也是小劉唯一能想到的，關於父母為什麽丟下年幼的自己、遠赴他鄉的原因 。

小劉七歲那年，老劉去新加坡洗車。雖說身份和工資穩定，可是持續的高溫讓一直生活在東北的老劉很難適應，同時打工的大多是南方人，只有他和一個大連人被熱得受不了，跑去河裡洗澡，他倆猴急猴急往身上潑水的樣子，惹得一旁的馬來西亞人哈哈大笑。

後來聽同村人忽悠，老劉又叫上妻子輝姊去俄羅斯種西紅柿。他們打工的農場在接近北極的車里雅賓斯克，夏季白天長達20個小時。一提起那兒，老劉就忍不住罵人，「他媽的太陽出來就開始幹，你就幹吧，看著那（太陽）就落不了山。」熬了好幾個月，他們還被拖欠工資，這條賺錢路也斷了。

又聽人說塔吉克斯坦賺錢，老劉就跑去開礦車。毫無經驗的他被人交待了幾句就下井了，身旁前後都沒人，老劉既孤獨又害怕。偶爾看到個老鼠，他「自己少吃兩口都要給老鼠餵點」，不僅是終於看到了活物，也慶幸這裡暫時沒有地震的危險。

「我們這些底層的人，就像地下的老鼠，四處流竄討生活唄。」老劉覺得自己和那隻塔吉克斯坦的老鼠沒什麼兩樣。那些年出國打工賺了點錢，回國做些小買賣又賠個精光。「你看法國啊、新加坡啊東北人都很多，是因為東北經濟狀況不那麼好。我要是分到那事業單位，五險一金…..」想到同期戰友被爸媽安排進了公檢法系統，如今享清福，老劉嘆了口氣，沒有繼續説下去。

被騙到巴黎後，中介失聯，老劉只好找到一位中介消失前介紹的司機，在交了1200歐介紹費後被拉到一間「大舖」。所謂「大舖」，就是一間擺滿上下舖的民房，也是大部分沒有親友接應的中國「黑」移民在巴黎的第一個落腳點。一間大鋪能住一、二十人，大夥兒在這裡交換信息，小到今天哪裡菜價便宜，大到如何拿難民補助和互相介紹工作。

在大舖的第一晚，老劉抽了一夜的煙。出發前一個月，他才剛做了膽囊摘除手術，可想到賣掉的房子、等著錢交房租的國內老小，老劉一刻也不敢耽擱。通過老鄉介紹，他開始在一家溫州人的五金店理貨。

法國的華人社會裡，溫州移民最早扎根，經營著當地大部分亞洲餐廳和煙草店，還成立商會、進軍政界，特有的「幫親」文化讓他們格外照顧同鄉。而東北移民大多是因為下崗，四五十歲了才過來討生活。不僅沒有成規模的同鄉會接應，日常生活裡也缺乏社會資源，更因為身邊大多是南方移民而常常覺得孤單和不被接受。

在五金店，老劉覺得自己受到了溫州老員工的刁難。「他看我踩著梯子往上放（箱子）不吱聲，我放好了他讓我拿下來。那麼高的梯子，一批幾十個箱子啊，多危險。我那眼淚都下來了」，老劉回憶道，「我身體也還沒恢復好，呼呼冒汗。」向同為溫州人的老闆反映，也沒得到回應，老劉索性不幹了。那時他已有些糖尿病的徵兆，總是餓得很快，可摘掉的膽囊讓他消化能力變差，稍微吃多兩口就要站在路邊摳著嗓子吐出來。為了繼續掙錢，老劉每天買一根法棍，再從家裡帶一瓶灌好的自來水，去公園鍛煉。

體力好些後，老劉什麼活都幹：在乾洗店燙襯衫、在日本餐廳做幫厨、週末去集裝箱卸櫃、甚至還去農場殺過鴨子。

某次和工友聚餐，大家都對老劉包的餃子讚不絕口，有人提議他不如空閒時多包一些來賣。攢了些本錢的老劉有些心動，便買個二手冰櫃先在工友間賣起，發現生意還不錯，又比自己打工輕鬆些，老劉索性全職做了起來。

就這樣，2018年，老劉開始了地下餃子生意。

餃子壘起的生活

老劉的生意初期發展得很快。

做餃子沒什麼門檻，一個案板一個擀面杖就可以幹。沒有正經店面，老劉的客戶主要靠口口相傳，住得近或同所大學的客人會被他拉成送餐群，大家在微信群裡接龍訂餐。這樣人數過百的群老劉有幾十個，基本每周成兩到三次團，成一次團能有三四百歐的收入。此外，還有許多餐館會定期向老劉下大訂單。

巴黎這樣私下賣餃子的有幾十個，老劉主要靠低價來穩定客源。最早為了省錢，他和工人們擠在二十多平米的單間，五個人從早包到晚。晚上他就睡在冰櫃上方搭的舖，夏天熱得狠了，乾脆趴在地上。

據老劉說，他每賣一百個餃子的利潤不到五歐元，便琢磨靠利潤更高的成品餐來增加收益。厨房太簡陋，他只能加些易做的零食和涼拌菜，比如驢打滾、筋餅、雪花酥、辣白菜、豬頭肉……雖然這些吃食別人家也有，但奔著餃子來的客人往往順手添一單。靠著這種方式，老劉慢慢在巴黎站穩了腳跟。

不會說法語，也不了解法國社會，客人成為老劉最大的智囊團，他經常藉著送餐拉人聊天。「我送餃子這些人，當官的底層的上班的，各行各業，你看外國人我都得聊兩句。」點開老劉的微信，2302個好友基本都是客人。遇到看不懂的信件或者轉帳遇到困難，老劉就從客人裡找個做相關工作的人打電話「求救」。

2024年初，老劉給一個新加坡熟客送餃子，對方發現他一個半月瘦了十幾斤。原來是老劉糖尿病加重，但沒有保險不敢去醫院。客人好心讓自己女兒陪他去做了檢查。老劉被確診嚴重的糖尿病，必須吃藥控制。想到藥錢又是一筆開支，他躲到醫生辦公室的窗下抽菸，偷偷抹眼淚。還是客人女兒告訴他即使是黑戶也可以申請社會保險，不僅看病的費用報銷，連吃藥也不用花錢。

做了三四年餃子後，老劉租下一個套間，兩室一廳差不多有六十平。一間用作倉庫，堆滿麵粉、蔬菜和調料，其餘的地方滿滿當當塞了八個冰櫃。冰櫃的蓋子就是老劉夫婦和工人的案板，為了揉麵、擀皮好用力，他們站著從早上九點忙活到下午兩點，才能吃上一口午飯。

午飯在客廳對面的小厨房準備，説是厨房，其實只有一個老劉搭的簡易灶，主要用來做給客人的熟食。為避免油點弄髒牆面，老劉在灶旁貼了一圈錫紙——報紙遇到高溫會燃，錫紙最安全。夏日時，高溫與陽光被錫紙一同反射，為了防止餃子皮變乾，房間裡不吹風扇，叼著煙給鍋包肉掛汁的老劉被晃得眯起了眼。

吃過午飯就要為送餐做準備了。老劉捏著寫滿微信暱稱和菜品的A4紙，對著輝姐喊，「豬肉玉米一百個」。輝姐便翻開冰櫃探著身子找，冷氣遇到高溫化成一團團白煙，個子不高的她好像掉進了餃子山。每裝好一份老劉就用紅筆勾掉，等紙被紅色舖滿，就到了五點該出發的時候。

巴黎地鐵總共有14條線，三百多個站，最忙碌的換乘站有19個出口，老劉在牆上、桌上貼滿了巴黎的地鐵線路圖。因為不會用谷歌地圖，老劉和老婆總要站在牆前，玩上一場「連點成線」的遊戲。即使他們試圖在這片花花綠綠的軌道線中找到最優解，但繞路、坐錯站或遲到仍是常有的事。

十幾公斤重的餐，等一站一站送完，差不多全巴黎都兜過幾圈了，再加上常常迷路的時間，老劉夫婦到家往往已經八九點。隨便吃點晚飯，再醃上第二天要給餐廳送的辣白菜，他們半夜才能躺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八點，一睜眼又是同樣的一天。

談起自己這個營生，老劉說，「太有能耐的人不能留在這兒」。

老劉和他的朋友們

海外打工16年，老劉看過太多放不下身段的東北男人，來了又走。

「在中國吃香喝辣的，在這要像老牛似的呼呼給人打工，他心裡不平衡」。老劉分析那些人的心態。其中有些人，回去後給老劉打視頻電話，在鏡頭裡烤串喝酒、唱歌跳舞，但老劉搖搖頭說，「這樣的人高不成低不就，都是些低級趣味」。

老劉心裡是有奔頭的——賺錢，留下來。只要是靠本事賺錢，就沒什麼丟人的。

「這十年在法國底層社會摸爬滾打，我是了解的最全面的。」講這句話，老劉是有點底氣的。

剛開始做餃子時，他被抓過一次。當時警察問他住哪兒，但不會法語的老劉根本不知怎樣發音，自然記不住也說不出來。老劉想要來自己的手機，給他們看粘貼在備忘錄裡的住址，但出於規定，警察不能歸還他的私人物品。就這樣膠著了幾個來回，老劉懷疑是翻譯在搞鬼。老劉說，被抓的華人交流過，這些翻譯普遍對中國人態度不好。

「給我整急眼了，一拍桌子和那個翻譯說，去你媽愛雞巴哪去哪去，也不用給我說埋汰話了。我說不出來你硬逼著我說，這不是欺人太甚嗎，你也別翻譯了，我可以去監獄。」

最後老劉因「態度問題」被關了二十多天。

他能進局子、也吃得了苦，但不能讓別人覺得自己好欺負。老劉平時送餐都是送到地鐵站，但有次一個客人要求他送上門，較勁的他和客人大吵一架，又原樣把餐背了回去。訂單裡的大餅不能冷凍，老劉和輝姐自己啃了兩天。

還有一次送餃子，顧客笑他這麼大個老闆怎麼穿的都沒個牌子。老劉聽了窩火，腦子一熱衝去打折村，買了一千多歐的愛馬仕鞋子，和700歐一件的巴寶莉襯衫。事後老劉有點後悔，但回想起對方的語氣，他忿忿地說，「他這是狗眼看人低，我以後就專送餃子時穿」。

說這話時，老劉身上透著股社會氣。他左肩有一大片紋身，說龍不是龍，說虎不是虎，那是他初到巴黎時認識的工友一時興起紋的；可他又有雙圓溜溜的大眼睛，看人笑盈盈地帶著些討好。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特徵頗能概括老劉作為一個東北人的生存智慧：三教九流，都是朋友。

被關的二十多天裡，他和「難兄難弟」們打成一片。其中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因倒賣香煙被抓，他幫老劉做翻譯，和其他國家的人聊天。

「都是社會底層待的，就好像都是自己一斤八兩那些人似的。」老劉在這裡找到一絲歸屬感。對於這次經歷，他不覺得要遮掩，反倒有些自豪。

有天老劉在街上偶遇「前獄友」、一個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巴黎的名聲經常和打砸搶掛鉤，老劉不在乎，他稱他們為「阿拉皮子」。「老熱情了啊，和我又親又抱，講法語我也聽不懂啊，但他喊了一幫阿拉皮子過來，挨個和我握手」。講起這段經歷，老劉眉飛色舞。

老劉説，這個破破爛爛的社會總要有幾個好心人縫縫補補。有次他見到一個大著肚子的羅馬尼亞人乞討，給了對方10歐——這差不多是他包100個餃子才能賺到的錢。「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他說。

老劉也通過交朋友等來了「帶他賺俏錢」的大哥。一次飯局，他認識了一對在匈牙利開移民中介的中國夫婦，痛快地喝了幾次酒後，對方拉老劉入夥。這對夫婦做的是一種叫「黑轉白」的業務，主要服務非法移民。在有著大量中國黑工的法國，交友廣泛的老劉是最具潛力的「銷售」。比起做餃子按個算錢，老劉做一單「黑轉白」就可以賺兩萬多人民幣。對於為什麽這差事就選中了自己，老劉驕傲地表示，那是自己實在，講話做事讓人信任。

所謂「黑轉白」，就是把非法移民的黑身份通過難民簽或者工作簽洗白。通常，黑來法國的華人一到「大鋪」，就會有人告訴他們如何找中介申請難民身份，這樣不僅可以每月領三四百歐的補助，長達一年；還可以之後通過掛靠地址、上語言班等，在十年後洗白，拿到長期居留卡。但近兩年，由於移民政策收緊，越來越多在法國的華人等了又等，也等不到拿卡的通知。於是他們開始在歐洲一些移民政策寬鬆的國家上想辦法，比如匈牙利和波蘭。

老劉夫婦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尚未「黑轉白」，他們已「困」在法國十年了。

「黑」身份是一座山

因為沒有再次入境的簽證，老劉夫婦不敢回國。

這是非法移民們的常態，老劉夫婦身邊很多人十年八年都沒見過孩子，家人重病也無法歸家。他們有一對夫婦朋友，出來十年，雙方父母陸續去世，終於可以回國時，家中已是空蕩蕩了。輝姐的父親也在她出國第二年因膠質瘤去世，家裡人怕她動心思回去，瞞著她直到葬禮結束。不過輝姐不怨他們，在她看來，出國的人就是要做好這個準備。

同老劉夫婦一樣，也是因下崗從東北來打工的段阿姨，離開時兒子還在上小學，母子二人再見面已是兒子的婚禮了。段阿姨1999年來法國，一開始給別人做保姆，抱著孩子流眼淚，恨自己怎麼如此狠心，自己家的孩子不帶、來給別人帶孩子。可是因為小時候家裡窮、自己身為女孩不能讀書的經歷，段阿姨堅定地認為，要給兒子足夠好的物質條件讀書——沒有學費，再多的陪伴又有什麼用？兒子很爭氣，考上重點大學。在婚禮上，段阿姨看到記憶裡還半大的淘氣小子，再見面比自己都高了，身旁站著的兒媳婦陪著兒子度過了很多時光，可自己卻對這些故事一無所知，她紅了眼眶，一邊喃喃著，「我最對不起的就是孩子」，一邊又抹抹眼睛說，「我這是幸福的眼淚」。

輝姐的兒子也快大學畢業了，等不來法國的身份，輝姐便首先成為匈牙利中介夫婦的客戶，拿到匈牙利簽證。

輝姐成功後，老劉也給中介交了錢。老劉覺得，自己在巴黎受的很多氣，都是沒有身份給鬧的。比如，他進不去當地正規的餐飲體系，不得不向同行低頭。在巴黎市中心的格蘭大道上，幾家紅火的亞洲餐館都是老劉的客戶，他們以差不多三毛錢一個的價格從老劉這裡「進貨」，包裝成前菜後，每個餃子可以賣到1.5歐。每次老劉來送餐，對方為了不讓客人發現，都吩咐他遠遠停下，再叫伙計來偷偷拿走。有的餐廳將老劉的送餐時間精確到分鐘，怕客人聽到還一直讓他小聲點。

「他媽的憑本事做的生意，怎麼和做賊似的！」老劉心裡很不是滋味。

也是因為沒有身份、不能回國，去年老劉的中國身份證過期，無法辦新的，讓他的資金周轉陷入窘境。平時他都讓客人在微信裡付人民幣給他，只留一小部分轉歐元做買菜錢。微信裡的人民幣可以直接轉入國內的卡裡，省去換匯和匯款損耗。但身份證過期後，國內銀行卡被鎖，無法再與微信支付相連，老劉有十萬多人民幣被壓在了微信的零錢通裡。

日常生活尚可依靠賣餃子收的歐元來周轉，但若臨時要大筆用錢，老劉就只能另闢蹊徑。之前為了方便送餃子，也為了多拉些「黑轉白」客戶去德國，老劉從匈牙利大哥手裡買了一輛二手車。前一陣子車出了問題，老劉不會法語只能找華人修車廠，報價要七千多歐。這麼一大筆錢，老劉只能用微信轉帳的方式，向其他人買歐元。

沒想到他剛買到歐元，就被五六個便衣警察扣下，錢也被拿走了。被關了一晚後，老劉又被戴上手銬一路押到家裡。警察把老劉家翻了個底朝天，自然對成堆的餃子也起了疑心，老劉謊稱是給朋友聚會準備的。在枕頭都扒開看過之後，警察們才將信將疑地放走老劉。據老劉說，因為他是用人民幣買歐元，還構不成洗錢，警察最後以駕駛車輛無合法牌照對他罰了600多歐。

儘管因為身份問題，生活處處受阻，但老劉覺得，自己快要熬出頭了。他糖尿病越來越嚴重，時不時就眼前發黑冒虛汗，包餃子不是長久之計。夫妻倆計畫著，等拿到匈牙利簽證，就去布達佩斯正經開個店，比巴黎的成本低。老劉說他去過匈牙利，那兒的人都很鬆弛，大白天就坐在草地上聽免費音樂會，等開了店，他也要休息日帶著輝姐去。

每次說到下簽後的生活，老劉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他得意地說，現在大家都叫自己「劉老闆」。

可老劉忘記了，黑與白之間，還有灰。

「未來」是游不到對岸的海

老劉的中介生意，並不如預想的順利。如今移民政策收緊，生意也越來越難做。2024年3月中介遞的一批材料，一直到8月才有人獲批。據老劉說，正常本應四十多天就下簽，但因為2024年初匈牙利做了政策調整，許多人大半年都沒有消息，包括他自己。等得實在太久，老劉只能把收好的訂金一個個退回去。剛剛寬裕了些的他，又重新開始起早貪黑包餃子。

老劉夫婦如此拼命，是想為兒子攢夠100萬人民幣的結婚錢。打工頭幾年，掙回來的錢都是本錢，好不容易有了結餘，老劉在2017年花45萬人民幣在老家買了一套房。在傳統的他看來，兒子跟著奶奶若是租房住，要被人笑死了。現在兒子大了，他又覺得該為婚房做準備，儘管現在行情不好，老家買的那套房已經貶值了至少三分之一。這次辦居留，老劉前前後後又花了快三萬歐（約25萬人民幣）。打工十幾年，老劉夫婦的積蓄離一百萬相去甚遠。

輝姐提起小劉，就一個評價，「懂事」。在她眼中，兒子有些膽小，不善言談，有事兒了自己扛，平時也從不亂花錢。

但事實上，小劉很多事情都想尋求幫助，從小時候不喜歡的英語老師，到現在該考什麼證書好找工作，只是父母一直遠在天邊，讓他逐漸意識到，求助也是於事無補。對於自己的童年，小劉用「黑暗」來形容。他說，「這是一個非常反人類的事情，讓孩子和父母分別時間過長，不人道。」思想守舊的奶奶不許他和小朋友一起玩，做飯也清湯寡水。老劉朋友圈裡琳瑯滿目的菜品，小劉大多都沒有嘗過。老劉和輝姐說，每每見到帶孩子的客人，總會讓他們想起兒子，便會多做些雪花酥送上。可小劉卻連雪花酥是什麼都不知道。

輝姐不知道怎麼能多和小劉說些話，便只能在錢上彌補，小劉要一百她就給轉五百。拿到簽證後，輝姐相隔十年第一次回國，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拉著兒子去逛街，但兒子興致不高。「人家孩子，一回來要這要那的，我給他買一買衣服，孩子說你給我買這幹啥，給我氣的！」輝姐安慰自己，現在有了簽證可以來去自如，以後只要多回來，總會和兒子好起來的。

而小劉只想趕快逃離這個家。他最大的願望就是經濟獨立，不希望自己和父母一樣為錢所累。對於奶奶和父母的養老，小劉想得很清楚，「小病咱治，大病我不建議治，一治毀三代。」若是為了治病把辛苦錢都搭進去，過去十多年父母的缺位他算是白白忍受了。

對於父母在國外忙什麼，他也説不出個所以然。只是當同學問起，好面子的他會撒謊說，父母是做科研的。在小劉心裡，小時候最讓他抬不起頭的，不是留在警務室的那盒飯，而是每次放假回來，別人的父母帶著小朋友四處旅遊，自己卻直到上大學都沒有踏出過這個小城。他責怪父母虧欠他的，不只是實際的陪伴，還有探索世界的勇氣。老劉和輝姐不止一次想勸小劉來法國，但每次一提，小劉就全身抗拒，說國內都說了，那兒又亂又差勁，自己不稀罕。

2024年巴黎奧運時，因為封路送餃子不方便，老劉夫婦跑去法國小城Cabourg（卡布爾），久違地放了個假。那裡距離巴黎開車只要兩個多小時，可以趕海，還沒什麼遊客。怕沒有中國超市不會買菜，也怕物價高，老劉夫婦帶了許多凍好的餃子出發了。

在吉林時，他們見過最像大海的，是村口的一條小水溝，而這裡每天都能挖出各種海鮮煮著吃。他們激動地打給兒子，小劉平淡的反應卻讓他們很是失落，兒子似乎並不感興趣他們的生活。

「我不感興趣是因為我在抖音上就能看到海，我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小劉的話更像在賭氣，從未旅行過的他很想探索世界，卻有些害怕。即使是憧憬了許久的畢業旅行，他最大膽的想象不過是兩小時高鐵外的瀋陽。

孩子不願出來，老母親又年歲漸長，老劉夫婦做好了未來兩頭跑的準備，反正很快就有合法簽證了。

但沒想到，老劉等來的是一紙拒簽。

移民政策收緊，勞工局的調查也更嚴了，中介提前安排好的老闆在電話核實時沒對上詞，讓移民局起了疑心。

沒有時間感傷，老劉決定轉戰波蘭。2024年11月，他又踏上註冊成為難民的路。輾轉一天一夜，老劉終於順利交完材料，但在即將離開華沙時，他和同伴因沒有證件一起被抓了。

老劉因此前辦過德國的難民，在交了500波蘭茲羅提（約911人民幣）罰款後被釋放，他在歐洲難得一遇的大雪中艱難返回巴黎時，已是第二天凌晨三點。發生意外的這兩天家裡積壓了許多訂單，即使糖尿病不能過度勞累，老劉依然不敢鬆懈，早上不到八點，他就爬起來包餃子，一直到晚上。

那天，他一個人包了1200多個餃子。

後記

初識老劉是2024年的5月，那時剛入夏的巴黎處處生機盎然，老劉出租屋的窗外鬱鬱葱葱，陽臺上擺了一盆長勢喜人的發財樹。他總是有空就去看看，笑嘻嘻地說希望發大財。談起6月要去遞匈牙利的簽證，他的眼睛比平時睜得都圓，說到時盤下店，他就是真的劉老闆了。

8月時，發財樹已被挪到屋內的桌上，掩在一沓又一沓的醫院檢查單和法院信件下。老劉坐在桌對面，眯起眼看這些讀不懂的紙張，又點上已決心戒掉的煙。「掙多少錢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就是每個月稀里糊塗地幹」，輝姐在一旁低頭擀皮，嘆氣道。老劉被抓時，輝姐一個人扛著25公斤的麵粉、十幾公斤的煤氣罐裡外操持著。她擔心未來老劉糖尿病加重，自己更做不來，簽證又遲遲沒有消息，他們想趁著有力氣，能多幹就多幹。

最後一次見老劉是11月，他頂著風雪剛從波蘭回來。只睡了三個小時的他不再談論餐館夢，話也少了很多，只是悶頭包餃子，然後一隻接一隻地抽烟。忙到中午，他端起煮餃子的湯熱乎乎地喝了一口，感慨東北人還是吃這個舒服。「我這一輩子，進警察局都和這吃餃子一樣方便了」，他打趣自己。窗外刺骨的寒風和著大雪漫天地刮，屋內餃子冒出的熱氣和老劉吐出的烟交織在一起，再看向桌上那盆發財樹，已經許久沒有人澆水，發黃打蔫了。

那天從老劉家出來，久違地看到他發朋友圈。之前老劉以為可以去匈牙利開店、順便做中介，已經不再給餃子做廣告。但現在，點開他的頭像，包子餃子圖片又重新鋪了滿屏，只配上一句「接單中......」。

流著湯汁的小籠包、露出一整顆蝦的三鮮餃子、油光發亮的豬頭肉......這是華人在國外圖的一口熱乎飯，也是老劉在巴黎十一年的人生。滿屏圖片之上，是老劉不知何時加上的一句簽名，他説，「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

（更正：原文誤稱歐洲有二千多萬華人移民，實際估計為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萬人。特此更正，並感謝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