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婚等於性同意？「撈女恐慌」正蔓延？中國山西訂婚強姦案掀爭議｜Whatsnew

一樁兩年前的訂婚強姦案，正在中國輿論場激起劇烈對立。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二審宣判。法院判定「上訴人席某某違背被害人意志，強行與之發生性關係的行為構成強姦罪」，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

案情顯示，2023年1月，席某某與被害人經婚介機構介紹後開始戀愛；5月1日訂立婚約；次日下午，席某某不顧被害人反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事後，被害人沖洗身體，急欲回家；席某某曾控制其手機並將其反鎖，被害人點燃窗簾後趁機逃跑呼救，被席某某追上並拖回室內。

但事發兩年以來，這起強姦案卻因「雙方已訂婚」「婚房發生關係」「付過了10萬彩禮」等信息，不斷挑起社會爭論和情緒。爭議持續到了二審之後：無論在法律界，還是公眾輿論，主張強姦證據不足、批判司法「疑罪從有」的聲音不斷，更有人將本案和「扶老太反被索賠」的南京彭宇案並提，直呼判決將撕裂社會信任。

性別、傳統與現代、法理與國情等多重張力交織，這起案件早已超越案情本身，映射出大陸民眾中複雜且普遍的觀念水位。

案件判決要點為何？

中國《刑法》規定，強姦罪即違背婦女意志，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在訂婚強姦案中，輿論爭議有二：訂婚宴辦了，10萬元彩禮給了，怎麼不可以有「夫妻之實」？女方陰道瓣未破，怎算發生了性行為？

「訂婚如果不是為了做愛是為了什麼？」「處女膜完好就很難認定既遂」這樣的聲音不僅來自網友之口，更出現在部分法律專業人士的表態中。據清華大學刑法學教授勞東燕在微博公開的刑辯律師言論，個別律師不但以民間習俗質疑判刑過重，甚至直接攻擊被害者「心狠手辣」「會孤老一生」。

「我確實未曾想到，號稱學過法律的一些同行，原來也持的是按現代文明來看根本就是法盲的觀點。」勞東燕強調，性自主權是專屬於個人的權利，並不因訂婚或結婚而喪失；且訂婚從法律角度並無實質效力，雙方並未因此進入婚姻關係。此外，強姦罪定罪採取「插入說」，即以男子生殖器插入到成年女子體內作為既遂標準，而是否射精、陰道瓣是否破裂，均不構成認定標準。

事實上，對比國際法律實踐，大陸對強姦罪的規定已極為保守。勞東燕提及，中國刑法不承認男性可以成為強姦罪的對象，並將強姦行為限定於狹義的自然性交；而在婚內強姦上，除了離婚訴訟和分居期間外，正常婚姻存續期間，丈夫對妻子的強制性行為常被認為不構成強姦罪。「未曾料到的是，明顯偏於保守的我國刑法界主流立場，在很多人眼裡竟被認為過於激進。」

面對廣泛爭議，該案審判長罕見公開發聲，稱除被告默認強姦的電話錄音外，本案定罪的證據還包括被告偵查階段供述、110接處警來電和去電錄音、行車記錄儀音頻資料、人身檢查和現場勘驗的筆錄與照片、現場床單檢出被告精斑和雙方的混合DNA基因分型等。「被害人在事前明確表示反對婚前性行為，事中具有明顯反抗行為，事後反應強烈」，足以認定被告違背其意志，強行發生性行為。

從「違背婦女意志」出發，不少法律人士認為該案判決沒有爭議。仍具分歧的是：究竟該判強姦既遂，還是未遂？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永生接受財新採訪時稱，控方在床單上檢測了精液，但被害人處女膜完整且體內沒有檢測到被告人的生理物質，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插入，「控方必須拿出證據證明完成了插入行為，才能定既遂。」亦有聲音據此主張，鑒於生物物證缺失，案件審判長沒能排除合理懷疑。

數名法律人士則強調，未在女方體內檢出精液，不代表一定沒發生性行為。是否發生插入，還要綜合男女雙方供述和其他證據。據微博醫療博主莊時利合引用相關研究，STR（短串聯重複序列）檢測和新冠核酸檢測一樣存在多重不確定性，實踐中陰道拭子檢測的個體識別率或僅60%，且受害者案發後處於恐懼、羞恥、噁心反复沖洗身體，可能導致關鍵證據滅失。

目前，官方並未公佈此案具體判定為強姦既遂或未遂。北大法學院教授車浩提醒，因涉及當事人隱私，強姦案被允許公開的資訊有限，法庭內外仍有巨大資訊差。而據端記者查詢裁判文書網，即使是認定為強姦罪（未遂）的案件，仍有如2024年「劉某順強姦案」判罰三年的先例。

案件事實和公眾認知的錯位

除法律內部爭議外，此案另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案件事實和公眾認知間的巨大錯位：過去近兩年來，圍繞被害人的揣測、流言、攻訐不斷，「誣告」「仙人跳」一度成為主導性敘事，深植大眾印像中。

「聽到身邊男的說這個案子以為是騙婚詐騙案，這網上怎麼傳成那樣了。」二審後，一名網友在相關報道下留言感嘆。

事後回看，關於此案的首篇報道，已為失控的輿論下隱患。翻查二審前的媒體報道，2023年8月，華商報大風新聞首刊題為《回門宴婚房發生關係後女方控告被強姦，男方已被羈押105天》的報道，全篇約4400字，其中超過3200字源自男方母親的敘述。包括「我兒子從頭到尾沒有說強暴她，說她是自願的」「兩人發生關係，女方馬上就要房本上加名，要後面的彩禮」「我兒子性格脾氣好，我們村已經有106人在聯名信上簽字（伸冤）」。

與之對比，來自女方家庭的回應，只有兩句話：一是女方的母親指認男方「強姦了我女兒」，二是記者追問「是否因為房本沒加名、沒給其餘10萬彩禮而報案」時，女方母親予以否認，隨即掛斷電話。

由於一邊倒地引用男方信源，報道中的部分信息，甚至和法院後來公開的案情明顯相悖，包括男方母親稱「女方身上沒有一點傷勢」——諷刺的是，正是這句話的錄音被各類媒體剪輯到短視頻中，在抖音等平台瘋轉，配合「因房本沒寫女方」「因彩禮鬧掰」等更具煽動性的標題，將案件進一步簡化為彩禮糾紛。

媒體報道平衡性嚴重缺失，更多不堪的流言和揣測也在社媒流傳，如「騙婚」「以告強姦進行敲詐」「雙方當事人為同居關係」「被害人有過婚姻史」「被害人給婚介所三萬元介紹費」等。為此，一審法院曾專門闢謠，稱均係不實資訊。二審後，審判長直接點名男方母親，指責其多次擅自發佈涉及被害人個人隱私的資訊、主動爆料接受採訪，形成不對稱輿論。

二審宣判後，4月18日，某微信公眾號發佈報道《婚房裡的強姦案》，呈現了長期沉默的被害人的處境：精神狀態不穩，無法工作，食慾低下，要靠吃藥入眠。「困在審判裡的兩年時間，和難以計量的精神創傷」，報道如此形容這個家庭為那句「不」所付出的代價。

分裂輿論中的「法律勒索」

對女方家庭而言，二審塵埃落定，或許有力撕下了「撈女」等污名；但在輿論場上，一種早已超出個案的「撈女恐慌」，正在持續蔓延。

「法律成了女方家庭要求房產加名的武器」「男性在婚戀市場已成弱勢群體」「這都叫強姦，以後誰還敢結婚？」——在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類似言論頻現；一些男性網友擔憂稱：一旦婚戀或網約關係中的女性及其家庭意識到「告就能贏」，就可能將法律當作籌碼，藉此索取高額賠償。

微信公眾號「不正確」《山西「訂婚強姦案」，另一個彭宇案？》將本案類比為南京彭宇案——2006年，南京市民彭宇稱攙扶摔倒老太反被告，引發「以後誰還敢做好事」的社會爭論。該作者稱，彭宇案後公共服務領域的互助行為銳減；正如訂婚強姦案後，「婚前協議公證性同意」「拒絕婚內性行為」等極端自保策略在社群平台擴散，進一步瓦解婚姻信任。

而時事評論員曹林反駁，案件強制和強迫的性質明顯，類比彭宇案，實質是「對法律判決形成某種勒索和綁架」。同樣形成「法律勒索」的言論，還包括將判決與當下的低結婚意願形成捆綁，臆想出一種負面的社會效果；或用「以後性關係是不是都要簽協議」，將性同意訴求推到​​極端層面，扭曲為常情常理的敵人。

另一種頗獲支持的聲音，是聲稱基於「國情」，婚姻或準婚姻關係中女性的性同意權不應被司法過度介入。持這一立場者指，鑒於大陸司法實踐中正常婚姻關係能阻卻強姦罪成立，訂婚作為具有一定社會效力的婚前契約，也應被納入司法考量。他們進而強調「彩禮」的角色，認為高額彩禮實質上構成一種交易，本質與買賣婚姻無異。

彩禮可以等同於買賣婚姻嗎？有博主主張，彩禮在中國社會中承擔着履約押金、經濟回補、婚姻成本提前兌付等作用，其本質是多重功能疊加的「婚姻保險」，不能簡單視為買賣婚姻。亦有多名女性主義者在社媒批判，輿論糾纏彩禮不放，實則揭示了父權社會將彩禮作為性、婚姻與生育權「交換條件」的深層邏輯。

「說到底，這不僅是兩種觀念的衝突，更是兩種價值觀之間的尖銳對立。」勞東燕說，「究竟是按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承認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權的獨立個體，還是延續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將女性客體化而視為附屬於男性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