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等于性同意？“捞女恐慌”正蔓延？中国山西订婚强奸案掀争议｜Whatsnew

一桩两年前的订婚强奸案，正在中国舆论场激起剧烈对立。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法院判定“上诉人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案情显示，2023年1月，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婚介机构介绍后开始恋爱；5月1日订立婚约；次日下午，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事后，被害人冲洗身体，急欲回家；席某某曾控制其手机并将其反锁，被害人点燃窗帘后趁机逃跑呼救，被席某某追上并拖回室内。

但事发两年以来，这起强奸案却因“双方已订婚”“婚房发生关系”“付过了10万彩礼”等信息，不断挑起社会争论和情绪。争议持续到了二审之后：无论在法律界，还是公众舆论，主张强奸证据不足、批判司法“疑罪从有”的声音不断，更有人将本案和“扶老太反被索赔”的南京彭宇案并提，直呼判决将撕裂社会信任。

性别、传统与现代、法理与国情等多重张力交织，这起案件早已超越案情本身，映射出大陆民众中复杂且普遍的观念水位。

案件判决要点为何？

中国《刑法》规定，强奸罪即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在订婚强奸案中，舆论争议有二：订婚宴办了，10万元彩礼给了，怎么不可以有“夫妻之实”？女方阴道瓣未破，怎算发生了性行为？

“订婚如果不是为了做爱是为了什么？”“处女膜完好就很难认定既遂”这样的声音不仅来自网友之口，更出现在部分法律专业人士的表态中。据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公开的刑辩律师言论，个别律师不但以民间习俗质疑判刑过重，甚至直接攻击被害者“心狠手辣”“会孤老一生”。

“我确实未曾想到，号称学过法律的一些同行，原来也持的是按现代文明来看根本就是法盲的观点。”劳东燕强调，性自主权是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并不因订婚或结婚而丧失；且订婚从法律角度并无实质效力，双方并未因此进入婚姻关系。此外，强奸罪定罪采取“插入说”，即以男子生殖器插入到成年女子体内作为既遂标准，而是否射精、阴道瓣是否破裂，均不构成认定标准。

事实上，对比国际法律实践，大陆对强奸罪的规定已极为保守。劳东燕提及，中国刑法不承认男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对象，并将强奸行为限定于狭义的自然性交；而在婚内强奸上，除了离婚诉讼和分居期间外，正常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的强制性行为常被认为不构成强奸罪。“未曾料到的是，明显偏于保守的我国刑法界主流立场，在很多人眼里竟被认为过于激进。”

面对广泛争议，该案审判长罕见公开发声，称除被告默认强奸的电话录音外，本案定罪的证据还包括被告侦查阶段供述、110接处警来电和去电录音、行车记录仪音频资料、人身检查和现场勘验的笔录与照片、现场床单检出被告精斑和双方的混合DNA基因分型等。“被害人在事前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事中具有明显反抗行为，事后反应强烈”，足以认定被告违背其意志，强行发生性行为。

从“违背妇女意志”出发，不少法律人士认为该案判决没有争议。仍具分歧的是：究竟该判强奸既遂，还是未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接受财新采访时称，控方在床单上检测了精液，但被害人处女膜完整且体内没有检测到被告人的生理物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插入，“控方必须拿出证据证明完成了插入行为，才能定既遂。”亦有声音据此主张，鉴于生物物证缺失，案件审判长没能排除合理怀疑。

数名法律人士则强调，未在女方体内检出精液，不代表一定没发生性行为。是否发生插入，还要综合男女双方供述和其他证据。据微博医疗博主庄时利合引用相关研究，STR（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和新冠核酸检测一样存在多重不确定性，实践中阴道拭子检测的个体识别率或仅60%，且受害者案发后处于恐惧、羞耻、恶心反复冲洗身体，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灭失。

目前，官方并未公布此案具体判定为强奸既遂或未遂。北大法学院教授车浩提醒，因涉及当事人隐私，强奸案被允许公开的资讯有限，法庭内外仍有巨大资讯差。而据端记者查询裁判文书网，即使是认定为强奸罪（未遂）的案件，仍有如2024年“刘某顺强奸案”判罚三年的先例。

案件事实和公众认知的错位

除法律内部争议外，此案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案件事实和公众认知间的巨大错位：过去近两年来，围绕被害人的揣测、流言、攻讦不断，“诬告”“仙人跳”一度成为主导性叙事，深植大众印像中。

“听到身边男的说这个案子以为是骗婚诈骗案，这网上怎么传成那样了。”二审后，一名网友在相关报道下留言感叹。

事后回看，关于此案的首篇报道，已为失控的舆论下隐患。翻查二审前的媒体报道，2023年8月，华商报大风新闻首刊题为《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的报道，全篇约4400字，其中超过3200字源自男方母亲的叙述。包括“我儿子从头到尾没有说强暴她，说她是自愿的”“两人发生关系，女方马上就要房本上加名，要后面的彩礼”“我儿子性格脾气好，我们村已经有106人在联名信上签字（伸冤）”。

与之对比，来自女方家庭的回应，只有两句话：一是女方的母亲指认男方“强奸了我女儿”，二是记者追问“是否因为房本没加名、没给其余10万彩礼而报案”时，女方母亲予以否认，随即挂断电话。

由于一边倒地引用男方信源，报道中的部分信息，甚至和法院后来公开的案情明显相悖，包括男方母亲称“女方身上没有一点伤势”——讽刺的是，正是这句话的录音被各类媒体剪辑到短视频中，在抖音等平台疯转，配合“因房本没写女方”“因彩礼闹掰”等更具煽动性的标题，将案件进一步简化为彩礼纠纷。

媒体报道平衡性严重缺失，更多不堪的流言和揣测也在社媒流传，如“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被害人有过婚姻史”“被害人给婚介所三万元介绍费”等。为此，一审法院曾专门辟谣，称均系不实资讯。二审后，审判长直接点名男方母亲，指责其多次擅自发布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资讯、主动爆料接受采访，形成不对称舆论。

二审宣判后，4月18日，某微信公众号发布报道《婚房里的强奸案》，呈现了长期沉默的被害人的处境：精神状态不稳，无法工作，食欲低下，要靠吃药入眠。“困在审判里的两年时间，和难以计量的精神创伤”，报道如此形容这个家庭为那句“不”所付出的代价。

分裂舆论中的“法律勒索”

对女方家庭而言，二审尘埃落定，或许有力撕下了“捞女”等污名；但在舆论场上，一种早已超出个案的“捞女恐慌”，正在持续蔓延。

“法律成了女方家庭要求房产加名的武器”“男性在婚恋市场已成弱势群体”“这都叫强奸，以后谁还敢结婚？”——在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类似言论频现；一些男性网友担忧称：一旦婚恋或网约关系中的女性及其家庭意识到“告就能赢”，就可能将法律当作筹码，借此索取高额赔偿。

微信公众号“不正确”《山西“订婚强奸案”，另一个彭宇案？》将本案类比为南京彭宇案——2006年，南京市民彭宇称搀扶摔倒老太反被告，引发“以后谁还敢做好事”的社会争论。该作者称，彭宇案后公共服务领域的互助行为锐减；正如订婚强奸案后，“婚前协议公证性同意”“拒绝婚内性行为”等极端自保策略在社群平台扩散，进一步瓦解婚姻信任。

而时事评论员曹林反驳，案件强制和强迫的性质明显，类比彭宇案，实质是“对法律判决形成某种勒索和绑架”。同样形成“法律勒索”的言论，还包括将判决与当下的低结婚意愿形成捆绑，臆想出一种负面的社会效果；或用“以后性关系是不是都要签协议”，将性同意诉求推到​​极端层面，扭曲为常情常理的敌人。

另一种颇获支持的声音，是声称基于“国情”，婚姻或准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性同意权不应被司法过度介入。持这一立场者指，鉴于大陆司法实践中正常婚姻关系能阻却强奸罪成立，订婚作为具有一定社会效力的婚前契约，也应被纳入司法考量。他们进而强调“彩礼”的角色，认为高额彩礼实质上构成一种交易，本质与买卖婚姻无异。

彩礼可以等同于买卖婚姻吗？有博主主张，彩礼在中国社会中承担着履约押金、经济回补、婚姻成本提前兑付等作用，其本质是多重功能叠加的“婚姻保险”，不能简单视为买卖婚姻。亦有多名女性主义者在社媒批判，舆论纠缠彩礼不放，实则揭示了父权社会将彩礼作为性、婚姻与生育权“交换条件”的深层逻辑。

“说到底，这不仅是两种观念的冲突，更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对立。”劳东燕说，“究竟是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承认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权的独立个体，还是延续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将女性客体化而视为附属于男性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