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後疫情時代裡倖存,在不被承認的死亡中受難

這是一個屬於新冠喪親者家屬的故事,是慘烈的數年後,不被數據統計的人的故事。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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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2年12月7日,大陸政府發布了放寬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條」——標誌着官方放棄了長達三年的感染者「清零」政策。在放開後的數月內,出現了大量的新冠死亡個案,但在全國急於擺脫封控的集體創傷時,這段歷史始終未被紀錄﹑書寫。這篇報道,記錄了那段時期不被數據統計的死亡,沒有集體悼念的集體受難。

這是一個新冠喪親者家屬的故事。沒有案發現場,沒有新聞發布會,只有一個微信群。

這篇報道是「專題記者成長計劃」的成果。2024年,端傳媒推出「專題記者成長計畫」,希望能夠找到仍在盡力堅持華文報道的青年記者,為他們提供專業支持,共同維繫深度報道的行業生態。在眾多申請者中,我們最終選擇了九位記者,進入三個專題組。為期半年的時間裡,我們的編輯陪伴入選記者開啟並完成九篇深度報導的稿件,今天這篇報道來自虛擬報道組的甘葉。

0. 被遺下的羚羊

星星給十歲的兒子講了一個動物大遷徙的故事:世上有一群在遷徙的非洲羚羊。某天其中的一隻受傷了,其他羚羊鼓勵它,幫它站起來,但大家發現做不到,這隻羚羊怎麼都爬不起來。其他羚羊還有自己要去的地方,只能放棄它往前走。「媽媽就是這隻被放棄掉的羚羊」,星星說。

但在深山裏的幾個微信群,聚集著同樣被放棄的羚羊。新的羚羊要來,需有老羚羊指引,確認同類身份,才能進入這個隱蔽的據點。

「這是一個臨時的港灣,大家進入自由,每個人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療傷方式,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負擔。」管理員星星在群公告欄裏這樣寫。

她至今能立刻說出那個日期,2022年12月7日。那一天,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大陸政府發布了放寬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條」(下文簡稱「放開政策」)——標誌着官方放棄了長達三年的感染者「清零」政策。放開來得突然,前一天許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報核酸檢測結果。接下來的一個月,疫情在全國爆發式擴散,12月25日,中國衛健委宣布停止持續近三年的感染人數統計。

在「新十條」發布的第8天,大陸防疫專家鍾南山在一次直播講座上稱,當前流行的奧密克戎(Omicron)「不應叫新冠肺炎,因為不存在肺炎(症狀)……簡單說就叫『新冠感冒』」,該講座被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網等官媒轉播。在互聯網上,有網友將新冠感染症狀畫成可愛漫畫,戲稱為「乾飯株」﹑「暴瘦株」﹑「學習株」。這些娛樂化的說法在社交平台上快速流傳。

直到走進醫院,一些人才意識到情況不對勁。「醫院和外面差不多就是地獄和天堂的區別」,群裏有人這樣回憶。

政策發布一週後,星星的父親感染了新冠,由於官方宣傳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兒操心,父母瞞着沒說。幾天後,星星發現父親呼吸困難時,本地的幾家大醫院早已人滿為患,她打電話託關係,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隨後的CT檢查顯示,父親肺部的30%因病變出現白色陰影(俗稱「白肺」症狀)。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親去世了,那天是春節的大年初三。

這個微信群裏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開政策下的喪親家屬。有的父母感染後聽從政府宣傳居家隔離,最後在家裏去世;有人及時住院,但醫院的抗病毒藥物早已斷貨,輕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間父親回國看望親友,不久趕上放開政策,父親再沒能離開。

醫療擠兌、居家隔離、白肺——隨著新冠成了大陸社會在重振中急需擺脫的記憶,這些名詞很快被拋諸腦後。偶爾有人在網上呼籲不要忘記,但在那些呼聲中,敘事呈現出明暗區分:封控時期被視為某種集體創傷,關於放開時期卻討論寥寥,難有共識。

另一種傷痛始終隱於水面下。「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覺得三年疫情終於結束了,但另一方面它又讓我付出非常大的代價,」群員皮皮說,她的外婆在放開期間感染去世,「這個代價如果必須有人付,我們是那些不幸的人,我認了,但是我需要一個公正,我不希望我們揹負的東西沒有人承認」。

家屬們不是沒試過在其他渠道上發言。星星在網上質疑政府的貿然放開,有人留言說如果不放開,大家早悶死了。還有人給她發私信:是你倒霉,我們都沒事,怎麼就你爸有事。「如果這人在我面前,我肯定一巴掌就上去了」,星星說。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家屬們發出的與「新冠放開後感染死亡」相關的貼子,被各個網絡平台判定為違反國家法律。

時間在流逝,星星感覺到,新冠把今天的人們隔絕在兩個世界:新冠喪親者和後遺症患者在一個世界,其他人在另一個世界。她很難再在現實生活中去講新冠放開的事,周圍人只是困惑於,「她為什麼還在糾結這件事」。

但在這些家屬微信群裡,被遺下的﹑落單的羚羊,終於找到了同類。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1. 在虛擬世界當「LBX」

「不是你是中產,家庭收入在百萬以上,你就不是老百姓。」

「我們(群裏人)的父母都是被國家害死的」,剛加好友後,芬姐不忌諱地對我發來語音。

芬姐比多數家屬年長,將群裏人稱為「難友」。2022年上海封城期間,作為黨員的她報名做了7個月的社區志願者,拿到居委會的榮譽證書。這段經歷曾被她發布在社交賬號上,照片裏她穿着防護服給居民發菜、做核酸,對鏡頭豎起拳頭,後背上寫着「加油」。「早日戰勝疫情,待到春暖花開,我們要給彼此大大的擁抱」,她在文章結尾寫道。

沒等來春天,芬姐的爸爸和婆婆接連因新冠放開去世了。「誰讓你做那勞什子。」有人在她的文章下留言嘲諷,她沒有反駁,把這條留言截圖存進了相冊。她覺得那個人說得對。

「在盛世年華被害了」,她這樣形容親人的兩場死亡。

兩年來,芬姐無法釋懷的地方在於,關於那場混亂的規模性死亡,家屬至今沒有得到國家給的說法,哪怕是一次公開默哀,一個道歉。

放開時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裏流傳着各種猜測,五百萬、上千萬,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數據。按照中國疾控中心的統計,放開政策發布後的兩個月內,全國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數約8萬3千人。但《紐約時報》綜合四個流行病學團隊的研究估算,大陸放開後的兩個月裏可能有100萬至150萬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發布報告稱,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遺體數同比增長72%。該報告很快被刪除。

家屬斷定政府在數據上「撒謊」,因為多數群員的親人不被醫院承認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員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沒有基礎病,感染新冠後就醫,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檢測轉了陰性,醫生判斷死亡原因不能寫新冠,因而不符合當地的新冠全額報銷要求。「醫生都說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給你治療的,怎麼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沒有力氣去爭,當時殯儀館的火化名額緊張,一系列後事等着她辦。

秋然不是個例,群裏多數人拿到的死亡證明裏,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臟驟停」。對此,各地醫生的說辭不同,有的說新冠逝者無法走正常的喪葬程序;有的開門見山,說「上面」有要求。

「永遠不被承認的人禍,」群裏有人評價,「這次的lbx都是不被認可的,連數據都算不上」。

在群的聊天記錄中,「lbx」這個詞估計出現過上千次。這不像常人認知裏微信會監控的政治敏感詞,但人們默契地使用縮寫形式。群裏的家屬本處於不同的人生軌道,公務員、失業者、護士、餐廳廚師或海外移民。新冠放開以後,所有人意外共享了一種命運——在群裏,他們將其稱作「老百姓」,寫作「lbx」。

「以前都說政治骯髒,我就想,反正咱一普通lbx,最多是多交點稅,也髒不到咱們,誰知道lbx居然連生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有人這樣說。

老百姓如何被定義?「就看老百姓和非老百姓之間隔的那條線劃在哪裏」,星星回答,「不是你是中產,家庭收入在百萬以上,你就不是老百姓」。今年34歲的她出生於東部小縣城,用十年在大城市掙來了車和房子,有份國企的工作,養育着兩個孩子。她曾相信努力能改變命運,新冠放開後,她覺得那什麼都不是。

星星認為劃定「老百姓」的界線無關經濟階層,而是某種更難跨越的政治壁壘:「能在沒放開的時候就了解到足夠的信息,給家人提供足夠的資源,除去這樣的人以外,剩下的就是老百姓。」

群裏流傳着很多來源不明的說法:放開政策其實是政府謀劃的養老金減負計劃,又或者某些「高層」早有風聲,提前備好了後來高價難求的「P藥」(Paxlovid,由美國輝瑞公司開發的新冠治療藥物)。而最終來到這個群裏的,無論貧富貴賤,大家都是「被國家拋棄」的老百姓。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星星此前加過普通的喪親群,群裏喪親的原因各種各樣,差異帶來了隔閡與攻擊。最後她選擇回到新冠家屬群,儘管每個人的出身和年齡不同,絕大多數人達成共識——新冠放開期間的感染去世,不是個體「正常的生老病死」,而是集體性的「人禍」。

「就算是車禍或意外死亡,也會有個說法,但(我們父母)這樣無辜地走了,而且是人禍造成的,實在太冤,被害了還得不到追責,這才是最放不下的。」群裏有人說。

對於這場被懸置的人禍,家屬們始終在等一個「說法」,有人視之為一種解釋、道理,「人沒了,道理要講清楚的,不然太冤了」。有人稱其為「公道」,「可憐我們lbx被當成傻子耍,付出生命的代價還得不到一個公道」。

用「老百姓」來自我指代,人類學者項飈視之為普通人的「政治白話」,他指出這一看似不如「公民」成熟的自稱表達着人們對政府的道義訴求。這種向上的道德控訴,在群裏有着更直白的叫法:「冤」。芬姐告訴我,大家的父母都是「冤死的」。她多次在群裏講述父親生前如何作為黨員和國企幹部,曬出爸爸的先進工作者證書,「結果(爸爸)連自己怎麼走的都不知道」。

芬姐在內的一些家屬憤怒於國家「騙」了老百姓,他們將去世的父母們稱為有着共通點的「一代人」:集中在三十到五十年代出生,經歷了新中國起步。有的父母生前曾就職於建設兵團、國企或公共教育系統。「國家不會騙我們的」,聽到放開消息時,一位群員的父親這樣寬慰孩子的擔憂,他相信放開是國家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們在那個世界是不是也很傷心?被一直信賴的gj(注:國家)欺騙了」,父親去世8個月後,這位群員在群裏說。

與此同時,父母們習慣於自我奉獻和忍耐,這一定程度造成了「沉默性肺炎」的普遍。有人回憶最初自己在房間隔離時,父親堅持要進屋送飯,幫忙開窗通風。後來父親感染,他總說「沒什麼大問題」,直到家裏的血氧儀在一次測試中報警,家人才意識到父親病情的嚴重。

三年饑荒、十年文革、八十年代計劃生育,到老死於新冠放開。有人這樣總結父母的一生。

2. 復盤

「起碼這個群承認了我們的痛苦。」

去年1月提交入群申請時,秋然是出於困惑:「當時就是想不明白,怎麼會越治越差」。此前她在小紅書上刷各種新冠病例,想找到更多相似經歷的人。

但找到同類不意味着結束痛苦。秋然很快投身於激烈的復盤討論。在群裏,「復盤」指的是家屬們一起回憶和分析放開時期的經歷。我在2023年3月進群時,每天都能收到幾百條關於復盤的群消息,討論從早上六點持續到凌晨兩點。

復盤確實讓家屬弄清了一些事,放開時各地的混亂圖景在討論中清晰起來,很多遭遇並非個例:新冠危害性在政府宣傳中被弱化,死亡證明上不允許寫新冠,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儲備——原本分散而原子化的死亡,在不同人交織的講述中彙集成集體性的死亡。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在群裏交換信息後,秋然發現她的每一步都滯後了。她過去三年對新冠的認知都來源於主流宣傳,放開政策公布的當天,她還和同事在午餐時把這件事當新聞講,沒有意識到要搶藥或口罩。爸爸感染後,秋然以為送進醫院就能安心,很快發現護士不會安裝高流量的氧氣設備。直到父親病情惡化,她意識到問題嚴重,不得不「自救」——上小紅書和抖音搜尋各種新冠治療案例。而更多關於新冠的藥物和各類指標,她是後來進家屬群才了解到。

「不復盤難受,復盤更難受」,有人這麼說。信息共享帶來了新的悔恨,送醫太晚、沒及時搶藥、送進或沒送進ICU,每個人都在復盤中認領自己的罪狀。隨着群人數的增加,悔恨與悔恨之間建立起比較級。秋然坦言,她隱隱期待着某種對比帶來的安慰。

「還有另一種情況,怎麼說呢,」秋然的語氣變得猶豫,「可能跟你有共同經歷的人,你會得到一點安慰……他們可能各種方法和認知更全面,可能找了更好的醫生,也還是這種結果」。

不同人通過對比建立起心理參照系,在座標軸上,星星常常充當被比較的對象,她被公認為做到了99%的努力:給感染的父親用上了稀缺的葉克膜設備(又稱「體外膜氧合器」),向公司請了整月的假期陪護,掏了七十萬治療費。

不同於多數人的後知後覺,星星懂醫療、反應快。2022年11月底,大陸發生反封控遊行,星星立即從中嗅到了放開的信號。她囑咐父母不要出門,但父母沒放在心上。12月底父親感染住院的當晚,星星聯繫北京的朋友買到了P藥,由於快遞停運,她請朋友連夜坐高鐵把藥送到本市。

「在走第一步的時候,我就預想到了第一百步怎麼走」,她知道自己在和死神賽跑。當時的醫院在她的記憶中形同地獄:醫生打着點滴來查房,搶救室一晚上抬出過六具屍體,太平間存不下,只能堆在走廊上。星星分毫不敢鬆懈,她全程陪護,每隔4小時記錄父親的各項生命體徵,用excel表列出指標變化以規劃下一步治療對策。趕在缺藥潮之前,她囤好了各種藥物存進醫院冷庫,這些藥直到父親去世都沒用完。

2023年1月2日,中國北京,醫院工作人員和一名親戚將輪床上的一具屍體推出醫院繁忙的急診室。攝:Getty Images

儘管被不幸擊中,家屬們仍舊是普通人,復盤中難免發生分歧和衝突。

逝者年齡成了敏感話題,有人在群裏哀悼90歲感染去世的雙親,引起幾個親人早逝的家屬不滿,指責她「不知足」、「在別人傷口上撒鹽」。秋然退出過一個家屬群,因為有人總是複述當時醫院的場景細節,這讓她想起父親住院的情形。群員「緬懷父親」每天重複着對政客的詛咒,有人受不了:「你有本事就衝過去把某些人殺了,那你是偉人,你在這邊說有屁用啊。」

與之相伴,懷疑在滋生。有人質疑新冠疫苗的「毒性」,有人猜測新冠源於全球性的人口大清洗計劃。一些人伺機而入,帶貨的、賣藥的,聲稱有辦法防止新冠後遺症或疫苗接種的副作用。星星在發現後把這些人踢出群,但無法避免有家屬上當。「只要有傷口存在,一定有蒼蠅蚊子來吸血」,她說。

漸漸的,有人呼籲停止復盤。事情過去大半年後,秋然有點受夠了:「 你多說也沒有意義,其實它解決不了,只會讓你越來越煩,越來越後悔……日子總要過,要往前看,你老是看過去也沒有什麼辦法。」

但星星看法不同。她認為無論是「自我折磨」式的復盤,還是表達對決策者的憎恨, 都是人們嘗試「跟這件事情和解」的不同方式。

人們對家屬群的評價開始分裂為兩派。「壓抑」、「祥林嫂」、「負能量」,退群的人如此形容這裏,他們指出回憶和悔恨無法改變現狀。而在留下來的人口中,群被說成是「溫暖的」、「包容的」。

星星屬於後者:「雖然我們在群裏表達了痛苦後,大家互相勸來勸去,沒有任何實際幫助,但起碼這個群承認了我們的痛苦,保留了我們表達痛苦的權利。」隨着人員來去和時間流逝,她觀察到留下來的人達成某種默契,比起鼓勵彼此往前走,更多時候是「接納彼此仍然有走不出來的時刻」。她視之為微信群和現實世界的不同之處——身邊所有人都叫她往前看,只有群裏人能理解對方的想不開。

芬姐的朋友希望她能早日走出傷痛,勸她退出家屬群。「為什麼要退?」她反問對方,「我們是一個相互取暖的大家庭。」

3. 走出洞穴的人

「郭嘉是誰?」

如今回過頭看,星星總結,由於缺乏新冠治療經驗且病人太多,醫生並不會詳細規劃病人的治療流程,反而把主動權交給了家屬,很多醫療決策需要家屬主動提。

很多家屬當下並不知道該怎麼選。有群員告訴我,她在同意送爸爸進ICU的當天就後悔了:她不知道ICU不允許家屬陪同,而插管治療會導致病人無法說話。直到父親去世後她才從醫生那裏得知,這一時期進ICU的新冠患者沒有一個活下來。

父親去世前,星星找到了肺部移植的團隊,母親勸她放棄,以精神不穩為由送她去強制住院,等她兩個月後出院,父親已經火化了。後來,她在知乎私信裏發現了新冠家屬群的邀請,這個群很快成為她唯一的溝通渠道。

「我想找到一個人告訴我,到底我錯在哪了,但是我又很怕有人告訴我,真的是我哪個決定選錯了。」在父親走後的半年,星星幾乎不和現實生活中的人聊天,包括丈夫和孩子,但在微信群裏打了很多字。她抓住每個人問同一個問題:你當時是怎麼做的。

同類的出現沒有帶來答案,反而引向新的無解的問題。隨着群成員從她剛來的三十多人擴大到上百人,星星發現一個事實:很少有人能做到她的程度。星星復盤的結果是斷定自己在治療上沒有遺憾。這成了她的痛苦所在——她用盡方法都沒能救回父親,但她甚至沒有可以悔恨的地方。

時間一長,星星開始相信,她做不到的那1%是天命。看着大家日復一日的復盤,星星內心覺得新冠治療根本不存在標準答案,不過這句話她沒有發在聊天框裏。她逐漸淡出了復盤討論,「人只願意相信自己相信的」,她想,而她選擇相信新冠的死和個人基因有關。「是基因被選中了」,她換了種說法,「這個是命」。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但兩年來,不是沒人想過不認命。群裏曾有人提議集體去政府樓前靜坐抗議,或者舉辦一次線下悼念,但回應寥寥。有的說自己是公務員,怕鬧事後拿不到退休金;有的有孩子要養,丟不起飯碗。「不是不想,誰不想啊,只是這種全國性的災難,自認倒霉了。」

在討說法這條路上,唐偉是走得最遠的那個。「討公道,首先得家屬站出來要,不然等國家給,基本不太可能,」唐偉對群裏的所有人說,「中國老百姓很奇怪的,最終都是忍氣吞聲,只有當大家都不忍氣吞聲的時候,你的人權才有機會落到實處。」父親感染去世後,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向當地衛健委申訴。

最初和唐偉接觸,他給人的印象和群裏一致,說話篤定、直來直去。中專畢業後他去大城市找工,疫情間在家待業了兩年。他說自己沒有其他家屬的顧慮。「我已經窮得下不了鍋了,我有什麼害怕的,往前衝,直到有個結果為止」。

唐偉要的「公道」不是經濟賠償,是一種「理」。他的訴求很清楚:除了追責主治醫院的失職以外,他想要政府部門對毫無準備的放開作出解釋和道歉。

他沒有人脈,就從抖音上找法律博主的科普視頻學起。打市民投訴熱線,寫信訪材料,蹲守政府大樓,他拒絕了醫調委提議的賠償,要求聯防聯控部給出說法。為了給政府施壓,在這一年裏,他「頂着巨大的愧疚心」,沒有火化父親的遺體。

當聊到申訴的細節,他流露出不常見的焦躁語氣。這種情緒最初來自申訴過程的反覆碰壁,信訪主任說找不到上級部門,他火氣一下上來,「是不是我要跑去跳樓才行」。一年多來,除了跑政府部門就是一人呆在家裏,他察覺到自己的不對勁,去醫院檢查被確診為抑鬱症狀。

現實中的親戚朋友都勸他放棄,倒是群裏人給了他更多支持。有人欽佩他的勇氣,誇他條理清晰;有人受到鼓舞,請他分享申訴經歷。不時有家屬問他最新進展,他像第一個走出洞穴的人,人們好奇於他能走到哪一步。

但唐偉是個例,多數人沒有想過冒險,一如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群暱稱裏用真名,家屬各自懷有現實顧慮。除了諮詢醫療問題外,秋然沒加過群裏人的好友,理由是「不想帶入太多到現實生活」。群聊的匿名性讓人安心,個體間似乎刻意維持着距離,我在約訪時多次感受到邊界的存在:一些人對我的靠近顯出抗拒,只有少數接受了我的好友申請;有人在答應採訪後反悔或不再回復;採訪總是以電話形式,家屬擔憂露面會給現實生活帶來風險。

然而群裏不比外面安全,微信的審查規則不透明,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引發問題。好幾個人因為群裏的發言被警察警告過,一次在大家聊到決策者時,群員打出過一個名字縮寫。不久她被警察打電話叫去警局,封群、訓誡,寫保證書。不可以提那個人的名字,縮寫也不行,這是警察告知的紅線。

為了不讓群再度消失,群員們開啓了自我審查。「緬懷父親」愛討論政治,是群裏發言最多的人之一,被警察請去「喝茶」後,他變得敏感,有人用詞直白時他會要求撤回。此後他還是在群裏大量地打字,但開始給語言編碼:「犧牲」成了「xs」,「新冠病毒」變成「新g病d」,「老年人」寫作「lnr」。他的表達越發晦澀,來自他人的回應少了,逐漸陷入某種自言自語。

有時,這種自我審查也鬧出笑話。

「我爸爸之前就是聽郭嘉的,抗着(病),去醫院就是很不舒服了,」群裏有人曾這樣自述經歷,「我不想相信自己的郭嘉是如此無情……我原來是那樣愛着郭嘉(三個流淚的表情),心裏難受,有着被背叛的感覺。」

下面有人回覆:「弱弱問一句,郭嘉是誰?」

2022年11月25日高,一名男子在北京中央商務區附近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十字路口等待時,戴著口罩以防止 COVID-19 的傳播。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4. 陰間

「為什麼大勺子盡是撈底層老百姓?」

李楊常常夢到爸爸,夢裏爸爸在責備她:為什麼不給他吃藥,害他去世了。「爸爸對不起」,她在夢裏喊,這五個字後來變成她的群暱稱,她不能接受父親只活到70歲。

回憶和悔恨攪成一團,李楊在找一條出路,她想到了孟姑。

群員們經常提起「孟姑」,一位據說能通往陰間的道教靈媒。孟姑經營着小紅書賬號,並提供不同價位的服務:線下服務是3999元,能把逝者請到陽間來對話10分鐘;299是線上服務,為活人去陰間看望逝者的情況,以微信文字反饋;79元可代替家屬燒紙,代燒能讓家屬夢見逝者。

去年四月的某天,一個群員說自己花3999元去找了孟姑,他真的聽到了去世的爺爺在說話,爺爺交代了臨走時沒來得及說的事。他告訴大家自己釋懷了,隨即退出群。雖然有人懷疑他是孟姑的托,但孟姑還是在群裏火了。

那天夜裏,李楊把孟姑發的小紅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另一個世界、轉世、輪迴,她希望這都是真的。她加了孟姑的微信,花299元預約了一次線上服務。溝通很順利,孟姑要了她父親的姓名、生日和忌日,選好日子,答應幫她下陰間看爸爸的情況。

約定當天,孟姑在微信上發來文字。她說自己去看了李楊的父親,父親在那邊的狀態不好,總想着給女兒託夢。孟姑算了李楊父親的陽壽——70歲,正是他感染新冠的年齡。

孟姑告訴李楊,陽壽是固定的,她父親的陽壽既然已盡,如果不是新冠也會因為別的事情去世,否則陽間「裝不下」。李陽問孟姑,如果提前算出家人要走,你能不能救。孟姑回答生死註定,無法被人左右。

「陽壽到了」,後來李楊在群裏幾次重複這句話。她寧願相信孟姑說的,「無論如何都會走」。這是父親的命。

孟姑難道不是騙子嗎?大家對此看法不一,但即便不信的人也承認,孟姑的話讓人安慰。一些人陸續分享了請孟姑看望親人的反饋,在她的描述裏,地府很大,像集體宿舍,分為不同的殿和層。在那裏,去世的父母過着陰壽,被陰司分配了不同的住所和工作:有的親人跟着陰司「為新來的靈體蓋宿舍」,有的「為本層的嬰靈看管物資」——每位逝者都在另一個世界得到歸屬。孟姑曾告訴李楊,活人不該一直思念逝者,因為生者的過度懷念會讓逝者的魂魄原地打轉,魂魄會消耗能量並感到疼痛,這讓李楊覺得孟姑善於開導。

太多的話來不及交代,人們從未料到新冠會在一個月內帶走親人,患者常常是帶着呼吸罩或在無人陪伴的ICU裏去世。有人找到孟姑,是為了問陰間的母親有沒有要囑咐的,以及「想問她會不會怪我」。有人把想對爸爸說的話發給孟姑,請孟姑在父親生日那天轉達給他。一位群員自稱曾是「唯物主義者」,爸爸走後,她開始研究孟姑的文章,在微信上找算卦人算父親的近況。「我不相信父親就是一捧灰沒了,絕不信,」她說,「我必須相信有另一個世界」。

2022年12月31日,中國上海一家殯儀館後門的輪床上放著裹屍袋。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哪怕自稱能通行陰間的孟姑,她的親人也沒能逃過新冠放開。孟姑曾在社交平台上自述,她的家人在放開時期感染了新冠,她起卦算出對方陽壽將盡,最終放棄插管治療。

對於那一時期的大規模去世,孟姑為家屬們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很多因為XG(「新冠」)去世的,不接受、不甘心、痛苦、執念,我都理解,因為我的親人同樣在那個時期去世了。不要說您的家人沒有基礎病,怎麼就沒了,別人為什麼就沒事。」孟姑在小紅書上這樣寫,這篇帖子很快被轉發到了家屬群。

按照孟姑的解釋,新冠放開造成的死亡,其實是陰間在「大收人」,收走的基本是陽壽已盡的人,撈到誰就是誰,不分好壞。她用了一個比喻:「像拿個一個大勺子一樣,成片成片地撈人,裝滿一勺子就帶走!」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接受「命」的解釋。「那為什麼大勺子盡是撈底層老百姓呢?這也有區別對待的?」有人在群裏問。

Eve討厭群裏有關「命」的說法。她的外婆因新冠感染離世,母親說這是外婆的命,Eve覺得可笑,她在自己的家庭群裏大罵其他人的不作為。通過查閱SCI相關論文,諮詢作為留美病毒學家的親戚,她判斷錯在主治醫生沒有及時用藥。去年12月,她正式對主治醫師提告要求對方撤職。「我不信命,就是人禍」,她在群裏說。

一些人欽佩Eve的魄力,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錨定一個明確的責任方。況且,即使把責任歸咎於政府或醫院,人們還是無法回答,在無數感染者中怎麼偏偏是自己的家人去世了。

在無止盡的群復盤中,Rita幾近崩潰。如果把媽媽的逝世看作「人禍」,其中也有她的部分:疫情期間,她特地把六十多歲的媽媽接到海外,幾個月後她判斷疫情平穩,把媽媽送回國內,不久媽媽就感染新冠去世。Rita一度「復盤到瘋掉」,如今她放棄了自我折磨。對於群裏「新冠是人禍,不是命」的講法,她開始相信,所謂的人禍也是一種命,「只有相信命運,才不覺得自己是個罪人」。

將死亡歸咎於「命」,成了群裏人相互安慰的說法——它給這場得不到官方說法的「人禍」提供了一種超越性的解釋。「命」回應着人與人的偏差,也規避着反覆的自我問責。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一個暱稱為「永遠想念爸爸」的人在群裏感嘆。但下一刻他說:「我恨我自己,如果多用心,也許爸爸不會走。」

5. 倖存者、受難者

「那麼慘烈的幾年,好像一瞬間不存在了。」

一場公共傳染病的責任最終落在每個家庭頭上,創傷也只能在家庭內部消化。悖論在於,家往往是對死亡隱而不談的地方。

家屬群的人集中於三四十歲,多數是女性,大部分已婚育。不同於甚少談論家庭的男群員, 女性時常在群裏提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作為家庭的照護者,責任總是推着她們往前走,即使那些責任有時難以承受。

秋然多次在群裏提到和丈夫的摩擦。42歲的她是家裏的獨生女,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工作之餘她照顧着一家老小:去年初她忙着照顧感染新冠的兒子,疏忽了爸爸的病情;父親住院的十三天裏她全程請假照顧。父親走後,她把母親接到自己家來住。

隨着時間變化,在家裏提起父親的去世變得困難。她有時和媽媽聊起,但不敢多提,怕媽媽傷心。她問兒子想不想外公,14歲的男孩沉默着看不出情緒。

和丈夫,兩人一開始是同步的,父親住院時秋然陪護,丈夫幫着找藥和送飯。分歧顯露在父親去世後。秋然在家裏提起父親,丈夫最初會安慰,三個月後他開始不耐煩,說她矯情。加上她母親來借住時難免有摩擦,一次吵架時丈夫說她,怎麼這麼久了你還沒走出來。兩人冷戰了好幾天。

「我現在連老公也不講了,根本沒法共情」,秋然在群裏發,好幾個媽媽說感受相似。情緒要自己消化,有時上着班,周圍每個人坐在自己的格子間裏,秋然沉默地哭一會兒,沒有人發現。

2021年4月3日,中國武漢參加清明節期間的集體葬禮。 攝:Getty Images

秋然發現,群裏很多人和她有一樣的表達方式,「不是在跟某個人去聊」,而是「自己在跟自己說話」:「比如回憶我爸以前怎麼樣,之前治療怎麼樣,有共鳴的人可能回應下,但更多時候我是在把這個東西講出來,有個地方讓我講,講出來我舒服了。」

星星同樣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我們沒有見過面,從幾次通話的背景音裏,可以聽出她很忙:有時在接送小孩去興趣班的路途中,她才能抽出空和我打電話;遇上孩子臨時要媽媽輔導作業,通話就得中斷。

過去兩年,她把整件事情翻來覆去想,「每個環節都想透了」。時間沒有給她帶來癒合,她習慣了與傷口共存。在每次通話時,星星如同一位握着手術刀的醫生,冷靜解剖着她的人生,給我講解那些壞死的部分。

「你還年輕沒結婚,你可能體會不到。」電話裏,她耐心解釋婚育如何改變一個女人的身份。

她把爸爸的頭髮做成吊墜項鍊,小臂上紋他的名字縮寫,過去兩年裏,她每天都想起爸爸。但生活不可以停下來。在現實世界裏,她形容自己要「扮演」:面對母親,她要做盡孝的女兒;孩子面前,她要當盡責的母親。按她的話說,她「把自己當一個App來用」:「假如兒子有作業做不來,上一秒我可能還在想死了算了,下一秒我得給他查出來。」

父親是她最珍視的人。她6歲時父親載她騎自行車,撞上一輛拖拉機,在機器的傳送皮帶把女兒捲進去的前一刻,爸爸把腳伸進去撐住,用一條腿換回了女兒。27年後她沒能救回感染新冠的父親,這對她造成了致命的打擊。

她會不忌諱地在母親、丈夫和孩子面前跟我通話,她不想再在家人面前掩飾自己。有次掛斷電話,母親勸她不要跟外人講這些事。她有過顧慮,但覺得講述和被記錄或許是一個出口,「我希望有人知道我爸爸來過」。

按照父母的期待,她在22歲和丈夫結婚,24歲變成兩個孩子的媽媽。扮演得太盡責,親戚們似乎忘了她在更長時間裏是爸爸的女兒,勸她的話都是,「你還有兩個兒子,要打起精神來」。他們不知道她是會在新冠群裏說「對人生厭倦到想吐」的人。星星理解長輩的好意,但她不再參加任何親戚聚會,她怕彼此都難受。

「我已經沒有辦法在現實世界裏跟任何人說這件事情了,包括我的家人,對大家來說,它都過去了」,星星說。

說到一半,接連的貓叫打斷她的講述。她在電話那頭對丈夫說,我在和朋友打電話,你把它抱出去,不要來吵。隨即她轉向聽筒,像半開玩笑:好想把老公和貓打包丟掉。

現實責任推着她往前,其實她從未離開過父親去世的那天。她在家屬群裏的暱稱是「等爸爸回家」,在小紅書上,她每天在個人簡介裏更新着父親離開的天數,她感覺自己面對周圍人時變得冷漠封閉。

但星星知道群裏人記掛着她。在她的微信列表裏,家屬群被設為比工作群更靠前的置頂聊天。素未謀面的人在這裏相互照看,她反覆感染新冠,去年生病的一段時間沒在群裏露面,大家紛紛問她情況,還有同城的群友跑去醫院看望;低落時問誰能聊會兒天,立刻有人來私聊她。哪怕沒有話要說,她也不時出現在群裏,為的是給大家「報平安」。

只是,問題仍在那裏,現實中的身份持續拉扯着她。在最平常的時刻,弦會突然崩斷。

2023年4月18日,中國北京一個繁忙的零售購物區,人們走過一個大型廣告板。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今年十月,星星有過一次離家出走。那是國慶節期間,她帶着家人去的新城區看燈光秀,這一帶在城中村拆遷後開發為嶄新商業區。當晚,江邊擠滿外地遊客,成群高樓接連亮燈,拼出「祝福75週年」的字樣,空中有無人機給戀人表白。八點半,音樂噴泉開始了,隨着搖動的水柱響起的是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星星一下子聽出來,那是爸爸的手機鈴聲。

她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如果爸爸在旁邊一定會得意地湊過來說,你看你老爸多有品味。但身邊沒有人。她回頭望,她的兩個孩子站在不遠處,手裏玩着15塊錢買來的竹蜻蜓,母親在一旁笑着給他們錄視頻。周圍每個人都是新冠的倖存者,他們高舉手機拍照,臉上洋溢着快樂。

那一刻,她被憤怒扼住喉嚨。所有人都在慶祝國家75歲生日時,只有她在想自己的爸爸也本該活到75歲。連家人的快樂也變得難以忍受。「我有種錯覺,那麼慘烈的幾年,好像一瞬間不存在了……我最傷心的一點是這些不被承認的,不被數據統計的人,真的被這個世界忘掉了,而且是以很慘烈的方式被拋棄掉了,他們被抹殺掉了,你知道嗎?」

情緒無法消化時,她選擇了逃離。

第二天晚上,她一個人去看了爸爸。墓園在近郊的山裏,坐地鐵再打車花了一個半小時。夜裏的墓地伸手不見五指,她打開手機電筒,藉着光找到那塊茶樹下的墓。

爸爸在縣城當了一輩子數學老師,墓碑做成了書卷狀。她靠着爸爸,在泥土地裏平躺了下來,四周寂靜無人,這是世界上最讓她安心的地方。旁邊就是她自己的墓地,墓碑上已經刻好她的名字——給父親買墓的那天她就看好這裏,但当地對給活人買墓有限制,她在歷經一次心肌炎搶救後拿着病危通知書才如願買到。

兩塊墓緊緊相鄰,她決心不再和爸爸分開。夜裏的氣溫只有17度左右,下過雨,山上空氣溼涼,她在墓地裏靜靜躺着,頭頂的星空很美很亮,她看了很久。

這不是她第一次出走,那天夜裏兒子發現她不見了,星星的母親隨即報了警,墓地經理上山找到了她。回到家後母親對她說,為什麼這麼自暴自棄,你這樣我會很傷心。

離家前她沒有通知家人,但在群裏說過。後來群裏的人們問她,去了墓地後心情有沒有好轉,有沒有夢見爸爸。

關於微信群和現實生活,「這就是區別」,星星笑着說。

尾聲:離開的, 留下的

在星星、秋然的講述中,我時常看見自己的媽媽。她和她們一樣既是母親也是女兒。

2022年底的冬天,新冠擊倒了我的外公,在他住院後期,媽媽和姨媽24小時輪流陪護;當新冠病毒在肺部擴散,病人會如溺水般慢慢窒息,外公幾次請求兩位女兒給他安樂。

殯儀館被禁止舉辦葬禮,外公去世的那天,家屬不得不回家等火化通知。再往後,我們和所有人一樣外出旅遊,拍表情愉快的合照。我們很少再提起那些傷痛的記憶。照片裏留下顯眼的空缺。

被懸置的道別成為日常生活裏的幽靈。媽媽會在做了一桌菜後突然說「如果你外公在就好了」。幾個月前姨媽打電話告訴媽媽,她在路上看見和外公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我的媽媽和姨媽,她們和現實中的絕大多數新冠喪親者一樣,沒有找到家屬微信群。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如今打開微信列表,面對家屬群99+的消息提醒,我時常會划走,選擇其他聊天框。是否點開這個群,變成一次次選擇,它意味着你是否願意再度回到兩年前的痛苦記憶裏,尤其當你正在重新開放的世界裏旅遊,或享受着和朋友相聚的時刻。

有人選擇不回來了。一些決心擺脫過去的家屬退出了群,通常是無聲的,體現在群名後的人數變化上。少數人會在退群前發一大段話,鼓勵剩下的人早日走出來,這些話很少得到回應,被消息沖刷走。

皮皮把群聊設置成免打擾的摺疊模式。疫情結束後,由於工作上的變動,她去了海外學習和生活,近一年來她幾乎沒在群裡出現:「看了(群)就會很傷心,你還是會想起這些事情,我覺得它現在只能我正常的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只有偶爾,深夜躺在床上時,她會忍不住點開群聊,把消息從頭看到尾,然後點擊右上角清空所有記錄。

對皮皮而言,往前走不是跨過傷痛,而是帶着傷痛走下去。她一度想過退群,選擇留下是想「保留一種聯繫」:世界上不是只有她一個人還在為這件事傷心。姥姥去世後,皮皮感到媽媽把生活重心偏向了自己,盼望女兒過上有確定性的人生。畢業後要不要考公務員,是否結婚生子,生活的具體選擇讓皮皮困惑。但有件事是明確想做的,她想去安寧病房做志願者,這是在姥姥住院去世後萌生的念頭。她希望當一個人無法選擇活下來時,能選擇有尊嚴地离去,以減少親人的遺憾。

新冠影響着母親們對下一代的期望。一位媽媽把「雞娃」形容為「僅剩的信念」,在經歷新冠放開的醫療擠兌後,她決心要讓孩子「跨越階層」。「讀所謂的985名校,無非就是不跌落階層,保底,繼續做社會螺絲釘。」她在群裏和其他媽媽分享着育兒觀,她不希望後代和她一樣「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為七歲的兒子規劃好出國讀大學的道路。

秋然不盼望孩子出人頭地,如今她覺得孩子只要健康就好。她偶爾和群裏人聊起家事,譬如媽媽如何變得獨立,或自己體檢查出乳腺結節。但多數時候她不再出現在群裏,我常在微信朋友圈裏看到她陪孩子出遊、做手工的照片。

群消息的震動提醒越來越少,很少再有新的家屬進來,星星感受到人們在陸續離開。每次封群后,總有幾個人婉拒她發來的新群邀請,有人說自己「好像能稍微往前看了」。面對退群的人,星星從最初的複雜情緒逐漸過渡到坦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後半生葬送在這件事上,她告訴自己。

「希望大家用溫暖的懷抱迎接每一位新來的朋友,也能用真摯的祝福送別每一位夥伴」,星星在群公告裏這樣寫,她希望留在這裏的人慢慢變少。

星星有一天會退群嗎?她被問題逗笑了:「我退群肯定是因為我掛了。」她相信自己是被留到最後的那個人。

唐偉為父親討公道的歷程,在今年4月迎來了結局。經過長達一年半的行政投訴後,衛健委最終判定責任在主治醫院,讓醫院給出20萬經濟賠償。儘管他多次要求見當地的聯防聯控部人員,對方始終沒有露面,也沒有給出他想要的道歉。唐偉覺得,談不上討到公道,但這多少「是個結果」。唐偉在申訴期間沒有收入,靠親友接濟才還上房租,他最後放棄進一步上訴。

「我有一種更愧疚的感覺,就是我拿了錢就不去追究這件事情了。你做出了這個選擇,但你又沒得選擇,所以你又只能忍受這種痛苦了,」電話裏,唐偉的聲音像在自言自語,「但最起碼我有個結果了,我覺得不過去好像也沒法繼續再追究下去了,你只能讓它過去。」

結案的當月,他火化並安葬了父親。接下來他打算重新找工作、交新朋友,「把不好的記憶慢慢磨掉」。

歷史最終給出了它的說法。今年五月有人發現,新冠肺炎已經被寫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歷史教材,過去的三年被縮寫為紙面一角的小段話。在這段約130字的總結中,疫情被比喻為一場戰爭,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

這張照片被轉發在群裏,對家屬而言,這個結果並不意外。此前的採訪中,幾乎每個人都告訴我,歷史不會給出公正的敘事。而他們願意向我講述,則出於同一個原因:希望有人能記得。

唯有皮皮是樂觀的:「我覺得總歸有這麼一天,當我們也都變成歷史的時候,或許大家能把這段時期放在陽光底下聊,發現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容易,很多家庭承受了非常多痛苦,它不是一個所謂的victory(勝利),它很悲痛,並不歡樂,也不值得高興。」

群裏組織過一場集體哀悼,去年父親節前夕,有人發起微信群的文字接龍功能,邀請大家紀念逝親。一共80多個人參加,每個暱稱後面跟着一句對逝者的悼念,長短不一,像一條遲來的集體訃告。

幾個月前,秋然去寺廟給爸爸做了牌位和超度,在近5個小時的儀式裏,秋然和家人隨着師傅的唸誦對逝者叩拜。儀式結束後,師傅將她爸爸的牌位和爺爺奶奶的擺放在同一處。看親人在另一個地方團聚,秋然心裏安定了很多。一個月後她久違地夢到爸爸,她和爸爸在廟裏相遇,爸爸看來氣色很好,不像臨終時的枯瘦。他笑着對女兒說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我覺得我爸好像沒有走,」秋然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他只是去了別的地方,感覺他還在」。

有件事她一直記得。訂牌位的那天,她和家人坐在寺廟的院子裏,一隻蝴蝶飛了過來,一直圍繞着她,趕也趕不走。

不止一個人見過那隻蝴蝶。數月前的某天,家屬群的群主發了小段話,她說自己有一天帶着孩子去母親家吃飯,有隻黑蝴蝶從樓下飛來。回程路上,那隻蝴蝶又出現了,圍着她和兒子打轉。

這段話讀着沒頭沒尾,沒有引起注意,淹沒在聊天框裏。群裏仍在聊着先前討論的靈媒、祭祀習俗和假期安排。

半小時後,一個人打撈起這段話。她引用並回復了這條消息。她說,那一定是你爸爸。

(文中所有受訪者名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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