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高薪與懷念,防疫保安的疫情記憶

哪裏疫情嚴重程驍就跑哪裏,他說,「因為我太窮了,(防疫)錢比較多,當時是覺得這個病沒有這麼嚴重,最多是感冒,不會死。」
2022年4月25日,北京,一名保安人員身穿全套個人防護裝備。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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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防疫保安之旅

交了身份證,換上保安服,等了大概半小時後,我們一行50號人上了一輛大巴車,從深圳龍華的一個工業園去往羅湖。此行的目的是防疫。這是2022年7月的傍晚,一個疫情頻發的夏天。

行駛近一個小時後,大巴車在蓮塘街道辦事處對面停下來。我們下車等候,路邊還有從其他地方開過來的大巴,和我們一樣都是臨時保安。於是,一大群身穿黑色、藍色保安服的人站在大街上聊天、抽菸、看手機,場面蔚為壯觀。

我是和兩個朋友一起去的。在我們這50號人中,我和阿強是第一次做防疫保安,阿樂已經做過多次,他和很多臨時保安住在工頭承包的工業園區宿舍裏,按日租床位。工頭即私人中介,也常被稱為「黑中介」。

這一年,每當深圳出現疫情,工頭都會發布防疫保安的招工信息,宿舍裏的臨時工們最喜歡做的就是防疫保安。

他們對防疫政策已經相當熟悉,在路邊等候的時候,聊到三個層級的防疫措施:封控、管控、防範。不過,6月底,政府又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重新定義了高、中、低疫情風險區劃分標準。此後大家開始按照高、中、低來稱呼某片區域的疫情嚴重程度。

在我們這一大群保安中,只有兩名女性。一名也是臨時工,個子小小的;另一名是領隊,她很年輕,講話也幹練。大家猜測,她可能是工頭的親戚或者老鄉。

等了半小時,像政府官員模樣的人和穿着比我們更高級別制服的保安人員在路邊商討,他們指揮我們這些臨時工行動。晚上8點,我們每人領到一盒街道辦分發的盒飯,吃完飯後,分為五人左右一小隊。上面吩咐,除了藥店和生活必須類的商超,其他商鋪都要關門,貼上封條。

隨着指揮發出,我們出發,幾個正規軍領着一堆過剩的散兵遊勇去執行防疫任務。幾分鐘後,我們在一片店鋪林立的生活街區停下來。這條小街有100多米長,街道兩側分布着推拿館、彩票店、點心店、肉鋪、便利店、燒臘店、牛肉火鍋店、服裝店、水果店。有的關了,有的還在營業。

白石洲封村時期的防疫保安。圖:作者提供

一家水果店不願意立刻關門,主人說一些水果必須儘快賣出去,否則會壞掉。一家商行的主人在最後時刻關掉燈、拉下捲簾門,彎着腰從裏面出來。走到街尾,每人手裏都還有一沓封條,貼出去的沒幾張,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

工作群裏有人問:大街上閒逛的人、購物廣場裏的人怎麼處理?女領隊答,街上的人都勸回去。

一陣無所事事後,我們回到街道辦對面的集合點。之後又去了附近另一個城中村,挨家挨戶封鎖商戶。我和阿強一張封條都沒貼,上半夜就這麼過去了。

我們是一堆被安排的行動機器,每一項任務只告訴你這麼做,不會說為什麼,或者遇到其他情況怎麼辦。當我們穿上保安服,一隊人巡街時,似乎有了一種氣勢,可以隱於權力幕後。不過,在那種氣勢背後,我聽到有人說了一句「我們沒有執法權」。

下半夜,我們依然在貼封條那條街上巡邏,任務是勸返在街上閒逛的人。街頭空蕩蕩的,除了保安就是整夜在大街上停留休息的外賣員。

早上快七點,女領隊在群裏發消息:「發現疑似病例,大家趕緊把街上人勸回去。」街上偶爾有人出沒,看着要去上班,不過,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太陽漸漸升起,溫度開始上升。我感覺四肢極度乏力,說話都提不起勁。這時,大街上又走來一大隊伍保安,是來換白班的,大家面面相覷。八點半左右,終於下班,在回去的大巴車上,領隊在微信群裏給我們轉賬發了工資:180元。

這是一個我只能用荒誕來形容的夜晚。事情已經過去兩年,我記得,少部分人在這件事上比較認真,至少是表面上,比如勸導店家關門;而大部分人只是像無頭蒼蠅一樣,亦步亦趨。

2022年9月,工頭在工業園區召集防疫保安準備出發。圖:作者提供

2022年最吃香的日結

臨時工群裏,不少人以此表達對這份職業的戲謔,它門檻低,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情緒:躺平。只要站一下崗,一般什麼事都不用幹。

做防疫保安,源於我認識十多年的同學阿強。阿強常年在珠三角工廠做臨時工,而他的臨時工生涯起源於原三和人才市場。2022年2月底,通過阿強,我認識了阿樂,兩人多年前在進廠時認識,之後在三和又數次遇見。阿樂是我認識的第一個防疫保安,他當時住在東莞一個小旅館,從工廠離職後靠做日結和借朋友錢維生。

與阿樂相識後沒過幾天,深圳和東莞相繼發生疫情。阿樂推給我幾個工頭的微信。3月4日晚上,工頭在朋友圈發布信息,招南山和福田的日結防疫保安。

接下來,3月中旬,深圳「軟封城」一週,公交地鐵停運,社區、小區、城中村、產業園區封閉管理,全市範圍內開展三輪全員核酸檢測。東莞也與深圳一樣,全市實行封閉式管理一週。阿樂被疫情困住了。

直到5月,阿樂從東莞回到深圳,他本想再次進廠,但沒找到什麼好廠,於是又回到了龍華,住進了工頭老吳的M工業區宿舍裏。這裏的床位20元一天,工頭還提供日結工作,吸引了衆多臨時工,阿樂也是這裏的常客。招我們一起去做防疫保安的工頭就是老吳。

原三和人才市場被整改搬遷後,同樣遍布勞務中介的龍華汽車站成為新的「三和大神基地」,兩地之間直線距離不到1.5公里。龍華汽車站方圓三公里內,資深工頭都有自己的招工集合點,通常是周邊的某工業園。他們承包下的集體宿舍樓,是臨時工們短暫的歇腳點。像這樣,「工頭——臨時工」形成了一個個零工聚集點,成為深圳乃至珠三角的臨時用工的最大來源。

來到龍華後,我加入了很多日結兼職群和臨時工群,防疫保安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群裏的招工信息中,也是2022年最吃香的日結。除了深圳,偶爾也會看到廣州和上海的招工,日薪比平時的日結高很多,有時高達500元以上。

三和早有招保安的歷史。按照高度靈活性、臨時性、去技能性的特點,保安、物流、工地,是臨時工們做得最多的三種日結。日結的定義,包括工期一天、下班就結工資,也可以是工資日結,但工期並非一天。比起物流、工地這些重體力活,保安因具有「打醬油」屬性,最受青睞。

防疫保安的招工要求不高,招工信息雖然寫着要求男性1.65米以上,但阿樂才1.62米,他甚至還見過不到1.6米的,需求大時,這些標準還會更寬鬆,有時只要求有一雙純黑色鞋子和本人的身份證。

有保安的活兒,工頭會把名額優先給住宿舍的人。由於天氣熱,大多時候阿樂選擇上夜班,他在居民樓底下坐着守樓,防止居民出來。這活兒既輕鬆又難熬,有人偷偷睡覺,被發現後就會被開除。下班後,阿樂白天睡覺,傍晚起來再去報日結,搶不到就等後一天。如果沒睡飽,晚上就算有日結找上門,他也不去。只有欠了房租時,阿樂才會連續做好幾天日結。

6月份,深圳的疫情開始反覆,阿樂的下半年幾乎是這樣度過的:除了進過一次廠外,他住在老吳的宿舍,斷斷續續做過近40天防疫保安,全是一天一結。

阿強那年7月從惠州再次回到龍華做日結。年初,他離開觀瀾富士康,之後因為疫情等原因,輾轉於深圳、珠海、中山、惠州,進過幾次廠。又回到龍華時,身上的錢已經快花完了。

一天,龍華數個工頭都發布了當晚羅湖防疫保安的招工,要求48小時內核酸,12小時,工資180元。搶日結的人很多,我問了其中一個招100人的工頭,他表示很快就已經招滿了。

阿樂在老吳那裏報了晚班。於是,我和阿強拿上身份證,也去了老吳的M工業區。報名的房間裏擠滿了穿保安服的臨時工,老吳有好幾個幫手負責現場報名。我們交了身份證,填報名信息,進工作群,在一堆穿過多次的保安服中挑選了一件。這一晚,便是我和阿強、阿樂一起做防疫保安的經歷。

2022年3月14日,深圳,疫情期間街道空無一人。 攝:Liang Xiashun/VCG via Getty Images

在2022年防疫保安火熱的同時,與保安相關的網絡段子開始流傳: 「一畢業就來做保安,少走40年彎路」「當保安後悔兩年,不當保安後悔一輩子」。臨時工群裏,不少人以此表達對這份職業的戲謔,它門檻低,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情緒:躺平。只要站一下崗,一般什麼事都不用幹。

龍華臨時工是一個參差多態的群體。一部分人偶爾做日結,主要還是進廠;一部分人幹工地、物流之類;還有一部分人做日結保安,時間長了就再也不願意進廠。這其中也會有交叉,但都是一開始還做正式工,後來便習慣了臨時工的生活。

如果有選擇,阿強和阿樂更願意進廠。老三和時期,他倆也做過幾次保安,阿強對保安的感覺是,「看門護院,總感覺不太好。」做防疫保安,對他們來說只是疫情下的偶然。阿強做完這一次防疫保安後,還做過一次交通疏導員,也屬於工頭招的臨時保安,之後便進廠了。

程驍和他們不同。2012年程驍就來到了三和,混久了後,開始做保安。當時,會展、演唱會等公共活動都需要大量臨時保安。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一部分臨時保安開始去做防疫工作,程驍在光明區一個城中村守了半年的卡口,負責檢查核酸。

防疫保安的招工需求,在2022年實施「動態清零」和核酸常態化後,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深圳是最早將核酸檢測常態化的城市。每當一個片區出現疫情,工頭便會在朋友圈和群裏發布招工信息,動輒50到100人。而每一片區有數個工頭或中介公司一起招工,主要用工方是街道辦和社區。

逃離工廠長期做保安的人很多。2022年,不止深圳,廣州、惠州、東莞、上海都有他們的身影,這份工作他們做了幾乎一整年。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022年前三個月,深圳全市共有20餘萬保安員時刻堅守疫情防控一線。這一數字不一定包括沒有保安證的臨時保安。

白石洲封村時期的防疫保安。圖:作者提供

哪裏疫情嚴重就去哪裏

大白全身密閉,夏天悶熱,穿脫都很麻煩,還需要專業培訓。小藍比大白好一點,跟圍裙有點像,脖子上系一個帶子,後半身是敞開的,有時候要戴面罩,大部分時候只用戴N95口罩。

疫情越嚴重的地方,防疫保安的工期也就越長。阿樂不幹這種一兩週的長期,除了擔心累,就是因為怕被感染。

「如果傳染了,半年就找不到工作了,『檔案』上面會有你,某某時刻得了(新冠)。」他說的「檔案」,指健康碼。他一個朋友因為感染過被工廠拒收,他很擔心,總覺得「陽了後,比坐牢還恐怖」。

根據阿樂的觀察,他們宿舍沒幾個人想幹長期保安。以自己為例,阿樂說,日結保安更靈活,如果分到的崗位待着不舒服,只用忍耐一天,但在這樣的崗位上堅持七天,就會很難熬。運氣好遇到感覺不錯的崗位,第二天再接着搶就行。這個道理適用於所有日結工作。

他宿舍有一位老哥在福田做過一次長期,工期一週,一天240元,穿「大白」(注:白色防護服),結束後在酒店集中隔離,兩三個人一間,包吃住,吃得也很好,還給誤工費。願意做長期的人就是衝着待遇去的。

「大白」包含很多不同的群體,有醫護工作者、公務員、社區人員、警察,也有來自各行各業的志願者和保安。保安屬於其中社會地位反差最大的角色,臨時保安更是。

防疫保安大多穿「小藍」(注:藍色防護服),偶爾才穿「大白」,大白比小藍的工資要高。總體上,大白需要的保安少,更多是專業醫護人員和社區人員。大白全身密閉,夏天悶熱,穿脫都很麻煩,還需要專業培訓。小藍比大白好一點,跟圍裙有點像,脖子上系一個帶子,後半身是敞開的,有時候要戴面罩,大部分時候只用戴N95口罩。

在小區或城中村,「大白」一般是12小時250元左右,如果是在與病例近距離接觸的隔離酒店或方艙醫院,工資會更高。

關小林從不擔心感染,他會主動選擇這種工資最高的工作。他去過隔離酒店,也去過上海的方艙醫院。2017年來三和後,關小林一直做保安,疫情前在南山做市容巡查員,疫情初期被派去支援高速路口查核酸,幹了三個月。

他覺得政府對防疫保安還是很重視的,即便感染了,可以免費治療,也能拿到補償。「那時候也不知道去哪裏,又沒有工作,沒地方住,防疫隨便幹一下就有飯吃,還可以住酒店,工資又那麼高,根本就不會想那麼多。」

程驍的想法也是如此,哪裏疫情嚴重就跑哪裏,他說,「因為我太窮了,(防疫)錢比較多,當時是覺得這個病沒有這麼嚴重,最多是感冒,不會死。」

程驍為數不多穿大白的經歷是在隔離酒店。2022年全國兩會前期,從香港去北京開會的政協委員要先在南山歡樂海岸附近的五星級酒店隔離。工資一開始說一天380元,老闆出手大方,上崗前一天給他漲到了550元。

第一天,政協委員們一下車,保安和護士們就涌上前去,保安們負責提行李,護士負責做核酸,現場一下查出三例感染。程驍在這裏待了近10天,除了第一天有些累,之後的工作都很輕鬆。工期到後在另一家酒店隔離了七天,誤工費一天200元,包吃包住。

缺錢的時候,阿樂也會去做大白。他做過兩次大白,其中一次到手工資最高,260元,是福田中心區的一個高端公寓,那裏有兩三棟三四十層的高樓,是高風險的封控區。

剛開始分配崗位時,很多人不願意穿大白,負責現場指揮的領導安撫說,這裏確診感染的已經被拉走了,剩下的都是隔離,只要不接觸就沒事。領導大腹便便,脖子上掛着牌子,看着像政府的人,對工作安排也很嚴謹,要求他們和住戶溝通時要客氣。

那天,他們三四個人用小推車一層一層往樓上送餐,早餐是肯德基,中餐有真功夫和麥當勞。他們敲一下門,然後把食物放到住戶門口的桌子上。有人開門後,阿樂能看到裏面的客廳很大。他感覺住在那裏的人非富即貴。隊長說,這裏的房子打工人是住不起的,一間都是幾百上千萬。

那次招人很緊急,兩大巴人從龍華被拉過來時是凌晨五點左右,天還沒亮就開始上崗。阿樂很少走進這種高檔住宅區,雖然只幹了一天,但很久之後,他還記得那棟樓底層的咖啡廳和按摩室,和樓宇散發着的夢幻燈光。

白石洲封村時期的防疫保安。圖:作者提供

封控前線的衝突日常

當他們在無意中成為了防疫權力末端的執行者,是堅決服從還是暗中放水,充滿了隨機性。

做防疫保安時,阿樂多數都是看守卡口,在城中村或小區的出入口檢查健康碼。封控時,人不能隨意進出,必須出示許可通行的工作證明。

隨着疫情的持續和防控的常態化,關於封控衝突和慘案的報道也越來越多。公衆對防疫人員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大白」的形象也從曾經的「最美逆行者」到「白色恐怖」,甚至最激烈的辱罵——「白衛兵」。

居民和保安之間的衝突,阿樂在看守卡口時也遇到過。有一次,在某個城中村,一位在黨群服務V站工作的中年女性要出去上班,她稱自己屬於政府人員,但出示的工作證明不在通行範圍,阿樂等人不放行。這名女性和四名保安爭吵了起來,說要報警。最後,一位可以通行的人把她帶了出去,爭吵才算平息了下來。

在阿樂的經歷裏這種爭吵不多。他覺得,新聞裏那些極端事例在整個防疫中佔比很少,發生衝突也正常,而且也不一定都是保安的問題,只是沒有曝出來。以這件事為例,阿樂說:「我們做我們的工作,按理說是她不講理,我們不跟她吵,那能怎麼辦?都說讓她報警,有什麼用?這明明就是政府要求我們做的,警察來了哪邊都不敢幫。」

對於封控衝突,阿樂並不太關心,「我就當個笑話看,那是正式保安的事,臨時保安又不是傻子,我做一天賺一天。除了少數衝動的老哥,大部分都明白得很。你跑出來,我就勸你進去,你不願意非要出來,我拍個照或者發個視頻傳到群裏。」

有時面臨不同的情況,阿樂也會有不同的態度。白石洲封控時,阿樂在城中村做保安,看守巷口通往村外的鐵門。鐵門不讓開,也不允許遞送外賣,但有人來這裏取外賣時,阿樂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小隊長也說,只要沒有大領導來視察,不用那麼嚴格。

劉文也去過白石洲,那天剛好是白石洲第一天封控,所有商戶被要求關門停業。劉文看到很多人在喊「要跳樓」「要生活」,但保安不允許和他們對話。很多居民跑了出去,劉文有時候會當做沒看到。

我接觸的防疫保安中,劉文學歷最高,大專畢業,在工廠做過技術員和工程師。疫情爆發前一年來到龍華開始做工地的日結,2022年看到防疫保安的高薪招工後,才開始做保安。

白石洲封村時期的防疫保安。圖:作者提供

在白石洲做保安的兩週裏,劉文也被居民罵過,當時街道辦領導就站在他身後。他對居民說,「這個是領導,你罵他就行了,他叫我不讓你出去。」街道辦領導笑了笑。劉文認為,居民知道背後是政府主導,但也只能把不滿情緒撒在保安身上。有時他會解釋,「我只是打工的,200一天,你出不去,罵我沒用,投訴吧。」

關小林看到網上都在說疫情時期保安的權力變大了。守樓時,有居民會罵他們是「共產黨的狗腿子」。關小林覺得很無奈,上面要求居民足不出戶,如果沒有阻止被監控拍到,上面會罵(保安),「你在幹什麼,你在那兒是個擺設嗎?」

有一次,關小林在惠州的一家隔離酒店做「大白」,每天接待從香港和國外回來的遊客,他們情緒很大,也不聽安排。於是,上面要求保安們在白色防護服後面寫上「警察」二字,增加威懾力。「如果知道只是個保安,就是來混工資的,他就不配合你。」關小林猜測。

程驍見過居民的抗議場面。9月份,他去過好幾次福田的城中村,尤其是沙尾,那裏隔三岔五就會封村,居民爆發抗議,把圍欄推倒,與警察發生衝突。

一天,一位居民想在村裏走動一下買點東西,保安隊長說,只能待在這一棟。居民開始罵隊長,「你算個屁,你狗都不是」,罵得很難聽,還把圍欄扔向一邊,隊長不敢說話。程驍看到了這一幕,還有人拍了視頻傳到抖音。

程驍負責的那棟樓有居民跑到村口取外賣,他沒多做阻攔,隊長看到後訓斥他,他回應,「本來我也懶,過來充人氣坐在這裏就行了,他出不出去跟我什麼關係?」隊長說,「你這樣不行,這樣我會幹掉你的。」程驍覺得,居民罵了隊長,隊長又把氣撒到他身上,兩人也差點起了衝突。

封控衝突頻繁的那段時期,有防疫保安在貼吧發帖說,「老哥們,平時有錢人作威作福,專門欺壓我們窮人,這個時候卻讓我們這些掛逼仔封住,這證明了掛逼仔也不是好欺負的。」

發帖人在龍華一個小區做「小藍」。底下有人附和,但更多人反對這樣的心態:「阿Q勝利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個YQ(疫情)讓這幫門衛和狗腿子們上蹦下跳,動不動就給你扣帽子,拿YQ防控說事,分不清個眉眼高低」。

在三和的語境裏,保安常以「掛逼」一詞自嘲這門職業的輕賤。我接觸的每一名防疫保安,都是為了生存來做這份工作,最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工資以及如何「打混(注:指偷懶)」。當他們在無意中成為了防疫權力末端的執行者,是堅決服從還是暗中放水,充滿了隨機性。

2022年3月23日,北京,一名當地居民在一個被封鎖的社區與身穿防護服的保安交談。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不一樣的疫情記憶

保安們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回顧上一年做防疫保安掙了多少錢。一種情緒蔓延開來:懷念防疫保安。

2022年11月底,全國不少城市出現抗議封控的事件。上海、廣州、北京的學生、居民抗議視頻開始在臨時工群裏傳播。新的招工信息也隨之出現,這一次,「防疫保安」變成了「維穩保安」。

廣州海珠區居民衝卡事件發生後,一條招工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

海珠疫區維穩保安(大概是跟警察巡邏疫區,守住卡口,處理突發衝卡口問題,有可能拿盾牌的),400元12小時,可能是12小時大白,也可能是大白加小藍,必須聽隊長安排,押5天10天一結,包工作餐,包住,銀行卡發工資。

群裏有人猜測,「能開400,證明真的要打人了。」

不少人附和,「不去,朝廷鷹犬。」

「為了咱們深圳老哥的榮譽,一天三千也堅決不去,這個是政府招的狗腿子。」

「400大白,那要一直站着,還要打人,過去就是炮灰。你們在前面,後面才阿sir。」

有人甚至說,「混進去打防暴隊」「可以臨陣倒戈,讓警官傻眼」。

有對居民抗議表示同情的,也有人幸災樂禍,「現在是整富人,對我們窮人只有好處,可以讓富人變窮,我們一起共同富裕,要實現打地主分配房子就好。」

當時,他們都沒想到過疫情封控已經進入了尾聲,而防疫保安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崗位也即將消失。

關小林最後一次做保安是在福田梅林,從2022年秋天一直幹到年底。工頭說是維穩,不僅防止居民抗議,也防止防疫保安維權。

他們住在一所小學的教室,這裏被徵用成臨時宿舍,擺滿了架子床,住了七八十人,每天150元。平時他們在周邊執勤,最遠到華強北,但沒遇到過什麼事。沒活的時候除了吃,就是睡覺。

封控抗議爆發後,維穩保安的招工信息多了起來。200元10個小時,每個工頭都要100人,身高1.7米以上,並且只要熟人。11月29日,福田區市民中心站與華強北站暫停運營,當晚大批警力聚集在這兩處。社交媒體傳出,有人受「境外勢力」指使要在兩個地點「搞事」。可能因為警力提前部署,那晚沒有市民在兩處聚集。

12月初,廣州、北京、深圳、上海等越來越多城市宣布不再查驗核酸。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條」發布,宣布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可居家隔離,也可自願選擇集中隔離。這意味着,持續了三年的疫情封控狀態解除。

深圳逐漸恢復了大型集體活動,臨時保安的崗位重新回到了以往最常見的大型公共活動,演唱會、體育賽事、活動展覽等。

2023年春天,我做過兩場馬拉松賽事的保安,比賽前一晚在龍華汽車站附近集合,凌晨發車,天還沒亮就開始站崗,一直到中午才結束。一場180元,一場160元。和防疫時相比,工資低了很多。

保安們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回顧上一年做防疫保安掙了多少錢。一種情緒蔓延開來:懷念防疫保安。

在貼吧,有人說,防疫保安是2022年最具幸福感的職業;有人說,剛體會到防疫保安的樂趣就結束了;還有人表示,沒有防疫工作後生活一落千丈,2022年防疫月薪上萬,放開後六千塊的工作都找不到,躺平了四個月。一名正式保安在隔離酒店做了一年「大白」,他把每個月工資到賬都曬了出來,不少人表示羨慕想報名。解封后他說,「以後再沒機會拿上萬的月薪了,得回電子廠打螺絲了。」

防疫成為一個時代記憶。直到2024年,在臨時工群裏我仍不時看到關於防疫保安的討論。「基本上都懷念,」關小林解釋了這種懷念的由來,「工資高是第一。(隔離酒店)吃得好、住得好,那時候真的吃胖了,一天三頓都是四菜一湯,住的是五星級酒店。」

劉文明白不可能永遠那麼好,「保安有錢賺,其他行業沒錢賺。」程驍說:「對我們來說是好事,我們有活兒幹。對他們來說,人家做生意要生存,和我們起矛盾是很正常的。在他的立場,肯定討厭你們。」

臨時工中也有對保安批評的聲音。一位老哥說:「最近政策放寬,就開始有防疫保安因為失業跑到微信群使勁誇大新冠後遺症,指望重新封起來好讓他能賺這個錢。防疫保安動不動一天400,失業了去打螺絲賺不到(這麼多),所以瘋狂地扭曲事實,想要重新封控。」

還有人提到防疫產業:「防疫收益最大的是誰?物資供應鏈、保安公司、核酸公司、疫苗公司,受傷最大的肯定是老百姓,任人宰割。那時候,為了進廠犧牲自己的身體不得不去打疫苗,不打疫苗不給你找工作,不給你坐車,不讓進各種場所,生活被逼到絕路。勞民傷財的運動,夢幻般的三年。」

關小林也認為,與中介、保安公司和核酸公司的收入相比,防疫保安賺的只是一小部分,「只是那時候就業機會多,閉着眼睛都能找個活,不像現在(2024年)那麼卷,幹一天玩兩三天都沒有活兒。」

劉文在深圳婦幼保健院做保安時,認識了一名核酸檢測員。上海疫情時,她也在那邊做過核酸檢測。當時她才19歲,有采樣員證600元一天,也是日結,週末不休息,一個月掙近兩萬。她給劉文看過微信賬戶餘額,27萬,她一直做到了那年年底。2023年後劉文總能看到對方發朋友圈,四處旅遊。他只能感嘆,「人比人,氣死人。」

回顧2022年,劉文坦誠表示,「作為保安,肯定希望封控越久越好,有錢賺,但作為普通大衆,肯定希望早點解封更好。」他平時會看YouTube的視頻,知道反封控的聲音很大,「那時候政策不合理,一會封一個城,就是亂來的,中國很多東西都是政治因素。」

2022年9月3日,保安人員在深圳的富士康入口處工作。攝:Ah Chi/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尾聲

解封后,阿樂宿舍的工友們先後感染。疫情期間,阿樂從手機瀏覽器的首頁推薦看到新聞說,新冠感染後很嚴重,非洲、美國死了多少多少人,他覺得很恐怖。

病好後,阿樂說,「現在一句都不信了,特別是國外的。中國現在也放開了,有幾個死的,全是集體病一場而已。」他也提到,刷短視頻時看到了一些因為放開而去世的老年人。

2023年春天,阿樂在一場馬拉松賽事做了最後一次保安。對防疫保安的高薪,他並不懷念,覺得長期做日結保安會「廢掉」。「我既可以靠這個吃飯,也可以不靠。」他開始重新進廠。

劉文、程驍、關小林三人如今一直在做臨時保安,但很難再找到疫情期間那樣工資高又輕鬆的保安日結。他們也不想做正式保安,日結少的時候,時常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

在三和老哥群裏,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我常看到他們討論:「活着沒意思」「打工無意義」「貧富差距」「重開(注:源自遊戲術語,原意指開新號,引申為重新投胎、重活一遍,有自殺之意)」。

我和阿樂談起這些話題,他覺得那些人是「吃飽了閒得慌」。阿樂說,自己屬於「看開的死宅」,人生信條是好死不如賴活。他清楚「貧富差距」的現狀,但對這類話題已經脫敏,「這是歷史的進程,如今有活力有理想的越來越少了。」

只有在十分落魄又很難找到工作時,他才會思考一下人生,比如2022年初東莞疫情嚴重時,但這樣的時候很少。「那些不開心的事,我這個人就是選擇性忘記。幾年前就已經學會了。」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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