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3年1月初，大陸頒布新冠放開政策後的不到30天。剛過完元旦，我收到外公感染新冠後病情惡化的消息，當時我在外地的一家企業上班。
買了第二天下班後的回家機票，坐了三小時飛機，我在凌晨抵達外公的病房。
外公帶着輸氧的鼻導管，閉着眼，呼吸很吃力。媽媽坐在床邊，握着外公的手，我第一次發現媽媽老了。
新冠病毒在肺部擴散時，病人會慢慢缺氧窒息，為了生存，必須像金魚般張着嘴大口呼吸。外公受不了病痛，在住院的半個月裏多次說要放棄，拔去手上的針管，媽媽總是哄他，治好了我們就回家。
我走進病房，房間裏住着好幾位新冠患者。醫院病人太多，病房不夠用，陪護親屬或護工睡在各自的摺疊床上，房間幾乎無處側身。
病房沒有開燈，大門敞開，走廊的白熾燈光透了進來。這是一種平衡過的亮度，普通病人得以入睡，重症病人的照護者也可以在夜間行動。這也意味着一種暫時解除警報的平安狀態，所有人都害怕病房的頂燈在半夜突然被打開。
其他人都在睡覺，只有外公的製氧機在運作中發出聲響，像魚缸裏的氧氣汞。我和媽媽沒有說話，盯着監測儀上的數字變化。
外公在缺氧中處於半昏迷，媽媽說外公還有意識，只是無法對話。由於張口呼吸，病人容易口渴，醫生會教家屬用棉簽給患者餵水。
媽媽一隻手端起水碗，浸溼棉簽頭，抖落多餘的水珠，把溼潤的棉簽蘸在外公裂口的嘴唇上。她讓開身，示意我來，我照着她的樣子做。
來病房看望的親人都會端起水碗餵水，有時一邊餵，一邊對無法應答的病人說話。那是一種雙向的安撫，安撫患者有人在陪伴，安撫無望的家屬還不至於無事可做。
當病人不再清醒時，這成為最後的交流方式。我把棉簽放在外公的嘴上，他閉着眼，動一動嘴唇，抿乾棉簽上的水分。他以這種方式告訴我，他還在，還沒有走遠。
病房中，生命是數着夜晚算的，因為病人在夜裏意志最薄弱，等到太陽出來，一家人才算熬過一個平安夜。在黑暗的病房裏，那根餵水的棉簽像是一根細線，一端繫着外公，一端繫着我們。這根線已經很微弱，但只要那一頭還有回應，就給人希望。
這天晚上，外公大部分時間陷入昏迷。有一瞬間，他的意識爭奪過主導權，他舉起一根手指，朝半空筆畫了下，非常清晰地說出四個字：儘快死亡。
那是外公在彌留之際對這具身體下的判詞，是他最後的心願。
我捂着臉哭了，但媽媽沒有，我不知道外公住院的日子裏她是怎麼熬過來的。
半夜兩點，姨媽趕來醫院替換媽媽。我們回家睡了會兒，媽媽的手機調大了鈴聲，放在枕頭邊，像一枚隨時會拉響的警報器。兩個小時後，手機響了，姨媽說外公失去了反應，我們趕往醫院。
那四個字成為我聽外公說的最後一句話。第二天早上八點，窗外升起旭日時，外公如願以償地走了。在臨終時刻，帶着口罩的家人圍在他身邊。
如果當時摘下口罩就好了。後來每次想到，外公看向世界的最後一眼是戴着白色口罩的臉，我都很後悔。那一刻他會不會覺得很孤獨。
2
讀小學的很長時間裏，我住在外公家。那時他給我輔導功課，在作業本的家長欄簽字，有時半夜起來上廁所，嘴裏還唸叨着沒給我解出來的數學題。暑假的炎熱午後，我們在客廳鋪開一張大竹蓆，風扇嗡嗡地吹，祖孫倆躺在上面各忙各，他看《參考消息》日報，我讀《給孩子的99個童話》。
這些年來，外公一向身體硬朗，因此當政府突然發布新冠放開政策時，我們都沒有過多擔憂。每個人都會感染，在家好好休息，不舒服就吃藥，家人當時那樣安慰外公。
和很多放開時期的新冠逝者一樣，外公沒有得到一場葬禮。本市的殯儀館臨時關閉了儀式服務，只剩火化房在日夜運作。外公去世的那個早上，姨媽聯絡好喪葬公司，我們回家等待火化時間通知。火化名額緊張，喪葬公司普遍擡價，但人們沒有更好的選擇。
太平間和殯儀館已無處存放逝者。外公生前做老師，愛體面，哪怕是赴約打麻將也梳好頭，穿襯衫系領帶。最後，他的遺體只能存放在醫院地下車庫的小房間裏。
火化排在第三天。當日，我們在天還未亮的黑夜裏啓程。家屬別上胸花，乘坐喪葬公司的車，緊隨於載着逝者的殯儀車。這是送逝者的最後一程，在去火化場之前，車輛繞道，緩慢經過外公生前住過的家，讓他再看最後一眼。
逝者太多，火化和看病一樣需要取號排隊。火化間外有一塊滾動大屏，展示着每個火化爐正在火化的號碼和下一位等待者的號碼。姨媽是長女，通知了十幾位近親，我們坐在殯儀館大廳裏等待叫號。
告別儀式是在火化車間裏的兩分鐘，大家圍在火化爐邊送別。外公被轉移到鐵架上，穿着他喜歡的西裝，戴着去年春節買的紅圍巾，我把胸花取下，放在他的腳邊。
儀式由一位火化師主持。這是一個看來不到中年的男人，他從半夜開始工作，一定很累，但他很認真。他站在鐵架邊，摘下發套，面向親屬。
全體家屬一鞠躬，他肅穆地喊。
二鞠躬，他接着喊。我好像被喊醒，反應過來這就是最後了。
三鞠躬。俯身的一瞬間，我突然回想起生命中一些相似的儀式性時刻。
在住在外公家的小學時代，老師在春遊時帶着我們參觀戰爭遺址，臨走前老師讓大家鞠躬三次，閉上眼睛對受難者默哀，教導學生銘記國家歷史。每逢周一的小學校會，學生們在操場上被排成方隊，升旗手穿着制服，走上台，用和火化師一樣肅穆的語氣高喊「敬禮」。幾歲的我站在隊列裏，望着那雙白色手套揚起紅旗幟。
此刻我抬頭，一雙白色手套把外公推進了火化爐。
我一直不願意像很多後來認識的新冠喪親者那樣，用「被欺騙」去形容自己和國家的關係。一個聲音質問，你沒有哪怕一刻相信過嗎？我為自己辯白，我念社會科學，像我讀過的那些西方學者般自詡批判和懷疑，我不信仰權力，絕不認可自己受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一刻彷彿被擊潰。這些湧來的童年記憶近乎感性，近乎身體性，它們和與外公相處的時光緊密交織，我從來沒有，或許潛意識裡也不想用某種標準去評判它們。這是否是一種懲罰，記憶與此刻現實之間的悖謬讓我感到撕裂，我分辨不出那一瞬間是什麼讓我流淚。
火化爐關上的時候，我聽見向來隱忍的姨媽哭着在喊，爸爸走好。
兩個小時後，火化師拿起一把小鐵錘，將那具冷卻的白色骨架輕輕敲碎。他的動作很溫柔，好像在哄一個入睡的孩子，把骨灰碾碎、聚攏，仔細剷起來，放入盒子裏。
我們站在等候室裏，隔着窗玻璃看，直到骨灰盒蓋上。
「人死了就是一把灰」，等候室的另一位家屬說。她也在等火化爐裏的家人。
3
我給組長發消息請假，組長回覆「節哀」，配合一個擁抱的表情，說幫我看看能否請喪假。第二天她告訴我，員工手冊上寫，國家規定的喪假只限直系親屬，祖輩去世不包含在內。
我回復「好的」，買了機票。在外公去世的第四天，我回到外地上班。
對於一家平均年齡應該不超過35歲的企業來說，新冠確實像一場感冒，不到一個月，每個工位又投入正常運作。
一切照舊，每天七點鬧鐘響起，起床、洗漱、出門，走到固定上車點等待公司班車，午餐時聽同事聊二十分鐘週末生活，下班後坐班車回家。我像一條傳送皮帶上的零件。辦公區的冷光燈和醫院的走廊燈有相似的顏色，午休時，有人推着機器在過道噴灑消毒液。坐在電腦前的八小時裏，我開始不自覺對着電腦走神。
我無法從一個在工作的人臉上辨別他是否剛失去了親人。不要把個人情感帶入工作，這被公認為一條職場戒律，好像人的情感儲存於隨時可拔除的硬盤。
這家公司採用開放式的大平層辦公區，在招聘宣傳上，這一點通常被強調為「平等開放的辦公環境」，實際上它更像福柯說的全景監獄：工位間沒有遮蔽，不同職級的人共處一個空間，上級的目光像一種無意的巡視——這種隨時可能被注視的感受讓員工自我約束。
公司總是被想象為一個絕對理性的、乾淨的空間，能容納個人情緒的地方只有廁所和樓梯間。有時，已婚同事會匆匆跑到樓梯轉角處，站在掃帚和堆滿外賣盒的垃圾桶旁邊，去接一通來自孩子的電話。
一個員工的情感和家庭事務如同忘記靜音的視頻音樂，讓人感到抱歉。
但我很早知道，在工作中流露情感不是原罪，而是一種特權，準確地說是上位者對掌握權力的自我表演。誰可以在這個公共空間裏大聲講電話，像小孩一樣發脾氣——這些潛規則不會寫在員工手冊上，掌握它們只需在工位上坐一個星期。
看着一個國家撕碎苦心經營的父愛形象，所有人沉默着，就像員工應對辦公室裏那個喜怒無常的領導。忍受無能的政府就像忍受這個龐大而低效的公司系統。周圍人按時打卡上下班、開會、縫補PPT和Excel，分享午間八卦，好像外面正在發生的死亡並不存在。身處於與每個人切身相關的社會轉向中，周遭卻一片寂靜，我感覺到某種站在白日陽光下，打了個冷顫的悚然。
這裡的一切開始讓我厭惡。把社會調查方法用在商業社會也挺酷的，畢業前我曾抱著這樣的想法投出簡歷，半年後，我坐在辦公室裡將行業黑話排列組合進PPT，裝飾字體顏色，把圖片一張張對齊，我的工資時常是支付我假裝工作的出場費。「好煩啊」，周圍人在工作時不自覺地說，這三個字像口香糖一樣被人們嚼在嘴裡，我看著它在不同人的齒間變換形狀，被吸食盡顏色和含義，變成辦公室裡一種無意識的咀嚼聲。人們如此厭惡著這裡的生活，又緊緊依附於自己的厭惡。
回來的第二天，我點開公司的內網系統，補填回家期間的請假申請表。申請需經過三層人員審批，請假原因裏，我通常寫沒有實義的「個人原因」，潛台詞是與你無關，但那天，我懷着某種報復心寫下「外公去世」。
這家公司如同這個社會的縮影，在無盡的自我驅動中，碾壓過那些社會性的創傷，用無視和噤聲去替代修復。這讓我覺得很恐怖。
公共性的傷痛只能在私人領域被消化。對於一個畢業半年，在陌生城市裏工作和獨居的人而言，我沒有出口去緩解這種傷痛。每天早上，我依然按時出現在工位上，但自知已經無法假裝正常工作，有時必須在電腦桌面的角落打開一個文檔，吐出一些感受，才能讓自己安靜下來。
但我仍然假扮一個情緒穩定的員工。我沒有和任何朋友提起外公的去世，我不想要被安慰，不允許痛苦被稀釋，我決心獨自啃噬它或讓它啃噬我，看看誰會贏。我在某個深夜裡寫，「應對無處可去的痛感，必須把舌頭貼在冰面上，讓這種痛感刻進脊椎，痛到能驚醒、尖叫，破釜沈舟，把這冰面砸爛」。
外公留下的一件毛呢馬甲被我帶回外地，我用外套把它包裹起來，掛進衣櫃。我告訴自己必須記住發生的一切，那時我想，我一定要寫下來。
去年3月的傍晚，在從公司回家的班車上，我在社交平台上編輯發送了第一條帖子，招募願意受訪的新冠喪親者。第二天這條帖子下出現二十幾條家屬留言，講述親人離世的經歷：感染3天去世的丈夫，在ICU裏熬了52天的爸爸，同一個月相繼離開的爺爺奶奶。留言區彷彿一面虛擬哭牆，人們自發在留言下相互回覆，彼此安慰。
在私信欄裏，我發現了一個線上群組的邀請。按照指引，我添加對方好友，隨即被拉進了一個150多人的微信群，聚集着新冠放開政策下的喪親者。進群的當晚，手機不斷發出群消息的提示振動，人們激烈地討論着「血氧值」、「白肺」、「醫療擠兌」，他們說着我在現實生活中不再聽到的詞語，在這個家屬們搭建的隱蔽據點裏，我找到了後來的受訪者們。
鬧鐘仍然在早上七點響起。我起床、洗漱、出門。做完手頭工作，我打開一個文檔，把它拉到桌面一角，開始整理前一晚做的訪談記錄，在組長路過我的座位之前，不動聲色地切換回做好的Excel。我變成一個系統裏出錯的bug。
4
在家屬群裏，人們會反覆定義這場大規模感染是「人禍」，用「被害」「犧牲」「謀殺」去形容親人的病逝，我明白這不是情緒性的發泄，而是一種向彼此和自己的求證：身處在這種寂靜中，人們太想確認，親人的去世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不是所謂生老病死，它是社會性、集體性的事件，它應該被追責。
家屬一邊用強烈的語言去表達感受，一邊有理有據地梳理事件經過，閱讀這些聊天記錄時，我的痛感逐漸被緩解了。我意識到人們都太明白發生了什麼，他們大多是逝者的子女，為挽救親人做的努力比我多得多，卻落得這種結果，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他們的痛苦有著更重的份量，就像我知道我的母親一定比我更痛。母親反對我保留外公的錄像帶，理由是占用空間，我明白她是害怕看到。她從不和我聊起那些不好的感受，儘管我很想知道，她如何回看這一切，她會自責嗎，她怎麼熬過這些時間。
進群後，我把自己變成一個寡言的觀察者，比起自己，我更想講述這些兒女的故事。
群裏很多人沒用過微博，不懂翻牆上外網，對新聞的獲取源於抖音短視頻，一些人至今相信新冠始於美國的陰謀，但他們知道，這件事上是國家做錯了。
大家想要的並不多，多數人自稱是想平穩過日子的「老百姓」。老百姓的語言常常不是「爭奪權利」，他們無意於參與社會運動，或站出來為誰出頭，他們要的只是「爭個理」、「討個說法」。在採訪中，我常常想到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電影裏的荒誕仍然是當下的社會現實，一位家屬說自己向法院申訴，想要誤診的醫院賠禮道歉，法院的判決是讓醫院賠錢，但判決書上寫「賠禮道歉不在補償範圍內」。
大家想要政府和社會對逝者的承認、尊重和公開悼念，這仍然是一種奢望。一次聊天裡，媽媽說，國家做錯了，但我們要原諒它。我說憑什麼原諒，媽媽回答，不原諒你又能怎麼樣。後來一位受訪者對我說過類似的話，他說這件事好像沒法繼續追究下去了，你只能讓它過去。
在家屬的故事裏，我時常目睹普通人置身於醫療系統中的無力。無論是病人照護，還是臨終關懷、逝者告別，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死亡中都是缺失的。當政府放棄了公共責任，家庭成為托起個體的最後一張網，面對發展迅速的病症和以決策為主導的醫療進程，病人的生命彷彿被置於一個二選一的賭博遊戲裏，是否要高價搶稀缺藥，進不進ICU，插不插管，家屬不斷求藥和問人，對病人的陪伴被放在了末位。
我困惑，醫療是否應該將一個病人的生命置於這種境遇裏。後來我讀到荷蘭人類學家安瑪莉·摩爾（Annemarie Mol）的《照護的邏輯》，她提出兩種醫療邏輯：一種是「選擇的邏輯」，病患和家屬像醫療市場中的消費者，做出一次性的醫療決策並擔受選錯的後果；與之相對的，是她提倡的「照護的邏輯」，這是持續、開放的互動，各方通過不斷調整和嘗試來照料病痛的身體，改善病人的處境。
我有時想起那天夜裏給外公餵水的時刻。當接過媽媽手中的水碗，我逐漸從對死亡的恐懼中鎮定下來，餵水讓我回到具體的問題：如何緩解病人的口渴，如何從外公的細微反應中判斷需求，怎麼讓此刻的他覺得舒服和好受一些。那一刻，我不再只是被動地承受親人快要離世的結果，不再只是盯着檢測儀上的數字波動。
照護的過程不僅對病人重要，對家屬同樣有意義。照護讓家屬找到行動的空間（哪怕是一些痛苦而繁重的行動），共擔病人的處境，應對可能到來的任何結果，對兒女而言，這也被視為盡孝的最後機會。而這些行動機會的缺失讓家屬深陷悔恨。
誰該為這些逝者的死擔責——白紙運動的人是不是應該補償這些家屬？我看到網上有人這樣問。
家屬群對這個問題有過分歧，有家屬說是白紙造成了一切，有人出來反駁，是政府通過放開政策來轉嫁責任，引導你這樣想。群裏一個相對有共識的看法是，不是反對放開，反對的是政府毫不負責的放開，問題在政府。
家屬聚在一起，大可以站在受害者的位置發泄情緒，但仍然認真地梳理問題。就像一位群員追責醫院失職，但從不找醫生本人麻煩，因為他在醫院時看到一線醫生的辛苦，他說「醫生也是老百姓」。
多數人追問的是系統，是掌權者，因為在這個無能的系統中體會過不容易，推己及人，理解到其他人的不容易。我有時甚至覺得一些家屬太講理，是否因為面對着一個毫不講理的權力，讓他們不得不變得通情達理。
無論是封控，還是毫不負責的放開，在我看來都是對具體的人的漠視。一個國家的政策轉變原來可以像一種情緒性的翻臉，像自大的父親對孩子反抗自己的懲罰，我嘆為觀止。人們為什麼要在這兩種糟糕又極端的選項中抉擇？為什麼不可以要求更多？我始終覺得，白紙運動的參與者和喪親家屬不應該被對立起來，他們的聚集都是出於一種樸素、清楚的道理，是一個人被傷害了就該喊疼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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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況下，「喪親家屬」這個詞會出現在新聞發布會上，有事發現場、集體聲明。在這場事件裏，家屬只能回到各自的生活軌道中，找到家屬群的僅僅是極少數的人，絕大多數喪親者沒有同類。
對於來到微信群的家屬，留給他們的空間只是虛擬網絡裏的一個群組，只有這裏可以容納他們的受難者身份。微信群易於藏匿，也隨時可能因審查而消失，但每次群被查封后，人們都從好友列表裏一個拉一個，把彼此找回來，重新建成新群——這種線上的聯結很脆弱，又很堅韌。
在採訪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受訪者星星講的一個故事。2024年國慶節期間，她帶家人去本市的新城區看燈光秀，看着周圍快樂的人們，她憤怒於所有人都在歡慶國家的生日，只有她還被留在新冠的痛苦記憶裏。後來，在和一位朋友聊天時，我才知道那個舉辦燈光秀的新城區是當地有名的新地標，是經歷了反抗激烈的城中村拆遷後，重新建起的嶄新金融中心。
那時我想，我們的集體記憶很像這些城市空間，有過抗爭的痕跡，但反覆被清退和拆遷，塗上新漆，最後裝修成光滑、進步的樣子。
當一個人曾目睹過新漆下的傷痕，很難再假裝沒看見過。這可以被視為一種詛咒，也可以視為某種線索，它提示着宏大敘事下藏着被壓抑的、有待開鑿的微觀記憶。
在記錄他人故事的過程中，我嘗試去處理自己和外公去世之間的關係。最初，我把它想象成一種過渡儀式，寫完這篇文章，我就可以跨過這件事。
這個想法在後來的訪談過程中被改變了。很多家屬曾懷着相似的預設來到這個群：通過傾訴來釋懷，然後退群。事實是，兩年後的今天，多數人仍然留在群裏。與此同時，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揹負起自己的責任，受訪者秋然在父親去世後，幫助母親重新獨立，修復着和丈夫的關係，陪伴着兩個孩子繼續成長。
在這些受訪者的身上，「往前走」不是跨過傷痛，更像某種帶傷生存的狀態，用一位受訪者的話說，「帶着傷痛生活下去」。
對我而言，講述過去依然艱難，我還能清晰回憶起兩年前獨自坐在出租屋裡的痛苦感受，我曾經決心和這種痛苦較勁，到最後它沒壓住我，我沒能抹平它。現在我想，我不需要釋懷，我可以把這件事放在枕頭底下，和它和平共處，有時候拿出來看看，提醒自己作為倖存者的責任。比起「被治癒」，我想變得更強壯。
在那段漫長的封控時期，或許是出於對生活中不確定性的憂慮，我曾突發奇想拍家庭紀錄片，在家裡架起了相機。那時我常常不自覺把鏡頭對向外公，拍他吃飯、抽煙，安靜聽家人聊天，或是對著尾隨的鏡頭露出無奈的表情。當時不知道這樣的陪伴已經是最後，事後回看，我體會到某種慶幸。這些影像至今散落在存儲卡裡，它們承載著珍貴而不可追的家庭記憶，今天我仍然沒有勇氣去處理它們。那或許是另一個命題，我還需要一點時間，但我想，總有一天。
儘管家人是我寫下這篇稿子的初衷，我最終沒有把它發給家人看，也從未告知過這個寫作計劃，以免帶給她們憂慮。
對我的家人而言，比起冒着風險說話，更重要的是把日子過下去。她們對生活的理解不是to be or not to be，不是用「個體」這樣聽上去鏗鏘有力的概念來歸納自己，她們常常是在家庭關係中安頓自己的命運，關照親人，擔憂子女的未來，試圖規避任何偶然事件的入侵。當歷史事件在生活中炸開一個空洞，她們的選擇不是去凝視它，而是努力把它修補或遮蔽，讓生活過下去。
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退讓，我不會用這樣的語言去質問我的母親，也不會這樣去要求群裏的家屬。走近看，就能明白他們大多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討論的話題是退休年齡和養老金，維持着一份謀生的工作，照顧家中老小，他們是在政策洪流中被迫捲入到這樣的處境裏。
每個人都有現實顧慮，一些人拒絕了採訪請求，原因是不想回憶或害怕討論敏感話題，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那些接受採訪的人，他們有自己的害怕，但仍然給予一個未謀面的陌生人以信任。母親們常常要從忙碌生活中抽出間隙和我通話，在接送孩子的路上，或躲在公司無人的會議室裏。秋然說，她從未和別人說這麼多關於爸爸去世的事情，包括她的家人。觸碰到醫院的記憶時，幾乎每個講述者都會哽咽，但過了一會兒，他們會擦乾眼淚繼續說下去。
他們對我說，選擇講出來這些傷痛的記憶，是希望這段歷史得到記錄。這是來自普通人的勇敢，我很感激和珍惜這份勇敢。
一開始，寫下來是出於個人經歷，完成它則是因為揹負了不同人的故事。我把成稿發給星星，她向我道謝，說我帶給她很大的心理安慰，謝謝我正視她的痛苦。對我來說，這已經是最好的回饋。安慰是真的，傷痛也是真的，我們都知道寫下來不會扭轉誰的生活，星星依然在家屬群裏說着對生活的厭倦。寫下來，我的人生也不會因此改變，這個過程像是當家人把那個被炸開的洞遮蓋起來，我悄悄打開，凝視並記錄它。如今，我可以再悄悄回到和家人共處的軌道，把日子過下去。不過，生活並非毫無改變。完成這篇稿件的期間，我辭掉了公司的工作，我還想繼續寫下去。
在文章中我一直想說的是，這些家屬既是新冠的倖存者，也是受難者。其實在更大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如此。
2022年12月，大陸頒布放開政策的19天后，我感染新冠，向公司請了病假。
那個下午，我獨自躺在出租屋裏，冬天的陽光灑在被子上，發着39度的燒，我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痕，流了會兒眼淚。那天我寫，「雖然今年一事無成，但無論如何，我活了下來」。
我想，活下來的人應該記住那些離開的人。痛苦不該白白逝去。
（編後記：在甘葉的文章刊出的同時，我們開設了一個樹洞，代替仍未推出的評論區，供讀者分享他們對於封控三年﹑「放開」兩年的記憶。以下是我們精選的讀者留言。如一位讀者所言，在放開的日子，還有許多被封控的記憶，靜待可以在陽光下被訴說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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