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十月初的第61屆金馬獎入圍公佈會上，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在答記者問環節提到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漂亮朋友》，口吻略顯誇張但讚譽充分：該片踩到了華語同志電影的地板和天花板，是頂天立地的作品，打破了過往同志電影俊男美女的傳統，以一群中年男性主角呈現了高明的幽默感、開放的態度、精彩的節奏，是今年金馬影展的「超級大黑馬」。
回顧耿軍過去的幾部作品，《錘子鐮刀都休息》與《輕鬆+愉快》為他打開了知名度，《東北虎》走入了商業市場，這些作品都突出了東北地緣特質，從荒誕的故事入手，用笨拙的犯罪作為表意手法。《漂亮朋友》的面貌從過往的風格中脫胎換骨，雖拍於東北，但探討的內容走出了地理框架，達到了普世的維度。耿軍的自我突破，帶來了一部衝擊了華語當代創作，且有潛力成為經典的電影作品。
《漂亮朋友》之前的東北往事
耿軍1976年生於黑龍江省鶴崗市，父母靠賣雞蛋供他和弟弟讀書。鶴崗是一座煤礦工業城市，經濟完全依賴礦廠。二十世紀末，中國民營企業與鄉鎮企業大幅擴張，經濟市場化使過去偏重計劃經濟的國企失去了競爭力，政府開始推動國企轉型，允許國企脫離計劃經濟模式並精簡人事，從而引發了全國性的下崗潮，對東北這樣依賴重工業的地區產生了致命影響。下崗潮前後十多年，全國下崗總人數超過三千萬（另一說有五千萬），其中東三省的下崗人數佔四分之一。其他下崗影響嚴重的地區如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後因地理與政策優勢重振了經濟，而號稱「共和國長子」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在下崗潮後一蹶不振，大量人口流失，駐留人口老齡化，經濟持續蕭條。鶴崗是諸多因此沒落下去的東北工業城市之一。耿軍記得，從前來市場上賣雞蛋的都是工人，後來肉眼可見地變少了，每個人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20歲，耿軍離開鶴崗去了北京，正逢DV時代到來，這讓很多創作者有機會以低成本的方式拍片。從那時起他開始探索創作，拍東北故事。在當時的大眾傳播語境中，「東北」的形象是生理好笑，趙本山參與的大部分影視劇作與春晚小品可視為代表。時間流逝，「東北」的另一重形象在文藝作品中逐漸流行，故事常以東北下崗潮為敘事背景，講犯罪故事，但背後總有隱情，突出一種陰鬱蕭索的氣氛，用人物無可奈何的宿命來講述時代，《漫長的季節》與《平原上的火焰》屬於此類。2014年在柏林擒得金熊獎的《白日煙火》同屬此類作品，巧的是，耿軍的犯罪喜劇《錘子鐮刀都休息》在同一年拿下了51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
回看耿軍過往的多數作品，從劇情的角度算是後者，但同時他也沒有放棄喜劇風格。也可以說，他混合了東北的兩種流行印象：既有壓抑，又能娛樂。這令他在一眾東北文藝作品創作者中成了另類。事實上，耿軍的一些選擇可以體現他想擺脫人們對「東北」的既定印象，比如他並不喜歡大眾印象中的「東北口音」。東三省的口音其實各有微妙區別，黑龍江和普通話最接近，吉林東北味多一些，遼寧的口音最重（如趙本山）。常有來試戲的演員會極大程度地誇張口音，「一上來就『哎呀媽呀』、『幹哈？』、『你瞅啥？』、『瞅你咋的？』，這個不用你說啊，大家都會。反而是黑龍江這種，能聽出來是東北話但是又特別接近普通話的，是最難的。」
20年的創作經歷讓耿軍總結了很多有用的工作經驗。關於演員，他的選角信條是：「音樂不好戲肯定演不好」。挑演員的時候，他經常讓演員K歌，他來觀察：唱不准的是節奏感不好，表演能力最差；能唱准就是節奏感、旋律感、表達能力及格；要是能唱准、能蹦跳、有感染力，還能根據現場即興改詞，等於有創作力，這是最好的演員。
從耿軍的固定班底不難看出，他音樂審美好，音樂選角理念的運用也很到位。經常參演他作品的袁利國打架子鼓，副導演張迅會彈貝斯，時有東北二人轉表演者來客串，和二手玫瑰樂隊主唱梁龍的長期合作廣受好評。從2002年拍攝短片，到2023年的《漂亮朋友》，這些音樂性不錯的演員都已經跟他一起跨越了20年。「留下的這些全是精華。」耿軍驕傲地說。
這些精華在最初都是素人。張志勇是耿軍的發小，眼睛和手指的殘疾是小時候玩炸藥所致，他另有本職工作，現在還在上班；徐剛是耿軍20多歲時認識的，之前在中學做體育老師；薛寶鶴和耿軍認識最晚，過去在電視台工作。和耿軍多年的合作，讓他們積攢了名氣和經驗，能接到越來越多的電影工作、被邀請參加更多交流活動。張志勇在今年另一部提名金馬的電影，鐘孟宏導演的《餘燼》也有演出。
如果看過耿軍的過往作品，會發現《漂亮朋友》中的配角也很眼熟，比如扮演張志勇妻子的王旭旭和耿軍已經有多次合作，後者認為她「越演越有氣場」。以及在《輕鬆+愉快》本色出演基督徒的「小二」顧本彬，他是耿軍的親戚，身有殘疾，年少時在教會讀《聖經》學會了識字，愛唱聖經歌曲，總是在耿軍的作品裏演溫暖善良的角色。2023年，顧本彬因意外身故，終年34歲，《漂亮朋友》保留了他在銀幕上的最後的影像。
以擁抱去反抗：愛情與選擇
《漂亮朋友》在耿軍的眾多創作中是突出而奇特的。一方面，能看出它保留了耿軍「東北冬季喜劇」的風格。耿軍自述喜劇是他的趣味，過往的作品都是喜劇類型；冬天是故鄉的印記，耿軍去北京闖蕩後，再回家都是過年期間，「我特別自然地愛冬天。冬天好看，特別寒冷，人穿得特別厚。走在街上，大家說的話也不會特別多，就有一種特別微妙的、有意思的感覺。寒冷更自然地帶來人的渴望，需要溫暖，想要聚在暖和的地方聊聊天。」
另一方面，《漂亮朋友》沒有過往作品的陰暗、窘迫、荒誕，而是讓愛情的光芒照亮了一切，底色柔和溫暖。全片大部分採用黑白攝影，生動的光影明暗對比對應人物的情感糾葛，流動的熱烈情感消融了冬季環境的凜冽。耿軍對《漂亮朋友》的總結是，這是他創作譜系裏的一個新的挑戰。
創作《漂亮朋友》的動機，萌生於Covid-19疫情的開端。那時耿軍的前作《東北虎》剛送國家電影局審查，第一波約有20條的修改意見在2020年春節期間反饋給他，一時間無人想出修改的辦法，加上疫情，《東北虎》的修改推進便擱置了。
在耿軍的記憶裏，2020年的春天是大家最恐慌的時候，人們不瞭解新冠病毒，小區單元門不能出，夜裡還有宵禁。被迫與人保持距離、被迫孤身、經歷生離死別，令他迫切地懷念能與人親近的時候。他提到了三件發生在疫情最初幾個月裏的事。
第一件是三月的某天，黑龍江寒意未消，他獨自出門散步，嚴實地戴著口罩。一開始大街上空無一人，不一會就遙遠地看到對面有人走了過來。「在距離幾十米的時候，（我）屏住呼吸，錯開最大的距離，」耿軍雙手在空氣中划著互相遠離的弧，「我估計那個人可能也會屏住呼吸，之後擦肩而過。因為我們那時候很恐慌，誰都懷疑誰身上攜帶著病毒。連續很長時間晚上散步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那個時候就有一個願望，我要寫一個人跟人之間互相擁抱的電影，」說到這裡耿軍哽咽了，他平復了好一會兒才繼續說：「人和人之間互相高看的電影。擁抱、親近的電影。」
第二件發生在農歷二月二，當地在這天的傳統是吃豬頭肉。小區不讓出門，薛寶鶴開車上街買到了豬頭肉，隨後來到耿軍家，讓他出門到小區柵欄邊。隔著柵欄，兩個人都戴著口罩，薛寶鶴把豬頭肉遞給耿軍。耿軍當時想，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
最後一件發生在清明，徐剛的父親去世。那時春天來了，人們終於有機會去戶外荒野的地方走動，當地風俗是兒女不抬棺材，殯儀館的人、耿軍和另一個好朋友趕到徐剛家裡幫忙從樓上抬屍。
「我那個時候就想，哎呀……」耿軍一聲嘆息，眼眶發紅，他又沉默了好一陣去平復情緒。「他父母都是搞二人轉的，他父親是劇場拉弦兒的，在我的電影《青年》都演過角色。我在往樓下抬屍體的時候，心裡邊就在想：『我的一個演員去世了，他演過我的《青年》。』」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我想拍一個人跟人之間親近的電影。重新建立連接，互相高看一眼，別誰瞧不起誰。愛情是互相高看一眼的一個前提。」他重新講了一遍拍《漂亮朋友》的出發點，語氣堅定。
「擁抱」與「親密」不是片中唯一的反抗區隔的形式，也有拒絕和離開。預告片中有一個橋段，陳宣宇一臉不耐煩地說：「請你配合一下。」袁利國輕蔑地嘲諷：「配合？『配合』這個詞真他媽惡心。」這很容易令人聯想在疫情期間，人們身不由己、被要求「配合」的諸多場景。耿軍表示，寫這句台詞的時候並沒有瞄准某個喻體，因為被要求「配合」是隨時隨地的，疫情期間的無非是加強版。
「『配合』是一種權力，表面上是『請你配合』，看上去很禮貌，其實你就必須服從他，一點空間都沒有，是『請你配合他使用他自己的權力』」，耿軍說。「『配合』在我的生活裏給我帶來不適，給我帶來想要反抗的感覺，我寫劇本的時候感覺一下子就來了。但放到了2024年，如果跟疫情期間我們那些遭遇連起來的話，虛線可以划過來，但不是直接聯繫。」
直白的愛欲：展現更大的情感世界
最開始創作時，耿軍有想過，張志勇、徐剛和薛寶鶴都四十多歲，或許在他的創作譜系中過了談戀愛的年紀，但他回溯過往的經歷，想到了一個微妙角度。他有一位多年前的故交，化名曲先生，是當地本事極大的生意人，非常富裕又好客。他在三十多歲經歷了一場失敗的婚姻，此後只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吃飯聊天、喝酒打牌，不再有異性往來。他有一個社交習慣，跟兄弟在一起喜歡把手放人腿上，或者摟抱一下。他身邊的人基本上習慣了這些，也不會覺得有哪裡不對。「他說話，稍微地，就比其他人要溫柔。」耿軍形容，沒有給曲先生下其他定論。
其後的一天，有一個自由搏擊運動員男孩來參加他們的局。曲先生打心裡喜歡這長相標緻、身材也好的男孩，把手放在對方腿上，男孩講，大哥別這樣。曲先生手拿開，酒喝著喝著，手又搭在對方肩膀上，男孩再講，大哥別這樣。曲先生摸摸他的臉，笑言，你看你咋這樣？如此幾個來回，男孩動手打了曲先生，瞎了他一隻眼睛。後來，曲先生離開鶴崗去了珠海，和故友們都斷了聯絡。
《漂亮朋友》的第一稿劇本，寫的是曲先生的故事。耿軍在演員群裏發劇本，大家都回復「收到」，他想等大家過幾日讀完劇本，誰會第一個給他反饋。過了三天，沒有；過了一周，沒有；過了半個月，還是沒有。
「北京話罵人叫『丫』，我就罵他們『丫』雀無聲，」耿軍笑了。「我說劇本不好嗎？沒有聲音。我說我都按著你們名字寫的，你們對這些人物有理解嗎？也沒有人表態。」
大家陷入沈默，耿軍就以「借點素材」的名義，讓演員們寫他們認識的，或者聽說的同志故事，意在打開認知，形成真正的討論。徐剛、張志勇、薛寶鶴、張迅都提供了他們認識或間接認識的，在單位裏、學校裏、周圍人群裏的同志故事，有的人寫的很籠統，有的人寫出了很多細節，甚至有對白和穿戴——每個人都知道得很多，這讓耿軍非常驚訝。也許是東北的性別語境足夠特殊，東北男人雖也尊崇陽剛文化，但因為東北女人普遍強勢霸道，會「收拾男的」，所以性別權利相對平衡，重男輕女的程度也較輕，讓大家更容易注意到同志群體的存在。耿軍認為，如果是對情感價值認可程度比較高的直男，會對同性戀群體接受度更高，也更友善。
但圍繞曲先生半生命運的故事最終被耿軍推翻了，他寫著寫著，覺得太具體了，「可能有點對不住他」。他關聯起自己在2010年和趙亮（紀錄片《悲兮魔獸》導演）拍中國大城市中的HIV感染者紀錄片，患者群體中的同性戀者分享過許多愛情故事，他把聽過的情節編排了起來，在2022年劇本定稿，又在2023年初花了三周和演員與文學策劃圍讀排練，去校正劇本裏不太準確的東西，形成了現在的《漂亮朋友》。它包含了更豐富的性別、情感、社會議題：男同志、女同志、形婚、同妻、個人性癖。這些議題的出現，是因為耿軍想要豐富電影所呈現的環境，不要只有男性，也要包含女性。陳宣宇和王傾在片中飾演了一對與男同志形婚求子的女同志伴侶，和徐剛與張志勇的愛情線幾乎完全沒有交叉，但在結構上是一種對仗，同樣幽默，還有一種奇妙的跳脫感。儘管在形婚情節中，她們為了自我保護而表現出了強勢的姿態，給其他角色帶來了壓迫感，但耿軍的出發點是，她們足夠真誠，將交易都擺在明處，這就給了對手最大的尊重。
《漂亮朋友》的情感關係之複雜大大豐滿了角色，他們有過不體面和無能為力的時刻，但當他們忠於自己情感並積極做出選擇時，也能握住改變人生際遇的鑰匙。不少觀眾在社交網絡上對「吃香蕉」一場戲津津樂道，張志勇的角色在gay吧被刁難，不堪遊戲規則制定者對參與者的羞辱和壓迫，選擇退出，而他的選擇也帶動了徐剛，愛情在此處萌發。耿軍讓角色徹底暴露惡趣味，本有強烈羞辱性質的情節變成了諷刺喜劇，是全片笑點最密集的段落。
「大家看到這場戲都非常興奮，說『導演太他媽壞了』，排練的時候也這麼說。」耿軍大笑，但他拆解其中的權力問題，語氣立刻嚴肅起來，「遊戲規則讓你不適的時候，你就直接來反抗，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擁有自由的人的正常的反應。有時候我們說『入鄉隨俗』，進到什麼遊戲規則裡面就盲目跟從了，我希望張志勇不是這樣的人。」
《漂亮朋友》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情慾戲，最大的尺度是全裸。沒有這些戲，恐怕人們也不會意識到，耿軍所打破的「俊男美女」傳統，已多年未讓銀幕有機會呈現真實的、不美觀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男性，和他們真實的身體。如果要呈實，「漂亮」並不見得是「朋友」們的首要追求。
對演員來說，這群在東北語境中的「哥們兒」，面對一個情緒幽微、尺度巨大、距他們真是情感生活較遠的男同性戀題材，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表演極限。在排練期間，劇組攝影、演員和文學策劃已經細化了全片每一場戲的長短、表演和技術要求，情慾戲也講到非常具體再去執行。耿軍回憶起餅作坊裏拍徐剛和張志勇的床戲的那天，對很多細節都印象深刻。
「攝影與演員反復確認機位，演員穿著衣服在排練廳裏走位置。方案固定下來，余下來的發揮空間就給了演員。其實我能感到大家都很緊張。我的場記跟我合作了三、四個電影了，我看他好像比我還緊張，我說『你一場記你怎麼會緊張？』」說完他笑了一下，這是一句典型的東北調侃，「大家非常肅穆的在那兒等待，布光、機位，演員也不在現場，在各自哪塊兒（哪裡）聽著音樂或者喝著啤酒，就自己準備著。」
等一切都準備好，演員上來，兩個小時就拍完了片中最大尺度的情慾戲，順利程度超乎所有人意料。在場看到演員毫無保留、全情投入表演的耿軍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還有工作人員在片場落淚了。
「他們演得可真好。」耿軍很感慨，「演員的能力比想象的還要大。只要給了演員方向，他們在這個方向裏就不會迷失，會找到他們該做的最對的事。」
另有一場在桑拿浴室中的戲，一方向另一方求歡失敗，同樣也要求演員全裸。那場戲的情緒張力很強，角色的行動和畫面呈現也極其有可能觸發觀眾的不適和抗拒。耿軍認為，如果觀眾可以把情感投入到經受著強烈的壓迫感的被求歡的角色時，那就是這場戲做對了，「角色的掙扎應該是大家的掙扎」。而那個從未停止求歡腳步的角色，「他的底色就是每一次都是失敗的，但每次失敗都覺得自己沒有失敗。」
「隱藏是後退，表露是向前」
以《漂亮朋友》包含的議題與尺度，大陸不會允許它公映。耿軍前作《東北虎》曾經受過漫長的審查和多次修改意見，每次等待反饋的過程都漫長而焦灼，還不知道是誰在提修改意見、對方懂不懂電影。到了《漂亮朋友》，保護原本的創作就成為了一種堅持，能否公映並不曾被耿軍納入他的計劃或考量。
「一個好的創作環境不應該是這樣的，（有任何結果）到後來都是創作者來承擔，投資者也會覺得他在承擔。」耿軍覺得堅持在此刻變得更加重要，「要是我們都退縮的話，這個沒有止境。我不把困難前置，我先按照我的目前的自由度推進，我要做的就是這個。其實創作而已，很小的事，我每次開會的時候都說，拍電影最重要的事是安全，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接下來再搞創作。我沒有辦法前置（其他困難），（否則）我們都不用在馬路上行走了，會有交通事故的。」
不去考慮類型、拍攝手法和地緣，《漂亮朋友》的本質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片中角色們相互凝視、親吻、擁抱，在愛情中呈現了一種舒適的純真。片中gay吧門口，有一張牌子寫著「LOVE IS LOVE」，這句著名的平權標語在大陸必然會觸發審查敏感，但這句話的內核簡單樸素，幾乎是一句大白話。說到此，耿軍提起了近期他在另一個城市看了楊德昌電影展。
「在碟片時代我並不喜歡楊德昌，我覺得他想說的東西就全都讓角色特別直白地說出來了。20年之後，我開始喜歡他了，這個年代沒有人再直白地說什麼了。隱喻也不是一種美德，文學角度來說它是一個修辭，但如果能明說出來我覺得挺好。『明說』和『隱喻』都被消解掉了之後，反而20多年前的直說的東西，我覺得特別珍貴。我想拍更加直說的東西。」
縱觀今年入圍金馬獎的作品，出身中國大陸的創作者們都在努力伸向表達的極限，耿軍認為時代裏總會有冒險者。當環境不友善、生活殘酷，人們為了避免過多失望，會逐漸拋棄希望。與此同方向的趨勢是年輕世代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情感灰心，不去追求堅固的連結，這可被理解為人們對愛情愈加灰心。然而《漂亮朋友》依然在歌頌愛情，鼓勵主動和選擇。耿軍對愛情的力量非常有信心，試圖通過它傳遞希望，安慰觀眾。
「我是想大家看完這個電影能擁抱。我們生活裏，面積最大的是親情，愛情的面積沒有親情大，但是愛情要排在親情前面，在愛情裏經歷變幻、組合、一段時間的生活，然後才能轉化為親情。我覺得親情如果是一種依靠的話，愛情就是產生這個依靠的。」
可當「愛情」在不友好的環境下變成了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甚至無法被證實存在，個體要如何給自己更多鼓舞和動力，去多相信、多希望一點？通過角色，耿軍也給出瞭解法：每一個人都在表明自己的態度。
「其實就是要放下芥蒂癮，放下戒備之心，能讓自己表露出來，而不是隱藏起來，」他說，「隱藏是後退，表露是向前。我覺得還是要要表露、要主動。為什麼我說要互相高看一眼？是只有發現才能互相高看，都隱藏起來，就沒有發現，也就沒有找到愛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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