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十月初的第61届金马奖入围公布会上，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在答记者问环节提到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漂亮朋友》，口吻略显夸张但赞誉充分：该片踩到了华语同志电影的地板和天花板，是顶天立地的作品，打破了过往同志电影俊男美女的传统，以一群中年男性主角呈现了高明的幽默感、开放的态度、精彩的节奏，是今年金马影展的“超级大黑马”。
回顾耿军过去的几部作品，《锤子镰刀都休息》与《轻松+愉快》为他打开了知名度，《东北虎》走入了商业市场，这些作品都突出了东北地缘特质，从荒诞的故事入手，用笨拙的犯罪作为表意手法。《漂亮朋友》的面貌从过往的风格中脱胎换骨，虽拍于东北，但探讨的内容走出了地理框架，达到了普世的维度。耿军的自我突破，带来了一部冲击了华语当代创作，且有潜力成为经典的电影作品。
《漂亮朋友》之前的东北往事
耿军1976年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父母靠卖鸡蛋供他和弟弟读书。鹤岗是一座煤矿工业城市，经济完全依赖矿厂。二十世纪末，中国民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大幅扩张，经济市场化使过去偏重计划经济的国企失去了竞争力，政府开始推动国企转型，允许国企脱离计划经济模式并精简人事，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下岗潮，对东北这样依赖重工业的地区产生了致命影响。下岗潮前后十多年，全国下岗总人数超过三千万（另一说有五千万），其中东三省的下岗人数占四分之一。其他下岗影响严重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后因地理与政策优势重振了经济，而号称“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下岗潮后一蹶不振，大量人口流失，驻留人口老龄化，经济持续萧条。鹤岗是诸多因此没落下去的东北工业城市之一。耿军记得，从前来市场上卖鸡蛋的都是工人，后来肉眼可见地变少了，每个人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20岁，耿军离开鹤岗去了北京，正逢DV时代到来，这让很多创作者有机会以低成本的方式拍片。从那时起他开始探索创作，拍东北故事。在当时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东北”的形象是生理好笑，赵本山参与的大部分影视剧作与春晚小品可视为代表。时间流逝，“东北”的另一重形象在文艺作品中逐渐流行，故事常以东北下岗潮为叙事背景，讲犯罪故事，但背后总有隐情，突出一种阴郁萧索的气氛，用人物无可奈何的宿命来讲述时代，《漫长的季节》与《平原上的火焰》属于此类。2014年在柏林擒得金熊奖的《白日烟火》同属此类作品，巧的是，耿军的犯罪喜剧《锤子镰刀都休息》在同一年拿下了51届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
回看耿军过往的多数作品，从剧情的角度算是后者，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喜剧风格。也可以说，他混合了东北的两种流行印象：既有压抑，又能娱乐。这令他在一众东北文艺作品创作者中成了另类。事实上，耿军的一些选择可以体现他想摆脱人们对“东北”的既定印象，比如他并不喜欢大众印象中的“东北口音”。东三省的口音其实各有微妙区别，黑龙江和普通话最接近，吉林东北味多一些，辽宁的口音最重（如赵本山）。常有来试戏的演员会极大程度地夸张口音，“一上来就‘哎呀妈呀’、‘干哈？’、‘你瞅啥？’、‘瞅你咋的？’，这个不用你说啊，大家都会。反而是黑龙江这种，能听出来是东北话但是又特别接近普通话的，是最难的。”
20年的创作经历让耿军总结了很多有用的工作经验。关于演员，他的选角信条是：“音乐不好戏肯定演不好”。挑演员的时候，他经常让演员K歌，他来观察：唱不准的是节奏感不好，表演能力最差；能唱准就是节奏感、旋律感、表达能力及格；要是能唱准、能蹦跳、有感染力，还能根据现场即兴改词，等于有创作力，这是最好的演员。
从耿军的固定班底不难看出，他音乐审美好，音乐选角理念的运用也很到位。经常参演他作品的袁利国打架子鼓，副导演张迅会弹贝斯，时有东北二人转表演者来客串，和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的长期合作广受好评。从2002年拍摄短片，到2023年的《漂亮朋友》，这些音乐性不错的演员都已经跟他一起跨越了20年。“留下的这些全是精华。”耿军骄傲地说。
这些精华在最初都是素人。张志勇是耿军的发小，眼睛和手指的残疾是小时候玩炸药所致，他另有本职工作，现在还在上班；徐刚是耿军20多岁时认识的，之前在中学做体育老师；薛宝鹤和耿军认识最晚，过去在电视台工作。和耿军多年的合作，让他们积攒了名气和经验，能接到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被邀请参加更多交流活动。张志勇在今年另一部提名金马的电影，钟孟宏导演的《余烬》也有演出。
如果看过耿军的过往作品，会发现《漂亮朋友》中的配角也很眼熟，比如扮演张志勇妻子的王旭旭和耿军已经有多次合作，后者认为她“越演越有气场”。以及在《轻松+愉快》本色出演基督徒的“小二”顾本彬，他是耿军的亲戚，身有残疾，年少时在教会读《圣经》学会了识字，爱唱圣经歌曲，总是在耿军的作品里演温暖善良的角色。2023年，顾本彬因意外身故，终年34岁，《漂亮朋友》保留了他在银幕上的最后的影像。
以拥抱去反抗：爱情与选择
《漂亮朋友》在耿军的众多创作中是突出而奇特的。一方面，能看出它保留了耿军“东北冬季喜剧”的风格。耿军自述喜剧是他的趣味，过往的作品都是喜剧类型；冬天是故乡的印记，耿军去北京闯荡后，再回家都是过年期间，“我特别自然地爱冬天。冬天好看，特别寒冷，人穿得特别厚。走在街上，大家说的话也不会特别多，就有一种特别微妙的、有意思的感觉。寒冷更自然地带来人的渴望，需要温暖，想要聚在暖和的地方聊聊天。”
另一方面，《漂亮朋友》没有过往作品的阴暗、窘迫、荒诞，而是让爱情的光芒照亮了一切，底色柔和温暖。全片大部分采用黑白摄影，生动的光影明暗对比对应人物的情感纠葛，流动的热烈情感消融了冬季环境的凛冽。耿军对《漂亮朋友》的总结是，这是他创作谱系里的一个新的挑战。
创作《漂亮朋友》的动机，萌生于Covid-19疫情的开端。那时耿军的前作《东北虎》刚送国家电影局审查，第一波约有20条的修改意见在2020年春节期间反馈给他，一时间无人想出修改的办法，加上疫情，《东北虎》的修改推进便搁置了。
在耿军的记忆里，2020年的春天是大家最恐慌的时候，人们不了解新冠病毒，小区单元门不能出，夜里还有宵禁。被迫与人保持距离、被迫孤身、经历生离死别，令他迫切地怀念能与人亲近的时候。他提到了三件发生在疫情最初几个月里的事。
第一件是三月的某天，黑龙江寒意未消，他独自出门散步，严实地戴着口罩。一开始大街上空无一人，不一会就遥远地看到对面有人走了过来。“在距离几十米的时候，（我）屏住呼吸，错开最大的距离，”耿军双手在空气中划着互相远离的弧，“我估计那个人可能也会屏住呼吸，之后擦肩而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恐慌，谁都怀疑谁身上携带着病毒。连续很长时间晚上散步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愿望，我要写一个人跟人之间互相拥抱的电影，”说到这里耿军哽咽了，他平复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人和人之间互相高看的电影。拥抱、亲近的电影。”
第二件发生在农历二月二，当地在这天的传统是吃猪头肉。小区不让出门，薛宝鹤开车上街买到了猪头肉，随后来到耿军家，让他出门到小区栅栏边。隔着栅栏，两个人都戴着口罩，薛宝鹤把猪头肉递给耿军。耿军当时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最后一件发生在清明，徐刚的父亲去世。那时春天来了，人们终于有机会去户外荒野的地方走动，当地风俗是儿女不抬棺材，殡仪馆的人、耿军和另一个好朋友赶到徐刚家里帮忙从楼上抬尸。
“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耿军一声叹息，眼眶发红，他又沉默了好一阵去平复情绪。“他父母都是搞二人转的，他父亲是剧场拉弦儿的，在我的电影《青年》都演过角色。我在往楼下抬尸体的时候，心里边就在想：‘我的一个演员去世了，他演过我的《青年》。’”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我想拍一个人跟人之间亲近的电影。重新建立连接，互相高看一眼，别谁瞧不起谁。爱情是互相高看一眼的一个前提。”他重新讲了一遍拍《漂亮朋友》的出发点，语气坚定。
“拥抱”与“亲密”不是片中唯一的反抗区隔的形式，也有拒绝和离开。预告片中有一个桥段，陈宣宇一脸不耐烦地说：“请你配合一下。”袁利国轻蔑地嘲讽：“配合？‘配合’这个词真他妈恶心。”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在疫情期间，人们身不由己、被要求“配合”的诸多场景。耿军表示，写这句台词的时候并没有瞄准某个喻体，因为被要求“配合”是随时随地的，疫情期间的无非是加强版。
“‘配合’是一种权力，表面上是‘请你配合’，看上去很礼貌，其实你就必须服从他，一点空间都没有，是‘请你配合他使用他自己的权力’”，耿军说。“‘配合’在我的生活里给我带来不适，给我带来想要反抗的感觉，我写剧本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来了。但放到了2024年，如果跟疫情期间我们那些遭遇连起来的话，虚线可以划过来，但不是直接联系。”
直白的爱欲：展现更大的情感世界
最开始创作时，耿军有想过，张志勇、徐刚和薛宝鹤都四十多岁，或许在他的创作谱系中过了谈恋爱的年纪，但他回溯过往的经历，想到了一个微妙角度。他有一位多年前的故交，化名曲先生，是当地本事极大的生意人，非常富裕又好客。他在三十多岁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此后只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吃饭聊天、喝酒打牌，不再有异性往来。他有一个社交习惯，跟兄弟在一起喜欢把手放人腿上，或者搂抱一下。他身边的人基本上习惯了这些，也不会觉得有哪里不对。“他说话，稍微地，就比其他人要温柔。”耿军形容，没有给曲先生下其他定论。
其后的一天，有一个自由搏击运动员男孩来参加他们的局。曲先生打心里喜欢这长相标致、身材也好的男孩，把手放在对方腿上，男孩讲，大哥别这样。曲先生手拿开，酒喝着喝着，手又搭在对方肩膀上，男孩再讲，大哥别这样。曲先生摸摸他的脸，笑言，你看你咋这样？如此几个来回，男孩动手打了曲先生，瞎了他一只眼睛。后来，曲先生离开鹤岗去了珠海，和故友们都断了联络。
《漂亮朋友》的第一稿剧本，写的是曲先生的故事。耿军在演员群里发剧本，大家都回复“收到”，他想等大家过几日读完剧本，谁会第一个给他反馈。过了三天，没有；过了一周，没有；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
“北京话骂人叫‘丫’，我就骂他们‘丫’雀无声，”耿军笑了。“我说剧本不好吗？没有声音。我说我都按着你们名字写的，你们对这些人物有理解吗？也没有人表态。”
大家陷入沉默，耿军就以“借点素材”的名义，让演员们写他们认识的，或者听说的同志故事，意在打开认知，形成真正的讨论。徐刚、张志勇、薛宝鹤、张迅都提供了他们认识或间接认识的，在单位里、学校里、周围人群里的同志故事，有的人写的很笼统，有的人写出了很多细节，甚至有对白和穿戴——每个人都知道得很多，这让耿军非常惊讶。也许是东北的性别语境足够特殊，东北男人虽也尊崇阳刚文化，但因为东北女人普遍强势霸道，会“收拾男的”，所以性别权利相对平衡，重男轻女的程度也较轻，让大家更容易注意到同志群体的存在。耿军认为，如果是对情感价值认可程度比较高的直男，会对同性恋群体接受度更高，也更友善。
但围绕曲先生半生命运的故事最终被耿军推翻了，他写着写着，觉得太具体了，“可能有点对不住他”。他关联起自己在2010年和赵亮（纪录片《悲兮魔兽》导演）拍中国大城市中的HIV感染者纪录片，患者群体中的同性恋者分享过许多爱情故事，他把听过的情节编排了起来，在2022年剧本定稿，又在2023年初花了三周和演员与文学策划围读排练，去校正剧本里不太准确的东西，形成了现在的《漂亮朋友》。它包含了更丰富的性别、情感、社会议题：男同志、女同志、形婚、同妻、个人性癖。这些议题的出现，是因为耿军想要丰富电影所呈现的环境，不要只有男性，也要包含女性。陈宣宇和王倾在片中饰演了一对与男同志形婚求子的女同志伴侣，和徐刚与张志勇的爱情线几乎完全没有交叉，但在结构上是一种对仗，同样幽默，还有一种奇妙的跳脱感。尽管在形婚情节中，她们为了自我保护而表现出了强势的姿态，给其他角色带来了压迫感，但耿军的出发点是，她们足够真诚，将交易都摆在明处，这就给了对手最大的尊重。
《漂亮朋友》的情感关系之复杂大大丰满了角色，他们有过不体面和无能为力的时刻，但当他们忠于自己情感并积极做出选择时，也能握住改变人生际遇的钥匙。不少观众在社交网络上对“吃香蕉”一场戏津津乐道，张志勇的角色在gay吧被刁难，不堪游戏规则制定者对参与者的羞辱和压迫，选择退出，而他的选择也带动了徐刚，爱情在此处萌发。耿军让角色彻底暴露恶趣味，本有强烈羞辱性质的情节变成了讽刺喜剧，是全片笑点最密集的段落。
“大家看到这场戏都非常兴奋，说‘导演太他妈坏了’，排练的时候也这么说。”耿军大笑，但他拆解其中的权力问题，语气立刻严肃起来，“游戏规则让你不适的时候，你就直接来反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拥有自由的人的正常的反应。有时候我们说‘入乡随俗’，进到什么游戏规则里面就盲目跟从了，我希望张志勇不是这样的人。”
《漂亮朋友》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情欲戏，最大的尺度是全裸。没有这些戏，恐怕人们也不会意识到，耿军所打破的“俊男美女”传统，已多年未让银幕有机会呈现真实的、不美观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男性，和他们真实的身体。如果要呈实，“漂亮”并不见得是“朋友”们的首要追求。
对演员来说，这群在东北语境中的“哥们儿”，面对一个情绪幽微、尺度巨大、距他们真实情感生活较远的男同性恋题材，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表演极限。在排练期间，剧组摄影、演员和文学策划已经细化了全片每一场戏的长短、表演和技术要求，情欲戏也讲到非常具体再去执行。耿军回忆起饼作坊里拍徐刚和张志勇的床戏的那天，对很多细节都印象深刻。
“摄影与演员反复确认机位，演员穿着衣服在排练厅里走位置。方案固定下来，余下来的发挥空间就给了演员。其实我能感到大家都很紧张。我的场记跟我合作了三、四个电影了，我看他好像比我还紧张，我说‘你一场记你怎么会紧张？’”说完他笑了一下，这是一句典型的东北调侃，“大家非常肃穆的在那儿等待，布光、机位，演员也不在现场，在各自哪块儿（哪里）听着音乐或者喝着啤酒，就自己准备着。”
等一切都准备好，演员上来，两个小时就拍完了片中最大尺度的情欲戏，顺利程度超乎所有人意料。在场看到演员毫无保留、全情投入表演的耿军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还有工作人员在片场落泪了。
“他们演得可真好。”耿军很感慨，“演员的能力比想象的还要大。只要给了演员方向，他们在这个方向里就不会迷失，会找到他们该做的最对的事。”
另有一场在桑拿浴室中的戏，一方向另一方求欢失败，同样也要求演员全裸。那场戏的情绪张力很强，角色的行动和画面呈现也极其有可能触发观众的不适和抗拒。耿军认为，如果观众可以把情感投入到经受着强烈的压迫感的被求欢的角色时，那就是这场戏做对了，“角色的挣扎应该是大家的挣扎”。而那个从未停止求欢脚步的角色，“他的底色就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但每次失败都觉得自己没有失败。”
“隐藏是后退，表露是向前”
以《漂亮朋友》包含的议题与尺度，大陆不会允许它公映。耿军前作《东北虎》曾经受过漫长的审查和多次修改意见，每次等待反馈的过程都漫长而焦灼，还不知道是谁在提修改意见、对方懂不懂电影。到了《漂亮朋友》，保护原本的创作就成为了一种坚持，能否公映并不曾被耿军纳入他的计划或考量。
“一个好的创作环境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任何结果）到后来都是创作者来承担，投资者也会觉得他在承担。”耿军觉得坚持在此刻变得更加重要，“要是我们都退缩的话，这个没有止境。我不把困难前置，我先按照我的目前的自由度推进，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其实创作而已，很小的事，我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说，拍电影最重要的事是安全，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接下来再搞创作。我没有办法前置（其他困难），（否则）我们都不用在马路上行走了，会有交通事故的。”
不去考虑类型、拍摄手法和地缘，《漂亮朋友》的本质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片中角色们相互凝视、亲吻、拥抱，在爱情中呈现了一种舒适的纯真。片中gay吧门口，有一张牌子写着“LOVE IS LOVE”，这句著名的平权标语在大陆必然会触发审查敏感，但这句话的内核简单朴素，几乎是一句大白话。说到此，耿军提起了近期他在另一个城市看了杨德昌电影展。
“在碟片时代我并不喜欢杨德昌，我觉得他想说的东西就全都让角色特别直白地说出来了。20年之后，我开始喜欢他了，这个年代没有人再直白地说什么了。隐喻也不是一种美德，文学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修辞，但如果能明说出来我觉得挺好。‘明说’和‘隐喻’都被消解掉了之后，反而20多年前的直说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珍贵。我想拍更加直说的东西。”
纵观今年入围金马奖的作品，出身中国大陆的创作者们都在努力伸向表达的极限，耿军认为时代里总会有冒险者。当环境不友善、生活残酷，人们为了避免过多失望，会逐渐抛弃希望。与此同方向的趋势是年轻世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情感灰心，不去追求坚固的连结，这可被理解为人们对爱情愈加灰心。然而《漂亮朋友》依然在歌颂爱情，鼓励主动和选择。耿军对爱情的力量非常有信心，试图通过它传递希望，安慰观众。
“我是想大家看完这个电影能拥抱。我们生活里，面积最大的是亲情，爱情的面积没有亲情大，但是爱情要排在亲情前面，在爱情里经历变幻、组合、一段时间的生活，然后才能转化为亲情。我觉得亲情如果是一种依靠的话，爱情就是产生这个依靠的。”
可当“爱情”在不友好的环境下变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甚至无法被证实存在，个体要如何给自己更多鼓舞和动力，去多相信、多希望一点？通过角色，耿军也给出了解法：每一个人都在表明自己的态度。
“其实就是要放下芥蒂瘾，放下戒备之心，能让自己表露出来，而不是隐藏起来，”他说，“隐藏是后退，表露是向前。我觉得还是要要表露、要主动。为什么我说要互相高看一眼？是只有发现才能互相高看，都隐藏起来，就没有发现，也就没有找到爱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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