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游泳隊禁藥爭議：一次尿檢陽性結果的曝光，如何引發反興奮劑機構間的衝突

本屆巴黎奧運會，中國奧運代表團以40枚金牌的成績與美國並列金牌榜第一，獎牌榜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其中，游泳項目獲得了12枚獎牌。19歲的游泳隊員潘展樂首度參加奧運比賽，就在男子100米自由泳上以46秒40的成績了打破了世界紀錄，更為中國隊贏得游泳隊歷史上首枚男子100米自由泳奧運金牌。

但是，伴隨著金牌的不僅僅是光環，還有爭議聲。儘管潘展樂在兩個月內通過了21次藥檢，但針對他的質疑仍持續不斷。澳洲游泳教練布雷特·霍克（Brett Hawke）在社交媒體上兩度發文，稱潘展樂在100米自由泳賽場上以一整個身位領先非人類可能。此外，《紐約時報》、美聯社、BBC 等多家媒體也在奧運會賽程期間連續發文，對中國游泳隊的成績表達懷疑，這讓中國境內媒體與民衆的情緒尤為激憤。

外界對潘展樂表現的不夠信任，源自今年4月的一篇調查報導，和那之後國際媒體對於中國游泳隊持續數月的討論。2024年4月20日，《紐約時報》與德國廣播公司 ARD 聯合發布報導，披露有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在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3日期間被檢測出藥檢呈陽性。報導顯示，當時這23名運動員正在石家莊準備參與全國游泳爭霸賽。依照慣例，中國反興奮劑中心（Chinese Anti-doping Agency，簡稱 CHINADA）對每場比賽的前兩名進行了檢測，並在其他29場比賽中檢驗了其他數名運動員，共對39名游泳運動員進行了60次檢測。根據檢測結果，有28份尿樣呈陽性，涉及23名運動員。所有檢測陽性的結果都指向同一種藥物——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簡稱 TMZ），一種可以幫助運動員增強耐力和縮短恢復時間的藥物，並能迅速從體內排出。

而這23名運動員裏，有近半數都在七個月之後參加了2021年東京奧運會，其中就包括在東京奧運會奪冠的張雨霏、楊浚瑄和汪順，以及在2023年世界遊聯錦標賽中取得金牌和打破世界紀錄的覃海洋。他們在東京奧運會當中一共獲得3金2銀的成績。

《紐約時報》和 ARD 記者的材料主要來自一份被泄漏的長達31頁的秘密文件，這份文件由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在中國公安部的監督下編撰。文件中顯示，中心在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兩個多月後（2021年3月15日）上報了這一結果，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簡稱 WADA）至少兩名高級官員在2021年4月之前就已經獲悉這一消息。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的調查人員在運動員們入住的石家莊華陽假日酒店的洗手池排水口、調料罐和廚房爐竈通風口處發現了 TMZ 的存在痕跡。儘管他們沒有解釋藥物為什麼存在於那裏，但他們還是以此為食物污染的證據，提交給了 WADA，WADA 選擇接受這一解釋，沒有對相應運動員進行處罰，也沒有公開這一消息。

WADA 在回應 ARD 對於「食物污染」的疑問時表示，沒有理由質疑對中方食物污染的解釋，藥檢結果中的TMZ含量處於低濃度，並且存在數值波動。 ARD 指出，WADA 並沒有進行獨立調查，只是根據中國的報告決定不調查。

《紐約時報》提到，由於當時正處疫情期間，許多國家都進行了邊境封鎖和旅行禁令，這令對於運動員的藥物檢測幾乎只能依賴於本國的反興奮劑機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曾經對此表達過憂慮，擔心這會讓作弊變得更加容易。

2024年4月22日，報導發出兩天後，WADA召開記者會，在會上他們表示，他們沒有證據來證明存在不當行為，也沒有可信的方式來駁斥中國和世界泳聯接受的污染解釋。他們沒有權力對涉事運動員進行臨時禁賽，這項權力歸屬於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同時，他們決定不對中國的決定提出上訴，因為上訴的成功率非常低。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稱相關報導是虛假和不實報道。

TMZ 是一種治療心臟病的處方藥物，可以幫助運動員加快恢復和增加耐力，能夠被很快排出體外，並且通常以藥片形式銷售。2014年，它作為代謝調節藥被 WADA 列入禁用物質清單。2022年，俄羅斯花樣滑冰運動員卡米拉·瓦列耶娃 （Kamila Valieva）在冬奧會藥檢中被發現使用了此藥物，儘管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宣告她無罪，WADA 還是迅速對其提出了上訴，這導致卡米拉最終被禁賽四年。WADA 在兩件事上的不同處理方式，也是《紐約時報》和 ARD 質疑其偏袒中國的原因。

一、 美國 vs.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紐約時報》和 ARD 的報導引起多方關注。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簡稱 USADA）的CEO特拉維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當天就發表聲明，指責 WADA 和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暗中隱藏這些陽性檢測結果，未能公平、公正地遵循適用於全球其他地區的規則。

2024年5月12日，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國家毒品管制政策辦公室主任拉胡爾·古普塔（Dr.Rahul Gupta）呼籲對23名藥檢陽性的中國游泳運動員進行獨立調查。這名官員也是 WADA 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但他和他的工作夥伴直到《紐約時報》發出報導的前一天才獲悉這件事。同日，負責向 WADA 提供資金的小組委員會的參議員克里斯·範霍倫（Chris Van Hollen）表示，「他們需要答案，才能提供未來的資金。」

自此，美國積極參與到圍繞中國游泳隊禁藥爭議的審視中，這件事也從體育界內部的疑似違規事件演變至國際爭論和跨國機構間的相互指責。

兩日後，試圖平息局面的 WADA 緊急任命了一名獨立調查官艾裏克·科蒂爾（Eric Cottier）。但事與願違的是，這項決定反而讓 WADA 遭到了更多抨擊——
提名他的官員在中國游泳隊藥檢陽性事件發生時，正在負責 WADA 的情報與調查部門的審計。

很顯然，WADA 的選擇並沒有能讓美國滿意。一個月之後，美國衆議會委員會尋求聯邦調查局（FBI）對中國藥檢呈陽性的游泳運動員進行調查。依據2020年美國國會出台的《羅瑟科夫反興奮劑法案》，凡是涉及到美國運動員或與美國有經濟聯繫的國際體育賽事，FBI 均享有調查權。

這項法案以吹哨人格里戈裏·羅瑟科夫（Grigory Rodchenkov）的名字命名。2014年，身為俄羅斯反興奮劑實驗室主任的羅瑟科夫，揭發了俄羅斯當局在2014年索契奧運會期間策劃的一項興奮劑計劃——他們通過置換尿液等方式讓使用了興奮劑的運動員逃避處罰。這場興奮劑醜聞導致俄羅斯被禁止參與平昌冬奧會。在這次事件後，美國對國際奧委會與 WADA 的對應機制感到不滿，並認為對於此類興奮劑計劃的策劃者缺乏刑事處罰手段，因此國會通過了《羅瑟科夫法案》，規定興奮劑案件中的策謀者最高可被判罰最高10年監禁，個人罰款25萬美元，組織罰款100萬美元。

FBI 於2024年7月4日通過衆議會委員會的提議，開始對中國游泳運動員藥檢呈陽性的事件展開刑事調查。根據路透社報導，世界泳聯主任布倫特·諾維茨基已經收到美國政府傳票，要求他對中國運動員藥檢陽性案件的調查出庭作證。這也是美國第一次運用《羅瑟科夫法案》對國際興奮劑案件進行調查。

美國國會還在6月底召開聽證會。這場聽證會雖然以「審查2024年奧運會前的反興奮劑措施」為名目，但主要目的是審查23名中國運動員的藥檢陽性案件。他們為此邀請了美國游泳名將麥可·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和游泳運動員埃裏森·施密特（Allison Schmitt）。

根據路透社報導，菲爾普斯在聽證會上表示，「WADA 的任何反興奮劑改革都失敗了，它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系統性問題，這些問題一次又一次地損害國際體育的完整性和運動員的公平競爭權。」同時，他補充，「如果有人測試陽性，我希望看見終身禁賽。」

關於藥檢次數，菲爾普斯表示他每個月都要接受4-6次，甚至更多。如果有比賽，那麼他每場比賽都將被測試。而施密特則提到，測試標準非常嚴格，她們需要隨時提供行蹤，並且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接受測試，甚至發生過在睡覺前或者起床後就要接受測試的情況。而在檢測的時候，她甚至需要「把褲子拉到膝蓋以下，把襯衫拉到胸部以上，讓他們看着尿液流出來。」

不過，WADA 拒絕參加此次聽證會。WADA 主席托爾德·班卡（Witold Bańka）隨後聲明，「以這種方式將反興奮劑政治化是不適當的，這樣只會削弱人們對反興奮劑系統的信心。」

除了運用法律手段之外，美國還威脅 WADA 要撤銷對其的資金贊助。WADA 的資金來源一半來自於奧委會資助，而另外一半則來自各國資助。在所有國家當中，美國對 WADA 提供最多的資金支持。2024年，美國認領了362萬美元對WADA的贊助，但尚未完成支付。7月29日，美國兩黨議員提出一項法案。如果該法案通過，美國將有權力扣留對 WADA 的資金。美國試圖以此來推動WADA進行「治理改革」。

作為回應，國際奧委會威脅，如果美國繼續對 WADA 進行多項調查，2034年鹽湖城冬季奧運會的舉辦權可能會被撤回。

WADA 任命的獨立調查官科蒂爾於2024年7月9日發表調查報告，報告結果聲明WADA 沒有偏袒中國，對中國游泳案不提起上訴的決定「無可爭議的合理」。

一週之後，世界泳聯也出具審計結果，表示2021年該機構處理中國游泳禁藥事件及未對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的決定採取上訴並未違規操作。但獨立調查官調查範圍的不充分仍然引發了質疑，譬如他並未調查中國最初是怎麼處理這樣案件的，也並未調查中國是根據什麼信息來為運動員洗脫嫌疑的。WADA 稱這只是一份臨時報告，完整報告將在接下來幾周內發布。但截至巴黎奧運會結束兩週後，WADA 還並未發出這一調查的完整報告。

不過，並不是每個反興奮劑專家都對 WADA 充滿質疑。澳洲反興奮劑機構前主任理查德·英格斯（Richard Ings）就駁斥了WADA存在嚴重不當行為的說法。他認為：「我不相信 WADA 這樣的機構會掩蓋中國的興奮劑案件。WADA 在俄羅斯問題上已經受到嚴重打擊，我認為他們不太可能再次被另一個國家矇蔽。最合理的解釋是，WADA 從中國反興奮劑中心那裏得到了報告，由於 Covid 疫情期間的旅行限制令，他們在尋求了進一步的法律建議之後，認為任何上訴都不會在 CAS（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取得勝利。」

二、誤服禁藥？

今年6月，當美國與 WADA 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時，《紐約時報》又發新聞，稱他們在審閱秘密報告時發現，23名藥檢呈陽性的運動員當中，覃海洋、楊浚瑄、汪順三人在幾年前也曾被檢測出藥檢呈陽性，但他們當時同樣沒有被禁賽。這引發了對中國疑似系統性使用興奮劑的懷疑。

6月17日，中國泳協公布本次奧運會的參賽名單，《南華早報》於6月18日發布報導，藥檢陽性的23名游泳運動員中有11名將參與巴黎奧運會，包括張雨霏、覃海洋、楊浚瑄、汪順和餘依婷等選手。餘依婷在藥檢陽性時僅15歲，並未在東京奧運會中獲得獎牌。

7月30日，《紐約時報》再次爆料，有兩名中國游泳運動員在2022年的某次藥檢中呈現陽性，其中包括了入選了巴黎奧運會代表隊的運動員湯慕涵，和此前23名尿檢呈陽性中的運動員何峻毅。檢驗結果顯示，他們疑似涉入了某種禁用類固醇。中方對此的解釋是，二人在北京一家餐館吃漢堡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涉入了這種強效合成代謝類固醇。

食物污染，是運動員藥檢呈陽性後使用的常用理由。此前，游泳運動員歐陽鯤鵬和寧澤濤於2008年和2011年分別被檢測出興奮劑陽性，結果均為鹽酸特倫克羅（瘦肉精成分）。二人均聲稱是因為在家食用燒烤製品，而其中含有瘦肉精。但在這兩起案件中，中國泳協都採取了措施，歐陽鯤鵬判處終身禁賽，寧澤濤則是被禁賽一年。

而在2014年，游泳運動員孫楊在藥檢中檢測出 TMZ 成分時，他用心悸治療作為解釋，成功讓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減免處罰，僅予以他三個月的禁賽處罰。禁賽期正好在仁川亞運會開幕之前結束，他在這次亞運會上取得了三金一銀。四年之後，他再次因為在接受藥檢後損壞血液樣本而遭遇興奮劑爭議。這一次，他沒有之前那麼幸運。儘管國際游泳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縮寫FINA，於2023年改名為 World Aquatics）最初以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 Management，簡稱 IDTM，由WADA授權進行藥檢的反興奮劑機構）的藥檢程序不合規為由，認定他沒有違反任何規定。但在WADA 向國際仲裁體育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簡稱CAS）上訴之後，他被判以8年禁賽。儘管孫楊在其後上訴後成功獲得禁賽期減半，他還是與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失之交臂。

孫楊的禁賽事件，被國內輿論場認定為是美國迫害中國運動員，作為美國「幫兇」的 WADA 也因此在中國飽受罵名。但另一方面，WADA 也長期遭受對其偏袒中國的質疑。

2012年，在倫敦奧運會開幕之後，《悉尼先驅報》報導，兩名中國奧運隊隊醫揭露中國運動員曾經系統性地使用興奮劑，二人分別是中國前奧運體操隊隊醫薛蔭嫺和前奧運首席隊醫陳章浩。薛蔭嫺告訴記者，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為了崛起為體育強國，開始對運動員進行「科學訓練」，其中就包括使用類固醇和生長激素。陳章浩則講述了自己如何在運動員身上進行禁用類固醇和血液興奮劑的實驗。但他認為中國是美國和蘇聯的「欺騙」下給運動員們使用了興奮劑，結果成績並不理想。

儘管這是第一次有中國體制內的人站出來揭露事實，但並未引起 WADA 和國際奧委會等機構的注意。直到2017年，因遭到當局打壓而流亡德國的薛蔭嫺再次接受了德國廣播電視台 ARD 的採訪。這一次，她在鏡頭前披露了更多內容。她聲稱，20世紀80至90年代，超過一萬名中國運動員使用過違禁藥物，其中包括歷屆重大錦標賽的所有獎牌獲得者。而她本人則因為拒絕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當中給一名年輕的體操運動員運動員提供違禁藥物，而被中國國家體操隊開除。

她的說法引發了對中國運動員使用禁藥新一輪的懷疑。WADA 將此事交給自身的情報部門調查，但它也因為延後處理而遭受抨擊。牙買加反興奮劑委員會主席蕾妮·安妮·雪莉在推特上寫道，「薛博士在2012年提出了這些指控，但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當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我想他們只有在 ARD 製作紀錄片時才會有所行動吧？」

WADA 對此的解釋是，他們是一家1999年11月才成立的機構，在《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被批准之前，他們並不擁有調查權力。在《衛報》的採訪中，WADA的發言人告訴記者：「從那時（2015年）起，該機構建立起情報和調查能力，並在適當的時候行使了這項權力。」

一年之後，WADA 的調查結果指出，儘管薛蔭嫺博士是可靠的證人，但因為她從未目睹運動員使用興奮劑或者被指控的不法行為，因此她的指控缺乏有效的證據。而且，這些指控都已經過了追訴時效。

三、互相指責

在中國游泳運動員的禁藥爭議上，WADA 在經受美國長達數月的攻擊之後，於奧運會期間做出了反擊。

7月30日，在《紐約時報》再次爆出中國有兩名游泳運動員在2022年的藥檢中呈陽性後， WADA發布報告，解釋了他們認可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做法的原因。報告中提到，這次案件涉及到的不僅有兩名游泳運動員，還有一名射擊運動員和BMX騎手。他們在藥檢中被查出微量違禁物質甲基雄烯二酮（一種違禁類固醇激素）。在中國調查期間，這幾名運動員被臨時禁賽。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對幾百份不同來源的肉類樣本進行檢測後，發現其中有數十份樣本對甲基雄烯二酮呈陽性，且這幾名運動員在單次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前後幾天都提交了陰性樣本，因此認定這四起案件最有可能和和肉類污染相關。WADA 對此調查結果無異議，且沒有提起上訴，四名運動員被解除禁賽狀態。

WADA 聲稱，由於全球多個國家都存在食物污染問題，他們於2024年初啓動了一項針對食物污染問題的調查。在報告中，WADA 特別提到，美國僅在過去的幾個月之中就發生了幾起類似案件，也以食物污染的名義未做出處罰。

符合 WADA 所指且被曝光的，應當是美國短跑運動員埃裏永·奈頓的（Erriyon Knighton）禁賽處罰解除事件，他於今年3月在一次藥檢中被檢測出使用了禁藥群勃龍（Trenbolone）。他將陽性結果歸咎為他在一家麵包店吃到了被污染的牛尾。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對麵包店同一批次的肉類進行檢測後，發現結果呈陽性，從而做出了奈頓無過錯的裁決。奈頓重獲參加巴黎奧運會200米選拔賽的機會，並最終在奧運賽場上獲得第四名。對此，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指責USADA採取「雙重標準」。

隨後，路透社於8月7日報導，USADA 在2011年至2014年間曾經讓幾名違反藥物規定的運動員作為臥底，以提供其他違規者的信息為交換，允許他們繼續參賽而且不予起訴。WADA 給路透社的聲明中顯示，至少有三名曾違反興奮劑規則的美國運動員作為 USADA 的秘密線人活動，同時被允許繼續參賽，而WADA 對此毫不知情。而就在十天之前，《衛報》也在一篇特稿中詳細描述了一名肯尼亞運動員如何在 USADA 的指導下成為臥底，幫助揭露其他禁藥使用者的故事。

USADA 對此辯解稱，「這是一種有效解決更大的系統性問題的方法」。他們尤其提到，在其中一起案件中，這種協助為 FBI 對一起人口和毒品販賣的調查提供了情報。

但是根據 WADA 的聲明，他們並沒有批准這種以可能獲取其他人犯罪證據為條件，允許服用禁藥的運動員繼續參賽的做法。世界反興奮劑規則中確實存在這樣一項規定，實質性協助興奮劑調查的運動員可以申請減免部分禁賽處罰，但這一規定有明確的程序，其中並不包括允許違反反興奮劑規則的運動員繼續參賽。WADA 在2021年發現這一不合規做法時，距離其實施已經開始多年，他們要求 USADA 立即停止相應行為。

考慮到這三名運動員曾經從事臥底行動，公開身份可能會導致安全風險，WADA 並未公布他們的姓名，這也意味著涉案運動員的比賽成績不會被撤銷，也不會歸還獎金。

USADA 則回應稱 WADA 的聲明是「誹謗」，是為了針對他們對於中國游泳案件的批評而作出的，WADA 早在2021年之前就知道這件事。

而根據《衛報》報導，除了 USADA 之外，其他反興奮劑機構也指出，WADA 的規則允許實施與 USADA 類似的項目。他們援引的 WADA 的規則為，「可以同意因提供實質性協助而減少禁賽期和採取其他措施……甚至可以不設禁賽期和不強制公開披露。」並且，在美國的這次「誘捕行動」中，曾有一名 WADA 的高級調查員參與行動。

上述路透社的報導發無疑給予了中國方面極大鼓舞，在報導發出的第二天，他們就立即發布聲明，要求對 USADA 掩蓋興奮劑違規案件開展獨立調查。《環球時報》緊隨其後，發表社論)，題為《美國「體育作弊」是系統性的嗎？世界需要一個答案》。

幾日之後，中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劉國永在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表示，中國代表團隊對美方極限施壓，穩善處理中國游泳運動員曲美他嗪事件，取得了對美國反興奮劑鬥爭的階段性勝利。

至於 USADA 是否承認這是中方的階段性勝利，則不得而知。但可以預見的是，無論是美國和 WADA 之間的衝突，還是中美兩國反興奮劑機構之間的爭論，都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