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泳队禁药争议：一次尿检阳性结果的曝光，如何引发反兴奋剂机构间的冲突

本届巴黎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以40枚金牌的成绩与美国并列金牌榜第一，奖牌榜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游泳项目获得了12枚奖牌。19岁的游泳队员潘展乐首度参加奥运比赛，就在男子100米自由泳上以46秒40的成绩了打破了世界纪录，更为中国队赢得游泳队历史上首枚男子100米自由泳奥运金牌。

但是，伴随著金牌的不仅仅是光环，还有争议声。尽管潘展乐在两个月内通过了21次药检，但针对他的质疑仍持续不断。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布雷特·霍克（Brett Hawke）在社交媒体上两度发文，称潘展乐在100米自由泳赛场上以一整个身位领先非人类可能。此外，《纽约时报》、美联社、BBC 等多家媒体也在奥运会赛程期间连续发文，对中国游泳队的成绩表达怀疑，这让中国境内媒体与民众的情绪尤为激愤。

外界对潘展乐表现的不够信任，源自今年4月的一篇调查报导，和那之后国际媒体对于中国游泳队持续数月的讨论。2024年4月20日，《纽约时报》与德国广播公司 ARD 联合发布报导，披露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3日期间被检测出药检呈阳性。报导显示，当时这23名运动员正在石家庄准备参与全国游泳争霸赛。依照惯例，中国反兴奋剂中心（Chinese Anti-doping Agency，简称 CHINADA）对每场比赛的前两名进行了检测，并在其他29场比赛中检验了其他数名运动员，共对39名游泳运动员进行了60次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有28份尿样呈阳性，涉及23名运动员。所有检测阳性的结果都指向同一种药物——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简称 TMZ），一种可以帮助运动员增强耐力和缩短恢复时间的药物，并能迅速从体内排出。

而这23名运动员里，有近半数都在七个月之后参加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其中就包括在东京奥运会夺冠的张雨霏、杨浚瑄和汪顺，以及在2023年世界游联锦标赛中取得金牌和打破世界纪录的覃海洋。他们在东京奥运会当中一共获得3金2银的成绩。

《纽约时报》和 ARD 记者的材料主要来自一份被泄漏的长达31页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中国公安部的监督下编撰。文件中显示，中心在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两个多月后（2021年3月15日）上报了这一结果，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 WADA）至少两名高级官员在2021年4月之前就已经获悉这一消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调查人员在运动员们入住的石家庄华阳假日酒店的洗手池排水口、调料罐和厨房炉灶通风口处发现了 TMZ 的存在痕迹。尽管他们没有解释药物为什么存在于那里，但他们还是以此为食物污染的证据，提交给了 WADA，WADA 选择接受这一解释，没有对相应运动员进行处罚，也没有公开这一消息。

WADA 在回应 ARD 对于“食物污染”的疑问时表示，没有理由质疑对中方食物污染的解释，药检结果中的TMZ含量处于低浓度，并且存在数值波动。 ARD 指出，WADA 并没有进行独立调查，只是根据中国的报告决定不调查。

《纽约时报》提到，由于当时正处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都进行了边境封锁和旅行禁令，这令对于运动员的药物检测几乎只能依赖于本国的反兴奋剂机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曾经对此表达过忧虑，担心这会让作弊变得更加容易。

2024年4月22日，报导发出两天后，WADA召开记者会，在会上他们表示，他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存在不当行为，也没有可信的方式来驳斥中国和世界泳联接受的污染解释。他们没有权力对涉事运动员进行临时禁赛，这项权力归属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同时，他们决定不对中国的决定提出上诉，因为上诉的成功率非常低。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称相关报导是虚假和不实报道。

TMZ 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物，可以帮助运动员加快恢复和增加耐力，能够被很快排出体外，并且通常以药片形式销售。2014年，它作为代谢调节药被 WADA 列入禁用物质清单。2022年，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卡米拉·瓦列耶娃 （Kamila Valieva）在冬奥会药检中被发现使用了此药物，尽管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宣告她无罪，WADA 还是迅速对其提出了上诉，这导致卡米拉最终被禁赛四年。WADA 在两件事上的不同处理方式，也是《纽约时报》和 ARD 质疑其偏袒中国的原因。

一、 美国 vs.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纽约时报》和 ARD 的报导引起多方关注。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简称 USADA）的CEO特拉维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当天就发表声明，指责 WADA 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暗中隐藏这些阳性检测结果，未能公平、公正地遵循适用于全球其他地区的规则。

2024年5月12日，据《纽约时报》报导，美国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拉胡尔·古普塔（Dr.Rahul Gupta）呼吁对23名药检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进行独立调查。这名官员也是 WADA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和他的工作伙伴直到《纽约时报》发出报导的前一天才获悉这件事。同日，负责向 WADA 提供资金的小组委员会的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表示，“他们需要答案，才能提供未来的资金。”

自此，美国积极参与到围绕中国游泳队禁药争议的审视中，这件事也从体育界内部的疑似违规事件演变至国际争论和跨国机构间的相互指责。

两日后，试图平息局面的 WADA 紧急任命了一名独立调查官艾里克·科蒂尔（Eric Cottier）。但事与愿违的是，这项决定反而让 WADA 遭到了更多抨击——
提名他的官员在中国游泳队药检阳性事件发生时，正在负责 WADA 的情报与调查部门的审计。

很显然，WADA 的选择并没有能让美国满意。一个月之后，美国众议会委员会寻求联邦调查局（FBI）对中国药检呈阳性的游泳运动员进行调查。依据2020年美国国会出台的《罗瑟科夫反兴奋剂法案》，凡是涉及到美国运动员或与美国有经济联系的国际体育赛事，FBI 均享有调查权。

这项法案以吹哨人格里戈里·罗瑟科夫（Grigory Rodchenkov）的名字命名。2014年，身为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的罗瑟科夫，揭发了俄罗斯当局在2014年索契奥运会期间策划的一项兴奋剂计划——他们通过置换尿液等方式让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逃避处罚。这场兴奋剂丑闻导致俄罗斯被禁止参与平昌冬奥会。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对国际奥委会与 WADA 的对应机制感到不满，并认为对于此类兴奋剂计划的策划者缺乏刑事处罚手段，因此国会通过了《罗瑟科夫法案》，规定兴奋剂案件中的策谋者最高可被判罚最高10年监禁，个人罚款25万美元，组织罚款100万美元。

FBI 于2024年7月4日通过众议会委员会的提议，开始对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根据路透社报导，世界泳联主任布伦特·诺维茨基已经收到美国政府传票，要求他对中国运动员药检阳性案件的调查出庭作证。这也是美国第一次运用《罗瑟科夫法案》对国际兴奋剂案件进行调查。

美国国会还在6月底召开听证会。这场听证会虽然以“审查2024年奥运会前的反兴奋剂措施”为名目，但主要目的是审查23名中国运动员的药检阳性案件。他们为此邀请了美国游泳名将麦可·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和游泳运动员埃里森·施密特（Allison Schmitt）。

根据路透社报导，菲尔普斯在听证会上表示，“WADA 的任何反兴奋剂改革都失败了，它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损害国际体育的完整性和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同时，他补充，“如果有人测试阳性，我希望看见终身禁赛。”

关于药检次数，菲尔普斯表示他每个月都要接受4-6次，甚至更多。如果有比赛，那么他每场比赛都将被测试。而施密特则提到，测试标准非常严格，她们需要随时提供行踪，并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测试，甚至发生过在睡觉前或者起床后就要接受测试的情况。而在检测的时候，她甚至需要“把裤子拉到膝盖以下，把衬衫拉到胸部以上，让他们看着尿液流出来。”

不过，WADA 拒绝参加此次听证会。WADA 主席托尔德·班卡（Witold Bańka）随后声明，“以这种方式将反兴奋剂政治化是不适当的，这样只会削弱人们对反兴奋剂系统的信心。”

除了运用法律手段之外，美国还威胁 WADA 要撤销对其的资金赞助。WADA 的资金来源一半来自于奥委会资助，而另外一半则来自各国资助。在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对 WADA 提供最多的资金支持。2024年，美国认领了362万美元对WADA的赞助，但尚未完成支付。7月29日，美国两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如果该法案通过，美国将有权力扣留对 WADA 的资金。美国试图以此来推动WADA进行“治理改革”。

作为回应，国际奥委会威胁，如果美国继续对 WADA 进行多项调查，2034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可能会被撤回。

WADA 任命的独立调查官科蒂尔于2024年7月9日发表调查报告，报告结果声明WADA 没有偏袒中国，对中国游泳案不提起上诉的决定“无可争议的合理”。

一周之后，世界泳联也出具审计结果，表示2021年该机构处理中国游泳禁药事件及未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决定采取上诉并未违规操作。但独立调查官调查范围的不充分仍然引发了质疑，譬如他并未调查中国最初是怎么处理这样案件的，也并未调查中国是根据什么信息来为运动员洗脱嫌疑的。WADA 称这只是一份临时报告，完整报告将在接下来几周内发布。但截至巴黎奥运会结束两周后，WADA 还并未发出这一调查的完整报告。

不过，并不是每个反兴奋剂专家都对 WADA 充满质疑。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机构前主任理查德·英格斯（Richard Ings）就驳斥了WADA存在严重不当行为的说法。他认为：“我不相信 WADA 这样的机构会掩盖中国的兴奋剂案件。WADA 在俄罗斯问题上已经受到严重打击，我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再次被另一个国家蒙蔽。最合理的解释是，WADA 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那里得到了报告，由于 Covid 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令，他们在寻求了进一步的法律建议之后，认为任何上诉都不会在 CAS（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取得胜利。”

二、误服禁药？

今年6月，当美国与 WADA 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时，《纽约时报》又发新闻，称他们在审阅秘密报告时发现，23名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当中，覃海洋、杨浚瑄、汪顺三人在几年前也曾被检测出药检呈阳性，但他们当时同样没有被禁赛。这引发了对中国疑似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怀疑。

6月17日，中国泳协公布本次奥运会的参赛名单，《南华早报》于6月18日发布报导，药检阳性的23名游泳运动员中有11名将参与巴黎奥运会，包括张雨霏、覃海洋、杨浚瑄、汪顺和余依婷等选手。余依婷在药检阳性时仅15岁，并未在东京奥运会中获得奖牌。

7月30日，《纽约时报》再次爆料，有两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2年的某次药检中呈现阳性，其中包括了入选了巴黎奥运会代表队的运动员汤慕涵，和此前23名尿检呈阳性中的运动员何峻毅。检验结果显示，他们疑似涉入了某种禁用类固醇。中方对此的解释是，二人在北京一家餐馆吃汉堡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入了这种强效合成代谢类固醇。

食物污染，是运动员药检呈阳性后使用的常用理由。此前，游泳运动员欧阳鲲鹏和宁泽涛于2008年和2011年分别被检测出兴奋剂阳性，结果均为盐酸特伦克罗（瘦肉精成分）。二人均声称是因为在家食用烧烤制品，而其中含有瘦肉精。但在这两起案件中，中国泳协都采取了措施，欧阳鲲鹏判处终身禁赛，宁泽涛则是被禁赛一年。

而在2014年，游泳运动员孙杨在药检中检测出 TMZ 成分时，他用心悸治疗作为解释，成功让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减免处罚，仅予以他三个月的禁赛处罚。禁赛期正好在仁川亚运会开幕之前结束，他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了三金一银。四年之后，他再次因为在接受药检后损坏血液样本而遭遇兴奋剂争议。这一次，他没有之前那么幸运。尽管国际游泳总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缩写FINA，于2023年改名为 World Aquatics）最初以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 Management，简称 IDTM，由WADA授权进行药检的反兴奋剂机构）的药检程序不合规为由，认定他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但在WADA 向国际仲裁体育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AS）上诉之后，他被判以8年禁赛。尽管孙杨在其后上诉后成功获得禁赛期减半，他还是与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失之交臂。

孙杨的禁赛事件，被国内舆论场认定为是美国迫害中国运动员，作为美国“帮凶”的 WADA 也因此在中国饱受骂名。但另一方面，WADA 也长期遭受对其偏袒中国的质疑。

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开幕之后，《悉尼先驱报》报导，两名中国奥运队队医揭露中国运动员曾经系统性地使用兴奋剂，二人分别是中国前奥运体操队队医薛荫娴和前奥运首席队医陈章浩。薛荫娴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为了崛起为体育强国，开始对运动员进行“科学训练”，其中就包括使用类固醇和生长激素。陈章浩则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运动员身上进行禁用类固醇和血液兴奋剂的实验。但他认为中国是美国和苏联的“欺骗”下给运动员们使用了兴奋剂，结果成绩并不理想。

尽管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体制内的人站出来揭露事实，但并未引起 WADA 和国际奥委会等机构的注意。直到2017年，因遭到当局打压而流亡德国的薛荫娴再次接受了德国广播电视台 ARD 的采访。这一次，她在镜头前披露了更多内容。她声称，20世纪80至90年代，超过一万名中国运动员使用过违禁药物，其中包括历届重大锦标赛的所有奖牌获得者。而她本人则因为拒绝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给一名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运动员提供违禁药物，而被中国国家体操队开除。

她的说法引发了对中国运动员使用禁药新一轮的怀疑。WADA 将此事交给自身的情报部门调查，但它也因为延后处理而遭受抨击。牙买加反兴奋剂委员会主席蕾妮·安妮·雪莉在推特上写道，“薛博士在2012年提出了这些指控，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想他们只有在 ARD 制作纪录片时才会有所行动吧？”

WADA 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是一家1999年11月才成立的机构，在《2015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被批准之前，他们并不拥有调查权力。在《卫报》的采访中，WADA的发言人告诉记者：“从那时（2015年）起，该机构建立起情报和调查能力，并在适当的时候行使了这项权力。”

一年之后，WADA 的调查结果指出，尽管薛荫娴博士是可靠的证人，但因为她从未目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或者被指控的不法行为，因此她的指控缺乏有效的证据。而且，这些指控都已经过了追诉时效。

三、互相指责

在中国游泳运动员的禁药争议上，WADA 在经受美国长达数月的攻击之后，于奥运会期间做出了反击。

7月30日，在《纽约时报》再次爆出中国有两名游泳运动员在2022年的药检中呈阳性后， WADA发布报告，解释了他们认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做法的原因。报告中提到，这次案件涉及到的不仅有两名游泳运动员，还有一名射击运动员和BMX骑手。他们在药检中被查出微量违禁物质甲基雄烯二酮（一种违禁类固醇激素）。在中国调查期间，这几名运动员被临时禁赛。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对几百份不同来源的肉类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中有数十份样本对甲基雄烯二酮呈阳性，且这几名运动员在单次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前后几天都提交了阴性样本，因此认定这四起案件最有可能和和肉类污染相关。WADA 对此调查结果无异议，且没有提起上诉，四名运动员被解除禁赛状态。

WADA 声称，由于全球多个国家都存在食物污染问题，他们于2024年初启动了一项针对食物污染问题的调查。在报告中，WADA 特别提到，美国仅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就发生了几起类似案件，也以食物污染的名义未做出处罚。

符合 WADA 所指且被曝光的，应当是美国短跑运动员埃里永·奈顿的（Erriyon Knighton）禁赛处罚解除事件，他于今年3月在一次药检中被检测出使用了禁药群勃龙（Trenbolone）。他将阳性结果归咎为他在一家面包店吃到了被污染的牛尾。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对面包店同一批次的肉类进行检测后，发现结果呈阳性，从而做出了奈顿无过错的裁决。奈顿重获参加巴黎奥运会200米选拔赛的机会，并最终在奥运赛场上获得第四名。对此，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指责USADA采取“双重标准”。

随后，路透社于8月7日报导，USADA 在2011年至2014年间曾经让几名违反药物规定的运动员作为卧底，以提供其他违规者的信息为交换，允许他们继续参赛而且不予起诉。WADA 给路透社的声明中显示，至少有三名曾违反兴奋剂规则的美国运动员作为 USADA 的秘密线人活动，同时被允许继续参赛，而WADA 对此毫不知情。而就在十天之前，《卫报》也在一篇特稿中详细描述了一名肯尼亚运动员如何在 USADA 的指导下成为卧底，帮助揭露其他禁药使用者的故事。

USADA 对此辩解称，“这是一种有效解决更大的系统性问题的方法”。他们尤其提到，在其中一起案件中，这种协助为 FBI 对一起人口和毒品贩卖的调查提供了情报。

但是根据 WADA 的声明，他们并没有批准这种以可能获取其他人犯罪证据为条件，允许服用禁药的运动员继续参赛的做法。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中确实存在这样一项规定，实质性协助兴奋剂调查的运动员可以申请减免部分禁赛处罚，但这一规定有明确的程序，其中并不包括允许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继续参赛。WADA 在2021年发现这一不合规做法时，距离其实施已经开始多年，他们要求 USADA 立即停止相应行为。

考虑到这三名运动员曾经从事卧底行动，公开身份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WADA 并未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也意味著涉案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不会被撤销，也不会归还奖金。

USADA 则回应称 WADA 的声明是“诽谤”，是为了针对他们对于中国游泳案件的批评而作出的，WADA 早在2021年之前就知道这件事。

而根据《卫报》报导，除了 USADA 之外，其他反兴奋剂机构也指出，WADA 的规则允许实施与 USADA 类似的项目。他们援引的 WADA 的规则为，“可以同意因提供实质性协助而减少禁赛期和采取其他措施......甚至可以不设禁赛期和不强制公开披露。”并且，在美国的这次“诱捕行动”中，曾有一名 WADA 的高级调查员参与行动。

上述路透社的报导发无疑给予了中国方面极大鼓舞，在报导发出的第二天，他们就立即发布声明，要求对 USADA 掩盖兴奋剂违规案件开展独立调查。《环球时报》紧随其后，发表社论)，题为《美国“体育作弊”是系统性的吗？世界需要一个答案》。

几日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刘国永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代表团队对美方极限施压，稳善处理中国游泳运动员曲美他嗪事件，取得了对美国反兴奋剂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至于 USADA 是否承认这是中方的阶段性胜利，则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美国和 WADA 之间冲突，还是中美两国反兴奋剂机构之间的争论，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