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組2022年人權新聞獎風波︰保住了FCC會址，失卻了新聞自由

中環下亞厘畢道和雪廠街交界，幾個西裝筆挺的人在一棟氣派的紅磚建築外等計程車。有人在簷篷下躲雨、抽煙，突然一個提着公事包的人向電話小聲咒罵，大概是沒人接單。這些中環精英未必知悉，這棟位於他們身後的古舊建築，一再成為新聞自由的風眼。

在國安法生效、香港傳媒業經歷重大整頓後的2023年，座落於港府物業的香港外國記者會（FCC）迎來一張新租約，當中包括容許港府馬上趕走租客的國安條款；續約期由7年變3年。FCC總算保住了會址，然而有得也有失：FCC舉辦了25年人權新聞獎，卻於2022年那一屆，因涉煽動案的立場新聞獲得9個獎項，董事會擔心頒獎會招至法律後果，人權新聞獎在最後一刻遭煞停。

這座建築上的「FCC」三字，代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41年前，俱樂部進駐這個地址，但出入會所的人裏，記者始終是少數；更多的是來自商界和法律界，身穿商務裝束的附屬會員。

這個既非工會，亦不單是私人俱樂部的組織，正如外國記者一樣，在香港有其特殊地位︰在九七主權移交前後，標示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差異；同時是殖民和冷戰時代目光的載體。

人權新聞獎於2023年復辦，並於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公布得獎名單，但主辦單位不再是FCC；FCC現任主席瑞凱德（Keith Richburg）亦將於6月退任。端傳媒訪問多名FCC會員，重組2022年人權新聞獎的風波，並一窺他們對FCC未來的想像。

不可逆轉的傷害

人權新聞獎於1995年成立，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及FCC共同籌辦。獎項最初的標誌，是一幅被鎖鏈包圍的香港地圖，而鎖鏈又被「人權新聞獎」字句折斷。

親手設計這個標誌的美籍記者Francis Moriarty於1989年來到香港，很快便成為FCC會員，後來他曾出任董事會，亦是人權新聞獎多年的中堅。「我想指出壓迫，同時指出壓迫會被打破。」他把標誌的草稿帶到中環威靈頓街一家印刷公司，自掏腰包製作第一批獎座 ，幾年後才向FCC董事會申請繼續籌辦人權新聞獎的資金。

Moriarty說，當時眾人都感到九七主權移交帶來的不穩定性，決心要在1997年前開設這個獎項，展開一場「共同的冒險」，他說︰「我們一直都知道（這獎項）終有一天可能會被收掉。」

翻查記錄，早年的評審除了知名媒體人和人權運動家，還有社會各界菁英，包括研究香港教會歷史的夏其龍神父和前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亦有來自法律界的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資深大律師梁冰濂，以及因2019年民主派初選案、正被還押的法律學者戴耀廷。

根據以往的報名表格，關於法治、新聞自由、揭露公權力被濫用，以及任何包括在《世界人權宣言》下範疇的報導，只要和香港以及亞洲有關，即符合參賽資格。表格列明籌辦獎項的目的「是要提高大眾對基本人權的尊重，並點出這些基本自由正面對的威脅」。早年的參賽作品五花百門︰有關注香港主權移交後會否恢復死刑的報導，亦有採訪亞洲難民和跨境中港家庭的專題。

發起人亦在表格中強調，獎項不單是為了表揚推進大眾對人權議題認知的報導，亦是要向最高水平的新聞工作致敬︰「人權新聞獎的得獎者達成了一項獨特的專業成就。」Moriarty說，人權新聞獎是頒發予記者的獎項，從來不牽涉所屬機構，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避免有機構禁止記者參賽。比如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的記者，就曾於2009年以一組關注孟加拉環境的圖片特寫得獎；亦有中央電視台北美分部的記者獲獎。

Moriarty本來預想主權移交後，人權可能會變成禁忌議題，卻發現每年參賽作品數目不跌反升，由主權移交前的200多份報名升至高峰期約700份。除了像《南華早報》從一開始就樣積極參與的報章，亦有本來不參與的主流電視台陸續參賽。Moriarty見證着人權新聞獎由一個地區性獎項，變成國際知名的指標，以及作者會在書本中列出的殊榮，感到鼓舞。

轉變則在Moriarty於2017年回流美國後來臨︰2022年4月，FCC決定取消該年的人權新聞獎。身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總監的FCC主席瑞凱德（Keith Richburg），當時指決定源自國安法帶來的威脅，為了避免誤墮法網，董事會最終決定取消獎項。新聞稿中並未提及得獎者。

端傳媒向多名FCC會員查詢事發經過，包括參與獎項籌辦工作的人員，他們均指是在後來的會員大會上知悉，董事會是在得知評審將給予立場新聞9個獎項後，才臨時決定消取頒獎。

立場新聞6名高層或前高層於2021年12月29日被國安處拘捕，同日立場新聞停運。前總編輯鍾沛權鍾沛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及網站的註冊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涉發布17篇煽動文章，及後被落案起訴一項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

瑞凱德的行徑亦受到會員質疑，他曾向董事會表示，已取得法律意見，指如常頒獎可能會招來執法行動，例如FCC資金可能會被凍結、會址會被查封、董事會成員亦可能會被捕。

在董事會決定煞停新聞獎後，成員才發現瑞凱德聲稱取得的法律意見，只屬與律師非正式交流。事後瑞凱德拒絕透露律師身份，唯指其一位曾參與國安法案件。亦有數名會員透露，其中一位是專門處理遺產的律師，指不解為何瑞凱德不詢問更了解國安法的法律人士。

還有一個衝突點，是瑞凱德說自己沒有知會中國外交部駐港官員。但在會員追問下，他又改口承認曾向中國駐港官員傳達煞停新聞獎的消息。結果最少8名FCC新聞自由小組成員在這次風波中辭去職務，瑞凱德則在同年董事會換屆選舉中，在無競爭下以26票連任主席。

至2022年12月，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宣布，將聯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美國重啟人權新聞獎。新一批獎項將於2023年5月發出，屆時亦會正式肯定2022年的得獎者。但對部分會員來說，取消獎項已經對FCC信譽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我投放了很多時間和能量，因為我相信它，所以（人權新聞獎）結束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切身的事情。」Moriarty說。他亦指，將人權新聞獎轉移到美國，正揭露問題的核心︰「到底FCC是否一個記者俱樂部？它支持新聞自由嗎？還是它只是一個很多記者聚頭的聚餐會？它的宗旨是什麼？」

FCC定位的拉扯

2022年12月1日，瑞凱德在社交媒體上貼出FCC下亞厘畢道2號會址的照片，又寫道：「仍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吧」。這句說話，無獨有偶地道出令不少會員——包括Moriarty——糾結的地方︰FCC在當下香港的定位是什麼？

這個問題似乎在20多年前就存在。1999年英國廣播公司（BCC）一部名叫《Of All the Gin Joints》的紀錄片，拍下了九七主權移交初期的FCC。畫面配上會所酒吧，旁白說︰「在新的香港，不是每個在外國記者會的人都尊重記者這份工作。」

當時記者們正在醞釀罷免時任主席，但一名律師會員顯然覺得這與自己無關。「這是一個記者俱樂部，董事會被記者控制......我想你也知道，記者總是介意許多其他人不在意的蠢事。」他說。同枱的酒伴則指，真正將錢帶進俱樂部的，正是他們這些不是任職媒體的附屬會員（Associate member）。目前附屬會員的入會費是港幣45000元，比記者的3850元高10倍以上。

根據入會申請表格，申請人須得到兩名FCC會員推薦入會，當中包括一名外國記者會員。入會後的月費為港幣1200元，而為了吸納更多會員，合資格的記者享有3年月費優惠。

2005年出任主席的Ilaria Maria Sala解釋，FCC於50年代開始租用固定會址，為吸納更多會費來應付租金，遂設立附屬會員制度，讓並非任職媒體的人加入。加上外交官（Diplomat） 和公司（Corporate）名額，記者佔的比重就進一步縮小。

到2022年初，2355名會員中，只有236位外國記者和140位本地記者，而公司及附屬會員則達1639人；會員中約四分之三是男性。主席瑞凱德說，因為最近有部分會員離港，目前人數減少至約2000人，但強調仍有不少入會申請，所以數字時常浮動。

雖然記者會員人數較少，但在會員大會上，外國記者的票值較高，1票等於25票，加上會章列明董事會成員須有過半為外國記者，故在FCC的事務上，外國記者始終有充分話語權。

根據FCC會章，董事會一共有17席︰主席必須由外國記者出任，2個副主席中，有一名外國記者，另一人可以是本地記者或附屬會員。另外8席由外國記者出任，加上2位本地記者和4個附屬會員。會章又列明，董事會成員不受薪，也不可從中得益。

多名受訪者均指出，FCC會員之間，一直存在拉扯︰任職媒體的會員，期望FCC能更像一個倡議團體，勇於就影響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聲；附屬會員則希望記者會是一個去政治化的空間，認為應避免作出驚動政權的舉措。

除了身份定位，Sala說另一個未解的矛盾，是FCC和本地社群的距離。她曾在會所策劃一場也斯的展覽，首次公開展示這香港詩人的一些攝影作品。當時Sala感到十分榮幸，因為她認為也斯是最能代表香港的詩人，開幕禮亦吸引了她感興趣的香港作家和知識份子到場。卻在此時，一名外籍會員經過，向Sala問道︰「這傢伙是誰？」

「他是當代最偉大的香港詩人，你什麼意思啊？」現在回想，Sala覺得自己高估了部分會員對香港文化的認知。另外一場關於本地政治漫畫的展覽亦不受外籍會員歡迎，也有人不滿她於展覽開幕禮期間，開放會所供外人進場參觀。

Sala覺得FCC會員之間，對於如何介入本地社群，以及介入程度要有多深，一直未有共識。對某些人來說，透過慈善晚會，和官員打交道，成立一些獎學金就足夠了；亦有人像自己一樣，期望將本地文化以及香港人，帶進FCC。

或許Sala對FCC最初的印象——充滿冷戰和殖民色彩，始終保持「外來者」身份和視角——到今天依然成立。而最能夠在物理上展現這些特質的，就是FCC在中環亞厘畢道2號的會址。

身處政府物業的掣肘

香港的外國記者會，來自日佔期間的重慶，最初由一群不滿蔣介石政府的外國記者於1943年成立，抗議國民黨不願透露與日、共兩軍交戰的資訊。國共內戰後期，FCC先是跟着國軍遷移到南京，最終在1949年被佔領上海的共軍驅逐，逃難到香港。

雖然今天的FCC不願被視為一個倡議團體，但在1949年它就曾遊說英國領事介入兩名外國記者被國軍拘捕並判處死刑一事，後來亦成功救出兩人。期後亦常就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以及亞洲工作受干預、阻撓或被拘捕的事發聲。2003年，FCC董事會和員工亦曾參與反對23條立法的遊行。

根據由會員書寫的歷史，外國記者抵達香港後，先在中環一帶的咖啡室聚頭，直到一群曾為FCC工作的華人由上海來到香港，才正式租用港島半山旭龢道的一個單位作為會所。隨着人數增長，FCC亦曾入主港島半山干德道41號A一座大宅，直到1961年搬到上環李寶椿大廈後，因財政困難，曾短暫結業。

80年代，FCC會所身處現已拆除的中環Sutherland House內。因租金大幅上漲，時任主席去信港督麥理浩求助，在港英政府安排下於1982年搬進下亞厘畢道和雪廠街交界的牛奶公司舊址，即今天的會所。較鮮為人知的是，現在由本地記者運作的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亦曾短暫於同一地址運作。

當時記協只分配到一個狹小的地下室，要到茶樓才有足夠空間開會。1985年，記協考慮到工會形象，不宜一直寄人籬下，就開始租用灣仔一個單位作辦公室。到90年代，有見主權移交帶來的政治不穩定，記協執行委員會發起「一人一磚」運動，集資購入灣仔駱克道一個單位作為永久會址。

這次的分道揚鑣，種下了FCC和記協兩個記者組織今天截然不同的走向。

身處政府物業的FCC，過往須每7年更新租約。Sala說每次都有人猜想FCC會否被踢走，但最後總能平安過渡。真正的危機要到2018年才來臨︰當時FCC邀請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到場演講，事件旋即遭建制派公開評擊，但活動最終如常舉行。

事後，主持活動的FCC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其工作簽證不獲香港入境處續期，他以旅客身份訪港同樣被拒入境，記協質疑香港政府是否向FCC「秋後算帳」。同時，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體上連番追擊FCC，亦多次提到政府有權終止租約，着會員「不能忽視失去目前會所的可能性」。

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媒體環境急速改變。《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兩家媒體先後被凍結資金，多名高層被控國安法或煽動罪。記協亦受到輿論壓力，甚至有親中報章派人跟蹤記協主席陳朗昇。因此有不少人憂心，FCC在2022年租約到期後，會否失去會所。

至2022年12月，瑞凱德發信至會員，指政府願意和FCC簽定新的3年租約，記者會短期內「得到保障」。瑞凱德說，FCC會址新租約期由7年縮短到3年，而且租金貼近市值價格。資料顯示，由2016年至2018年間，FCC會址的月租為55萬港元，而在2020年至2022年間，上升至平均每月69萬元。

政府亦在新的租約列明，可以國家安全為由，即時要求記者會搬走，不設通知期。瑞凱德指不介意新條款，因為記者會不打算挑戰國安法，過去也有條款容許政府踢走犯法的租客。

瑞凱德又指，考慮到現址的維修開支，董事會可能不會接受短於3年的租約，寧願把錢花在一棟新的樓上。「如果他們提出1、2年的租約期，我們大概會說︰不了，謝謝。」

「有問題的得獎者」

多年來FCC能夠以低於市值的價錢租用中環會址，被前特首梁振英指是一種特權，但幾名受訪者向端傳媒表示，這份租約同時是政府鉗制FCC的手段，甚至有人形容它為一顆「糖衣毒藥」。

因人權新聞獎事件辭任FCC董事會的外國記者Andrew（化名）說︰「它是纏繞外國記者會的鬼魂，（煞停人權新聞獎）當然和租約有關。」他指控瑞凱德在會議上引述非正式的法律意見，提出續辦新聞獎有機會帶來資金被凍結和失去會址等「末日處境」，誤導董事會作出取消獎項的決定。

他後悔沒有即場提出疑問，只能事後在會員大會追問瑞凱德，但這已無法逆轉取消新聞獎對FCC名譽造成的傷害。「令我抓狂的是，（在這件事中）記者會不是一個受害者，記者會是壓迫（新聞自由）的同謀，因為在沒有明確威脅的情況下，它毫無疑問地接受了政府設下的紅線。」

有份籌辦2022年人權新聞獎、當時亦在董事會上的Andrew說，從來沒有人直接要求記者會停辦新聞獎，唯當時董事會對有外國記者從中國大陸被趕走感到憂心。「這百份百是記者會的決定。」

瑞凱德反駁指控，說取消人權新聞獎的決定和租約無關。「這純粹是自保，是為了俱樂部、甚至是為了我自己。」他確認FCC從未收到直接威脅，或被要求取消人權新聞獎。

瑞凱德亦指批評者是慷他人之慨︰「那些提出不滿的人，他們不是董事會主席，警察來的時候不會拘捕他們。他們勇於拿我的（人身）自由去冒險，說我們應該做這、做哪，當他們沒有個人風險（When they have no skin in the game）。」

根據FCC會員向端傳媒提供2022年5月30日周年大會的錄音，瑞凱德曾就撤銷人權新聞獎一事向會員報告。他先提到香港中文大學不再處理獎項的行政工作，以及記協主席陳朗昇提議不再將記協列為贊助人；加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亦已結束香港分部，意味着FCC成為了人權新聞獎的最後一個籌備單位。

而記協主席陳朗昇則向端傳媒指，FCC考慮到當時記協面對一定風險，主動提出獨力籌備人權新聞獎，事前亦得記協同意。他說不能怪責FCC的決定，唯對方應及早通知記協，讓記協想辦法應對。

時任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院長的李立峯回應​​端傳媒查詢，指學院在2018年開始負責人權新聞獎的行政工作，至2021年9月，學院考慮到人手問題，決定集中資源處理中大新聞獎，不再向人權新聞獎提供服務。

儘管如此，FCC依然聘用了一名行政人員，以支援評審繼續工作。在決定煞停人權新聞獎前，瑞凱德說他請該行政人員留意人權新聞獎的評審結果，指示他盡早知會有機會招惹麻煩的事項。瑞凱德指對方在4月傳達立場新聞一共在9個項目中得獎，該行政人員又認為很有可能會觸發警方調查記者會。

瑞凱德續指，他將這些關於「有問題的得獎者（Problematic winners）」的消息先後帶到新聞自由小組和董事會面前，隨後向3名律師索取「口頭和書面上」的意見。他引述法律意見，指若然FCC向因煽動罪受查的機構發獎，可被視為「支持、推廣、歌頌」相關罪行，有機會被凍結資金，董事會最終以15比1票決定煞停人權新聞獎。

「有些人覺得這會削弱我們作為新聞自由守護者的位置，但董事會有責任依俱樂部的利益行事，」瑞凱德在會上說，「我覺得我們為俱樂部作了最好的決定。」

隨後的問答環節中，多名會員要求瑞凱德交代法律意見出處，亦有人認為他未有給予董事會完整的資訊。瑞凱德則指律師要求他以不記名（Off-record）方式引述他們的意見，拒絕透露他們的身份，但承認沒有在這件事上花錢，亦說明律師是透過口頭、通訊軟件和電郵提供意見。

在前主席陳翡（Florence de Changy）的質問下，瑞凱德亦承認多次與中國官員溝通，唯一切內容必須保密，不可向在場會員透露。

陳翡：「在下決定之前（你有否聯絡中國官員）？」
瑞凱德：「有。」
陳翡：「在下決定之後？」
瑞凱德： 「沒有。」

陳翡再追問，而瑞凱德的回應令場內會員起鬨。

陳翡：「你有沒有在董事會決定取消人權新聞獎之後，通知外交部？有還是沒有？」
瑞凱德：「有。」
陳翡：「你剛才說沒有。」
瑞凱德：「我沒有這樣說，我說我沒有和他們開會。」

場內馬上有人反駁瑞凱德的言論，喧嘩中有工作人員要求發言的人道出自己的名字和會員號碼，以作記名之用。在一片喧鬧聲中，有人揶揄︰「看誰現在又介意要記名發言了。」

會上亦有附屬會員發言，指應為俱樂部的將來作長遠打算︰「我知道人權新聞獎是很重要的事......但在會章中沒有列明這是我們的目的（Mission）。」她顯然不同意部分會員對人獎項的執着，「時代是會改變的......我們要思考這俱樂部是應否在不同的情況下存活。」語畢，有人拍手。

回憶這場會議，Andew說他欽佩直接和瑞凱德對質的會員，但他亦擔心FCC將成為政權的白手套︰「透過簽定這份租約，繼續棲身在政府物業中，它容許政府說︰你又怎可以說我們正在打壓新聞自由呢？看，在最好的政府土地上，我們有一座美麗、支持新聞自由的記者會。」

殖民地哨站的幻想

雖然下亞厘畢道2號的外貌依然保有舊時設計，據Sala說，室內可見的幾乎都是由FCC增添或修復的。

FCC會員顯然對這棟建築物愛護有加，單在過去7年，就花費1400萬港元去維護這棟於19世紀末落成的新古典建築物。2006年，FCC亦曾聘請建築師重建屋頂，並拆除二樓室內天花，增加天然採光，讓訪客能看見原來的樑柱，以及屋頂上的磚瓦。會址在2009年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

在FCC於2022年出版、紀念進駐下亞厘畢道會址40年的刊物亦提到：「對很多會員來說，這裏有家的感覺。」

但對Sala來說，這棟建築不只隱含了白紙黑字的歷史，外國記者這特殊身份亦構成了會址的個性，並且在物理質面展示出來。她提到在二樓餐廳裏的假窗，上面掛了帆船在海中飄蕩的照片，雖然充滿殖民色彩，卻是在近年翻新時增添的，在她眼中是一種虛構。

「（FCC）有一個殖民地哨站的幻想，雖然在香港的殖民地哨站早已消逝，但你可以坐在FCC的酒吧，幻想自己是（英國間諜小說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她說，這種思想在冷戰時期入會的人身上尤其牢固，而他們尤其依戀現今會址。

類似的目光，亦記錄在一本名為《The The Hong Kong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的小說中。作者Anthony Spaeth曾是亞洲時報（Asia Times）的編輯，亦曾是FCC會員。

雖然故事架設在香港等亞洲城市，但主角盡是外國人。作者對香港的描述流露出東方主義和殖民視角︰「屬於我的殖民地，耀眼又骯髒的香港。」在他眼中，海港在閃爍，燈光是「東方的」，潮濕的天氣為故事增添異國風情。

Spaeth筆下的外國記者有自吹自擂的小混混，或沉默寡言的冷戰英雄。他又寫道︰「如果香港不曾存在，記者也會把它創造出來」，彷彿這座城市的歷史，該由路經此處的外國記者定論。

對Sala來說，這種優越感一直存在，但香港局勢早已不再是冷戰時期的隔岸觀火，外國記者會的房東也不再是港英政府。「在過去20年間，香港已經變了，新聞業也變了......但FCC好像不願接受這些改變，因為這裏的殖民氣氛製造了一些可供人懷緬的過去。」

「沒有這棟樓，FCC也可生存下去」

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和FCC簽定新租約，頓時緩和會員對失去會所的恐懼，但這亦意味着，董事會很快又要面對同一問題了。身處美國的Moriarty說，政府將租約期縮短至3年的意圖很明顯︰「這是一個訊息：你該作好準備（離開）了。」

他說FCC早就該自資購入一個永久會址。根據2021-22年財政年度報告，FCC總資產為港幣3300萬港元，當中包括1700萬元現金，以及600多萬元的物業及設備。Moriarty認為FCC有能力置業，雖然可能不及現址氣派，但避免了今天因租約而生的問題。

與其坐等3年租約到期，瑞凱德說記者會應考慮中環一帶其他物業。他說其他私人俱樂部，如香港美國商會和Soho House，也在中上環找到合適的物業。

Andrew提醒，其實FCC的歷史裏有不少漂泊的日子。「FCC不是一棟建築物，它是個概念，」Andrew 說，「很多人不明白，就算沒有這棟樓，（記者會）也可以生存下去。」他提到北京的外國記者會，一直在法律的灰色地帶活動，亦沒有一個固定會址。

要是FCC倒閉的話，現存資產將如何處理？雖然FCC在本質上是一家有限公司，但會章列明，FCC結束後不得像一般公司，將資產分配給「股東」，而是要將其轉移到其他「有類似目的之機構」。會員在FCC結束前，可以指定受益機構，要是沒有指定，程序則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進行。若法官認為沒有機構適合接收FCC資產，可改為將其撥作慈善用途。會章亦列明，該會不可以用經濟或行為，支持將FCC工會化的行動。

還有一個問題，是未來該由誰出任主席。根據FCC會章，主席需由外國記者會員（Correspondent member）出任，而外國記者的定義為︰「他們主要的職責，是以新聞工作方式，代表主要觀眾群在香港外的新聞機構」，他們的收入須過半來自相關工作。

有會員指，過去兩年均有傳媒機構禁止員工出任FCC主席，以免招來額外風險。因此主席選舉競爭並不熱烈，只有瑞凱德願意接手。即將退休的他亦說，自己不會再角逐主席之位，指處理好記者會的新租約後就「夠了」，意味着2023年6月將會有新主席入主FCC董事會。

他說接任的人要努力修補會員之間因取消人權新聞獎而生的撕裂，並且透過其他活動說服人FCC仍堅守新聞自由立場︰「人權新聞獎從來都不是我們的核心使命。」

FCC會變成「餐飲會所」嗎？

2023年1月，FCC的酒吧裏一切如常。掛在一角的照片中，有毛澤東和蔣介石在上海FCC見面的畫面。瑞凱德說，要是這兩個人可以在記者會聚頭，或許意見再不同的人也可以。

離開董事會後，Andrew說自己甚少在會所現身，儘管這是2016年抵達香港後，上司帶自己去的第一個地方。Andrew說當時自己馬上愛上這裏的氣氛，但人權新聞獎的事令他對記者會感到厭惡，甚至考慮退會。「事實是（記者會）越來越少會員是記者，而附屬會員也不想它成為一個倡議團體。如果我們不是要行使（記者）的集體力量，為何要有一個記者會呢？」

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Sala和Andrew都預料，FCC會變得更像一個餐飲會所，難以在新聞自由上作較大的爭取。但瑞凱德不同意︰「我們仍在發出不受中國外交部和香港政府歡迎的聲明，我們的午餐會仍然有支持和反對中國（政府）的演講者......那些說我們會變成只是一個餐飲會所的人，應該看看我們在做什麼。」

2022年5月，FCC在社交媒體上貼出兩張全體員工在下亞厘畢道2號外的合照，請大家「找不同」。兩張照片中，員工都戴着口罩，各自面對2003和2022年的SARS和Covid-19疫情，而紅磚樓亦是始終如一。「新聞自由在2022那張缺席」，有人留言。

或許終結不一定伴隨巨響，而早在嗚咽聲中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