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镁光灯离开香港，外媒记者：推销香港故事像打十八铜人

2013年10月，时任伦敦市长 Boris Johnson （约翰逊）以香港作为访华之旅的最终站。他坐专程由伦敦运到香港的新红色双层巴士，宣传巴士环保技术。到达湾仔码头，约翰逊被镜头重重包围，任职通讯社的摄影师张子冲在其中，拍下他挥手的一幕。“那时觉得这太普通了。只不过事后回想，原来曾经香港是一个他们会想去 sell 的 market，或者国际上会重视的地方。”张子冲是香港人，他说在赚钱的年代，政要访港是平常事。

后来，2017、18年，中美关系恶化，张子冲发觉访港政要和政经盛事减少，但紧随的2019年反修例示威，又把香港带回聚光灯下。直到近年，疫情和国安法落地后，香港趋“平静”，影像变“闷”，张子冲更难发掘新闻，行家亦变少。他十多年前加入外媒时，全港有三四间通讯社，每间有一两位摄影师，现在跌至一位或只请兼职；而且“外国人都走了”，他估计现时通讯社中仅剩一位外国人摄影师。

根据2020年立法会文件，有约80家海外传媒机构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端传媒向政府新闻处查询最新驻港外媒机构和记者数字，新闻处提供的新闻发布系统名单（GNMIS）显示，现时非本地及大陆媒体有73间，至于驻港记者人数，新闻处未有提供。惟新闻处未有按机构离港而更新名单，例如早前宣布将业务移离香港的自由亚洲电台（RFA）和《纽约时报》仍在名单上。

2019年示威距离至今5年、国安法落地4年，外媒记者遭拒签证和入境的消息时有传出，他们成为政府新设“反驳队”的针对目标之一，近日《华尔街日报》（WSJ）也在争议声中解雇记协主席郑嘉如。在后国安法年代，外媒怎样报导一片肃静的香港？在外媒机构工作的记者如何争取报导香港新闻故事？在亚洲，外媒的关注点目前移到哪里去？端传媒访问了7位在外媒机构供职的香港记者、外籍记者、摄影记者和管理层编辑，另外也走访外国记者会主席及新闻系学者，疏理近年驻港外媒的变化。

大新闻“消失”

今年六四前夕，外媒记者方妍芯准备了专题报导的故题，但被上司拒绝了。她觉得，“因为它没 news peg（新闻题材），亦不被认为对国际读者有吸引力。”这与政治敏感无关，而是“真的对这件事没了兴趣，自然就不想放那么多 resource 进去。”她又想过访问以前在中大研究六四的历史学者何晓清，她在被拒工作签证后遭中大解雇。但编辑觉得何和大学之间的问题“可能变成劳资纠纷”，而且“就算她不在香港，都还在研究（六四）。”

在香港本地媒体和外媒工作超过10年的她说，这几年香港政治新闻太多，审查、打击公民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写过，世界对香港新闻的胃口已经缩小。同时，现在是“打压到无可打压的”，政治转变“琐碎化”，记者很难再有鲜明和大规模的对港报导。

本地传媒的新闻可每日更新，逐小记录和积累变化，但外媒核准报导的门槛高。方妍芯说，“要不就是很严重的审查（新闻），要不就储一段时间，当一个现象去写。但如果写现象的话，我去年写过这现象，我今年又再写审查这现象，这个故事很难说服你的编辑。”

她举例，黎智英案是最国际性的国安案件之一，但随案件审讯延长，公司也跟方妍芯说不用每日听审，把原本不多的资源和人手放在其他报导上。她又说，案件当中的技术性细节，本地媒体如《法庭线》会跟进，但国际新闻未必会仔细探讨。

“作为每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作为一个报导这里的新闻的记者，你知道这对社会很重要，然后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些事。但是你所身处的媒体，与你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未必一样。”她说。

回到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示威发生前，方妍芯认为，香港与外国是经商贸易、金钱来往的关系，本地政治也未必是关注点。不过，香港人以激烈且前所未有的方式争取公民权利，“而他们 stand up against 的是中国”，所以才在2019年震撼国际，将世界对香港的关注度推至新高。

“然后它（运动）失落，被压制、被消失之后，余下本地人生活 day-to-day 承受的压抑和 suffering，世界未必那么高关注。”方妍芯认为，反修例运动延伸出来最严重的后果，是外国制裁香港，但外国仍会承认一国两制，“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已经 settle 了。”

这五年间，世界在转。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国际政治对亚洲的关注转移到俄乌战场，而报导战争需要资源。方妍芯觉得从那时起，外媒对香港的关注下跌。“香港的情况对香港是差的，但香港的情况在世界上不算太差，你很难靠‘这本书被审查、那个人被怎样’去再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外媒工作的香港记者施加宜记得，她在国安法后每天清晨6时检查电话讯息，看看有没有重要人物被捕。她数算各个拘捕行动：黎智英、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邹幸彤、民主派初选案47人等等，这些人物有知名度、是大新闻；加上《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在2021年停运，“全部都可以讲到香港的自由怎样一步步倒退。”同时，他们亦报导疫情政策、企业因而离港等。

不过2022年末后，她看到部分香港新闻的留言减少，同时国际新闻机构的关注点移至俄乌战争，以及中国经济和中美外交等。后来，施加宜被上司分配中国新闻的工作，帮忙资料搜集和访问，兼顾香港法庭的审讯进度和新闻。当香港发生 Google 下架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或牵涉国际企业和较新鲜的政治审查事件，或是跨性别人士换证案等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新闻时，他们也会报导。

对记者的个人成长来说，她觉得多接触香港以外的新闻是好事，但在人手有限下，有时中国大陆的新闻更紧急，便比香港新闻优先处理。她觉得外媒也想尽量报导香港，但世界各地不少政治动荡，譬如缅甸和在2013年爆发内战后陷入饥荒的南苏丹。外媒资源有限，未能事事关注。

“作为香港的记者，会觉得我们的 coverage、我们的故事是 deserve to be told。但是在资源和coverage 有限时，其实很多 region 都争不到（版面）。”施加宜说。

香港政治新闻的题目被打回头，方妍芯的上司希望她发掘其他领域的新闻：“经济、金融、商业，或者关于气候变化、科技，比如 AI。Formula 是这些 category × 香港 × 世界关心，最后等于什么呢？其实很少的。”

过去几年，方妍芯形容世界对香港的关注是 “exceptional”，本地人也对外媒累积了期望，希望外部关注能推动本地人权状况和政改进展。对于她和驻港多年的记者来说，他们仍著眼本地，“但是工作环境或者采编方向不能再满足他们写这些了。”她形容这是一种“很贴身的困境”。

香港渐趋 “平静”和“沉闷”？

回想2019年反修例示威，香港受到世界注目，张子冲的通讯社从各地调配人手到港帮忙。据他估计，高峰期有一二百个外国摄影师、和一百多间外国电视台来港。香港示威长期占据国际新闻版面，张子冲觉得这与中美角力有关——香港为美资公司的亚洲重要据点，港人在世界最大国家之一的中国争取民主，结果将牵连甚广。

示威落幕、国安法实施后的初期，张子冲察觉香港人变敏感，不愿意就政治议题受访或上镜。后来，新闻题材由街头抗争，演变成大搜捕和审讯时间以年计的法庭案件。一开始，张子冲仍会抽空到法庭外拍摄，但时间久了，外国人上司便向他反映，“不要做这么多。”

张子冲理解上司的考量，“你一个月一次拍这些人走入去，那些是什么人呢？又不像黄之锋有名。对外国人来说，2019年已经过去了，2020年都过去了，现在继续做 Court case，是不是真的有客户有兴趣要你的照片呢？不如你将资源、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而且法庭本来就禁止拍摄，多年来，摄影记者一直想尽方法拍摄被囚者的脸容。如黎智英、47人案等，摄影师以往会到荔枝角收押所的后山，等待还押人士步出登上囚车，但现时惩教署已经改变上下车的位置。2024年6月，终审法院处理“818流水式集会”案，当时警方安排的传媒拍摄区距离囚车位置约百米、与终院隔了一条马路，在场的摄影记者表示已习以为常。

这些变化愈来愈难以影像呈现，加上距离2019年示威已有5年，张子冲认为对于要兼顾国际的外媒来说，相比缅甸和中国的自由状况，“香港情况不是特别恶劣。”

不过，另一名在国际媒体报导香港和亚洲新闻的外籍记者 Flora，不认同外媒不再如以往关注香港。她解释，这与疫情期间的出入境限制有关，使外国记者不能来港；而且国安法后，法庭审讯漫长，而传媒资源有限。她相信很多媒体都有计划如何报导黎智英案，只是碍于审讯一直胶著。她说，“新闻内容转变，改变了报导新闻的方法，但这不代表新闻没被报导。”

香港一直是外媒之都，虽港府近年对外媒的态度有所转变，但 Flora 觉得港府仍然视外媒驻港为好事，希望其报导香港经济，而有不少商业刊物在港有其他生意，例如终端服务。她说，香港政府希望机构能“顺从”和可以符合“新做事方法和系统”，但对于“不有利于官方叙述的传媒”，Flora 说，港府会有很多方法惩罚他们。

另一方面，张子冲观察到不只是大新闻正在“消失”，香港社会上具创意、会受国际注目的活动也持续减少。由民间、经济至政治层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愈来愈少，这是外媒报导香港新闻减少的“死因”之一。

今年七八月的夏天时份，香港中环海滨放置以“世界奇观”为题的白色充气装置。活动虽为今年盛事之一，但张子冲没有去拍照，因觉得“画面不够有趣和漂亮”。他说外媒的审美眼光很主观，拍前他会思考：“外国人想不想花两三秒打开这张照片？”他觉得不会。

说起从前，“香港有很多外国人住，每逢礼拜六日会搞活动：不穿裤子坐地铁，很无谓的活动，但是你感受到社会有点创意、有些事想做，可能是 social movement、LGBT 团体搞活动去推动一些事，或者纯粹很无聊的‘枕头大战’。”张子冲说这些题材非国际大事，但画面有趣，也关系到在港外国人的生活，外媒会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可以体现“香港和国际在文化上是同一水平。”

不过自国安法和疫情过后，这类活动失去踪影。张子冲猜想，可能外国人和有创意的搞手离港、不敢再活动，或政府不批出公众集会的申请。“香港社会变得越来越静，越来越单一文化。”他说，“好像每个星期只有李家超、邓炳强出去说话。”另外，他觉得香港的政治环境令国际性活动却步，“不会再搞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了”；而国际企业办的大型商业活动减少，举例今年 Dior 原定在港办秋季男装系列时装展，最后主办无限期押后活动。

加上全球和香港经济疲弱，与十多年前相比，购买通讯社服务的客户和外媒自身的资源紧拙，同时香港的新闻产量愈来愈少；如是者，外媒便不派记者驻港。张子冲从前放假，会请一位摄影师补位，但现在香港新闻少了，重要程度也不如以前，他会待有大事发生才找人帮忙。

等不到政经大事出现，张子冲近期出差多了。他在港时，转拍一些软性新闻，例如动漫节、宗教活动、AI 科技等新闻题目。他觉得，现在的香港有点像2014年前和2019年前的气氛——大家去政治、低头赚钱，软性新闻比较多。

外媒从前也做软性新闻，不过他说，“可能会有种落差，就是你经历了一段大家很关心、或者（香港在）国际上很重要的时候；然后你翻转头，变回从前的香港，但是这个香港比那个年代的香港再闷一点，因为连国际的部分都没有了。社会上的气氛没那么活泼，人们没那么自由去表达他们想说的。”

外媒面前的红线

更现实的问题是，外籍记者因签证被拒和风险原因，无法继续驻港。同时间，港府对外媒报导和外媒记者的批评愈益频密，一些外媒机构宣布将总部或办公室撤离香港。

端传媒整理公开新闻，自2020年7月国安法落地以来，至少共有4名外国记者被拒工作签证、3名外国摄影师被拒入境。今年，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 Aleksandra Bielakowska 遭入境处扣查6小时并即时遣返，她在去年曾入境旁听黎智英案。此外，Flora 向端传媒表示，得悉有外籍记者最近遭拒工作签证，但她不愿公开相关机构和记者身份。

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自2019年至今，每年被拒入境和工作签证的外媒记者人数，以及每年持工作签证留港的外媒记者数字，获回复“没有备存问题涉及的相关数字”。署方指，香港一向对专业人士来港就业实施务实开放政策，包括新闻工作。政府会就每宗个案按香港法律和入境政策处理，包括考虑旅客入境的真正目的、及是否符合一般的入境规定，从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

自国安法以来，政府对外媒的批评也愈趋高调和严厉。今年1月，保安局长邓炳强领导的“反驳队”成立，不时批评外媒有关23条和国安法的报导。当中，自由亚洲电台（RFA）被邓炳强和警方数次点名批评，称其有关23条针对传媒的报导是“抹黑”等。今年23条通过后，RFA 以员工安全为由，关闭成立28年的香港办公室。

除 RFA 外，2020年7月，《纽约时报》指因国安法将香港数位新闻业务迁至韩国，调迁涉及三分之一香港员工。2024年，《华尔街日报》（WSJ）将亚洲总部由香港迁往新加坡，近半驻港编采人员被裁。

以往，香港政府对外媒态度开放，会透过便利签证和商业注册吸引外媒到港设立办公室。1996年，Eric Wishart 从欧洲来港，出任法新社（AFP）的亚太区编辑。那是个“随心所欲”的年代，政府跟外媒关系不俗、时任港督彭定康经常受访。当年香港即将回归，外媒也为此作准备：“谁会来？The Queen 会来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交还给中国后，香港会发生什么事？”

“回归后，没有很戏剧性地改变。转变是近期的。”他说。

1999至2005年，Eric Wishart 到​​巴黎出任总编辑；后来回到香港出任亚太区总监，并长期定居香港，现时为“标准与道德编辑”，不直接参与香港报导工作。他说，自国安法和23条以来，AFP 一直监测情况，但报导如常，记者人手没大改动，也未见签证问题。

虽然环境有变，但 Eric Wishart 仍觉得还没有“obvious alternative”替代香港作亚太区总部。他说，香港本地记者质素和英语程度高；另外新加坡有反假新闻法，其他地方的设备或签证情况也比香港恶劣，有些地区的罪恶率较高。不过，AFP 本来的网络很广，在很多亚洲地方都设有办公室，若有天要离港或缩小规模也比较可行，但暂时他们并未有相关计划。

“但我们不活在真空中（vacuum）。”他知道很多人因自身的意见被拘捕，也非常留意黎智英案、立场新闻被控煽动案，关注香港同事的情况和记协所遭遇的困境。最近，有本地媒体问他该怎样报导香港，Eric Wishart 回答，新闻业中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和追求真相。“在这环境下，最重要的是坚持作为记者的基本事。这是你最好的防卫。”

记者参选记协、FCC 的“争议”

外媒记者在香港记者组织，如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FCC）等的参与，或者侧面反映了外媒机构、记者自身对政治形势的研判。

近年，记协成为高官和建制媒体针对的目标之一，官方对外媒的指责亦延伸至记协。换届之际，记协前主席陈朗升表示获“有份量人士”劝喻，不会角逐连任，而本身为工会执委的郑嘉如决定参选。邓炳强又称参选人“大部分”是外媒、参选人的组织收取美国金钱。两位当选理事在选举当天请辞，他们为 BBC 记者 Danny Vincent 和关注难民权益组织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高级政策顾问张皓明。

一个月后，新任记协主席、时任《华尔街日报》（WSJ）记者郑嘉如（Selina Cheng）亦被 WSJ 以“职位重组” 为由解雇。被解雇当天，她表示上司此前曾施压要求她不要参选记协主席，指她的记者和记协职位“无法共存”，又说 WSJ 的员工不能“在香港这类地方”推动新闻自由。她说，“香港媒体面对的恐惧和不安，已影响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华尔街日报》管理层。”

记协由澳大利亚记者史栢敏于1968年成立，好一段时间由外国人担任执委，直至有华人记者推动记协本地化。今年，更多外媒记者欲参与记协执委，作为本地记者，郑嘉如认为是因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转差，波及海外传媒，他们多了动力加入记协维护业界权利。“太平盛世或者相安无事时，大家可能去 FCC 喝酒吃饭，但是去到时势比较困难的时候，大家会更加想出一分力。”

她认为，公众热切关注 WSJ 在相关情况下做出的解雇决定，与大家一直对传统外媒机构抱有期望相关，“当它 link up 不到这种期望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很大的失望和反差。”

而郑嘉如并非孤例——外国记者会 FCC 主席 Lee Williamson 向端传媒表示，上年换届选举中，有外媒记者有意参选主席，但不获雇主批准，“因为这被视为太过公开（public），可能太有争议、太有风险。而且有机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签证，有代价。”

Lee Williamson 是上届选举的唯一候选人。当选时，他是国际时尚杂志《尚流》（Tatler）记者，之前为大陆的生活杂志工作，未曾涉猎政经类新闻。他知道自己的背景跟以往的 FCC 主席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被提名和当选为主席，因为我可以、也愿意竞选，然而其他人的雇主不允许。”

这几年来，FCC 风波不断。2022年4月，FCC 时任主席瑞凯德（Keith Richburg）宣布以“不希望无意犯法”为由停办人权新闻奖；该届比赛中，被停运的立场新闻获多个大奖。

煞停新闻奖的决定备受批评，有会员质疑与租约有关，因身处政府物业的 FCC 当时须每7年更新租约，而租约原定在2023年1月届满。直到2022年11月，FCC 会址获政府续租，但租约缩短至3年，并在合约新增国安条文。2023年5月，前特首梁振英出席 FCC 活动，再引发争议。

Lee Williamson 说他不能为前主席说话，而他希望 FCC 是“一把强而有力的声音去维护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每日走的纲线。”他说，一面是“坚持使命、我们相信的事、原则和价值”，另一面是“确保我们明天还在，能够坚持这些原则和价值。”

他上任之时，FCC 引入新机制，在发声明前须先问法律意见及联络港府部门，Lee Williamson 说新操作是为了释除一些会员的忧虑，又表示不是为了征求政府允许，而是想建立对话。今年2月，FCC 举办以23条为题的研讨会，请来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港大法律学院教授杨艾文、陈朗升作嘉宾。Lee Williamson 说，很多公民团体已解散，FCC 能做的是保持开放并继续为相信的事发声——而他相信那次活动是全港仅有、围绕23条立法的公开辩论。

15年前初搬到大陆时，Lee Williamson 曾教过一年英语，“第一样要学的，是不要谈论‘3 Ts’：Tibet, Taiwan, and Tiananmen Square。”他认为大陆的新闻自由环境比香港恶劣，而且持续多年，人们有先例分辨内容可否报导，红线明确。不过，香港的政治还在改变中。踏入23条立法后的第5个月，“以外媒和本地传媒来说，还没见到很大型的改变，但这不代表将来没有。所以对在港的记者来说，确定性会低点。”

大国角力重心的转移

郑嘉如在2022年入职 WSJ ，专责报导中国电动车行业和能源议题。过去两年，她并未到大陆采访，一来因为疫情，网上亦有很多资讯和活动；而且电动车公司会到香港集资，她会趁公司高层到港时与他们会面采访。

她指，香港金融业90年代起发展迅速，国际和内地企业到香港集资上市，外国投资者会关注香港，也吸引了外媒报导香港。她提到现时仍有不少财经新闻机构驻港，原因可能是研判财经新闻的敏感度不高。

郑嘉如认为，香港仍是报导中国大陆财经新闻的跳板，而财经、商务和地产类的新闻也需要记者在地，跟律师等打交道，取得独家消息。不过中美脱钩之后，香港和大陆的外资减少，而现时香港经济下行，也可能降低对这类新闻的需求。

她离职前，WSJ 香港办公室的记者“99%”报导中国大陆。至于香港新闻，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公司曾增加报导人手，近年的关注点转为政治案件，港人公民权利和在港外资新闻等。后来社会沉寂，香港新闻自然减少。她指，WSJ 从前也未有大幅度报导香港，现在只是“回到本来的状态。”

另一方面，在过去两三年，郑嘉如留意到有资深编辑和记者因香港疫情期间封关，搬到出入境管控较宽松的新加坡，所以办公室的重心一早移到新加坡。这些新闻工作者带同家人在新加坡落脚后，即使香港“复常”，也未必会选择回港。

多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不时应传媒邀请受访，他察觉到外媒对香港新闻热度的减退：“起码2019年的时候，（新加坡）《海峡时报》经常找我，但是后来这两三年完全没有了。”

以往香港得到外媒关注，李立峰认为原因之一是地理优势——除了被派驻香港的外媒记者，报导大陆新闻的驻华记者亦会在等待签证期间，或为了休息来港，同时报导香港。另外，“香港本身的确有事发生”，而这些事与中国和世界有关。李立峰解释，香港位于“帝国边陲”，既是中国一部分，但又受西方影响，是大国角力的场所。无论是雨伞运动或反修例示威，“不只是香港的事情，而是对整个中国政治可以有 implication（影响）。”

但近年香港政治“没事发生”、经济转差；政治之外，在香港发生并有国际影响（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的事情也变少了——他举例，2013年斯诺登因揭发美国政府的电子监听计划而被通缉，逃至香港匿藏，引来外媒来港报导。

“过去两三年，随著格局的转变，香港真的归入了去中国一部份，这件事（在港发生的国际大事）弱化了很多。你反而看到现在的大国角力显示在哪里——很多事移到了台湾。”此消彼长，李立峰感觉到外媒对台湾的关注提高。

台湾外交部回应端传媒查询，指2018年底，驻台国际媒体有49家，来自14个国家，共91位记者；而截至今年7月30日，驻台国际媒体大幅上升至79家，来自20个国家，记者数目新增接近一倍，共171位。外交部指驻台外媒增加，证明台湾“保障言论及新闻自由之成就，并广受国际社会之肯定。”

因台湾新闻渐受重视，来自香港、在外国电视台工作的记者 Eric 在两年前被公司由香港调至台湾工作。Eric 在外媒任职约7年，曾在2019年示威跑前线，也报导国安法和有关案件。直到2021年，他的公司从香港的亚太总部安排包括 Eric 等几个员工出差台湾，后来更直接设驻台办公室，Eric 自此长驻台湾。此前，他公司在台没有人手，只聘请特约记者（stringer）。他亦认识从前驻港的台湾外媒记者，现在回到台湾来。

他说，外媒对台湾关注正逐渐增加，因近年中国实力变强、对台态度强硬，《经济学人》更直指台湾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同时，香港有关国安法的报导，都是“​​as expected”或“cover 过了。”不过，他也察觉驻台外媒报导的离不开政治，如两岸关系、台美关系和军事事件等，而非本地议题，另外比较热门的是半导体新闻。

2019年示威时，Eric 知道报导获国际关注，便想努力记录时代，但同时保持抽离。不料几年后，香港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又跌下来，对于这种落差，Eric 却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大家关注度一直都这么高，所以反而是趁大家关注的时候，找机会去写文章，多讲香港。”他自己也会订阅香港独立媒体或记者，保持对香港新闻的关注。

做香港新闻，“每天像十八铜人打过去”

香港新闻行业的变化，对一些在其中工作的记者造成内耗。

今年，方妍芯踏入记者生涯第十多个年头，职涯的一半时间，均是处于示威和香港剧变之中。直到现在，她认为记者的职业“高消耗，但低回报”：“我现在写 pitch、写故事，我次次都要十八铜人这样打过去，对于我来说是愈来愈 consuming 的事情，reward 又愈来愈低。我可以 engage 到、真正推动到的本地议题又愈来愈少。”对于日复一日的挣扎，她感到疲惫。

她愈说愈激动，想到香港和行业状况以及自己的身心，已经萌生转行的念头，“我没有那么大的 conviction，life goal 就是做新闻。”

方妍芯说这是大趋势，她并不会很失落。但当走到尽头，她会不甘心，觉得自己、自己所在的机构和行业没付出更多努力。她想著，唯一可检讨的，“就是自己没挖掘到更好的材料。”但新闻业流失率高，近年环境令断层更严重，行家之间也有竞争，方妍芯希望有人能指导和切磋，却找不到。

至于张子冲，他经常思考“究竟香港有没有新闻是值得留下来做呢？”、“会不会留在香港是浪费时间呢？”他说青春有限，摄影需要体力，可能只能多做十多二十年；几年之前，他会想在香港退休，但现在对到异地工作的机会持开放态度。

但其中仍有很多内心的矛盾，“最差的情况可能都发生了，除了打仗之外。香港还可以怎样差呢？也会有种我想留在香港看看的挣扎，跟其他香港人一样。”他笑道。

不过他还有东西想拍， “做外媒，永远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跟本地媒体比较，做的事情不会很贴地。我其实很想做一些很 human 的故事，但是我们（通讯社）的性质是不会有兴趣。”他希望在困惑中继续思考，“这么多年来，我都想能够平衡到这两件事：做一些香港人关心的事情、香港在历史上会留纪录的事，而同一时间又可以满足到客户的需求。”

（为保护受访者，张子冲、方妍芯、施加宜、Flora 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伍嘉敏、陈叻、钟蒨宜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