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斷的政治志業，在英國延續：移英香港人的從政之路

英國大選日，黃博瀚（Richard）早上6時便開始守著雷丁新劃選區 Earley and Woodley 的票站。9時，他帶隊洗樓，把握最後的時間為工黨候選人、前《金融時報》記者楊緣（Yuan Yang）爭取支持，直至晚上8、9時才收隊。清晨5時，傳來當選消息，楊緣成為英國史上第一位海外出生的華裔議員：「我等（點票結果）到清晨5點多，累得差點暈倒。」

25歲的香港人 Richard，曾於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替民主黨候選人助選；他是前香港中文大學第51屆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也是宣布解散中大學生會的末代代表會主席。兩年前移民英國的 Richard，最近正忙著寫畢業論文，亦是楊緣的助選義工。

另一邊的 Wokingham 選區，前香港民主黨區議員、43歲的吳兆康剛於5月地區選舉中代表自由民主黨贏得議席，亦正落力為黨友 Clive Jones 拉票。大選前最後周末，自民黨在 Wokingham 的辦公室放滿了宣傳單張。他拿著一疊以往在香港街站6分鐘就會派完的傳單，在這裡，他們可能要走半里路才完成家訪、洗樓、派傳單，「入單張都入到手軟。」

剛過去的英國大選，是英國政府於2021年推出英國國民 (海外) (BN(O))簽證以來，第一次的全國大選。所有在1997年前出生，並持有BN(O)護照的移英港人均可登記成為選民。根據「香港監察」於去年11月發表的研究指，推算約有14萬名香港人符合資格成為選民。

隨著2019年後的移民潮，是次大選，有港人組織發起「Vote for Hong Kong 2024」動員在英港人積極參與投票，又邀請候選人簽署承諾書聲明支持香港人，把香港議題帶入英國國會。另一邊廂，像 Richard 和吳兆康等等的移英港人直接加入政黨，參選或投入助選工作，逐家逐戶拍門洗樓，為自己支持的政黨候選人爭取選民支持。

當香港人在英國「洗樓」

選舉日前兩個星期，Richard 正在等巴士出發至洗樓的集合地點，接過一通洗樓義工的電話。他作為義工團的聯絡人，「這幾天我已經 WhatsApp 聯絡了200多名義工，安排選舉日的人手。」他要知道當天有多少人能出席幫忙，再安排人手派傳單、做民調，編排更表。

自5月底宣布7月大選開始 ，Richard 幾乎日日出動，與助選團四出洗樓。第一次洗樓，事前沒有正式訓練，他直接看身旁的義工示範幾次便即時實踐。想到過去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意見不合的人動輒就以粗言穢語高聲指罵，Richard 也擔心過意見不合的人會否很不友善，幸而自己從未遇過，只有間中要「拯救」其他義工——假如看得出交流的氣氛很僵，而且對方有惡意，他就會介入並帶義工離開。

每次洗樓，義工們都會拿著選民登記冊逐戶拍門，直接詢問住戶的投票意向和關心議題，記錄下來再制定之後的洗樓和宣傳策略：「大概知道區的情緒是怎樣，大家關心什麼。」例如在一些自由民主黨票源集中區，他們便會呼籲居民轉為支持工黨，以阻止保守黨當選。

Richard 早前特地翻譯英文和粵語對照的宣傳單張，在 Vote4HK 舉辦的選舉論壇派發，餘下的亦在洗樓期間派給香港人。

洗樓的過程中，Richard 觀察到本地人很習慣分享，他們較多關心經濟政策，例如擔心來屆政府會向私立學校收稅。面對面的溝通，亦是為政黨辯護的機會，Richard 遇過有住戶開門便問： 「我聽說你們會向我們收取2000英鎊的稅收？」保守黨辛偉誠（Rishi Sunak）在電視辯論中指工黨的政綱，意味著每個家庭在未來4年需要多繳2000英鎊稅項，義工隊則會把握機會反駁。

本地人亦很習慣直接道出自己的投票意向。Richard 說，遇到有人說會投保守黨，「無問題的，大家互相尊重，不再繼續對話。」反而，很多香港人住戶一開門問：「你有沒有收錢？為什麼你要幫她助選？」

團隊有時看到登記冊的姓氏是中文名，就會安排 Richard 去敲門接觸，但香港人不習慣這麼直接交流，即便 Richard 是香港人，對方依然很有戒心。後來，他自我介紹時，都會刻意說自己沒有收錢：「第一下很錯愕，但回想起來，香港的文化很少會這樣做（直接問投票意向），比較少很有系統式的主動接觸。」

在 Wokingham 選區，自由民主黨的地方議員、前民主黨區議員吳兆康亦在大選前不斷洗樓。不同的是，他遇到的香港人比較樂意交流，甚至主動鼓勵他，「洗樓其實很累、很重複，要走很多里路，但是每逢遇見香港人，經他們鼓勵後，我又多一點力量走多幾條街。」

Wokingham 的議席一直以來由保守黨出任，今次自民黨派出 Clive Jones 出選，視該區為主戰場之一。為了取得首勝，競選基地相當繁忙，大至進行統籌工作，小至存放和準備選舉物資都集中在這裡。訪問這天，辦公室的團隊成員都出去洗樓派單張宣傳了。

吳兆康每次去洗樓，總不忘前香港區議員的身份——遇到香港人時，他強調自民黨的政綱中有最多關於香港人的內容，並承諾會在黨內推動黨友關注香港，盡力令自民黨可以多為香港人發聲；遇到本地人時，他也會介紹自己的來歷，以及香港發生的事。

他覺得選區內有些人生活富足，未必很關注生活成本上漲或公營醫療負荷的問題，便反之以支持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去爭取對方支持：「有些本地英國人關心的是香港人共同關心的東西，例如中國的間諜影響、孔子學院、過分依賴中國貿易等等。」

除了幫 Clive Jones 助選，其他自民黨黨友出席香港人舉辦的選舉論壇前，都會主動聯絡吳兆康取經，了解香港人的需要。他每每都會強調香港人需要立場堅定的政黨：「我也跟他們說，香港人移民來英國，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物質，很多人減人工都要來。因為我們為了自由的空氣來，我們需要人幫我們發出政治聲音。」

他說，這次也正好反映，現在在地區競選的英國國會候選人都需要多了解香港：「希望未來會愈來愈多政治人物知道香港人的訴求是什麼，香港人亦愈來愈認識英國政治。香港人安頓好之後要繼續關心。」

被打斷的政治志業

若非香港劇變，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吳兆康和 Richard，現在可能仍在香港繼續從政的志業。

與很多同代香港人一樣，吳兆康政治啟蒙的起點是六四事件。1989年，他跟隨家人去跑馬地馬場集會、「民主歌聲獻中華」，家人此後每年都帶他去六四集會，閒時會一起看時政節目。課餘時，父母帶他去籠屋、劏房做義工，體會到社會分配不公，他自此希望能出一分力改變制度。小時候，他的作文寫《我的偶像》，寫了李柱銘。

2011年，成年的吳兆康結婚搬入屯門，因鄰近的極樂寺非法霸佔官地建骨灰龕場，他和居民關注組聯同當時的屯門區議員何杏梅參與抗爭，事後自薦參與來屆助選工作，藉此探索未來入黨從政的可能。那時何杏梅跟他說：「最佳學習參政的方法，就是選一次。」

後來，吳兆康空降建制派盤踞多年的屯門選區，初嘗選舉落敗的滋味後，便當了民主黨時任主席何俊仁的議員助理。那年，何俊仁還參選行政長官選舉。

吳兆康跟著何俊仁由早到晚的議員生活，看著他無論再忙都會去地區辦事處跟進街坊個案，往往到辦事處所處的商場都要關門之時，仍有街坊在門外排隊。吳兆康曾向何俊仁說，不如讓大家都知道這些事，但對方不想刻意宣傳：「我覺得他讓我知道一個從政的人的品格應該要怎樣。做議員的目的是幫人，第二，從幫人的途徑，會知道政策應該怎樣制定，令你保持貼地。」

後來，他改到中西區區議會任增選委員，及後勝出選舉，於2016年出任半山東區議員，夥拍時任區議員許智峯，當時傳媒稱他們為民主黨的「中區孖寶」。他們試過為抗議區議會以電郵傳閱方式、審議25萬港元推廣《基本法》活動的撥款，把自己鎖在會議室內靜坐，逼使區議會改為公開審議撥款；又試過要求把「平反六四」加入議程，最終被警察抬走。

在當時傳統民主派裡，他已算是較為「激進」的一派。於他而言，做議員就是要大力監察政府。他翻著自己製作的舊單張，指著一張議員證件的圖片說：「這張議員證給我的是一個責任。」他常覺得人心是可以打動，而人的想法源自於他的資訊來源。所以他喜歡在街站嗌咪，堅持認真做文宣，昔日擔任民主黨區議員派發的「工作報告」便足足40頁。

直至2019年，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爆發大規模社會運動。

那時才20歲的 Richard，仍在中文大學修讀歷史系，活躍於學生組織，先後加入新亞書院代表會和中大學生會代表會。2019年，他加入民主黨實習，參與地區和區選助選工作。

Richard 政治啟蒙的起點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那時他還在讀中學三、四年級。他此後開始關心時政，留意立法會的新聞、聽網台的政治評論，希望未來能當議員助理或政策制定相關的工作。

因為家人從事教育工作，他比較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他說，想從政的動力很純粹：「我只是想令到身邊或接觸到的人的生活好一點。可能很微小的，幫到某個居民，解決他生活上的一些瑣事。」在地區，可能是小至幫年長居民看房屋署的信；在學校，可能是同學於社運期間被家人趕出門，便聯絡學校看有沒有宿舍可暫住，以及處理同學被校方紀律處分的求助。

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是 Richard 人生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在香港投票。那天，他像在英國大選中助選一樣，清晨便起床設置街站。當年的投票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投票率逾七成，民主派在479個議席中贏得388席，獲得壓倒性勝利，Richard 幫忙助選的民主黨林廷衞同樣贏得區議員議席。同一年，吳兆康亦成功連任。

踏入2020年，街頭運動開始減弱，並隨著 Covid-19 疫情而受限制。年中港區《國安法》生效，吳兆康的拍檔許智峯於年底宣布流亡海外。2021年年初，國安處大規模拘捕及起訴民主派初選參與者，同年政府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特區政府，最終引發200多名區議員辭職，當中包括吳兆康。

看到許智峯的流亡、47人案和國安法，加上昔日一起去遊行示威的黨友林卓廷、師傅何俊仁都被捕入獄；又考慮到當時兩個兒子只有7歲和10歲，和許智峯子女的年紀相約，吳兆康覺得自己也要走了。2021年年中，他和家人踏上飛機，離開香港。

他記得很清楚，自己當時看著飛機玻璃窗默默流淚，內心有不甘和不捨——他從小的理想就是當議員幫人，在香港爭取民主；回想過去跟進的案例，開過很多很多的街站，最後還是逼著放棄。

同樣是2021年，Richard 身邊的好友在動盪中籌組學生會幹事會內閣「朔夜」，其參選宣言及後被指鼓吹違法，遭中大校方發聲明割蓆。看著他們承受巨大壓力，Richard 幫忙一起思考對策，擔當情緒輔導的角色。但是，「朔夜」最終仍在上任首日宣布總辭。

「親眼看見認識了很久的朋友在我面前『摺埋』，我想幫他們做點事。」他說。

於是，五年級的 Richard 便頂上當代表會主席，他直言已經不想做，但當時沒有其他人想再在風口浪尖上莊：「沒人做，那我唯有先撐著， 因為已經不夠人了。」半年後，中大代表會迫於無奈之下發表聲明，正式宣布解散有51年歷史的中大學生會。（編按：中大學生會司法委員會及後指代表會發表的聲明違憲且無效。）

他們當時難以對外公開所有決策背後的原因，代表會提出解散亦不合程序，很多前輩和朋友亦有不少批評；Richard 作為公布消息的負責人，「很坦白，那時候對我的心理狀況很大打擊。」

他選擇離開，主要是覺得香港沒有前景，留下亦沒有未來：「沒有什麼空間去做，其次就是 CU（中大學生會）解散之後，無論是情緒上或精神上，我也需要時間冷靜一下，思考一下自己想幹什麼，或者可以幹什麼。」

2022年夏天，他便告別香港，到英國進修國際關係，未有打算再回港。

在酒吧、在港人社區活動，接觸英國的政黨

抵達英國後，吳兆康選擇在不少香港人聚居的 Wokingham 落腳。有時，他看著自己孩子的成長和變化，想起仍在監獄中的戰友譚文豪和林卓廷，他們3年都無法見到孩子。他覺得自己不能只「享受自由」：「我覺得我有一個使命去去講一些，很多人已經講不到的東西。」

安頓好之後，吳兆康便立即打算要找點時事做，無論是服務香港人、開街站、辦遊行示威也好，什麼都好：「能力所及範圍之內，我一定要做。」

當時，他便加入雷丁的香港人組織，幫忙舉辦社區活動、新年市集、示威遊行等等。例如之前舉辦社區活動，他們亦有邀請各黨派的議員。吳兆康說，當然不是請議員喝奶茶那麼簡單，目的也是想他們知道香港人的需要、看到有很多的移英港人住在這裡。

過程中，吳兆康發現自民黨區議員會主動接觸香港人，而且他們有相關的組織「Liberal Democrats Friends of Hong Kong」。他想，如果要在英國從政，就加入認同的黨派，並在有香港人聚居的地方工作：「我知道我身為區議員，我是應該服務所有的人。但要代表香港人也是很重要的。」

於是，他便主動於2023年底加入自民黨，自薦參選地區選舉：「我在香港已經做了很多年，沒有理由像以前那樣（別人鼓勵出選），要主動一點、直接一點。」後來自民黨便由吳兆康，以及兩名資深議員組成三人團隊在當區出選。

最後，吳兆康在今年5月成功當選，成為首位前香港區議員當選英國區議會議員。英國地方議會點票不同於香港，投票翌日早上才開始點票。吳當時忙完一整天，晚上精神得難以入睡，直至點票接近完成，得知自己當選才鬆一口氣：「終於為香港人（在英從政）起了帶頭作用，進入議會。」

雖然擔任議員職務才一個月，他在短短日子已經感受到兩地議會的不同。一直以來，香港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他認為區議員只能反映意見，最終執行還是政府部門的決定，小如不滿審批撥款程序的事又要抗爭。但在英國，地方議會有實權，區內要興建超級市場，必須處理議會提出的修訂，「因為是要我們（議會）批的，你（申請）不改我們就不批。」議會實際控制地區政策落實和資源分配，例如區內巴士的開支； 而且議會有權批出警察撥款，「市民是警察的米飯飯主。」

至於 Richard，他在兩年前抵英，也想要多了解本地時政，閒時便聽聽 Podcast 節目，如《The Rest is Politics》。

Richard 本身有英籍，是97年後出生的移英港人中，少數有投票權利的一群。2022年夏天抵埗不久，他參加一個介紹英國政治的港人活動：「投票是一件很認真，和不容易得到的權利，所以我會認真對待它，尤其經歷了香港很多事情之後。」當時，一個《金融時報》記者到來採訪，Richard 覺得很好奇，便與她聊了幾句；這位記者就是楊緣，那時她還未參選國會。

在英國，Richard 思考還有什麼可以做時，有感做倡議香港議題的工作與英國本地政治難免有些分離。他開始想要走進本地政黨，看看這個身位能帶來什麼改變：「我應該試試當自己是本地人的身份，去用這個角度去理解英國政治。」

「既然我有資格投票，可以參與選舉政治，我應該去做多一步。例如去做義工，或者可能有朝一天，他覺得我有貢獻，便會介紹工作或人脈給我，而會幫助到這裡的香港人呢？」他說。

「我就想了解一下這個空間怎樣運作。」一次，朋友帶 Richard 去了一個關於中國議題的酒吧聚會。聚會裡拿著酒杯的人，分別來自政圈、智庫、NGO，也有政府公務員。他們相當認識中國議題，有幾個更懂得講國語，能看懂中文：「我已經覺得很驚訝了。例如我講一下我的背景，他們都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酒局上，Richard 認識了一個工黨候選人，便主動提出可以幫他助選，後來再參與工黨組織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n for Labour，正式加入工黨：「接觸後我覺得我很合得來，覺得他們對中國和香港的認識都很深。」去年夏天，他便開始幫這位工黨候選人洗樓，「差不多整個暑假都給了他，熱死我了。」然而，這位候選人後來決定不再參選，得知楊緣在黨內初選勝出，將代表工黨出選，他便主動聯絡她，幫她助選。

把香港議題帶入英國議會

楊緣帶著在中國出生的華裔面孔，Richard 也遇過對她有質疑的香港選民：「我很失望，一些香港人覺得她是大陸人就不相信她。我第一次聽到都覺得很冒犯，第二次之後我就覺得，可能他們真的不知道，就向他們介紹她的背景。」楊緣的父母於六四後帶著4歲的她離開中國，移民英國。她於《金融時報》專注於中國報導，包括北京如何推動維吾爾人在海外互相監視、中國改造和摧毀清真寺的報導、富士康吹哨者的故事等等，又曾關注香港2019年示威、《國安法》。

「有一個了解香港人的聲音，在議會裡面的作用會很大。例如，有什麼事發生時，有個人願意開記招，或在國會質詢的時候提出問題，我覺得比起我做其他事更有作用。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代言人。」自由民主黨的政綱也有不少篇幅提及在英港人，何不考慮支持他們？Richard 說，「因為他不會是執政黨。我也會認同他們的聲音是有需要，而且他們是很早就已提及BN(O)。但我需要一個在朝的人去做事。」

跟 Richard 不同的是，吳兆康更希望從黨內讓更多黨友了解香港議題。他說，由於是相對較小的黨，開黨大會就能接觸到自民黨的國會議員，溝通上比較容易。他自言自己也見過幾次自民黨領袖戴維 Ed Davey，談過不少香港的議題。

自民黨在今次選舉獲得比上屆更多席位，吳兆康認為將來不論在首相答問環節（PMQs），或是外交事務委員會之中，能有望排程關於香港議題：「可能他們（本地）最關心的都是 NHS 議題，但如果他有多幾條問題可能會輪到香港。」

根據 Vote for Hong Kong 於今年發表的報告指，在英港人在大選中，最關注英國對華、對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應對跨境鎮壓的具體政策。Richard 希望把在英港人的人身安全議題帶入國會，例如經貿辦間諜案。此外，他亦希望國會能關心香港人難取回 MPF 的問題；以及實現 BN(O) 簽證擴權，「身邊有些在抗爭中活躍的朋友正是這個原因，要尋求庇護才能留下。」

吳兆康則說，希望國會能關注港人適應和融入英國的需求之餘，亦關注本地英國人都應關心的議題，如間諜問題等等；當然亦少不了香港境內的事，比如47人案等政治審訊。

今次，兩人支持的候選人最終都躋身國會。對於香港人在英國從政的未來，他們有相類似的看法。

長遠而言，吳兆康認為香港人要融入英國，需要有人去各級的議會，結合街頭和議會內的聲音，反映香港人的訴求：「我相信參與英國的民主政治、議會，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他希望將來會有香港人同事在議會內一起開會：「我是新來的，不是二代移民，是一代移民；還是只來了三年的一代移民。最後就證明都很成功。」

他說，「香港人應該去做盡能力所及的事，不要忘記了為什麼而來。」

在自民黨辦公室訪問這天，他的黨友 Clive Jones 也在。他說，期望有更多移英港人能像吳兆康般投身英國政治，可能下一屆選舉，會有香港人代表自民黨競逐國會議員議席也不定。

Richard 也覺得，香港人要先讓人看到自己是一股投票力量。選舉讓大家看到香港人的票數，香港人在關心什麼。

今年8月，Richard 即將畢業，雖然想在英國建立從政的事業，但他亦自覺這對於第一代移民太遙不可及。首個香港人國會議員，他覺得不會是短期內發生的事，現在才剛剛起步，反而要累積經驗，為將來做準備。「團結了這麼多人，令他們要和我們妥協一些事，是長遠要做的事。但這是第一次，我們先試一下，一步一步從知識同行動開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