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断的政治志业，在英国延续：移英香港人的从政之路

英国大选日，黄博瀚（Richard）早上6时便开始守著雷丁新划选区 Earley and Woodley 的票站。9时，他带队洗楼，把握最后的时间为工党候选人、前《金融时报》记者杨缘（Yuan Yang）争取支持，直至晚上8、9时才收队。清晨5时，传来当选消息，杨缘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位海外出生的华裔议员：“我等（点票结果）到清晨5点多，累得差点晕倒。”

25岁的香港人 Richard，曾于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替民主党候选人助选；他是前香港中文大学第51届学生会代表会主席，也是宣布解散中大学生会的末代代表会主席。两年前移民英国的 Richard，最近正忙著写毕业论文，亦是杨缘的助选义工。

另一边的 Wokingham 选区，前香港民主党区议员、43岁的吴兆康刚于5月地区选举中代表自由民主党赢得议席，亦正落力为党友 Clive Jones 拉票。大选前最后周末，自民党在 Wokingham 的办公室放满了宣传单张。他拿著一叠以往在香港街站6分钟就会派完的传单，在这里，他们可能要走半里路才完成家访、洗楼、派传单，“入单张都入到手软。”

刚过去的英国大选，是英国政府于2021年推出英国国民 (海外) (BN(O))签证以来，第一次的全国大选。所有在1997年前出生，并持有BN(O)护照的移英港人均可登记成为选民。根据“香港监察”于去年11月发表的研究指，推算约有14万名香港人符合资格成为选民。

随著2019年后的移民潮，是次大选，有港人组织发起“Vote for Hong Kong 2024”动员在英港人积极参与投票，又邀请候选人签署承诺书声明支持香港人，把香港议题带入英国国会。另一边厢，像 Richard 和吴兆康等等的移英港人直接加入政党，参选或投入助选工作，逐家逐户拍门洗楼，为自己支持的政党候选人争取选民支持。

当香港人在英国“洗楼”

选举日前两个星期，Richard 正在等巴士出发至洗楼的集合地点，接过一通洗楼义工的电话。他作为义工团的联络人，“这几天我已经 WhatsApp 联络了200多名义工，安排选举日的人手。”他要知道当天有多少人能出席帮忙，再安排人手派传单、做民调，编排更表。

自5月底宣布7月大选开始 ，Richard 几乎日日出动，与助选团四出洗楼。第一次洗楼，事前没有正式训练，他直接看身旁的义工示范几次便即时实践。想到过去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意见不合的人动辄就以粗言秽语高声指骂，Richard 也担心过意见不合的人会否很不友善，幸而自己从未遇过，只有间中要“拯救”其他义工——假如看得出交流的气氛很僵，而且对方有恶意，他就会介入并带义工离开。

每次洗楼，义工们都会拿著选民登记册逐户拍门，直接询问住户的投票意向和关心议题，记录下来再制定之后的洗楼和宣传策略：“大概知道区的情绪是怎样，大家关心什么。”例如在一些自由民主党票源集中区，他们便会呼吁居民转为支持工党，以阻止保守党当选。

Richard 早前特地翻译英文和粤语对照的宣传单张，在 Vote4HK 举办的选举论坛派发，余下的亦在洗楼期间派给香港人。

洗楼的过程中，Richard 观察到本地人很习惯分享，他们较多关心经济政策，例如担心来届政府会向私立学校收税。面对面的沟通，亦是为政党辩护的机会，Richard 遇过有住户开门便问： “我听说你们会向我们收取2000英镑的税收？”保守党辛伟诚（Rishi Sunak）在电视辩论中指工党的政纲，意味著每个家庭在未来4年需要多缴2000英镑税项，义工队则会把握机会反驳。

本地人亦很习惯直接道出自己的投票意向。Richard 说，遇到有人说会投保守党，“无问题的，大家互相尊重，不再继续对话。”反而，很多香港人住户一开门问：“你有没有收钱？为什么你要帮她助选？”

团队有时看到登记册的姓氏是中文名，就会安排 Richard 去敲门接触，但香港人不习惯这么直接交流，即便 Richard 是香港人，对方依然很有戒心。后来，他自我介绍时，都会刻意说自己没有收钱：“第一下很错愕，但回想起来，香港的文化很少会这样做（直接问投票意向），比较少很有系统式的主动接触。”

在 Wokingham 选区，自由民主党的地方议员、前民主党区议员吴兆康亦在大选前不断洗楼。不同的是，他遇到的香港人比较乐意交流，甚至主动鼓励他，“洗楼其实很累、很重复，要走很多里路，但是每逢遇见香港人，经他们鼓励后，我又多一点力量走多几条街。”

Wokingham 的议席一直以来由保守党出任，今次自民党派出 Clive Jones 出选，视该区为主战场之一。为了取得首胜，竞选基地相当繁忙，大至进行统筹工作，小至存放和准备选举物资都集中在这里。访问这天，办公室的团队成员都出去洗楼派单张宣传了。

吴兆康每次去洗楼，总不忘前香港区议员的身份——遇到香港人时，他强调自民党的政纲中有最多关于香港人的内容，并承诺会在党内推动党友关注香港，尽力令自民党可以多为香港人发声；遇到本地人时，他也会介绍自己的来历，以及香港发生的事。

他觉得选区内有些人生活富足，未必很关注生活成本上涨或公营医疗负荷的问题，便反之以支持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去争取对方支持：“有些本地英国人关心的是香港人共同关心的东西，例如中国的间谍影响、孔子学院、过分依赖中国贸易等等。”

除了帮 Clive Jones 助选，其他自民党党友出席香港人举办的选举论坛前，都会主动联络吴兆康取经，了解香港人的需要。他每每都会强调香港人需要立场坚定的政党：“我也跟他们说，香港人移民来英国，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物质，很多人减人工都要来。因为我们为了自由的空气来，我们需要人帮我们发出政治声音。”

他说，这次也正好反映，现在在地区竞选的英国国会候选人都需要多了解香港：“希望未来会愈来愈多政治人物知道香港人的诉求是什么，香港人亦愈来愈认识英国政治。香港人安顿好之后要继续关心。”

被打断的政治志业

若非香港剧变，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吴兆康和 Richard，现在可能仍在香港继续从政的志业。

与很多同代香港人一样，吴兆康政治启蒙的起点是六四事件。1989年，他跟随家人去跑马地马场集会、“民主歌声献中华”，家人此后每年都带他去六四集会，闲时会一起看时政节目。课余时，父母带他去笼屋、㓥房做义工，体会到社会分配不公，他自此希望能出一分力改变制度。小时候，他的作文写《我的偶像》，写了李柱铭。

2011年，成年的吴兆康结婚搬入屯门，因邻近的极乐寺非法霸占官地建骨灰龛场，他和居民关注组联同当时的屯门区议员何杏梅参与抗争，事后自荐参与来届助选工作，借此探索未来入党从政的可能。那时何杏梅跟他说：“最佳学习参政的方法，就是选一次。”

后来，吴兆康空降建制派盘踞多年的屯门选区，初尝选举落败的滋味后，便当了民主党时任主席何俊仁的议员助理。那年，何俊仁还参选行政长官选举。

吴兆康跟著何俊仁由早到晚的议员生活，看著他无论再忙都会去地区办事处跟进街坊个案，往往到办事处所处的商场都要关门之时，仍有街坊在门外排队。吴兆康曾向何俊仁说，不如让大家都知道这些事，但对方不想刻意宣传：“我觉得他让我知道一个从政的人的品格应该要怎样。做议员的目的是帮人，第二，从帮人的途径，会知道政策应该怎样制定，令你保持贴地。”

后来，他改到中西区区议会任增选委员，及后胜出选举，于2016年出任半山东区议员，伙拍时任区议员许智峰，当时传媒称他们为民主党的“中区孖宝”。他们试过为抗议区议会以电邮传阅方式、审议25万港元推广《基本法》活动的拨款，把自己锁在会议室内静坐，逼使区议会改为公开审议拨款；又试过要求把“平反六四”加入议程，最终被警察抬走。

在当时传统民主派里，他已算是较为“激进”的一派。于他而言，做议员就是要大力监察政府。他翻著自己制作的旧单张，指著一张议员证件的图片说：“这张议员证给我的是一个责任。”他常觉得人心是可以打动，而人的想法源自于他的资讯来源。所以他喜欢在街站嗌咪，坚持认真做文宣，昔日担任民主党区议员派发的“工作报告”便足足40页。

直至2019年，香港因《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

那时才20岁的 Richard，仍在中文大学修读历史系，活跃于学生组织，先后加入新亚书院代表会和中大学生会代表会。2019年，他加入民主党实习，参与地区和区选助选工作。

Richard 政治启蒙的起点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那时他还在读中学三、四年级。他此后开始关心时政，留意立法会的新闻、听网台的政治评论，希望未来能当议员助理或政策制定相关的工作。

因为家人从事教育工作，他比较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说，想从政的动力很纯粹：“我只是想令到身边或接触到的人的生活好一点。可能很微小的，帮到某个居民，解决他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在地区，可能是小至帮年长居民看房屋署的信；在学校，可能是同学于社运期间被家人赶出门，便联络学校看有没有宿舍可暂住，以及处理同学被校方纪律处分的求助。

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是 Richard 人生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在香港投票。那天，他像在英国大选中助选一样，清晨便起床设置街站。当年的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投票率逾七成，民主派在479个议席中赢得388席，获得压倒性胜利，Richard 帮忙助选的民主党林廷卫同样赢得区议员议席。同一年，吴兆康亦成功连任。

踏入2020年，街头运动开始减弱，并随著 Covid-19 疫情而受限制。年中港区《国安法》生效，吴兆康的拍档许智峰于年底宣布流亡海外。2021年年初，国安处大规模拘捕及起诉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同年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特区政府，最终引发200多名区议员辞职，当中包括吴兆康。

看到许智峰的流亡、47人案和国安法，加上昔日一起去游行示威的党友林卓廷、师傅何俊仁都被捕入狱；又考虑到当时两个儿子只有7岁和10岁，和许智峰子女的年纪相约，吴兆康觉得自己也要走了。2021年年中，他和家人踏上飞机，离开香港。

他记得很清楚，自己当时看著飞机玻璃窗默默流泪，内心有不甘和不舍——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议员帮人，在香港争取民主；回想过去跟进的案例，开过很多很多的街站，最后还是逼著放弃。

同样是2021年，Richard 身边的好友在动荡中筹组学生会干事会内阁“朔夜”，其参选宣言及后被指鼓吹违法，遭中大校方发声明割席。看著他们承受巨大压力，Richard 帮忙一起思考对策，担当情绪辅导的角色。但是，“朔夜”最终仍在上任首日宣布总辞。

“亲眼看见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在我面前‘折埋’，我想帮他们做点事。”他说。

于是，五年级的 Richard 便顶上当代表会主席，他直言已经不想做，但当时没有其他人想再在风口浪尖上庄：“没人做，那我唯有先撑著， 因为已经不够人了。”半年后，中大代表会迫于无奈之下发表声明，正式宣布解散有51年历史的中大学生会。（编按：中大学生会司法委员会及后指代表会发表的声明违宪且无效。）

他们当时难以对外公开所有决策背后的原因，代表会提出解散亦不合程序，很多前辈和朋友亦有不少批评；Richard 作为公布消息的负责人，“很坦白，那时候对我的心理状况很大打击。”

他选择离开，主要是觉得香港没有前景，留下亦没有未来：“没有什么空间去做，其次就是 CU（中大学生会）解散之后，无论是情绪上或精神上，我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思考一下自己想干什么，或者可以干什么。”

2022年夏天，他便告别香港，到英国进修国际关系，未有打算再回港。

在酒吧、在港人社区活动，接触英国的政党

抵达英国后，吴兆康选择在不少香港人聚居的 Wokingham 落脚。有时，他看著自己孩子的成长和变化，想起仍在监狱中的战友谭文豪和林卓廷，他们3年都无法见到孩子。他觉得自己不能只“享受自由”：“我觉得我有一个使命去去讲一些，很多人已经讲不到的东西。”

安顿好之后，吴兆康便立即打算要找点时事做，无论是服务香港人、开街站、办游行示威也好，什么都好：“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一定要做。”

当时，他便加入雷丁的香港人组织，帮忙举办社区活动、新年市集、示威游行等等。例如之前举办社区活动，他们亦有邀请各党派的议员。吴兆康说，当然不是请议员喝奶茶那么简单，目的也是想他们知道香港人的需要、看到有很多的移英港人住在这里。

过程中，吴兆康发现自民党区议员会主动接触香港人，而且他们有相关的组织“Liberal Democrats Friends of Hong Kong”。他想，如果要在英国从政，就加入认同的党派，并在有香港人聚居的地方工作：“我知道我身为区议员，我是应该服务所有的人。但要代表香港人也是很重要的。”

于是，他便主动于2023年底加入自民党，自荐参选地区选举：“我在香港已经做了很多年，没有理由像以前那样（别人鼓励出选），要主动一点、直接一点。”后来自民党便由吴兆康，以及两名资深议员组成三人团队在当区出选。

最后，吴兆康在今年5月成功当选，成为首位前香港区议员当选英国区议会议员。英国地方议会点票不同于香港，投票翌日早上才开始点票。吴当时忙完一整天，晚上精神得难以入睡，直至点票接近完成，得知自己当选才松一口气：“终于为香港人（在英从政）起了带头作用，进入议会。”

虽然担任议员职务才一个月，他在短短日子已经感受到两地议会的不同。一直以来，香港区议会只是咨询机构，他认为区议员只能反映意见，最终执行还是政府部门的决定，小如不满审批拨款程序的事又要抗争。但在英国，地方议会有实权，区内要兴建超级市场，必须处理议会提出的修订，“因为是要我们（议会）批的，你（申请）不改我们就不批。”议会实际控制地区政策落实和资源分配，例如区内巴士的开支； 而且议会有权批出警察拨款，“市民是警察的米饭饭主。”

至于 Richard，他在两年前抵英，也想要多了解本地时政，闲时便听听 Podcast 节目，如《The Rest is Politics》。

Richard 本身有英籍，是97年后出生的移英港人中，少数有投票权利的一群。2022年夏天抵埗不久，他参加一个介绍英国政治的港人活动：“投票是一件很认真，和不容易得到的权利，所以我会认真对待它，尤其经历了香港很多事情之后。”当时，一个《金融时报》记者到来采访，Richard 觉得很好奇，便与她聊了几句；这位记者就是杨缘，那时她还未参选国会。

在英国，Richard 思考还有什么可以做时，有感做倡议香港议题的工作与英国本地政治难免有些分离。他开始想要走进本地政党，看看这个身位能带来什么改变：“我应该试试当自己是本地人的身份，去用这个角度去理解英国政治。”

“既然我有资格投票，可以参与选举政治，我应该去做多一步。例如去做义工，或者可能有朝一天，他觉得我有贡献，便会介绍工作或人脉给我，而会帮助到这里的香港人呢？”他说。

“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空间怎样运作。”一次，朋友带 Richard 去了一个关于中国议题的酒吧聚会。聚会里拿著酒杯的人，分别来自政圈、智库、NGO，也有政府公务员。他们相当认识中国议题，有几个更懂得讲国语，能看懂中文：“我已经觉得很惊讶了。例如我讲一下我的背景，他们都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酒局上，Richard 认识了一个工党候选人，便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助选，后来再参与工党组织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n for Labour，正式加入工党：“接触后我觉得我很合得来，觉得他们对中国和香港的认识都很深。”去年夏天，他便开始帮这位工党候选人洗楼，“差不多整个暑假都给了他，热死我了。”然而，这位候选人后来决定不再参选，得知杨缘在党内初选胜出，将代表工党出选，他便主动联络她，帮她助选。

把香港议题带入英国议会

杨缘带著在中国出生的华裔面孔，Richard 也遇过对她有质疑的香港选民：“我很失望，一些香港人觉得她是大陆人就不相信她。我第一次听到都觉得很冒犯，第二次之后我就觉得，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就向他们介绍她的背景。”杨缘的父母于六四后带著4岁的她离开中国，移民英国。她于《金融时报》专注于中国报导，包括北京如何推动维吾尔人在海外互相监视、中国改造和摧毁清真寺的报导、富士康吹哨者的故事等等，又曾关注香港2019年示威、《国安法》。

“有一个了解香港人的声音，在议会里面的作用会很大。例如，有什么事发生时，有个人愿意开记招，或在国会质询的时候提出问题，我觉得比起我做其他事更有作用。她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言人。”自由民主党的政纲也有不少篇幅提及在英港人，何不考虑支持他们？Richard 说，“因为他不会是执政党。我也会认同他们的声音是有需要，而且他们是很早就已提及BN(O)。但我需要一个在朝的人去做事。”

跟 Richard 不同的是，吴兆康更希望从党内让更多党友了解香港议题。他说，由于是相对较小的党，开党大会就能接触到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沟通上比较容易。他自言自己也见过几次自民党领袖戴维 Ed Davey，谈过不少香港的议题。

自民党在今次选举获得比上届更多席位，吴兆康认为将来不论在首相答问环节（PMQs），或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之中，能有望排程关于香港议题：“可能他们（本地）最关心的都是 NHS 议题，但如果他有多几条问题可能会轮到香港。”

根据 Vote for Hong Kong 于今年发表的报告指，在英港人在大选中，最关注英国对华、对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应对跨境镇压的具体政策。Richard 希望把在英港人的人身安全议题带入国会，例如经贸办间谍案。此外，他亦希望国会能关心香港人难取回 MPF 的问题；以及实现 BN(O) 签证扩权，“身边有些在抗争中活跃的朋友正是这个原因，要寻求庇护才能留下。”

吴兆康则说，希望国会能关注港人适应和融入英国的需求之余，亦关注本地英国人都应关心的议题，如间谍问题等等；当然亦少不了香港境内的事，比如47人案等政治审讯。

今次，两人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跻身国会。对于香港人在英国从政的未来，他们有相类似的看法。

长远而言，吴兆康认为香港人要融入英国，需要有人去各级的议会，结合街头和议会内的声音，反映香港人的诉求：“我相信参与英国的民主政治、议会，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他希望将来会有香港人同事在议会内一起开会：“我是新来的，不是二代移民，是一代移民；还是只来了三年的一代移民。最后就证明都很成功。”

他说，“香港人应该去做尽能力所及的事，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而来。”

在自民党办公室访问这天，他的党友 Clive Jones 也在。他说，期望有更多移英港人能像吴兆康般投身英国政治，可能下一届选举，会有香港人代表自民党竞逐国会议员议席也不定。

Richard 也觉得，香港人要先让人看到自己是一股投票力量。选举让大家看到香港人的票数，香港人在关心什么。

今年8月，Richard 即将毕业，虽然想在英国建立从政的事业，但他亦自觉这对于第一代移民太遥不可及。首个香港人国会议员，他觉得不会是短期内发生的事，现在才刚刚起步，反而要累积经验，为将来做准备。“团结了这么多人，令他们要和我们妥协一些事，是长远要做的事。但这是第一次，我们先试一下，一步一步从知识同行动开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