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 2024:還想著減稅?該問的問題是要加多少稅

兩黨都自行幻想出許多難以實現的財源,不加稅的承諾真能實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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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將於7月4日舉行大選,屆時下議院的全部650個席位都將改選,保守黨的14年執政也很可能在今夏告終。在未來一個月,端將刊出關於英國政經﹑民生政策的懶人包與梳理現況的數洞欄目,亦將刊出一系列專訪及其他相關專題。請按此追蹤「2024 英國大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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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選後需要額外繳多少稅?英國人除了「靜觀其變」之外,實在沒什麼其他事可以做。

照理說,事情不該是這樣的。英國選舉的一大特色在於各大政黨在選前都會公布完整的政綱(manifesto),詳細列出執政後所要推行的政策,而稅務當然是其中必須涵蓋的面向。雖然各國候選人也常會發布政見,但這些文件被賦予的「重量」差異極大:英國各黨經常在同一週發布政綱,一般發生在投票日前三週,是競選期間可預期的新聞關注焦點,是比電視辯論還要固定的活動(事實上,英國第一場領導人電視辯論遲至2010年才舉行,不只比美國晚了50年,甚至還比台灣晚了6年),在政綱發布當週,各大媒體和獨立智庫、議題組織也都蓄勢待發,要迅速產出分析。

而政綱的存在也意味著政黨必須推出全盤的計畫,並且「買定離手」,既不可以太過零碎、「想到什麼說什麼」,也不可以任意轉彎。選後,執政黨全黨候選人都「在此一政綱之上參選」(stand on this manifesto),背棄政綱承諾因此常被認為是相當嚴重的事情(雖然仍偶爾發生)。此外,如果政府在選後推出「不在政綱內」的重大政策,也容易被質疑根本沒有從選民那裏得到授權(mandate),英國也早已發展出一套憲政慣例,就是政綱內的政策,上議院不得阻攔。

既然如此,在各黨都已經公布政綱的此刻,專家應該能清楚告訴民眾,大致可以期待要多交或少交幾多稅。何況在近十餘年來,財政紀律更是各黨都高度注意的問題,因此每項政策都會搭配預估經費和對應財源,更可以看出政府在財政上的走向。雖然事情總不會如此理想,每次選舉期間各黨總會有一些政策宣示太過含糊或者樂觀,但總不至於讓民眾乃至專家們都通通猜不透。

但之所以猜不透,原因倒不是因為兩黨在政綱裡完全沒有提到稅務負擔問題。其實,兩黨在政綱內都有提出財稅規劃,其中都承諾不會調升入息(income tax)、薪俸稅(名目上為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即國民保險金,但實際上早已並非保費,而是直接進入國庫的稅金)和商品加值稅(value added tax,VAT),而這三大稅就已經佔據國家每年稅收的3分之2,加上也都承諾不會調漲企業稅,更直逼4分之3。然而,因為專家普遍認為兩黨政綱裡所提出的財稅規劃都不合理,根本不可能達成。否則,如果願意完全相信兩黨政綱中所提出來的財稅承諾,那麼答案確實可以直接計算出來。

2024年5月3日,英國英格蘭,英國首相 Rishi Sunak 出席慶祝蒂斯谷市長 Ben Houchen 連任的活動。攝:Ian Forsyth/Getty Images
2024年5月3日,英國英格蘭,英國首相 Rishi Sunak 出席慶祝蒂斯谷市長 Ben Houchen 連任的活動。攝:Ian Forsyth/Getty Images

工黨宣稱不影響一般人,保守黨承諾為自僱者減稅

為了說明兩黨各自的承諾將對一般人帶來怎樣的影響,可以設想有這五位英格蘭人(必須注意的是,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狀況會小有差異,而蘇格蘭則在多個制度上都有所不同),他們分別是:

  1. 25歲的Pam,居於英國東北的杜倫(Durham),在當地的餐館洗碗,雖然是全職工作,但領的是法定最低收入,今年收入僅20,000英鎊;

  2. 30歲的Marcus,居於倫敦,今年收入同樣僅20,000英鎊,他實質上是在為一間建設公司工作,但公司為了避稅,並沒有承認他是自家員工,而是參照許多同業的作法,讓他以自僱者的身分納稅;

  3. 40歲的Alice,居於曼徹斯特,於一間藥廠的業務部當小主管,今年的年薪是35,000英鎊,在全國民眾中恰好屬於中間的位置;

  4. 50歲的Jack,居於伯明翰,是移英港人,常接香港業主的發案,替不同公司做網頁設計,今年獲利同樣是35,000英鎊,不過由於自己開工作室,所以是以自僱者身分報稅;

  5. 70歲的Belinda,居於英國東南的舒梨郡(Surrey),今年可以進帳45,000英鎊,其中有約4分之1是國家給的退休年金,4分之3則是他過去工作得來的退休金。

按照目前兩黨公布的承諾,如果這一屆議會能做滿5年任期,那麼與上次選前(2019/20年)相較,他們到下次選前(2029/30年)需要繳的稅各自會以多大的幅度增加或減少?(按:以下所有價格皆依2024/25年物價調整)

如果保守黨能夠克服2成的民調差距,繼續執政並兌現承諾,那麼這5個人將都能夠享受到減稅的成果,只不過幅度非常不同。同樣是中等收入,Alice因為是受雇者,所以保守黨對她的承諾「只有」將8%的薪俸稅主要稅率下降為6%,讓她一年能少繳約450英鎊的稅。相反地,Jack因為是自僱者,原本薪俸稅主要稅率就已經是6%,保守黨承諾如果重返執政將會完全歸零,所以一年可以少繳1,600英鎊的稅,減稅幅度是Alice的3倍以上。同理,在餐廳洗碗的Pam只獲得一年降稅160英鎊的承諾,但相同收入、只是名義上被歸為「自僱者」的Marcus得到的承諾卻來到700英鎊,是Pam的4倍以上。至於已經退休的Belinda,本來就豁免於薪俸稅之外,則無法受惠於此一承諾。

保守黨這樣的政策顯然獨厚自僱者,而包含獨立智庫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在內,許多專家都批評這個做法的方向完全錯誤:英國的稅制本已對受雇者比較嚴苛,現在保守黨又將加劇這樣的差別待遇。保守黨之所以這麼做,帳面上的原因是為了要鼓勵創業,但除了引起人們質疑是否公平之外之外,目前也並無研究證實真有刺激創業的功效。反而,勞動市場上有許多像是Marcus這樣的人,是雇主運用一些手法(比如改以中間商承攬),讓實質上的員工在法律上變成「自僱者」,如此一來,雇主就不需要繳交(約莫與受雇者份額等值)的薪俸稅,更不必承擔勞動法規上關於病假、產假、禁止不當解雇等的種種責任。倘若實行此一政策,這個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

至於工黨的政綱當中,則沒有任何計畫會直接影響這五個人。他們雖然宣示每年要多徵收約70億英鎊的總稅額(同時外加對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高額獲利徵收一次性的暴利稅(windfall tax),總額預估60億),但承諾通通不會由「工作者」(working people)承擔。不論「工作者」要如何界定,按照工黨政綱目前的宣示,這70億英鎊的三大來源都是很特定的小眾:「打擊逃稅」僅會影響為數不明的逃稅者;「修改對於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基金管理人分紅獎金)的課稅方式」預計僅將影響約3千名基金的投資經理人,「恢復徵收私立學校的商品增值稅」的影響範圍較大,但每學年英格蘭也大約只有7%的學童就讀私立學校,何況私立學校近年學費早已自行飆漲,此刻倒未必會將增值稅全額轉嫁給家長。除非這五個人當中,有任何一個人逃稅、是投資經理人,或者子女就讀私校──從收入來看應該都很難──否則工黨目前的宣示都與他們無關。

2024年5月27日,英國英格蘭,工黨領袖 Keir Starmer 舉行競選活動,向媒體發表講話。攝:Leon Neal/Getty Images
2024年5月27日,英國英格蘭,工黨領袖 Keir Starmer 舉行競選活動,向媒體發表講話。攝:Leon Neal/Getty Images

問題在於,今屆政府早已啟動「財政拖拉」大增稅

不過,如果要完整理解工黨和保守黨各種承諾的意義,必須把保守黨在今次執政期間(2019-2024)已經安排好的種種稅負措施一起納入討論:有些增稅措施已經生效,有些則即將生效,而且兩黨都無意阻擋,因此將與兩黨的承諾同步發揮作用。

而和人們的收入最有關係的,同樣是入息稅(income tax)和工資稅(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或NIC),其實對不少人而言將持續實質上漲。帳面上,這項稅的稅率可能維持不變,但實際上,由於免稅門檻和稅級門監都持續凍結,並未遵循往例隨物價增加,所以人們的稅務負擔反而持續提高。這在英國政策討論中被稱為「財政拖拉」(fiscal drag):許多人的生活並沒有明顯改善,收入只不過是隨著物價同步上漲而已,或者只是小幅超過物價水準,但因為名目上的收入增加,所以在免稅和稅級門檻不變之下,許多原先不用繳稅的人也開始需要繳稅,本來只需要以較低稅率繳稅的人則開始需要以更高稅率繳納,形同稅率變相攀升。值得補充的是,除了財政拖拉之外,商業地稅、燃料稅和土地印花稅的限期稅負優惠都將在選後到期,兩黨都無意延續,也將增加稅收,但由於和收入沒有直接關係,將不會納入以下的模擬當中。

正是在財政拖拉的威力之下,收入低於全國中位數的Pam、Marcus,以及在收入光譜另一端的Belinda,本來才都要面臨增稅(至於Alice和Jack雖然也遭到「拖拉」,但因為其他的稅制調整,反而本來就能稍稍減稅)。對他們三人而言,辛偉誠政府在選前一年連續兩度調降薪俸稅的影響其實不大,因為兩位年輕人都只領最低工資,一直都沒有太多薪俸稅要繳,而Belinda的退休金也本來就不須繳交薪俸稅。雖然獲益有限,但卻同樣受到拖拉的衝擊,都有更多收入會被課稅。

因此,兩位年輕人到了2029/30年度本來都預計需要多繳400英鎊,只不過假使依照保守黨今次選舉的承諾,Marcus因為自僱身分所以突然被「解救」,反而可以少繳稅,但Pam則仍需多繳240英鎊。換言之,對Pam來說,保守黨左手說要減稅,但只不過是叫右手不要多拿這麼多而已,實際上還是要多收錢。總體而言,全國大約有4成的受雇者面臨和Pam同樣的狀況:即使保守黨克服2成的民調差距,大爆冷門重返執政,而且完全願意信守承諾,都沒能真正被減稅。由於稅制運作的關係,這群人收入相當兩極:他們要不與Pam同樣低薪(年收在24,000英鎊以下),要不相當高薪(年收入在62,000英鎊以上)。相反地,像是Alice這種年薪在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受雇者,就能夠真正享受到保守黨所承諾的砍稅。

2024年6月4日,英國曼徹斯特,獨立電視台舉辦首場電視大選辯論,保守黨首相 Rishi Sunak(右)與工黨領袖 Keir Starmer (左)正在對談。攝:Jonathan Hordle - ITV via Getty Images
2024年6月4日,英國曼徹斯特,獨立電視台舉辦首場電視大選辯論,保守黨首相 Rishi Sunak(右)與工黨領袖 Keir Starmer (左)正在對談。攝:Jonathan Hordle – ITV via Getty Images

至於已退休的Belinda到了2029/30年度,則本來需要多繳580英鎊,但保守黨現在另有規劃。首相辛偉誠本屆選情實在太差,民調落後2成,且在60歲以下所有世代都大輸;為了不要輸得太過難堪,他的團隊決定鞏固高齡者選票,因此提出要特別幫助退休者,如果執政將會單獨「解凍」他們的入息稅門檻,其他年輕人、中年人則仍持續凍結。不過,對Belinda而言,因為前幾年凍結加價實在太兇,相較於上次選前的狀況,這也只是讓她的增稅幅度減少130英鎊,來到450英鎊而已。而且,Belinda所受到的衝擊其實已經相對較小,和她一起退休的同事,如果退休金的額度稍高一些,增稅的幅度更大:從49,000英鎊開始,退休金每增加1000英鎊,增稅的幅度就會增加200英鎊,直到62,000英鎊才「封頂」,之後不論收入如何增加,每年增稅幅度都固定在約3000英鎊。

值得補充的是,人們也不必太為Belinda和她的同事們感到不平:她們雖然面對最大幅度的增稅,但其實也是保守黨執政以來特別保護的對象。在各種支出大幅緊縮之下,國家發放的退休年金(約佔Belinda年收入的4分之1)竟逆勢連年穩定成長。這是歸功於保守黨的「三道鎖」政策,保證國家退休年金會依照「通膨率、平均收入成長率或2.5%三個數字中最高者」上漲,而工黨也不敢撕毀此一政策,以免得罪高齡選民。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儘管近年來全國民眾收入普遍停滯,Belinda和她的銀髮鄰居們實質收入仍有成長,幅度固然不高,但已是極少數。相較之下,與2010年政黨輪替時相比,收入在後20%的貧窮家庭(大約是Pam或Marcus一個人的年收入)領到的各種社會福利平均少了2000英鎊上下,佔他們收入的1成甚至更多,極具爭議的是,因為兒童福利計算改以兩胎為計算上限,所以孩童人數在三人以上的家庭受影響最大,被認為是兒童貧窮率居高不下的主因;即使收入中等的家庭(大約是Alice和Jack一個人的年收入),平均一年也被砍了約700英鎊的福利金,約佔收入2%。當全國多數選民都不再願意聽保守黨說話時,唯獨高齡選民仍有部分願意票投保守黨,原因不難想見。

2024年6月12日,英國英格蘭,自由民主黨領袖 Ed Davey參觀伍頓公園時跳入水中,呼籲保護河流和海岸線。攝:Leon Neal/Getty Images
2024年6月12日,英國英格蘭,自由民主黨領袖 Ed Davey參觀伍頓公園時跳入水中,呼籲保護河流和海岸線。攝:Leon Neal/Getty Images

當兩黨說起一樣的謊:「比虛構還不如」的財政計畫

這樣看來,增減稅的情形應該非常清楚才對,專家們究竟為何都認為仍無法預測呢?原因是,兩黨根本一齊作弊,財政計畫都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之上,因此缺乏參考價值。對此,獨立智庫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的執行長批評兩黨「勾結共謀,保持沉默」,共享一系列不切實際的預設,而另一權威智庫Institute for Government的首席經濟學家也指出,兩黨領導人這樣的政策宣示,本只是「削弱辛偉誠和施紀賢兩人的可信度」,直陳當選者一定會「後悔」做出這些不可能實現的承諾。

大略估算,工黨和保守黨一齊作弊的額度到了2028/29年度約是160億英鎊,甚至可能更多,約等於內政部一年的預算總額,也是當年度預估赤字的4成之多。而保守黨的作弊幅度甚至還又翻了一倍,自行幻想出許多難以實現的財源,總額直逼財富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一年的預計徵收額度390億。

兩黨共謀的範圍中,有約100億英鎊來自各部門日常經費的凍結,在考慮通膨之後也就等於實質刪減。這個謊是由今屆保守黨政府開始的:為了製造「還有錢能花」的假象,在提交給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sibility,OBR,依法設立的獨立預算評估單位)的財政計畫中,他們刻意低報各部門預估的未來經費。倘若依照這組低報的數據確實執行,勢必造成各政策領域(除了醫療、國防和國際援助)之外的經費實質刪減,但他們又沒有提交「如何刪減」的具體計畫,等於只是隨意喊價。政策圈之所以普遍認為這樣的刪減不可行,是因為在多年的緊縮政策之下,從警察到監獄乃至學校通通問題頻傳,各地區的地方政府更頻頻傳出財政吃緊,路面失修、圖書館和公園被迫關閉、垃圾疏於清掃,甚至連食品安全檢測頻率都必須減半,就算不增加開支都可能會全面出現危機,遑論減少經費?

其中一位知道絕對不可行的人,正是主管OBR的資深文官Richard Hughes本人。他情知按照這樣低報的數據進行評估毫無意義,但依法又只能照辦,只好趁著少數公開發言的機會,對國會議員們表達不滿:「有些人說這樣的預測是虛構作品,這樣說根本就客氣了,因為虛構作品好歹還要花力氣寫,政府根本連各部門實際上的支出計劃都懶得寫。」這樣強烈的言詞在英國公務體系中極度罕見,足以看出他其實非常憤怒。

不過既然是製造花錢的「空間」,兩黨都樂得輕鬆,在政綱中都默默預設這個比虛構還不如的計畫有辦法實行,好讓自己可以宣稱不用增稅也能做到財政穩定。其實,由於政府沒有提出確切的計畫,就連專家都不知道該如何評估各部門具體將被刪減多少經費,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近期預估在醫療、國防和國際援助之外,各部門日常經費將被實質刪減1.2%至2.9%,換言之,光是要勉強維持在相同水準,一年都需要60億至160億的經費挹注(圖表中以中間值110億呈現),而這是兩黨都刻意忽略的一筆開支,也有些稍早的估計認為可能需要上看200至250億。何況,如果按照保守黨的主張,他們還要額外提升國防開支,經費就還得再另尋財源補齊;至於如果按照工黨的主張,他們雖然宣稱將額外撥給學校的經費,但都是為了特定新政策專款專用,同樣不能算在這110億之內。

2024年5月26日,英國劍橋,自由民主黨領袖 Ed Davey 公佈該黨的大選競選車的名稱。攝:Jack Taylor/Getty Images
2024年5月26日,英國劍橋,自由民主黨領袖 Ed Davey 公佈該黨的大選競選車的名稱。攝:Jack Taylor/Getty Images

值得補充的是,圖上的數據只呈現日常開支的刪減,甚至尚未呈現長期投資的倒退,而今屆政府目前提交的計畫是凍結投資總額,考慮物價後預估等於將實質刪減2.6%,若要至少打平就還需挹注184億英鎊。然而,英國各項公共服務此刻的困境,極大部分正是來自長年投資過低,各種硬體設備疏於汰換更新;而在經濟上,英國投資長期疲軟,更有許多專家認為這是生產力停滯的原因,若要遵照他們的呼籲,想增加公共投資,政府勢必得進一步加碼更多。圖上之所以並未納入,是因為不像日常開支刪減,減少投資支出並不會引發立即的危機,所以並非絕對不可行,只是同樣也令人懷疑。

此外,兩黨也都非常樂觀,相信過了幾年後,來到2028/29年,他們就能透過打擊避稅找回一年50至60億的財源。這充其量都只能說是是高度不確定的數字,甚至可能完全只是幻想。兩黨之所以都喊出50至60億,應該是因為主責審計的高階文官在年初曾公開表示,他預估如果能妥善解決避稅和逃漏稅的問題,每年能增加的稅收上看60億──但這是理論上的高標,實際成效難以預估,畢竟稅務機關預估的年度避稅就只有10億、違法逃漏稅也只有50億,這根本就等於要完全消弭相關問題。再者,實際執行也需要成本,比如需要強化稅務機關的人力和設備,這些經費也都沒被包含在內。事實上,工黨在4月時所提出的政策文件一度只喊出39億,但眼見保守黨偷偷以50至60億為計算標準,工黨也就沒有不跟進的理由。只不過,工黨還是比保守黨稍稍「認真」一些,有具體提出一系列打擊逃漏稅、提升效能的政策方案,但是否真能達到史無前例的高效能,仍然頗有疑慮;至於保守黨則是連方案的影子都沒有,只在一份新聞稿裡空泛指稱要運用AI等等新技術而已,更是等而下之。

這兩大問題相加,保守黨和工黨就已經「共謀」虛構了約110億至210億英鎊的財政空間,這甚至還不包含挽救投資刪減所需的經費。然而,這樣的空間對於承諾砍稅的保守黨並不足夠──反正民調落後2成,政見需要兌現的機率不高,本就不必太講求實際。因此,他們還額外創造出了另外約170億英鎊的空間,同樣被多位獨立專家指出相當可疑。

2024年6月17日,英國蘇格蘭,工黨領袖 Anas Sarwar 發起競爭活動。攝:Jeff J Mitchell/Getty Images
2024年6月17日,英國蘇格蘭,工黨領袖 Anas Sarwar 發起競爭活動。攝:Jeff J Mitchell/Getty Images

他們想像中,還有三大財源可以開闢:首先,他們宣稱將能透過公務人力精簡,每年減省39億英鎊,然而保守黨其實一直以來都主張要精簡公務人力,然而近年來公務員實際人數還是不斷上升,最近一年又增加了2萬1千人。而智庫Institute for Government的專家也示警,如果「為了砍而砍」,反而會讓公務體系必須將工作外包,花費反而只會更高。其次,他們也宣稱能透過減少半官方機構(Quangos)的數量節省13億英鎊,然而這些英國右派痛恨的單位在保守黨執政前期已經砍掉近300個,剩下的單位等於已被當時政府認為有必要存在,而且8成經費用於醫院、學校和稅務機關,能夠再汰除多少也不無疑問,保守黨總之也未特別說明。第三,保守黨宣稱身心障礙福利刪減能夠釋出120億,更是奠基於「福利被濫用」的古老預設之上,但一方面,保守黨執政前半就已經刪減了約120億,還要找到翻倍刪減的空間恐怕非常困難;另一方面,這些年來被迫「等候醫院治療」的人數確實大幅上升,從政黨輪替時的2百餘萬來到此刻的7百餘萬,能夠真的精減多少也相當啟人疑竇──何況,這120億當中有一大部分根本已經包含在那份「比虛構還不如的計畫」當中,保守黨的政綱等於重新計算兩次,更是明顯灌水。

當然,這些短絀未必得靠著增稅解決,政府也可以選擇增加債務。但是,姑且不論經濟上這是否妥當,在政治上,兩黨都已承諾要遵守同樣的財政規則,也就是要讓五年後的「債務佔GDP比率」下降。所以,除非GDP出現超乎預期的大幅增長,不然新政府將只有兩個選擇:違背承諾增稅,或者違背承諾破壞自己定下的財政規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評論者認為這條財政規則其實需要重新設計,尤其因為「五年後債務預測」可以由政府輕易操縱、提出不切實際的經費預估,前面提到「比虛構還不如的計畫」其實正是因此出現,意義實在不大。

然而,不論新政府採取哪一個選擇,都意味著兩大黨此刻的財稅規劃根本不可信,幾乎注定敗選的保守黨尤其嚴重,但大致篤定能執政的工黨也有相同問題,政綱都只是寫滿不可能實現的承諾。所以,不論是領最低工資的Pam還是Marcus,或者是中等收入的Alice和Jack,乃至已經退休多年的Belinda,若想知道再下來得繳多少稅,除了靜靜等待,恐怕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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