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人，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

【編者按】「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三個福建女子，「出來」之後記者池騁，相信只要有真正想寫的，有真正關心的人和事，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生命終會為你找到出口。

1.

在陳記成為企台的那天，是我移居多倫多整整一週年。

對於移居這件事來說，一週年是什麼概念呢？我18歲時從內地移居香港，23歲時又從香港移居北京。移居香港的第一個月，我擠在遊行的人群中，用不太熟練的廣東話大喊「我要真普選」；一週年時我已經在民主黨參加暑期實習。移居北京的第一個月，我開始在喜歡的媒體寫喜歡的稿子，與同事們歡樂地打成一片；一週年時我已經能夠在這家媒體獨當一面。

由於這些過往經驗，移居在我心中從來不是什麼難題。在我來到多倫多以前，我自認為一切還會像從前一樣順利。為什麼不會呢？我26歲了，有三年工作經驗，英文也並不壞。論勤勞肯幹、認真負責，至少也是東亞平均以上的水準。想要從事文化行業，雖說肯定不如土生土長的同齡加拿大人，但總不至於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吧？

結果真的——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我一開始躊躇滿志，認為自己夠格申請加拿大知名的英文媒體和出版公司，結果連拒絕的回覆也沒有得到。後來我降低標準，申請以吃喝玩樂的生活類內容為主的本地網絡媒體，但也在第一輪面試過後渺無音信。我又將目光投向了中文電視台，去了距我20公里以外的辦公室參加面試，在漫長的、兩文三語輪番上陣的考察後，他們給了我一個口頭offer：身兼記者、編輯和新聞主播三職，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長，需要隨叫隨到，只能拿法定的最低時薪。

在那茫然無措的半年間，也有那麼兩次，我距離一份滿意的offer非常之近。說滿意也不貼切，他們是兩家為本地品牌做中文廣告的agency——跟我的職業方向完全不符，在國內時不會考慮的工作——但當時我已經了解自己沒有什麼挑三揀四的餘地。這兩份工作，我都來到了最後一輪面試，但最終他們都選擇了別人。

後來我認識梅姐。梅姐對我說：「沒有工作，人是會蕭條的。」在來到加拿大之前，我們都從未體會過蕭條。日子久了，那種感覺就逐漸轉化為一種自我攻擊：是我真的不行，才落得這樣的局面嗎？在北京和香港，找到一份工作，建立本地關係，這些事情從來難不倒我。為什麼在多倫多就是做不到？我對於這座城市來說是否真的如此多餘？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我也曾向多倫多本地的非營利機構求助，希望獲得一些諸如簡歷修改、面試輔導、職業規劃等方面的服務——就像他們在網站上宣傳的那樣。第一次去，我懵懵懂懂地找錯了地方；第二次去，地方是找對了，我被要求填寫一份事無鉅細的表單。填了足足有20分鐘，交上去後，工作人員只瞟了一眼，轉頭用一雙真誠的、水汪汪的眼睛看向我，帶着遺憾的神情說，他們只服務於公民、PR和難民，像我這樣拿着工簽的foreign worker不在他們的服務範疇。

在那個當下，我沒有什麼情緒。若說有的話，最主要還是尷尬：好像是我自己沒搞清楚狀況，來這裏自作多情，到頭來浪費了雙方的時間。我憑什麼認為這裏的公共機構會為我提供服務呢？在我所有的人生經驗中，國家、政府和公共機構從來不會站在我這邊。他們不妨害我，不刁難我，我已經感到幸運了；若能設定一些明確的標準，讓我知道自己要怎麼努力才能達到，我就千恩萬謝了。

來多倫多三個月後，我們迎來了第一個聖誕節。我仍然沒有找到工作，心情就像天氣一樣陰雲密布，但還是想要體驗一下本地人的節日。我查到多倫多有兩個比較大的聖誕市集，我和男朋友在12月25號當天特地打車去看。先到了一個號稱最大最熱鬧的市集，只看到了一個空蕩蕩的場地，場地中間矗立着一棵裝飾着Dior燈牌的巨大聖誕樹。路兩旁的小吃攤都沒有營業，周圍的店鋪大門緊閉，整片場地只有三三兩兩遛狗的路人經過。我們不死心，又打車到了另一個號稱以本地藝術聞名的市集，結果那裏的光景更加慘淡，光禿禿的小地方，別說藝術家和手工藝品，連個人影都沒有。

我真的不明白是為什麼。我真的不明白我又是哪裏搞錯了。我後來在某個時間點忽然自己悟到了——聖誕市集是從聖誕前一個月開始熱鬧的，聖誕當天大家呆都在自己家裏。別說市集，就連街上的餐廳、超市、商場，就連政府部門都悉數關閉。可是，在那天之前，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些。

那天特別特別冷，我們出門一趟，什麼也沒有看到，最後在漫天大雪裏哆嗦着打車回家。我感覺自己被徹底拋棄了。我想起喬伊斯寫的《阿拉比》，男孩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好不容易才趕到心心念唸的市集，但市集不一會兒就關門了。所有的燈一下子熄滅，男孩在黑暗中為自己付出的心血感到痛苦和憤怒。這就是我的感受。那些拒絕我的人——生活類網媒、中文新聞台、廣告公司——對我的判斷是對的，我就是不了解加拿大。我連聖誕市集的時間都會錯過，就像別人的生日宴會散場了我才到。我不懂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我不懂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僱員，在面試時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才得體妥帖。

我學着他們的樣子說話。我當然學了。我學着說流利的職場英文，學着用英文說我在中文世界裏絕對不會說的話：我喜歡在不同的餐廳打卡撰寫評價，我的新聞理想就是採訪到特魯多，而廣告業——請別懷疑——就是我的終身passion，我做夢都想在agency當乙方。說英文的我謊話連篇，並不能完全掩蓋我的能力不足，但這是唯一通行的語言，唯一有用的表達。

但我自己的聲音到哪裏去了呢？為着要了解加拿大，我每天都會看一些加拿大的新聞，從中尋找能夠代表我的聲音。從高速堵車到社區槍擊，從市長選舉到聯邦預算，這裏的新聞業確實享有充分的採寫自由。但我看不出這些自由與我的關係，看不出與我有關的故事——若能夠寫出來——適合放在這密密麻麻的媒體版面的哪一塊。

嚴格來說，這些新聞也並非與我完全無關——比方說，移民政策就與我密切相關。移民是加拿大的重要議題，加拿大的新聞媒體也寫移民，但一來二去我已經摸清他們的寫作思路，不過是從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口中問出同樣的一套話：加拿大的物價和房價完蛋啦，加拿大的治安不如從前啦，加拿大如今也沒有那麼容易留下啦——反覆印證着人人都已經知道，但無法解決的那些問題。

所有的採訪都到這裏為止。作為移民，我們得到的關注就是這樣。我們看似在訴說自己的個體經驗，實則是在為不同的派別和政治角力提供證詞。在這些報道中，所有受訪者都共享同一個名為移民的標簽，最多再加上一個族裔的區分，實際上仍是面目模糊、分不清楚誰是誰。我很多時候都想發出尖叫：我們只是移民了，又不是不當人了！誰能把我們當作複雜的、具體的人，來問我們一些人的問題：你過得好嗎？獲得幸福了嗎？你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你認為這個決定值得嗎？

誰能真正關心我們？誰能讓我發出自己的聲音？

沒有人。

第一個聖誕節，我蒙在被子裏嚎啕大哭。

2.

在第一個半年即將過去的時候，我有了一份工作。為了得到這份工作，我還是說了一籮筐的謊言。謊言疊着謊言。我的career goal，我的personality，我每一個關切和思索的表情，全是我的謊言。真正的我在這裏得不到一份工作，這一點我已經明瞭。

這是一份平均水準的工作，比我之前面試的工作都要好，但也稱不上喜歡。我領着平均水準的薪水，體驗着平均水準的無聊。這跟以前的生活經驗完全不同。這些年在北京和香港，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平均水準的：痛苦超出了平均水準，但滿足感和意義感也是。多倫多使我遠離了受到精神創傷的可能性，但也使我失去了對公共生活的關切和感受力。這何嘗不是創傷以另一種形式如影隨形？

通過謊言得來的工作，很快就顯示出分外難熬的部分。比如，我經常需要以誇大其詞的口吻來撰寫關於申請美國名校的文章，並與其他教育類的海外公衆號進行商務合作，以推廣我們公司的線上講座。我弱弱地向我的manager提出，下一次還是讓那些公衆號的編輯們幫我們寫吧，不同的公衆號有不同的調性（假的），我實在是寫不來（真的）。我的manager說，啊，這樣啊？我以為你之前當過媒體的主編，這樣的文章信手拈來呢。

我的manager是很好的人。我知道她說這句話絕沒有惡意，而是真誠地表示困惑。她是真的不明白，同樣都是使用公衆號為主要媒介的網絡媒體，我過去用心寫就的文章，和這篇煽動焦慮、自吹自擂的文案有何不同。可就是這種真誠的不明白使我痛苦。我忽然意識到我將自己置於怎樣的環境之中——無論我怎樣勸說自己將工作和生活分開，工作對我來說從不是價值中立的，也不是一天中可以被無痛切除的八個小時。這份工作的空虛貧乏逐漸開始噬啃我的生活，但我必須在這個來之不易的崗位上撐滿整整一年，以滿足移民條件。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意識到，我必須繼續寫作——寫我真正在意的事情，寫我內心真正想說的話。我不再糾結於自己英文寫作的能力尚有欠缺，而中文寫作不能為我在英文世界的profile增光。我不管了！我是為了我自己而寫的。我非寫不可。

寫什麼呢？當然是寫移民。寫移民身上從未被寫過的部分，寫移民中通常不受關注的女性，寫女性中通常不被看到的普通中年女性，寫普通中年女性中我最感到親近的——福建人。

於是就有了陳記的故事。說來也巧，陳記是我在多倫多吃的第一家餐館。我第一次進去時只當它是一間非常典型的粵式餐廳，但當我坐下來後，我的耳朵裏忽然飄進了一連串的福州話。我往聲音飄來的方向看去，就看到兩三個企台在後排一邊擦着桌子，一邊用福州話窸窸窣窣地交談。她們很快擦好了桌子，分頭去服務不同的客人，我聽到她們自然地轉換了語言，說起了英語和粵語。

我忽然明白，我和她們原來是一樣的。最初我們的母語是福州話和普通話，後來我們都離開了家鄉，為了能生存下去，學會了說英語和粵語。我親身經歷過，我知道學習的過程有多困難，我知道小小的一個語言連接着多少生計所迫，連接着多少脆弱的尊嚴。可是誰會在乎這種事情呢？誰會特地問這些問題？誰會把它寫出來？

哦，我會。

轉眼半年就過去了。從提出要以福建女性移民為主角寫一篇稿子，到我在Chinatown求職四處碰壁；再到被陳記收下，開始打工生涯；再到我鼓足勇氣向所有企台同事宣布我的採訪要求；再到逐步完成對梅姐和Cindy的採訪；最後到我把稿子寫完——在這長達半年的時間裏，我其實一直都在被最初的、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所困擾：一個普通的移民女性，她的人生是否真的值得一寫？

我的兩個受訪者，梅姐和Cindy，也有同樣的疑問。她們甚至分別明確地告訴我不值得。她們都對我說，小騁啊，你有什麼問題你就問吧，但——我不覺得我的故事有什麼好寫的呀？

作為記者，我當然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但這套說辭顯然沒有說服她們，也沒有說服我自己。說到底，作為和她們一樣的普通移民女性，我的內心深處何嘗沒有同樣的懷疑？我不斷地、變着花樣地，詢問支持這個寫作計劃的幾位編輯，真的可以寫嗎？真的有意義嗎？真的有人要看嗎？真的不是我自己的自作多情？當時的我有相當深重的邊緣感和不配得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感脆弱，更需要從信任的他人那裏獲得堅定的答覆。我一直不停地問這個故事值不值得寫，其實是在問，我自己的故事值得寫嗎？我還可以用自己真正的聲音說話和寫作嗎？我還有資格追求被聽到、被看到、被理解嗎？

在我最終寫下的稿子裏，我依然追問同樣的問題。

3.

移居多倫多一年零六個月時，我的稿子發布了。幾乎在同一時間，我也滿足了在多倫多工作一年的條件，開始着手申請永久居民。

所有的申請都在一個系統裏完成。一些表格需要在線填寫，一些表格需要下載填寫，而用以驗明正身的材料更是數不勝數——照片、護照、出生證明、無犯罪證明、僱傭證明、語言證明、住址證明……由於我是連着伴侶一起申請，所有的東西基本都要準備雙份。

一切都有條不紊地推進着，直到我開始填寫那些在線的表格。那幾張表格索要的信息，在我看來相當匪夷所思：它們需要我過去十年所有出國旅行的記錄，以及過去十年所有的生活記錄——所謂生活，通常情況下就是工作或學習，在家躺平的話，也要老實寫上躺平。每一段生活，都必須寫上從何時至何時，學校或公司的名字（中英文），從事的工作或拿到的學位，所在地，居留身份。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十年的生活，不能留出一點空白——空白就意味着可疑。這些我都尚且能諒解，然而，在提出了這麼多要求之後，這個表格的不知名天才設計者專門為填寫欄設置了字數限制——不是那種象徵性的字數限制，是真的只有20個左右的字符——別說學校名字的中英文都要擠進去，單是英文名就已經超了字數。

不夠寫怎麼辦呢？貼心的提示就在上方：可以另外附上附件。於是，我不得不把所有需要填寫的信息都手動打進Word文檔，逐一填寫，再轉成PDF，再按照要求命名，上傳到系統裏。然後，按照同樣的步驟，為我的男朋友再做一遍。

我在網上搜索了這個字數限制的問題。我發現多年前早就有人已經在論壇上問過，這些年間也不斷有人發出同樣的疑問。過來者們建議他們服從系統的指示——讓你附件，你就附件，別在這上頭偷懶耍滑，出了什麼岔子苦的還是你自己。很顯然，能夠決定表格設計的加拿大人，和我們這些被表格困擾、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照做的移民，是永不交集的兩群人。加拿大人永遠都不會搜索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到後來我已經氣到發笑了——我看到表格讓我填寫我爸媽的電子郵件地址，且是必填項。第一世界，文明國家，你們可真有意思，以為全世界的爸媽都擁有並使用電子郵件，就跟你們的爸媽一樣嗎？我知道這一項是不重要的，瞎填一個也可以，但是，說到底，你們需要我爸媽的電子郵件做什麼？當我拿到PR卡的時候，你們會發一封郵件恭喜他們擁有了一個決絕出走、永不回返的女兒嗎？

我真的特別憤怒。面對這個申請永久居民的系統，面對我即將達成的最重要的目標，我第一次清晰地對這個國家感到憤怒，我第一次覺得——OK，我應該把這種憤怒也說出來。於是我開始在IG Story上用英文寫。作為一個新移民，我在來到這個國家時，就已經做好了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但這不意味着我應當承受這些毫無必要、由於官僚體系的傲慢而產生的苦惱。只不過，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個國家的媒體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報道，像這種影響所有新移民的區區小事永遠也不會得到關注。

我越來越憤怒。憤怒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脈，憤怒連接起我曾經無法感到憤怒的記憶。啊，早在我被那家提供就業服務的NGO拒絕時，我就應該憤怒了。這個所謂的移民國家，對待移民的政策真是糟糕透頂。它讓我們一股腦兒地來到這裏，但不為我們適應新生活提供任何支持；它讓我們自生自滅、各憑本事，從而完成一場殘酷的篩選：弱者在這裏活不下去，時間一到自會回到他們的亞非拉老家；只有強者才被允許留下。天真無邪的加拿大人，也使得出這樣聰明的詭計：只有在這樣孤立無援的狀態下找到工作、滿足移民條件的人，才證明了自己有資格成為加拿大人。

在找回憤怒前的漫長時間裏，我只能體會到委屈。委屈，聽說是專屬於老中的、在英文中不可翻譯的詞語之一。找工作讓我委屈，找到的工作也讓我委屈；說英文讓我覺得委屈，在寒風中排隊三小時領一個社保號也讓我覺得委屈。委屈和憤怒是不一樣的情感。在內地和香港我常覺憤怒，雖然這些憤怒往往沒有被解決，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憤怒的資格，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的主人；但加拿大是跟我毫無關係的、我自己非要踏足的國家，我理應承受代價，理應做一個乖巧順從的客人，理應了解——所有的痛苦都是源自於我自身的無能。

然而，非常奇妙的是，這場憤怒徹底改變了我跟加拿大之間的關係。當然，在這之前我已經攢下了不少還不錯的回憶，但或許，正是我一邊申請PR、一邊用英文洋洋灑灑地批評申請系統，而不為此感到絲毫羞慚的那天——我和加拿大之間的關係，從此變得正常了。我需要這個國家給予我庇廕，但我並不虧欠它任何。反倒是它，宣稱自由、民主、平等，才應當為自己對待新移民的傲慢和自大感到羞慚，要感到羞慚的不是我。天哪，好健康、好坦然，這是屬於公民的憤怒！這種憤怒反倒擊碎了一些橫亙在我和這個國家之間的圍牆，我感到全新的情感涌了進來。

在這個國家，我有我想要得到的東西。我想要的不是永久居民。我想要的是一種公民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種人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在北京和香港已經逐漸褪色，正因如此我才來到這裏，正因如此，我才絕對不能放棄對生活的追求。我想要回到十年前，回到我剛剛移居香港，就可以擠在遊行隊伍裏大喊「我要真普選」的時候；但我知道時光不會倒流，我只能在自己身上克服當下，以及未來數十年或許都會相當艱難的時代。無論在地球的哪個角落生活，我都想要介入社會，關心議程，永遠將目光放在具體的人身上，為她們，也為我自己發出聲音。走出去的人，應當發出聲音。

至於發出的聲音是中文還是英文——天哪，這對於剛來到加拿大的我來說簡直是最嚴重的問題，但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了。英文寫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不是為了寫英文而寫英文的，我是為了我在乎的事情能夠被更多人看到、了解到，我才要寫英文。融入英文世界本身對我而言毫無意義，只在能為我關心的人群和議題發聲時才值得追求。在來到加拿大之前，我已經寫完了我感興趣且被允許寫的幾乎所有選題，任何稍有意義的路徑都在近處有着人盡皆知的死角；而我在加拿大發現了一整片全新的、廣闊的、沒有邊際的領域。就憑這一點，我也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果你也是和我面臨着相似處境的寫作者，請你相信，語言是可以練習的，聯結是可以再創造的，機會是可以探索的。這些都不要緊。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真正想寫的議題，真正關心的人和事，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生命會為你找到出口。你不需要盯着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你要做的就是繼續往下走，那些問題就會在下一個春天到來時自我消解，在你知曉之前。